张文彬

列宁的监督思想是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监督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监督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对我国的监督制度建设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过去在列宁监督思想的研究中，更多聚焦于苏维埃政权执政时期监督思想的内容考察，关于早期监督思想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主要基于解决什么问题的探究相对薄弱。《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是体现列宁早期监督思想的重要代表作品，对这篇文章进行解读可以全景化地理解列宁监督思想的缘起和演变。

列宁于1917年9月底到10月1日写下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篇文章，针对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对布尔什维克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的疑问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纲领和政策，论证了只有采取社会主义的途径才能最终拯救俄国濒于崩溃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其中关于通过计算与监督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可被视为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萌芽和起源。

一、《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成文背景

列宁写作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对文章写作背景的了解，有助于掌握列宁分析俄国现实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革命党派在俄国政权建设方向上出现严重分歧

二月革命后，俄国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这一临时政府中，有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有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为代表的民主派政党，还有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政党。立宪民主党在临时政府中处于主导地位，主张俄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社会革命党由民粹派组成，受部分农奴支持，具备一定的民众基础，在苏维埃中占据多数，主张苏维埃并入临时政府。孟什维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派别之一，在苏维埃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样支持苏维埃并入临时政府，由资产阶级领导和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同属一党但政见不同，是俄国革命中的激进派，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俄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前夕，参加二月革命的多数党派支持临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夺取全部政权持反对态度，认为布尔什维克没有勇气夺取政权，即使夺取了政权也无法保持政权。列宁需要清晰地表明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立场，并通过对其他党派的理由一一驳斥，阐明只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才能保证工农群众享有革命的果实[1](P89－92)。

(二)临时政府无法解决俄国面临的经济社会危机

虽然沙皇统治在多方反对势力的联合作用下被推翻，但临时政府无法应对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饥荒、经济失调、崩溃和创伤。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仍然处于动荡之中，民众对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的要求没有兑现，产业工人和农民的生存环境依旧恶劣。尤其是在争取和平和解决粮食危机方面，临时政府继续陷入 “一战”泥潭，城市中的粮食短缺问题也因为战争而进一步加剧。列宁主张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他指出，资产阶级是战争的直接受益者，他们选择将战争进行到底是因为可以通过战争获取暴利。临时政府也不会为了农民的利益进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已经成为革命的阻力。列宁强调，只有采取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才能够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的结束战争、平分土地、消除饥荒的现实诉求。

(三)俄国缺乏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文化条件

临时政府虽然通过颁布法令给予民众一定的集会、结社、罢工等政治自由，但没有改变沙皇专制时期旧的行政制度，仍然保留了贵族的特权。不彻底性还体现在一方面承认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又对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采取镇压措施。这为布尔什维克获得群众支持、壮大自身力量创造了机会。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国民众的文化水平仍然十分落后，有7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2]。列宁曾在 《论工业法庭》中专门论述过沙皇俄国时期工人的识字情况，指出“任何学校和任何书本都不会而且也不可能给工人提供法律知识，因为在受资本压迫的千百万劳动人民中间，只有为数极少的工人能够看懂这些书”[3](P242)。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的低下，影响了他们有效参与国家管理的水平，这成为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提出工人阶级需要通过与资产阶级共同劳动积累管理经验的文化基础。虽然不能在短期内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但是俄国的工人阶级既受资本主义之苦，又受农奴制残余势力之苦，生活普遍贫困，经过1905年革命和二月革命的洗礼，工人阶级的组织性、觉悟性迅速增长，已经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依靠的关键力量。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国家政权后不但可以克服临时政府的软弱，战胜危机，而且这一工人阶级领导的非资本主义政权还会在未来管理国家方面展现出特有的优势，实现真正的民主。

二、《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体现的主要监督思想

列宁在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中，既批判了临时政府无法兑现改善民众生活、提供自由和民主空间等许诺的虚伪性，也讲到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由工农群众实施监督并克服经济社会危机的具体方案，为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政权后建设社会主义做了充分的铺垫。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可以通过无产阶级的民主管理方式解决俄国面临的实际难题。他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的政权建设问题，每个方面都渗透着列宁早期对监督问题的思考。

(一)明确了监督权归无产阶级

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了监督权的归属，而监督权的归属则决定了监督的实际效用。列宁指出，虽然资本主义也有监督，但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为保持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维系资本主义生存而建立的。因此，面对危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监督机构 “把任何切实认真的步骤都搁置起来……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也不能做”[4](P185)，因为 “让这个国家去同资本家的掠夺行为作斗争，就等于把狗鱼投到河里①列宁全集 (第30卷)中对该典故做了注释：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 《狗鱼》。狗鱼因危害鱼类而受到审判，糊涂法官听从了与狗鱼狼狈为奸的检察官狐狸的建议，判决把狗鱼投到河里淹死。”[5](P219)。寄希望于临时政府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和平、土地、面包问题就等于触动了资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即使他们向民众做出了会去解决危机的许诺，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因此，列宁提出必须坚决彻底地实行由工人和农民掌握监督权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这是 “工人国家”式监督效用发挥的前提条件。“当国家被消耗殆尽时，只有通过认真地、勇敢地、普遍地把管理工作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才能激发群众史无前例的革命热情，增加人民同灾难斗争的力量。”[4](P308)列宁对监督权阶级属性的强调，说明他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为根基进行俄国民主制度设计的。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监督区别于资本主义监督的最突出的表现。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一直把无产阶级掌握监督权作为政权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主张人民监督权至上的原则。

列宁同时强调，监督权的行使还必须结合俄国将要面临的实际问题。马克思在对巴黎公社的描述和评论中，也曾提到过劳动解放后所有人都将转变为劳动者的思想。但转变如何实现?列宁指出，“监督权的转移不在于直接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及其可能有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用征收公正的捐税的办法来代替没收，并排除一切逃避公开账目、隐瞒真相、回避法律的可能性”[4](P301)。列宁并没有直接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理论，没有将监督权归无产阶级简单地等同于 “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6](P13)，而是对照二月革命后俄国旧生产方式依然存在的现实情况，通过工人参与管理和对资产阶级实施监督的迂回方式实现劳动者的代行管理。这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务实性方案是列宁结合马克思、恩格斯权力监督理论在苏维埃俄国继承性的实践探索。

(二)创新了工人监督、逐步过渡的监督理念

如何实现人民的有效监督?列宁主张在非常时期通过工人监督资产阶级的方式实现政权的和平过渡。他强调新政权应当由 “有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但也指出管理部门中既包括 “一切劳动者、一切贫民”[4](P307)，也需要保留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从业人员。他充分考虑到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现实，认为使资产阶级政府从业者在工人监督的条件下继续 “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和熟悉的工作……保留较高的报酬，再逐渐实现报酬的完全平等”[4](P304)，这种工人监督、逐步过渡的方式无论是在技术上 (由于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给我们做好了准备工作)还是在政治上 (在苏维埃进行监督的条件下)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4](P300－301)。

从客观情况来看，俄国国内饥荒、经济失调、战争破坏等困难，仅靠没收资本家财产、废除资产阶级遗留的机关部门和金融机构不但无法解决，还会引起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震动。列宁主张务实温和的发展[7]，在保证现有经济机构正常运作的前提下，通过监督方式改变资产阶级的劳动目的，纠正他们的不良行为，既可以稳定局势、改善民众生活，又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和成本尽快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从主观情况来看，尽管民众，尤其是工人和士兵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热情都很高，但他们的管理能力同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需要不相适应，必须在与资产阶级共同劳动的过程中慢慢积累。因此列宁指出，“‘赶走’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应当在赶走恶劣的不可救药的 ‘反抗分子’以后，要他们重新为国家服务。”[4](P303)工人可以通过在国家管理机构中与原来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学习管理国家的经验，积累向完全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基础；过去在资产阶级政权中的从业人员也可以在工人和士兵的思想感化和模范带头作用下，改造为无产阶级劳动者，实现由监督到改造的和平过渡。

在布尔什维克尚未掌握政权时，列宁就考虑到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资产阶级实施有效监督而不是直接消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监督思想的创新与开拓。可以说它既是对革命前夕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关于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国家政权错误指责的驳斥，也是为革命胜利后从资本主义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过渡的充分铺垫。一个政权的好坏，既要以能否从人民利益出发、回应公众诉求、推动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衡量，也要看它是否有能力、有方法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解决棘手问题、实现民众政治诉求，并且不偏离既有的政治轨道。

(三)设计了确保国家机构有效运转的过渡性监督方案

列宁给出的过渡性监督方案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 “国家机构”直接拿来，使银行、辛迪加等部门的大批职工 “国家化”，取消商业秘密，对社会生产和分配实行精确的计算和监督，实现资源的公平合理使用。在应对可能由此带来的不公开账目、隐瞒真相、回避法律的可能性等问题上，列宁将 “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视为保证计算和监督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最强有力手段。这种由国家集中管理和统一调配资源的制度是在饱受战争影响的国家里防止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所采取的非常措施，也是 “震慑”资本家，帮助他们自觉形成劳动意识、接受社会主义监督和管理的有效过渡。此外列宁还指出，吸收劳动者、吸引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是保证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的必要条件。由于文化的落后，无产阶级不能立即承担起直接管理国家的任务，但不代表不能开始走向社会主义。使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参与国家管理工作、成为国家的主人，可以保证他们享受资产阶级民主无法带来的真正实惠，激发群众史无前例的革命热情，使人民同灾难斗争的力量增加无数倍，有利于把俄国从崩溃和危机中拯救出来，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积累管理经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完全过渡。与临时政府的民主方案相比，这种革命的民主制是解决社会经济危机、克服分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根本途径，也是列宁基于革命现实和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差距提出的可行性方案。

由此可见，列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监督方案并不是取得政权后才产生的，而是在论证俄国首先胜利之可能、与错误思潮做斗争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8]。虽然早期监督思想主要从解决政治危机的视角出发，但已经涉及 “为了谁、依靠谁”等马克思主义民主的核心问题。对资产阶级实施有效监督、吸收劳动者参加管理等思想的形成，辩证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灵活性，成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和启示。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一思想在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权”和 “以人民为中心”的成熟的制度建设工作中得到进一步的落实。

三、列宁早期监督思想的历史意义

列宁的监督思想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点。监督思想的形成和完善是在俄共执掌政权之后，主要针对国家行政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但十月革命之前，在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论战中，列宁充分地论证了布尔什维克保持国家政权的优势，形成了通过监督而非消灭的方式完成管理权由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平稳过渡的理念，为执政后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党内监督制度的有效落实提供了思想来源。

(一)论证了监督是保证无产阶级政权有效运转的合理方案

在苏维埃政权之前，除了巴黎公社的尝试之外，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政权，所以在此之前的偏见是 “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4](P306－307)。如1917年6月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000多名代表中，坚持 “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立场的只限于100多名布尔什维克[1](P92)，说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仍寄希望于临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 “激进”革命方针能否夺取并保持政权心存疑虑。然而经过1917年7月科尔尼洛夫叛乱①1917年9月，俄罗斯的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推翻在当年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平息了这场叛乱。事件，布尔什维克在士兵阶层中获得了更多支持，展现出工人和农民联合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了列宁对布尔什维克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新生政权的信心。于是在同年9月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中，列宁论证道：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不但可以结束俄国的混乱局势，而且可以在夺取政权之后通过把管理工作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改造，使它有效 “运转起来”。这些写于十月革命之前的话语，是对反对党派的驳斥，又是用充分、科学的政权建设思路将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方案具体化，在理论层面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为革命胜利后通过监督巩固苏维埃政权作了制度性的铺垫。

无产阶级政权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向无产阶级政权系统的、逐步的过渡方案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的，既需要有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政治勇气，也需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和策略。列宁在论证无产阶级政权的不可替代性时将无产者管理国家与利用资本主义相结合，提出监督是保证无产阶级政权有效运转的合理方案。这是灵活策略与坚持原则的有机统一，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法论依据。

(二)认识到防止官僚主义滋生是政权建设的重要方向

列宁在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篇文章中，驳斥 《新生活报》提出的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政权的第一和第二条理由无产阶级 “脱离国内其他阶级”和 “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时指出，所谓的 “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只是立宪民主党和官僚主义的代言人，布尔什维克得到的是多数人民的拥护；驳斥其第三和第四条理由无产阶级 “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和“不能使这个机构运转起来”时指出，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可以确保成员不是经过官僚主义的手续而是按照人民的意志选举产生，并且可以撤换[4](P297)。列宁指出了官僚主义弊病的关键问题是脱离群众。布尔什维克是从觉悟的工人和士兵中走出来的，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通过监督国家机构中的从业人员，实现 “新社会里不再有 ‘工人’，但人人都是工作者”[4](P303)的根本目的。此时的布尔什维克虽然还未掌权，但在政权建设的理念上已经认识到政权来源于人民就应当为人民服务，要使管理者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才能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十月革命胜利后，防止官僚主义滋生、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变得更加重要。受国内战争的影响，新生政权建立之后不久就被迫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应对危机，俄共 (布)对人事干部任免、战略物资储备和分配等实行集中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党内滋生官僚主义作风的风险。列宁指出，“如果拿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我们必然要问：是谁在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对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9](P288)。可见，此时的列宁已经意识到官僚主义不但是资本主义的弊病，即使在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也会犯官僚主义错误、沾染上它本应与之斗争的一些缺陷。因此列宁提出，工作重心转变为和平建设后仍然需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要将它视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工作。在实践层面，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 “防止公仆变主人”的思想，强调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培养党员干部的公仆意识，构建起防止官僚主义滋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要求党的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剔除 “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10](P560)。此时监督的目的也已经从使工农群众更快地掌握管理国家的技能转变为改善国家机关风气、克服脱离群众的风险、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性质层面。1920年，列宁对工农检察院进行了改组，进一步强化群众监督的作用，提高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效能，对防止官僚主义在国家机关中蔓延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马克思、恩格斯将官僚腐败视为剥削制度的产物，在肯定巴黎公社的伟大成就时指出，公社通过普选和罢免等人民监督国家权力的方式有效杜绝了官僚主义的滋生。列宁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对官僚腐败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把防止官僚主义滋生上升为社会主义政权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并在实践层面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监督理念具体化，建立起反对官僚主义的科学的监督体系，体现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把握和灵活运用。

(三)拓展了人民监督的方式和路径

列宁在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中曾指出，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条件下，完全取消资产阶级的影响是做不到的，但可以 “让经济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等等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之下来拟订计划、检查计划，寻求通过集中化来节省劳动的办法，探索最简单的、最便宜的、最方便的和最全面的监督方式和方法”[4](P311)。列宁反对形式上的民主，指出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热衷于玩弄那套更换阁员的把戏”[4](P159)，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政权始终是对富人的天堂、对被剥削者和穷人的陷阱。列宁将赋予人民真正的选举权和监督权视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保障，将人民监督视为解决新生政权面临的实际问题之需要，但也同时表达了人民监督是区别于剥削制度的虚伪民主的主要特征。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权力监督理论在苏维埃俄国继承性的实践探索。此外，列宁还通过一系列贴近群众、了解民众基本诉求的做法，让原本带有隐蔽性特征的腐败行为没有藏身之处。如执政后，列宁创造了群众来访日制度，注重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主张使工会成为落实苏维埃政权政策的重要载体，推进政务公开，严格落实工资标准，杜绝特权现象等。这些立体化的人民监督措施体现了从政权根基的最深层发掘力量的基本特征，直至今天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和传承意义。

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建设的现实启示

任何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确立更是经历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革命和与非马克思主义党派团体的激烈博弈。列宁曾经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任务是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民主千百倍的政治制度。这是获得民众支持和认同、巩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和命脉。

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初期，面对其他党派的敌视和反对，列宁清楚地认识到，形成适应俄国国情的民主监督机制才能解决临时政府权威尽失、无政府主义泛滥、底层民众政治诉求高涨的危机局面。他并不畏惧无产阶级缺乏管理经验的实际难题，提出工人参与监督管理、对资本家实施劳动改造的新型民主监督机制。遗憾的是，列宁去世后苏联没有继续贯彻列宁的思想遗产，在处理执政党和苏维埃之间的关系方面打破了必要的制度约束。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序幕，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世界性、历史性难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怎样保证人民意志?在抵御腐败方面怎样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对西方多元政治思潮的冲击，党的领导如何加强?群众立场如何坚守?初心使命如何牢记?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仍然离不开社会主义监督制度的持续推进。在顶层设计、防范风险、巩固群众主体地位等方面，列宁的理论构想和实践探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建设具有价值引导和实践借鉴的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结合实践推进社会主义监督的制度创新

列宁根据俄国的具体国情，适时推进革命和建设的整体思路。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提出了通过工人监督的方法，开拓无产阶级参与国家管理的渠道，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取得政权后，无产阶级变为国家的主人，列宁强调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建设也要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克服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作风，实施有效监督，巩固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对此，列宁分别从健全党内监督、人民监督、法律监督等层面入手，成立了专门的监督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了工农检察院，完善了社会主义的监督制度。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改进和深化监督方式和监督理念是列宁留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遗产和宝贵财富。

如果说列宁时期的监督是打破俄国战争连绵、秩序混乱、民众衣食无着的状态，引导无产阶级提升管理国家的技巧和能力，实现从无到有的制度性突破，那么中国新时代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就是扎根于当代中国实际，巩固无产阶级执政地位，提高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水平的长期性、规范性的制度深化。习近平指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1]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开展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斗争，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基层民主监督等形式贯通起来，形成了全面覆盖的立体监督体系：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并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使监察制度改革有法可依；针对重点和关键领域的腐败问题，中央纪委与国家监委派出纪检监察组合署办公，推动了监察体制的改革创新。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是在深刻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监督思想精髓基础上，针对无产阶级长期执政时期如何保证党员干部的公仆意识和责任意识问题，在价值取向、顶层设计、组织原则、保障机制等层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型发展。

(二)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近百年的政治实践比较中，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巨大优势充分显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克服官僚主义是必须高度重视的民主话题。

十月革命前夕，面对布尔什维克能否单独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的质疑，列宁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俄国革命的阶段化特征，提出在确保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通过最精确的、最认真的计算和监督，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4](P297)。这是在政权建设初期无产阶级文化水平低下且缺乏管理经验时，对 “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的国家机构”中的从业者进行监督，使他们不再凌驾于人民之上，而是通过劳动与工人们一起为国家服务的制度性创新。革命胜利后，列宁认识到，克服官僚主义、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不能只是过渡方案，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民主实践措施。他指出，“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12](P185)。改组工农检察院、引导群众广泛参与政权建设、反对党内派别活动、严格执行党纪党规等都是列宁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克服官僚主义的有益探索。

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还是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之后的和平阶段，克服官僚主义的弊病都是保证政权人民性的根本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民众对党的领导和民主政治实践有了更高的期待，汲取列宁克服官僚主义的有益经验有助于深化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建设。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指出一定要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强化监督机构的权威和效能，提升领导干部的党性和修养，自觉摒弃官僚主义的作风。既要保持党员干部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先进的思想觉悟，也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与懒政怠政、贪污受贿的行为进行不懈的斗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保持清醒认知，加强权力的监督制约，防止权力的腐化变质，才能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力。

(三)有助于落实群众路线，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监督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途径。列宁指出，口头上是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政府，而行动上是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这是政权极不稳固和摇摆不定的根源[4](P159)。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政权 “拥护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集中制和计划”，是 “为了贫民、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4](P311－312)的全新政权，因此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较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显著优势，也是布尔什维克保持国家政权的核心要素。虽然列宁早期的监督思想带有过渡性质，主张在发展社会主义时不能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尤其是它遗留下来的文明成果，但无论在过渡阶段还是政权稳定阶段，列宁都强调行使监督权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剥削阶级，群众监督在防止权力滥用、提升执政水平方面始终发挥着基础性的保障作用。这就确保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先进性，确保了民主的真实性。

列宁的人民监督思想体现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基本理念，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取向和执政根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 “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工作是否成功的衡量尺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同时，人民监督成为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最具活力的一种监督。习近平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了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必须创造出更为宽松的政治参与环境，调动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拓宽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通过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保证人民监督走进权力运行的每一个角落。

五、结 语

深入了解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总结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嬗变逻辑和发展规律，才能从中汲取精华，镜鉴我国的监察漏洞，丰富实践经验，并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

通过对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的分析可以看出，列宁早期的监督思想是在批判和揭露其他党派对临时政府妥协退让的错误认知中建立起来的，是在解决经济社会危机和工农群众文化水平低下且尚无管理国家的实际经验等现实难题时、确保监督权归无产阶级的基础上，保留旧政权中的从业人员并吸收工农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对生产和消费进行计算和监督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将革命的必然性与政权建设的灵活性统一起来的有益尝试，体现了列宁对社会主义监督的初步构想。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监督是否有继续存在之必要?如果继续存在，那么监督的性质、监督的主体、监督的对象又有何变化?由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具体而复杂的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实践中，通过制度建设构建民主监督体系、防止官僚主义滋生、保证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成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列宁的未竟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了立体化的监督体系，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时代问题，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既扎根于实践，又契合和服务于不同阶段历史性使命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