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胡琴文化的形成，依托于胡、汉双方文化的交汇与融合。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始终作为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推动着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查阅与梳理，以及相关考古实物的观察与分析，揭示胡琴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   胡琴 文化 交汇 融合

胡琴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笔者运用文化学、语言学、文献学、考古学、乐器学和民族音乐学等综合研究方法，对我国胡琴文化的形成过程进行较为翔实的学术考察。经研究，笔者认为：胡琴文化的形成，是胡、汉双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结果，其根源可追溯至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胡、汉双方实现广泛而深刻的交汇与融合，是胡琴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唐代文学作品和纪实性文献中关于胡琴的记载，可视为胡琴文化初步形成的标志。

一、胡琴文化的根源探寻

西汉建立，天下纷争的战乱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缓和。统治者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倡导以农为本、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在文化方面，黄老学说成为主流，崇尚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在此背景之下，因战乱而遭到破坏的经济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社会秩序也基本稳定。

时至汉武帝统治时期，一改此前“无为而治”的状态，采取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政治上颁布推恩令，实施“酎金夺爵”，创立刺史，打击地方豪强，大力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打击富商大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促进农业生产;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巩固君主集权。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一系列举措，成为汉武帝统治时期开疆拓土、抗击匈奴、打通西域等创举的有力支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间丝绸之路的开通，对胡、汉文化之间的交汇与融合，中华文化的历史走向，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构成，具有重大意义。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在两汉时期得以奠定，其正式开通可追溯至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大月氏，虽未能实现与大月氏结盟以抗击匈奴的政治和军事目的，但了解了西域地区大宛、于阗、樓蘭、姑師、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條枝、大夏等诸国的政治制度、生产经济状况、历史文化背景及地理风俗特征等，并向汉武帝做了汇报，迈出了胡、汉文化，乃至东、西文化之间交流与碰撞的关键性一步。

与此同时，汉武帝对于匈奴不再奉行“和亲”政策，而是展开反击战争，在充足后勤补给的保障之下，以卫青、霍去病等杰出将领为代表的汉军，在正面战场上对匈奴作战取得节节胜利，打通了河西通道，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畅行无阻。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胡、汉双方的交流，并且为汉王朝西行结盟的策略提出新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汉武帝再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前119—前115）。张骞及副使出使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於窴、扜冞以及附近的其他国家，并且陆续引领乌孙、大夏等国的使者访问汉朝，正式开启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相互交流的历史，实现汉王朝与西北方各个国家之间的互通往来。自此，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逐渐确立，这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国与亚欧各国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要道。

丝绸之路的开通，为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胡部的乐曲、舞蹈、乐器等陆续传入中原，成为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杨雄所撰的《方言箋疏》中最早出现关于“羌胡乐器”的记载，笔者曾对此进行细致的分析，发现此处记载的“羌胡乐器”，指的是我国古代西方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乐器。晋朝崔豹所撰《古今注·音乐》中，在记述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情况时，使用“胡乐”这一称谓，这是该称谓最早见于正史文献。胡琴为胡人的乐器，属于羌胡乐器，更属于胡乐。因此，笔者推断，胡琴文化的根源可追溯至汉代。

二、胡琴文化的历史依托

1.三国时期的胡汉交融。东汉末年，王朝内部统治腐朽，政治黑暗，致使此前由逐步恢复、平稳发展直至实现繁荣的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加之连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在此背景之下，接连爆发黄巾起义，董卓之乱，李傕、郭汜之乱等。东汉政权由此名存实亡，割据形势尤为严重。历经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角逐，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时期，不仅三国之间纷争不断，且各国因政治、军事等因素，皆与周边民族存在主动或被动的往来，如蜀汉与南中、孙吴与山越等，促使胡、汉双方的文化特质不断相互包容、相互吸纳、相互借鉴。

2.两晋时期的胡汉交融。西晋灭吴之后，仅实现了极为短暂的统一，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政治黑暗、矛盾频发、奢靡腐朽，从而引发“八王之乱”“五胡内迁”“永嘉之乱”等，经济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社会动荡不安。西、北边境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胡部各族陆续迁入内地，中原地区人民不断南迁，我国古代第一次人口大迁徙的高潮被迫形成。直至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与胡部民族反晋运动相互交织。在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双重矛盾高度激化的背景之下，西晋灭亡。其后，流亡江南的司马氏皇族偏安东南，在门阀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政权南移、人口南迁，虽是时局动荡所致，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使得中原地区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和延续，并进一步与多种文化相互吸纳，在深度和廣度上皆实现了更具影响力的传承与传播。

与此同时，胡、汉之间的文化碰撞与交融，也随着战乱纷争、政权更迭、人口迁徙等客观因素而愈发深化。自西晋末年起，中原地区的汉族及内迁的少数民族在我国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先后建立20多个割据政权，长期与东南地区的东晋对峙，其中十六国有国史传世，对当世乃至后世影响深远。经细致梳理，“十六国” 相关信息具体如下。

通过下表，我们不难发现：其一，两晋时期，部分胡部民族在此前汉族长期统治的地区建立政权，汉族也在有胡部民族聚居的地区建立政权;其二，汉族与胡部各族此间所建立的割据政权，主要存在于我国北方地区;其三，上述多个政权建都于丝绸之路沿途重镇，如长安、苑川、乐都、姑臧、张掖、酒泉、敦煌等。

由此可见，我国胡部与汉部之间相互碰撞、相互交汇乃至相互融合，在两晋时期实现进一步深化。首先，由于胡部各族内迁，以及中原地区人民南迁，形成汉族与胡部各族杂居的局面，使得我国民族与人口分布状况，乃至人种构成，鲜明地显示出复杂性、流变性与融合性特征。其次，汉族和胡部各族先后建立多个政权，在其自身所统治的地理范围内，已产生制度化、体系化的政治影响。再次，胡、汉各族诸如生产技术、风俗习惯、民族语言、歌舞器乐等文化，随着战乱与人口迁徙，甚至借助丝绸之路，不断相互吸纳、相互借鉴，并继续传播和流变，将辐射范围逐步扩大。最后，无论出于主动或被动，胡、汉各族始终保持频繁而密切的交流往来。

3.南北朝时期的胡汉交融。三国、两晋时期所呈现出的“分裂割据、南北对峙、政权更迭、民族融合”趋势，延续至南北朝时期，胡、汉双方交汇与融合的深度和广度更进一步扩大。同时，南朝、北朝因地缘差异，其文化交融的成分、方式及趋势等皆有所不同。

南朝，延续自东晋，期间出现的宋、齐、梁、陈四个政权皆为汉族政权，客观上为汉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和流传提供了必要条件，使其在胡部内迁的强烈冲击之下免于失传。

北朝，我国北方地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个政权的合称，北有柔然牵制，南有南朝并立，上承五胡十六国，下启隋唐。在其存在的195年间，广泛而深刻地展现出胡、汉双方交汇与融合的历史过程。胡部鲜卑族拓跋氏所缔造的北魏政权，使我国北方地区历经百余年的分裂之后复归统一。北魏统治期间，冯太后、孝文帝等进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加速了胡、汉双方的交融。尤其是孝文帝所推行的改革措施，皆以“汉化”为中心，如迁都中原、禁胡服而改穿汉服、断北语而改说汉语、胡姓改为汉姓、提倡鲜卑族与汉族通婚、鲜卑旧制一概废除而改用汉族政治制度、尊孔崇儒等。然而，北朝其他政权的统治集团也多由胡部鲜卑族或经过“胡化”的汉族构成，故胡、汉双方的交融绝非单一的“汉化”过程，如东魏、北齐政权的统治者“六镇鲜卑贵族”，提倡使用鲜卑语，恢复部分鲜卑旧俗;此外，自五胡十六国时期传入中原的胡部文化，延续至北朝，逐渐渗透到汉文化当中。北朝时期，胡、汉双方在黄河流域实现深度融合，为隋唐时期多民族音乐文化“融汇式”状态的呈现奠定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段战争频发、分裂割据、政权更迭、民族迁徙的动荡时期。然而，也是我国历史上胡、汉民族融合的关键阶段，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胡部音乐文化的融汇与创新，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此间形成的诸多歌舞伎乐、歌舞戏、乐器等，兼容了胡、汉各族的音乐文化精华，实现了不同文化“和而共存”、“兼而有之”，乃至“水乳交融”。这一时期出现的胡、汉民族大融合，是胡琴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历史依托，奠定了胡琴文化延续千年的“包容性”文化特征与发展趋势。

三、胡琴文化的初步形成

唐代，胡琴这一称谓不仅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和杨师皋给伤小姬英英》《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等多部文学作品中出现，且正式记载于段安节所撰的音乐专著《樂府雜録》当中。至此，胡琴在历史文献中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可视为我国胡琴文化初步形成的标志。

隋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国家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隋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措施，如重颁均田令、推行“轻徭薄赋”政策、确立三省六部制、改革府兵制、施行《开皇律》、完善户籍制度、统一度量衡和货币、首创科举制度、开通大运河等，不仅促使因战乱而受到破坏的经济生产得以恢复，而且实现了农业、手工业、造船业、交通运输业及商业贸易的全面繁荣。

唐代，承袭诸多上述隋代创立的制度和举措，并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实现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文化昌盛。农业生产大幅提升，商品贸易空前活跃，城市经济极速发展;政治局势日趋稳定，官制和法律日益完善，军事实力日渐增强;科举制度愈发完备，教育系统愈发健全，人才选拔愈发公平;交通网络更加便利，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辐射至四面八方，水路交通贯通南北、纵横交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间民族关系呈现出新格局，唐王朝统治者在西域专设都护府，册封南诏、回纥，与渤海国保持频繁的贸易往来，派文成公主等与周边民族和亲，使得南北朝时期所呈现的胡、汉各民族大融合得以延续。此外，统治者还将对外经济、文化往来扩展至更加遥远的区域，如日本、朝鲜、大食、波斯、东罗马等。国家强盛、经济富足、社会稳定、民族和睦，奠定了大唐文化“包容开放”和“兼收并蓄”的基本风貌。

隋唐时期，雄厚有力的物质基础、国家统一的政治局势、包容开放的文化政策，以及互利共存的民族关系，为音乐文化“交汇与融合”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隋唐时期的音乐文化，在此前胡、汉各民族长期交汇与融合的基础之上不断创新，加之统治者的爱好与提倡，形成了崭新的风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无论是宫廷燕乐，还是民间俗乐，胡部文化皆占有极大的成分。例如，隋初“七部乐”燕乐体制中，仅有清商伎（清乐）和文康伎（礼毕）属于汉族歌舞音乐，其他如国伎（西凉乐）、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则源于外来的胡部歌舞音乐;后增加的康国伎和疏勒伎，也属胡部乐舞，隋“九部乐”的宫廷燕乐体制宣告完成。唐代起初承袭隋代燕乐体制，后废除礼毕，并将燕乐列为首部，即为唐代“九部乐”;唐太宗统一高昌后，又将高昌乐专设乐部，唐代“十部乐”至此确立，包括燕乐、西凉乐、清商乐、高丽乐、天竺乐、安国乐、龟兹乐、康国乐、疏勒乐和高昌乐。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隋唐时期，胡部音乐已在我国音乐文化体系中占据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并且已在汉族统治和聚居的区域范围内获得广泛而深刻的认同感，胡、汉双方音乐文化的交汇与融合达到巅峰状态。

在此背景之下，胡琴文化随之逐渐形成。唐代文献中首次出现关于胡琴名称、组合及功能的记载，足以体现统治阶级对胡琴及其历史地位的认可，是胡、汉双方音乐文化交汇与融合的结果，可视为我国胡琴文化初步形成的标志。

综上所述，胡琴文化的形成，依托于胡、汉双方交汇与融合的历史进程，是胡、汉双方各民族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吸纳，乃至游牧与农耕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汇、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结果，其文化根源可追溯至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胡、汉双方在此间经过长达数百年的频繁交汇与深度融合，为此后胡琴文化的初步形成奠定基础。随着胡、汉双方文化交融程度与日俱增，胡琴文化时至唐代得以初步形成。至此，我国胡琴文化的历史走向与发展趋势基本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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