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会宁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说话”，一般被认为是日本特有的一种古典文学体裁，是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逸闻趣事等类别多样的短篇文学作品的总称，类似于中国的“故事”。将多则说话按一定的分类方式收录在一起编撰而成的说话集，和中国的“民间传说故事集”、“短篇故事集”等概念相似。李铭敬指出：“说话文学偏于叙事，题材短小，其内容明显地传达出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思想尚好。”[1]自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初期迄中世镰仓(公元1185—1333年)和室町时代(公元1336—1573年)，《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十训抄》、《古今著闻集》、《沙石集》、《三国传记》等说话集层出不穷，其中以宣扬佛理的作品居多，且对汉籍旁征博引。日本学者池上洵一曾叹道：“纵观整个日本文学史，镰仓、室町历史时期简直就是为了‘说话’而存在的，中世毫无疑问是说话集编撰的黄金期”[2]。可谓兴于中世的说话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十训抄》是中世颇具代表性的说话文学作品，成书于建长四年(1252)，编者不详，全书共三卷，从序文内容可推知，全书训诫后人立身处世之道，将280则故事分别载录于“施人恩惠”、“择交而友”、“忠心正直”、“不可侮人”等十篇目之下。时下米太郎评价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是贯穿《十训抄》的思想主线[3]。编者所处于的镰仓时代,是日本经历了保元之乱(公元1156年)和平治之乱(公元1159年)之后，藤原氏等贵族失势，武士阶层逐渐掌握国家政权的时期。彼时日本人生逢乱世，祈求救赎，倡导“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佛教末法思想日渐深入人心，新的佛教教派及势力开始崛起。法然(公元1133—1212年)开创了日本净土宗，劝人念诵“南无阿弥佗佛”的名号；日本净土真宗初祖——亲鸾(公元1173—1263年)，主张“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在世间普遍信奉佛教的时代背景之下，说话集也多以宣扬佛法为主要目的。然而，《十训抄》的编者却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展开了编撰，这也成就了该作品的独特之处。关于编者，永井义宪主张，为官至“六波罗二郎左卫门入道”的地方武士——汤浅宗业所撰[4]。虽然目前尚未出现确凿的证据以证实或证伪其说，但学术界已普遍接受编者是武士阶层的一员这一观点。《十训抄》对于说话文学、汉籍传播、和汉比较文学以及中世日本儒家思想受容等研究领域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重点考察该书载录的“养老之泷”和“杀生禁断之令”，拟通过对这两则孝子故事的探源性解读和思想探析，分析日本《十训抄》对于中国孝子故事的接受情况及其文学特质。

一、 日本对于儒家孝道思想的接受

众所周知，孝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基础，亦可谓是核心内容之一。《论语·学而》篇云：“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开宗明义章载：“夫孝，德之本也。”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古代以孝治天下，历朝极力推行孝道，于朝廷、民间皆编纂了大量的孝子传记，以表彰孝子德行。以孝顺父母为主题的故事典故，又被称为孝子谭、孝养谭、孝养传、孝义传等，说法不一。《孝经》作为集中阐述儒家孝道观的经典著作，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唐玄宗还曾与之作注。与此同时，亦不得不提及它对日本的影响。七世纪后期，日本仿效隋唐制度，建立律令体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并在中央设大学寮，在地方设国学用以培养官吏。文武天皇大宝二年(公元702年)颁布的《大宝律令》规定，凡学生治一经或二经，必兼通《孝经》、《论语》[5]。由此可见，《孝经》已成为当时国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宽平三年(公元891年)，宇多天皇命藤原佐世编纂了东渐至日本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汇总了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多达1579部、共16790卷汉籍，其中便可见关于传入的《古文孝经》和郑玄注《今文孝经》的记载。以内藤湖南旧藏，现藏于杏雨书屋，据推测成书于1241年的清原教隆校点本为代表，日本流传迄今的《孝经》古抄本不在少数。

此外，中国孝子故事的传播也极为广泛。《日本灵异记》是说话文学的滥觞之作，其中已有“丁兰木母”的相关记载；镰仓初期的佛教说话集《宝物集》亦收录了丁兰、郭巨、王祥的孝子典故；日本规模最大的说话集《今昔物语集·卷九》载有46则中国孝子故事。可谓中国孝子故事为日本说话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而这些素材的传播，又应归功于《孝子传》等书的东渐。《宝物集》、《十训抄》中皆明确指出各自收录的中国孝子故事的出典为《孝子传》和《蒙求》，其中载有较多孝子典故的《孝子传》的影响最为深远。

熊明指出[6]，《孝子传》的编纂始于前汉刘向，此后徐广、王韶之、萧广济等著录的多家《孝子传》竞相面世，其书在国内大多已散佚，如今只能从《隋志》、《宋书》、《太平御览》等史书和类书对其的征引来推测其内容了。然而，这其中的两种《孝子传》——阳明本《孝子传》和船桥本《孝子传》自中国流传至日本后，竟免于散佚，被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阳明本《孝子传》为阳明文库所藏，抄写于中世，作者不明，共收录了45则孝子故事。船桥本《孝子传》为船桥家旧藏，今藏于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清家文库，天正八年(公元1580年)为日本战国时代的儒学家清原宣贤之孙清原枝贤(公元1520-1590年)抄写，同样载有45则孝子故事。这两种《孝子传》所收录的孝子故事的顺序虽完全一致，叙事情节亦大致相同，但二者在行文上仍有不少差异。根据西野贞治的观点[7]，阳明本《孝子传》成书于六朝末期，编者的文化水平与乡村学究相差不大，与阳明本《孝子传》原属于同一系统，后又经改编、修订而成。综上所述，通过大量儒家经典的东渐和中国孝子故事的传播，儒家的孝道思想对日本的浸润可谓是由来已久的了。

二、 《十训抄》中的“养老之泷”传说

《十训抄》中的“忠心正直篇”载有38则故事，其中大多为忠义之士的贞志卓行，开篇在叙述了介子推、苏武、三善清行、菅原道真等中日著名忠臣的英勇事迹之后，便将笔触转向了孝子的典故：

所谓忠孝同一，因此孝子的行为举止也可归为其中。重华侍奉愚父，伯瑜顺从怒母，董永卖身葬父，郭巨为母埋子，诸如此类的孝子不胜枚举，且已被记载在《孝子传》《蒙求》中，妇孺皆知，这里便不再赘述了。[8]239-240(笔者译)

原文以一句“忠孝同一”，实现了故事主题由“忠”到“孝”的转变，随即又列举了重华(即舜帝)侍父等典故，并指出这些孝子故事在日本流传甚广，并点出其出典为《孝子传》和《蒙求》。《蒙求》是唐代李瀚为指导儿童识字而编著的童蒙读物，在我国已失传，却仍存留于日本。正是由于中国孝子故事的传播之广泛，这四人的事迹才仅被简略化、梗概化地提及。其中舜帝是第一个被列举出来的孝子，作为“三皇五帝”之一，素有圣君之称，其贤德孝行为后人所称颂。记载舜帝孝行的文献不在少数，坪井直子指出：“《史记》、《孟子》等文献中虽然记载了舜的传记，但其着力点在于彰显其德行上，而不是孝行。”[9]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与船桥本、阳明本《孝子传》一样，《十训抄》也将舜帝的典故置于孝子故事群的开篇。

对于儒教的“孝”思想，从理论和实践内容上具体阐述的最具权威的儒家经典便是《孝经》：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吕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孝经》天子章)

木岛史雄通过分析上述《孝经》的内容指出，属于个人行为的“孝”的最理想状态被归结到“事君”、“立身”、“扬名”之上，在阐述完“爱亲”、“敬亲”之后，笔锋一转，开始论及“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这种统治者的“孝”，因此这里是把“孝”与“天下之政治”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的，“孝”恰恰被认为是构建理想国家的方法和手段[10]。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舜帝的孝子故事常常被放到说话集中孝子故事的开头，究其原因，与木岛的论述有很大的关系。根据《孝经》的内容可推知，“孝”已经不仅仅被局限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之内，同时它还是治国理政的工具之一。古人对理想国家和社会有着无限憧憬，期盼着品德高尚的圣君明主的降临，尤其是传说中构筑了理想国家的明君舜帝，其“天子之孝”最能体现“孝”与“天下政治”、“构建理想国家”的关联性，因此其孝子故事才被重视如斯。《十训抄》的编者在把舜放在首位的结构配置和编纂意识显然是受到了来自《孝子传》和《孝经》潜移默化的影响。

《十训抄》在简述了中国孝子故事之后便开始记述日本的孝子故事——“养老之泷”传说：

元正天皇时期，美浓国有一男子，生活清贫，独自服侍老父，靠上山砍柴为生。父亲嗜酒，早晚必饮，男子便常把瓢系在腰间，去酒肆乞酒。

一日，男子上山砍柴，踩到了覆盖着苔藓的石头滑倒了，此时飘来一阵酒香，觉得不可思议，四下找寻之际，看到有水从石头里流了出来，那水的颜色和酒极其相似，尝尝味道，原来是香醇的美酒。男子欢喜极了，以后每天都来这里取酒给父亲喝，直到父亲心满意足为止。

当时的天皇听说了这件事，于灵龟三年九月来此处巡视，说道：“这一定是因为孝心甚笃，感动了天神地祇，才施以加护的。”天皇深受感动，把男子封为了美浓守，把流出酒的地方命名为“养老之泷”，同年十一月改年号为“养老”。[8]240-241(笔者译)

“泷”在日语中写作“滝”，有湍急的水和瀑布等含义。“养老之泷”以孝子说话的形式被收录于《十训抄》和《古今著闻集》、《寝觉记》中，又因《十训抄》的成书年代最早，因此一般认为这则故事是首先由《十训抄》的编者独自编撰的。冈本保孝在《十训抄典故孜》一书中写道：“昔元正天皇御时云云，于《著闻集》八五、《续日本纪》卷七可见。”[11]可见，与“养老之泷”相关的记述最早可以追溯到《续日本纪》。《续日本纪》卷七记载了元正天皇时期的历史：

朕今年九月，到美浓国不破行宮，流连数日。因览当耆郡多度山美泉，自盥手面，皮肤如滑，亦洗痛处、无不除愈。在朕之躬，甚有其验。又就而饮浴之者，或白发反黑，或颓发更生，或闇目如明，自余痼疾，咸皆平愈。昔闻汉光武帝時醴泉出，饮之者，痼疾皆愈。符瑞书曰：“醴泉者美泉，可以养老，盖水之精也”，实惟美泉即合大瑞。朕虽庸虚，何违天。可大赦天下。改灵龟三年为养老元年。天下老人年八十以上、授位一阶云々。[12]34-36

灵龟三年(公元797年)，元正天皇颁布了改元诏书，相传当时美浓国多度山有泉水涌出，以此为吉兆将年号改为了“养老”。诏书中出现了《后汉书·光武纪》中载的“醴泉传说”，还引用了现已失传的《符瑞书》中“醴泉者美泉，可以养老”的记叙，以此说明改元为“养老”的原委。通过其中“美泉即合大瑞”这一表述，可见“美泉”被当作瑞兆。藤川正数主张：“这里的‘养老’指的是‘长生不老’，道教神仙色彩浓重，颇具深意。书中的‘或白发反黑，或颓发更生，或闇目如明正’正是对‘养老’之功效的具体阐述。‘养老传说’受到中国道教神仙思想的影响，刚开始是一则神仙故事，后来才转变成孝子故事。”[13]然而，藤川正数虽然指出了“养老之泷”传说转变为孝子故事的结果，但就其具体转化过程及原因并未深究。

《十训抄》“养老之泷”传说中，编者借元正天皇之口道出，正是因为主人公的至孝感动了“天神地祇”，才出现了石头里涌出酒泉的奇迹。其实，这种受到天神冥助的故事情节在孝子典故中很常见，已建构出了一种特有的孝感模式。比如说，阳明本《孝子传》和船桥本《孝子传》中所载的董永孝子故事，就引用了《孝经》“孝悌之志，通于神明”的论述。王祥“卧冰求鲤”的典故中也有“孝感天地，通于神明”的相关记载。以下，笔者试以孟仁孝子故事为例进行详细分析：

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事母至孝。母好食笋，仁常恳採供之。冬月筍未抽，仁执竹而泣。精灵有感，笋为之生，乃足供母。可謂孝动神灵感斯瑞也。(阳明本《孝子传》)

孟仁者江夏人也，事母至孝。母好食笋，仁常勤供养。冬月无笋，仁至竹园，执竹泣而精诚有感，笋为之生，仁採供之也。(船桥本《孝子传》)[14]148

将孟仁孝子故事与“养老之泷”传说进行对比，不难看出有以下类似之处：一是孝子均去寻求父(母)喜好之物；二是发生了不可思议之事；三是强调借助了神灵的力量。由此可见，“养老之泷”传说和孟仁孝子谭可谓有着极为类似的故事框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孝感模式。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推测《十训抄》中所载“养老之泷”孝子说话，是在编者对与《孝子传》中所记载的孝感模式早已烂熟于心的基础之上而进行的编撰。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阳明本《孝子传》中的“孝动神灵感斯瑞也”这一语句。《续日本纪》云，“美泉即合大瑞”，认为美浓国的美泉是瑞兆，这与上述阳明本《孝子传》中“孝动神灵感斯瑞”的阐述，在“吉瑞之兆”上面统一了起来。早在平安初期便已传入日本的《说文解字》中，将《续日本纪》中出现的“醴泉”的“醴”字解释为“酒”，因此不难推测，《十训抄》的编者通过“醴泉”与“酒”的关联性，将其置换到孝子为父亲寻求的酒上去，对这则神仙故事进行了二次加工，最终形成了这则“养老之泷”孝子故事。

三、 《十训抄》中的“杀生禁断之令”传说

“养老之泷”传说之后，《十训抄》载：

白河院时期，杀生禁断之令颁布，严苛至极。一僧侣为了体弱多病的母亲，冒着被世人谴责和触犯法律的危险也要去捕鱼。事情败露之后，僧人被抓去白河院面前问罪，白河院问其为何要以法师之身触犯杀生之罪。僧人真诚恳切地解释道：老母亲身体虚弱，除了鱼之外的食物均难以下咽，只要母亲可以好好进食，无论自己被处以何种处罚都心甘情愿。白河院被僧人的孝心所打动，不但没有治罪，还赐给他很多财物。

侍奉父母之道，详见于《孝经》，全书共二十二章，终章名为“丧亲章”，为丧礼仪式之注。圣教云：“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为往生之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之始也，恩德最高，不过父母。人上尽忠贞之诚，下持怜悯之思，与父母亲族常存孝行之心，不与友争，不轻贱他人，不乱仁义礼智信之五常。[8]241-245(笔者译)

众所周知，佛教有五戒和十戒之规定，且尤其重视不杀生戒，即杀生禁断。《长阿含经》卷三载有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不饮酒”。关于十戒，由于各宗派所依据的经典不同而说法不一。天台净土教十分重视《梵网经》“十戒”之说，即“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酤酒”、“不说过”、“不自赞毁他”、“不悭”、“不嗔”、“不谤三宝”。《梵网经》等佛教戒律相关经典早在奈良时代便传入日本，自古以来，八幡宫等举办的放生会作为日本神道、佛教的节日习俗之一，十分常见，不杀生的思想在日本得以以多种形式展开。西村玲指出，在建设律令制国家的过程当中，以不杀生戒为理论依据，杀生禁断和放生之令屡被颁布实行[15]。《圣德太子伝暦》云：太子七岁时，阅读了从百济传来的经论，由此开始推行六斋日，规定在这几日禁止杀生[16]。据《续日本纪》记载：天平宝字二年(公元758年)，因皇太后贵体欠安，日本推行了禁止杀生、猎杀猪鹿等动物的法令[12]256-258。然而真正将佛教杀生禁断思想推广至民间的是支配中世社会民间信仰的净土教。犯下杀生之罪让民众联想起堕地狱的恐怖，杀生禁断思想渗透到民间，中世说话文学中亦出现了形式多样的杀生故事。

中世及之前的说话集中收录的杀生故事，有为求来世福报而提倡积德行善、禁止杀生的故事；也有虽犯了杀生之戒却因诵念赞颂《法华经》、《华严经》，建造寺院、佛像而积下功德，得以往生的故事。大多数的杀生故事虽都与佛教弘法有关，但其中也不乏僧侣杀生的例子。《今昔物语集·卷十三·三十七话》[17]、《大日本国法華経験記·卷中·七十六话》[18]中均载有香隆寺的僧人生前杀生，食鸟兽鱼类，却因常常诵《法华经》，临终时得以往生之事。石黑吉次郎将杀生故事分成以下八类[19]：一是以杀生为机缘往生；二是因杀生而遭遇不幸；三是因杀生而下地狱；四是因杀生下地狱后重生；五是自发地中止杀生；六是阻止杀生；七是诫杀生、放生；八是特例允许杀生。按照石黑吉次郎的分类法，《十训抄》中“白河院杀生禁断之令”的故事应该属于“特例允许杀生型”，故事侧重的主题也从“杀生之戒”转为了“孝”。

《私聚百因缘集·卷六·第四话》[20](公元1257年)记载，释迦的弟子新学比丘为了母亲而捕鱼，释迦念其一片孝心难能可贵，未加以斥责。它与白河院杀生禁断之令的故事有着极为相似的构成要素，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尚不明了，有待日后进一步研究。虎关师炼编纂的《元亨释书》收录了大量的僧传。从其中的高僧传记中可以看到，僧侣的母亲出场时，和僧人之间有着强烈的精神上的联系。大隅和雄认为，平安后期的高僧传和说话中高僧母亲的出场极为频繁，突出记述母亲是日本僧传、说话的特征之一，母亲又被认为是修行僧的守护神，在民间受到尊崇[21]。

《十训抄》中的“杀生禁断之令”传说未见于除《古今著闻集》和《寝觉记》之外的说话集，而《古今著闻集》和《寝觉记》成书年代皆晚于《十训抄》，其中有大量直接引用《十训抄》的说话，两书均与《十训抄》有着明显的书承关系，被认为是在其影响之下成书的。因此笔者推断，这则杀生禁断之令的故事也可以认为是《十训抄》的独创说话，它既是一则杀生故事又是一则孝子故事，主题也从“杀生禁断”实现了向“孝”的转换。即使身为僧人，宁愿犯下杀生之戒也要尽孝，强调了孝的无条件性。杀生之举被发现后，由于孝心甚笃不仅被宽恕，还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白河院的嘉奖，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中世日本人的观念里，“孝”重于“戒”。高僧传记中母亲的重要作用，也让这则故事中僧人为母而非父行杀生之举变得顺理成章。

此外，“杀生禁断”故事之后，编者的论述可谓是点睛之笔。丧礼仪式、略有变动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语均出自《孝经》。《观无量寿经》中将去往西方极乐净土的方法归纳为三种行为，其中“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属第一种行为。《孝经》和《观无量寿经》被同时提及，儒家和佛教毫无违和感地融合于此，共同阐述“孝”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中世日本对于“孝”思想的接受是在儒佛一体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经由中国传入日本。佛教初传入中国，为了获得民众的认同，消除传播过程中的阻力，采取了与儒家学说相融合的策略，大力弘扬儒家提倡的孝道，唐晚期已经出现了极负盛名的宣扬孝道的伪经——《父母恩重经》。儒家、佛教同说“孝”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有所体现，中世日本儒佛融合的孝道观显然是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深远影响。

四、 结 语

以《孝经》为代表的阐述孝思想的儒家经典早在8世纪初便已传入日本。阳明本《孝子传》及船桥本《孝子传》也在日本奇迹般地留存了下来，对日本中世说话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训抄》载录日本孝子故事的背后，不难看出有中国孝子故事的影子。从将舜帝的典故置于开篇的构思，且编者笔下的一句“妇孺皆知”，皆可见中国孝子故事对中世日本人的影响之深远。中世日本人虽在此基础上开始编撰本国的“养老之泷”孝子故事，试图“和化”，然而，无论是对于《孝子传》中随处可见的孝感模式的借鉴，还是《说文解字》中“醴泉”与“酒泉”的关联的妙用，日本说话文学依旧未能完全摆脱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杀生禁断之令”传说，兼具杀生故事和孝子故事的双重性质，体现了《十训抄》所载孝子故事的层次之丰富，蕴意之深刻。随着佛教末法思想的传播，在普遍信奉佛教的中世日本人之间，“不杀生”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然而，故事却将人物设定为为母杀生的僧侣，僧人最后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肯定与褒奖。由此可见，中世日本社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孝”凌驾于“戒”之上的思想观念。故事的最后，编者同时引用《孝经》和《观无量寿经》进一步强调为父母尽孝的必要性，这说明中世日本接受孝思想同时含有儒家和佛教的因素，儒佛融合的特征不言而喻，而这种孝道观显然也是在中国“儒佛同说孝”的影响之下形成的。通过对这两则孝子故事的探源性解读和思想探析可知，无论是从相似的故事情节构成，还是从“孝”与“戒”的较量，亦或是从对于儒家、佛教经典的同时引用来看，《十训抄》中孝子故事的编撰受到《孝经》等中国儒家经典著作、《孝子传》和佛教经典的影响之大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于润物细无声处的浸润使得中世日本人深得中国“孝”文化之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