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针对中国文论的发展现状，张江在其著作《强制阐释论》中提出“强制阐释”的文学概念，其质疑之精准、观点之凌厉、剖析之深刻，令人惊异。该文章指出在对西方文论的运用上存在“强制阐释”，并将其概括为：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途径四个方面，并对这种情况全面反思，提出严肃批评。所谓强制阐释，张江将其定义为“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用以前的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因而“强制阐释”成为他重新审视西方文论，建构中国文论话语权的重要逻辑起点。以下，就“强制阐释”这一文学概念提出历史根源、立论依据、以及其隐含的中国文论今后的发展问题，我粗浅地谈谈认识。

关键词：强制阐释 西方文论 失语

“阐释”的概念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阐释学”（hermeneutics）意为“赫尔墨斯之学”，与古希腊语赫尔墨斯（hermes）同词根。赫尔墨斯作为神使，在传达神谕时飘忽不定，变幻无常，难以揣测。因此古希腊人将其视为“演说家的偶像、窃贼的保护神”可谓恰如其分。至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意识形态主导一切文化形式，在对《圣经》语词的诠释中，由释经学演发的“阐释学”这一概念取得极大发展。至今，它仍蕴涵着隐隐的宗教意味。至现代，西方文论的发展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聚焦作者的阶段（浪漫主义等）、聚焦作品阶段（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重心转向读者的阶段（接受美学等）。在第三阶段中，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并非封闭系统，作家创造出来的作品必须经读者的阐释、理解和接受，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这一过程是一种“历史的过程”，因此对文本的接受必须置于人的历史经验中。伊瑟尔重新思考“文本意图及其阐释限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理解目前学界提出的“强制阐释”历史根源的一个精准切入。在西方文论的这三种发展阶段中，我们似乎能看到一条隐约的灰棕蛇线——即文论的发展与从对某一狭隘视野的聚焦转向一种更加综合和广泛的总体互动态势。这种发展趋势，对我们或是一种强有力的启发。

一.客观上讲，张江对“强制阐释”的提出是基于一种精准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即在西方文论迅猛发展的当下，中国文论在发展中面临的“失语现状”。这一概念的背后隐伏着一种潜在甚至躁动的热烈渴望——企图使中国文论在文学理论界建构起成熟独立的话语权，以期改变中国文论当下的“失语”窘境，实现本民族学术立场上的原创性。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西方文论雨后春笋般肆意涌入，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发展态势，被学术界热情接受并广泛使用，许多新的文学观念，文学话题也因此纷纷被触发。实事求是地讲，西方文论这种势如破竹的传播给我们的文论发展提供了新鲜的血液和巨大动力，极大丰富我们的文学视野，刷新我们的思维方式。但同时，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会给我们造成一种“迷局”，培养某种思维惰性，使我们沉浸在对这种现成的“拿来主义”的借鉴中，进而忽视了去建构和发展本国文论的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在不久的过去以及当下的文学批评中，用西方的某种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或文化现象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也成为了目前文学批评的一种常态甚至大势。但是，在此翻热潮中，文论是否契合作品或文学现象的本质，深度融合？产生于西方土壤充满异域性的文论在面对我国作品蕴含的民族性时，是否会“水土不服”？这是我们亟需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因此，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是对中国文论以及西方文论发展现状所存在的固有问题的精准定位，值得我们深切关注。

二.上文中，我们分析了“强制阐释”概念提出的学理背景，并说明了关注和反思这一概念的必要性。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这一现象，我们除了分析它产生的外因，更要深度挖掘和剖析其产生的“内因”——即根植中国文论内部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把视野聚焦于中国文论的发展脉络，就其建构和发展的路径而言，古代文论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产生于每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同时又为一定政治、经济条件所制约，且受到哲学、宗教、其它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受传统文化感性直观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古代文论的发展呈现碎片化、随意性、不成系统的感性状貌，相当部分散见于书信、序跋、散文、诗文评之中，为文人即兴而发的感想，篇幅短小精悍。因此，刘勰《文心雕龙》这种体大而精、系统严密的鸿篇巨著就十分罕见了。同时，就中国现当代文论而言，受建国前后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塑造的学术氛围影响，其发展呈现“势弱”之态，具丰富内蕴且影响深远的理论仅王国维的“意境”理论较为典型，其它基本是对西方文论的提炼综合及对古典文论的梳理总结。这也正是“强制阐释”这一文学概念提出的间接原因。因此，面对“强制阐释”我们需正视和肯定，但更需要怀有独立思考和辩证批判的精神，認清这一概念的本质内涵。通过张江“强制阐释”这一文学概念的启发，我以为，面对西方文论，我们应持有开放思维和人类视野，摒弃狭隘的所谓的国别、意识形态论以及纯粹的地域形态论。站在更广阔的人类学视野、文化视野、乃至民族交流的视野上，去求同存异，吸收和借鉴，平等交流和对话。而不是纯粹的把视野局限于“西为中用”或者对“西化”进行敏感抵制的片面论定上。因为不同文明之间首先是平等的，各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地理塑性和历史渊源。其次各种文明在互动中必定会发展出客观的、必然的流动性，最终呈现出相互缠绕和浸润的复杂凝聚态。例如：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完全被本土化了。这种深度根植甚至给人一种其自古以来就归属于中国的错觉。但性质上，这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完全的中性的，甚至良性的。

三.上文中我们论述了对“强制阐释”这一概念应持有的态度。那么端正态度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问题？这是目前以及未来我们需实践的命题。关于此命题，童庆炳先生找到了探索这条秘境的钥匙——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90年代初，童庆炳、钱中文等极具前瞻性的文论家意识到中国文论当下的“失语”现状，开始着力于古典文论的研究，企图从此契入找到解决之法。基于古代文论感性直观的特征，童庆炳先生在其学术巨著《中华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中，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精确地提出三个原则：一、历史优先原则;二、互为对话原则;三、自洽原则。第一——历史优先原则，颇具有信、达、雅中“信”的意味，它强调在研究古代文论时应尊重原始文本，把它置于其生发的历史语境、文化背景等因素中去考量。但须注意，古代文论与宗教、政治等其他意识形态相缠绕，有时我们难以完全从根本上追根溯源，因此利用这一原则应具灵活性。第二——互为对话原则。上文提到，我们应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文论对话”。这种对话不仅是中西对话，更是古今对话。我们应作为对话的现实主体，以现代性的学术视野与古人的文论思想进行交流，并在这种碰撞中产生更丰富的思维空间，使文论迸发出更鲜活的意蕴。第三——自洽原则。即在对中西或者古今文论的互释中应遵循严密的逻辑标椎，达到自圆其说的自然状态。

基于此三个原则，童庆炳先生对古代文论的“转化”产生了一些颇具新鲜的成果。例如：对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中“虚静”概念的阐释。他认为“虚静”这种心理状态一定程度上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在思想意蕴上有相近之处。二者都有摒弃物欲，追求纯然的审美心理的无功利气质。再如：他经接受美学的启发，从《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而作逍遥游“物我两忘”的审美状态中，感受到其与立普斯“移情说”某种冥冥之中的相通——主体都追求某种与客体的深度融合，从而获得一种审美快感。更如：中国传统阐释学中，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里的“诗无达诂”以及明钟惺《诗论》中的“诗无活物”与西方上世纪60年代的接受美学，都认为作品的接受是历时性的，强调文学的价值是在动态的、开放的历史语境中，在作者和读者的共同解读中延续的，从而赋予作品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对中国文论发展中“强制阐释”这一固有现象的解决之法，除了童庆炳先生这般系统缜密、深入浅出的学理研究之外，诸学者也从其他或纵深或广博的维度进行探究。在更加广泛的角度中，就有学者以传统小学（文字学）为桥梁，建立起《诗大序》和现代西方后结构主义间的联系。这虽不同于童庆炳先生贯通中西、古今的研究视角，但确是一种新颖的切入点。把传统小学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相结合，对《诗大序》进行文本细读，逐字逐段分析其文字表述、思路演进和总体结构，从而得出《诗大序》主旨鲜明、构思精巧、论证严谨的结论。推翻学术界对《诗大序》“主旨含混、结构散乱”的惯常认定，为其价值正名，更是对中国古典文论现代化发展的重大启发。

可见，古典文论和西方现代诗学并非方枘圆凿，两者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虽各有其民族特点，但于曲径通幽处又能窥见人类的思维共性，这不可否置。但各民族理论发展如此复杂多样，涉及面又甚为广阔，在比较研究中理论所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语境，其互為阐释之间的所必需的自洽性，是我们关键注意的地方。此过程虽道阻且艰，但我们应有追求真理的希冀，上下求索的决心，并植根于切实的努力，如此这般便会有所获益。

参考文献

[1]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张江，强制阐释论[J].文学评论，2014（6）

[3]王学谦，用自己的眼光看西方文论--张江的“强制阐释论”与中国文论建设[J].文艺争鸣，2015（4）

[4]姚文放，“强制阐释”论的方法论元素[J].文艺争鸣，2015（4）

（作者介绍：李怡燕，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文艺学方向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