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脱贫时代实现少数民族整体脱贫、全面脱贫的关键，在于厘清少数民族财富伦理观的桎梏与弊端，解蔽并树立科学、理性、健康的财富伦理观。当前，少数民族贫困者中仍存在财富本质认知两级分化的求富观，缺乏劳动脱贫、绿色创富的致富观以及信奉及时行乐、炫比式的消费观。追根溯源，在于民族传统重农抑商文化影响与义利观的异化、懒怠恶习存在与绿色思维缺失、无节制过度的财富使用不当。保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后续力，要建构少数民族扶贫中的财富与道德并行的科学求富观、勤劳致富与生态生产并进的健康致富观、节俭简朴与量力支出并重的理性消费观。

【关键词】贫困治理;少数民族财富伦理观;存在弊端;建构路径

【作 者】唐海燕，广西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广西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5-0158-007

2020年后我國即将进入后脱贫时代，但并不等同于贫困问题已完全解决与反贫困的终结，返贫及巩固脱贫问题依然会在一段时期内存在。面对少数民族中剩余贫困者的复杂性、新脱贫户的不稳定性以及已脱贫人口的迷茫性，在伦理道德范域，要求内外合力，锻造扶贫对象主体科学、健康财富观念来加快脱贫攻坚拔寨步伐，走好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后一公里”。

少数民族的财富伦理观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凝练而成的人们对财富本质认识、创造财富方式以及财富使用模式的价值研判和道德思维，它普遍呈现于民族文化样态、风俗习惯及日常生活之中，是民族优秀思想文化遗产与民族时代精神的折射。在后脱贫时代反贫困决胜和后续力保证的关键节点，解蔽去除少数民族财富伦理观中的消极因素，纠正人们在财富内涵诠释、致富手段运用、消费方式选择尚存在的思想偏差，培育建构合理的求富观、致富观和消费观，融注于后脱贫时代少数民族贫困治理中，将有助于阻断贫困代际传染“病源体”，巩固精准扶贫成果，有效阻止可能出现的返贫“回潮”。

一、后脱贫时代少数民族财富伦理观尚存桎梏

少数民族财富伦理观蕴含很多优秀元素，具有独特的思想引领功能，是民族经济良性发展的伦理呵护和道德屏障，也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有力助推器。如，推崇勤劳致富、简朴节约、共富共享，反对奢靡浪费、以不劳而获为耻等。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少数民族财富伦理观中仍存在一些不当思想，阻碍束缚着少数民族全面摆脱贫困的步伐，要及时加以纠偏、摈弃。

（一）财富认知两极分化的求富观

对财富实质认知仍存在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是弊端之一。其中一类是否认合法合理合宜财富对脱贫的价值所在，将财富偏激化视为人性“恶”之源头且安贫乐道、以贫为荣。一些少数民族帮扶对象仍秉持传统农本抑富保守思想，认为“财富背后，往往隐藏着罪恶”，对现代商业文化和生活方式怀有排斥心，不愿、不想甚至不屑于融入现代经济生活模式。比如，苗族集中聚居的黔东南，还秉持有重农抑商陈旧观念，经营大规模贸易的苗族群众不多，该地区贫困人口比率也相对较高;海南黎族人民过去到现在仍有信奉“惟知农耕，不事商贾”的训言。另外，有些少数民族贫困者仍坚守“种田免挨饿、栽树当烧柴、养猪为吃肉、养牛来犁地”的落后小农自然经济意识，困囿于刀耕火种、靠天吃饭，认为种粮仅为有食、牛羊可有可无，不谋求发展养殖种植副业，甘愿封闭于家园中忍受贫困;有些则一达脱贫线就心满意足、止步不前，不愿再继续辛苦努力追求更优质的生活。凡此种种，致使少数民族脱贫治理出现财富追求欲望不足、求富内生动力滞怠的现象，返贫率高、扶贫后续难度大。

另一类则是对财富的过度推崇。与财富价值消极认知相反的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些少数民族走出大山、离开边疆等偏僻地区，接触到多姿多彩的外面世界后，失去自我把持力判断力，受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侵蚀，形成“金钱万能”认知异化，财富欲望过于膨胀，衍生唯物质至上、唯利益第一思想，出现狂热逐富、财富无度攫取、盲目拜物教等病态化求富模式，给反贫困带来经济“伪发展”的虚假幻象。本质上，财富只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物质工具手段，马克思曾经说过：“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人的对象化的异化了的现实，是客体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了的现实;因此，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通向真正人的现实的道路。”[1]99凌驾于财富“为人性”的“物本性”认知偏差，带来人们财富理性失控的后果，失去伦理价值规范的求富观，犹如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非道德、非理性扭曲样态，对少数民族后脱贫时代扶贫成果的巩固造成严重障碍。

（二）劳动脱贫与绿色生产致富观的匮乏

少数民族贫困者仍存在对财富获得与生产的错误思想，是弊端之二。一是好逸恶劳、不劳而获思想尚存。一些贫困者信奉“穷点无所谓，只要不劳累”的人生信条，躲避劳动、不耕种不养殖，安于贫困、不开垦不生产，坐等帮扶、不劳动不改进。在扶贫调查中发现，在少数民族聚集区还有较多适合耕种的土地仍是杂草丛生的荒废状态，一些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虽四肢健全、身体无恙，却因怕苦怕累把田地转让他人耕种，自己则坐等救济、花光用光再申请救济。一些民族地区还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早睡晚起晒太阳，争当抢做贫困户”“抱着膀子等脱贫”，勤劳创富被嘲笑为“愚蠢”，奋斗肯干被贬损为“笨蛋”，艰苦创业被视为“不会享受”，依赖帮扶、钻政策空子则被夸大为“有本事”。不思进取、懒散怠惰恶习尚存，消磨人们的致富斗志，为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增加很大难度。

二是缺乏绿色财富生产观。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依存，绿色生产是脱贫致富的前提条件。但在当前，一些民族仍抱守“发展压倒一切”，只讲创效益尽快脱贫而不顾后续发展，对自然资源无节制开采掠夺、对生态环境肆意破坏，“青山不老、绿水常流”的少数民族地区天然优势遭受人为损毁。早在十九世纪，恩格斯就已发出警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大自然都报复了我们”[2]158。民族地区仍有山林减少、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物种濒危等现象，就是脱贫致富路上未树立绿色生产生态思维带来的恶果。

（三）非理性消费观仍存在

不当的财富使用消费思想还未全面纠偏，是弊端之三。一是及时行乐的消费观。有些贫困户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经济一旦有所缓和，手头一旦有点钱随时消费掉，热衷于买酒买肉、吃喝请客，财富不用于今后生活安排、粮食耕种、开展副业等的规划和储备。比如在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中，钱财用于平时烟、酒开支过去很普遍，现在依然热度难减。二是封建迷信活动的开支。在少数民族聚集区，祭神与宗教消费之风盛行，面对贫穷落后处境，不是奋发图强、积极抗争，而是寄托于求神拜佛、寄希望于神灵和上天护佑发财致富。一些贫困者生活尚困顿窘迫、经济拮据，却将政府的扶贫救济用于修建庙宇、刻碑供祠。根据扶贫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北川羌族一个村寨，每年贫困户用于请神灵、祭奠祭祀的支出占据家庭开支的首位;云南佤族在种植或狩猎中都会举行开支巨大的隆重祭祀仪式。这些现象在其他少数民族扶贫对象中也常见。三是炫比式的消费，少数民族看重宗族亲缘关系，注重人际交往，在婚丧嫁娶、人情往来、节日聚餐时有互相攀比“摆排场”的风气。许多贫困户在仪式节日中消费也未削减，把本应用于发展生产的有限财富挥霍于操办红白喜事、请客送礼、节日庆典甚至日常交往中。这些非理性财富消费观陋习，给少数民族脱贫带来了负面影响甚至导致持续返贫。

二、财富主体场域缺失的贫困治理困境溯源

贫困产生的原因有“客体性贫困”和“主体性贫困”两种类型，而“主体性贫困”则取决于贫困对象的自我认知及行动能力。[3]基于伦理学视角，分析导致贫困的思想根源所在，厘清少数民族贫困者在贫困治理场域中的主体职责，是后脱贫时代主体财富伦理思想建构的前提。

（一）求富观：传统重农抑商文化与义利异化存在

我国少数民族分布于不同地域，因民族习俗习惯、历史地理条件及宗教信仰的差异使其对待财富认知态度各有不同，但同为少数民族的事实又使他们的财富伦理文化具有农本商末、重义弃利的“同质”共性。首先，重农抑商禁锢人们的头脑，造成贫困者求富内在动力的不足。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倡导“重农抑商”来主导经济发展，推崇农为本、轻视工商业发展，甚至将商人列为“士农工商”四民排序的“末等”，春秋戰国时期对各民族“抑商贾”“奖耕战”，秦汉时期演化为崇本抑末、重农抑商，宋元明清实行“专卖”“海禁”令抑制商业的国策，均为传统社会重农抑商的折射。几千年来这种贱商、轻商、鄙商的价值取向制约和淡化了少数民族的求富欲望，使他们视经商为非道德及“上不了台面”的低等行为，因此，他们的经济来源仅局囿于“向土地要生活”、以农牧渔猎自给自足经济为主，从事商品贸易和交换仍不多。

此外，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伦理文化，有一个突出不足，即对义利的研判中过于崇尚“义”而漠视“利”，导致“贵义贱利”“尚义弃利”的义利二律背反，过于苛求道义、追求“君子人格”而轻利益、放弃合理财富获得的片面主义，束缚了各族人民正当性求富的合理诉求。农本商末、重义轻利思想虽然在改革开放、特别是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后已有很大转变，但仍未从人们思想中完全拔除。同时，与传统道义至上论相对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一些人在尝到财富带来的好处后，又过于拔高“利”的作用甚至枉顾“义”的伦理制约，导致经济中心主义冲击民族朴素价值观的“以义制利”底线、跨越民族“求富有度”的伦理标杆，产生唯利是图、道德滑坡等病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整体脱贫的推进。

（二）致富观：懒怠心理与绿色思维缺失

少数民族多处于生产力相对落后、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区域，经济基础、扶贫技术普及、致富生产条件相对薄弱，脱贫是难度更大的“硬骨头”，需要付出的精力劳力也更多，面对困难，一些贫困者衍生了自暴自弃、颓废不前的心理。另外，他们更易于依赖政策扶持和救济，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对少数民族有更多的政策优惠，比如：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民委、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中规定，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银行贷款规模和化肥、柴油、农膜等农用生产资料的安排可优先予以照顾;国家新增加的农业投资、教育资金、以工代赈、温饱工程等扶贫奖金和物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分配比例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4]扶贫力度加大目的在于激发少数民族劳动能力、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生产，然而一些人却滋生躺在政策“温床”上“以弱卖弱”“等靠要”等不良思想。另外，以往救助式、福利式的物质扶贫方式，也给劳动惰性者带来可乘之机。对于逃避劳动的危害，马克思曾批判：“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5]368。懒散度日、不思进取的心态与惰性，是少数民族摆脱贫困进程中的“绊脚石”。

绿色生产意识还有待加强。少数民族贫困县人口大多分布在大石山区，以及在高寒、干旱、荒漠地区。地理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疾病流行等原因，致使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长期在低水平下徘徊。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是在致富路上，“以数量代替质量”“只要增长不论发展”的“唯增长论”致富思维，衍生对生态环境危害和污染带来的“黑色财富”。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忽视可持续发展也造成了民族贫困代际传递以及贫困的恶性循环。另外，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是横亘在民族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拦路石”，这些不良思想形成“互不交涉”“各自为营”的民族经济壁垒，使各民族财富生产只能处于封闭式“低能重复”，陷入经济内循环自转旋涡状态。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开放性、互助性新型经济模式无法全面建立，带来少数民族后脱贫时代贫根难除、贫困叠加与致富滞后。

（三）消富观：节制、适度伦理思维欠缺

少数民族聚居区教育普及面相对狭窄，少数民族文盲半文盲比例大大高于内地，有些文盲率高达60%以上，加上闭塞的信息交流，使他们的认知方式、行为处世更容易受本宗族关系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地方人际情结，注重“圈子”本土文化。许多少数民族贫困者追求财富的动机，是希望在请客吃喝等消费开支时在亲朋好友中更“显体面”，希冀以此获得村民的尊敬和社会的认可。比如在北川羌族，贫困人口平时省吃俭用，但有政府救济或有一些钱财后却不用于投入生产，而是积攒用于婚丧嫁娶、节日聚餐安排时要“显档次”;而量力而行、开支有度、不胡乱请客者则往往被族人耻笑和非议。对此原因，西方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揭露：“人们追求财富并不是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和快乐”[6]63。另外，尚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贫困者仍处于“精神贫困”状态，精神无所寄托、人生没有奋斗目标，思想空虚、生活懒散，不事劳动生产、无聊度日，只能借助烟酒无度消费来麻醉自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民族消费攀比思想的存在，是消富观重要根源之一。少数民族热衷于祭神与宗教活动的过度消费，希望通过敬拜上天保佑消除贫困。在鄂西、滇东南等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他们挣钱的目的不是用于接着致富或用于生活消费，而是用来举办“敬献神灵和祖先”的各项祭祀，并认为献给神灵的财产越多，越能消灾避祸、兴旺发财。羌族人在最为隆重的羌历年节日，会举行各种欢庆活动，祭天神牛神，以求福求财、禳灾庆吉，同时各家各户还要筹备祭祀礼拜、轮流宴客、跳沙朗舞，在举办庆典中，每户羌族人家均倾尽财力、力求隆重，生怕“落于他人之后”。这些虚荣攀比导致无节制的消费，是少数民族长期徘徊于贫穷线的内在原因，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道格拉斯·拉米斯曾指出的，贫穷问题是“可耻”和“庸俗”过度消费习惯的恶果。

三、少数民族理性财富伦理观的重建

科学的财富伦理观能够达到思想解蔽的作用和功效，引导贫困者的行为选择与目标追求在正确轨道上前进，实现扶贫战略的有效畅通。因此，剖析少数民族财富伦理观尚存在的思想问题，追根溯源、对症下药，探寻打破其桎梏的科学路径，构筑新型、科学的财富伦理观，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应有之义。

（一）树立财富与道德并行的科学求富观

破解求富意愿与道德规制之间分裂割离困境，通过加快修复碎片化的财富认知，重新建立起少数民族应有的科学求富观，实现财富“叠加积累”与坚守道德“伦理研判”的统一：一方面，对传统重农抑商思想要加强进行甄别批驳，“农本商末”目的在于将农民紧紧束缚于土地，为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无偿生产，成为易于掌控和统治的“顺民”。因此，我们要通过积极教育引导，塑造以富为荣的社会风气，批驳财富消极主义，激发贫困者内生财富“冲动力”和行动“爆发力”，提升扶贫对象求富欲望，鼓励他们大胆追求合理合法的财富收入。另一方面，要加强批驳财富唯心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批判与摒弃不当得利，遏制财富至上论以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方式在少数民族扶贫对象生产生活中的蔓延。

加快推进义利合一民族文化的弘扬普及。少数民族义利观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我们要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提炼精华。纵观历史，民族传统义利观逻辑演绎经历了从“取义舍利”“重义轻利”到“以义制利”，最后形成“义利并行”科学思维，蕴含了三层价值诉求并实际践行：第一层次，“义”要优先于“利”，并约制和引导利益的产生、分配和运用。第二层次，“利”不能脱离“义”，利益获得必须符合道义。第三层次，“义”与“利”并重，“义”不是脱离“利”的空洞标杆，“利”也是不能脱离“义”的行为选择，要在“义”的主导下对各主体利益进行衡量取舍、统筹协调。壮族强调取利合乎义，二者冲突时要求遵循重义轻利、取义舍利原则，民间故事《哥哥没有鼻子》中就讲述了哥哥因贪得无厌、自私自利，后来咎由自取失去鼻子;《一对朋友》中叙述善者得到神仙帮助医治好病并过上幸福生活，而恶友则因利益熏心最后下场凄惨，均表达了壮族对见利忘义者的鄙视憎恨，对仗义疏财者的崇拜颂赞。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描述了格萨尔率领部落军民进行兴天下利、除天下害，并为部落成员谋取物质资源、筹措战争储备的各种场景，强调人生价值在于以天下为公、为社会谋利，同时又反映了必须增进财富以改善人民生活的主题，史诗形象展示“义”“利”并行并进的藏族传统文化。后脱贫时代，我们要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义利思想，明确实现美好生活与财富获得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提倡“义”的价值优先性的同时鼓励贫困者积极追求正当利益，充分肯定以“义”为主与求“利”的合理性，二者有机结合、互相促进、各得其所，张扬利人利己的双赢求富行为，使贫困者通过诚实劳动正当逐利、义利并举。

积极创造贫困治理良好扶持环境和条件。后脱贫时代，扶贫的关注力不仅聚焦贫困治理策略，还须在思想上“斩除穷根”“清瘴除疾”，加强“扶智+扶德”，提高贫困者的主体创富能力。同时，因少数民族接纳先进的现代财富主流思想还需循序渐进，因此，我们应采取“一对一”、点面结合、先进带动后进的帮扶措施，通过开展学习宣传、座谈交流、入户访谈等形式，提高少数民族贫困者的正确财富认知。另外，要及时巩固贫困长效遏制机制，完善精准甄别“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后的兜底救助，多举措加快制度保障、技术支持及道德教育，严防边帮扶边返贫的“脱贫滑坡”，增强少数民族贫困者的求富主体能动性。

（二）铸造勤劳致富、生态生产的健康致富观

挖掘弘扬少数民族热爱劳动、勤于耕种的传统美德，转化为贫困治理的精神动因。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伦理思想中有很多内容与市场经济中的财富伦理相契合，均可提炼成为财富创造的宝贵思想来源和现实推动力。侗族视勤劳为做人持家的基本品德，《戒懒汉》《懒人的活路》等称颂劳动致富、讥讽懒惰致贫的歌谣在民间广泛流传;彝族素来推崇勤荣懒耻，《创世史诗》称：“闲时不偷懒，忙时多流汗，精耕又细作，不愁仓无粮，五谷大丰收，吃穿不用愁”。把忙农耕作为族人的道德规范和致富路径;布依族倡导以踏实肯干改善物质境遇：“勤农桑以足衣食，继又立家塾以训子弟者何哉？”[7]撒拉族鄙视不劳而获、因懒乞讨，鼓励人们凭自己的双手和本事吃饭：“富人不躺着吃，穷人不哭着吃”。坐享其成在哈萨克族被人唾弃、吃苦耐劳为人称道：“不劳而获的珍宝，不如劳动得来的羊羔”。壮族《传扬诗》称赞：“勤劳无价宝”。《苗族古歌》教导人们：“不怕风来不怕雨，不管阴来不管晴，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劳动要出门。”少数民族还有很多催人勤奋致富的谚语、榔规和俚词，菜不种不得吃，人不劳动没有好日子”（傣族），“勤种庄稼谷满仓，勤快拾柴柴满楼”（苗族），“鸟的美在于羽毛，人的美在于勤劳”（蒙古族）等等。我们要积极提炼这些蕴含着艰苦奋斗、刚健自强、坚韧不拔的民族劳动致富精神，融入后脱贫时代的减贫强化治理中，巩固扶贫成效。

面对民族区域生态脆弱与深度贫困交织牵绊、束缚着贫困地区发展的状况，我们要及时跳出整体脱贫与环境损坏因果恶性循环的陷阱、加快修复生态平衡、锻造民族绿色生产致富观。第一，在民族朴素经济发展观中寻绎财富生态发展精华，加强民族生态环保意识。少数民族先民对自然神灵具有强烈的信仰意识，彝族神话《勒俄特依》深刻表达了对自然生命体和天体的热爱;羌族认为自然界是有神灵的，保护自然人类才能消灾除祸，在天旱时他们举行搜山仪式，祈雨求福，届时禁止砍柴、打猎、挖山药等，违者遭痛打等严惩。佤族创世史诗《司岗里》提出人类“从石洞里出来”，所以人要恭谨对待地球万物，视自然为异己的征服对象则将遭天谴。我们要积极传承民族经济价值思想内核，培育民族财富伦理绿色发展思维，厘清扶贫的资源开采“能是”和“应是”界限，用财富绿色伦理思维规制人们的财富行为，达到“能为”实然性与“应为”应然性的统一。批判人与自然“主客二分”思維，强调二者“有机整体论”，须和谐共存。强化各民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思想，坚持多元经济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使少数民族脱贫致富成为蕴含道德价值的理性行为。

强化民族互助合作、互利互惠意识。维吾尔族相信“金银财宝不算真富，团结和睦才是幸福”，蒙古族俚语“齐心的蚂蚁吃角鹿，合心的喜鹊抓老虎”，藏族流传“百根柳条能扎笤帚，五个指头能握拳头”等，均反映了各民族传统重群合己、合衷共济、守望相助的合作精神。因此，要打破地方发展主义和利益保护主义壁垒，化解由于贫富分化、群体差异带来的民族隔阂和矛盾，营造“民族共赢为荣，损人利己可耻”的道德氛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财富伦理，形成富带贫、穷追富的民族团结局面，以实现民族全面脱贫、共同富裕。

（三）凝练节俭俭朴、量力而为的理性消费观

锻造民族“尚俭勿奢”的自律精神。提倡健康消费意识，崇尚节俭有度、文明理性消费模式是科学财富伦理观的内在要求。针对民族陈规陋习带来的资源耗费给巩固脱贫带来的消极影响甚至退步，我们要大力提倡财富文明意识，崇尚俭省有度的伦理消费思想。首先，遵循“适宜、中道、节制”基本原则，以教育引导为主、强力管控为辅，既要摒弃禁欲主义，更要抵制消费至上论调，引导贫困者养成崇尚节俭的美德和合理适度的消费习惯：一是反对奢靡浪费，坚决抵制财富消费符号化、炫耀性、盲目性非理性消费模式;二是反对过度节省甚至吝啬，保证正常生活的消费。其次，少数民族消费观蕴含很多积极因素，我们要加以借鉴和传扬。在长期劳作中，少数民族凝练了各具特色的节俭消费美德，壮族将勤俭节约作为本民族优秀道德品质世代传承，《传扬诗》中提出节俭是持家之道：“夫妻一条心，勤俭持家忙。苦藤结甜果，家贫变小康”。并告诫人们：“家贫不节俭，摆宴装豪门;狸猫充虎豹，害己又害人。”蒙古族认为“勤勉是幸福之本，勤俭是富裕之源”，简单朴素的食物住所、衣物用度是他们的消费态度;节制勤俭是藏族的重要生活特征，他们认为财富价值只在于满足生理需求与精神生活基本需要，过量消费是不道德的;彝族把勤俭持家作为民族伦理规范，布依族倡导俭朴厚道的家风族训，等等。各民族崇俭抑奢的消费美德，是建构少数民族科学消费观的重要思想资源。

树立少数民族贫困者勤俭节约、细水长流的消费观。美国学者塞德希尔·穆来纳森曾经总结长期扶贫经验，得出“穷人越来越穷”的原因在于贫困者“稀缺心态”及“穷人思维”，很多穷人得到的救济款用于消费花光而不用以投入再生产，因而只能持续贫困。[8]13因此，我们应及时纠正少数民族贫困者的“穷人思维”，引领他们把辛苦积累下来的财富积极投入于扩大再生产，以理性消费带动经济发展，使健康消费观成为少数民族的财富使用和扶贫价值取向。

精神贫困带来消费失范后果，后脱贫时代，少数民族财富伦理观去蔽的重心之一还在于清除精神贫困带来的消费弊端，要形成内外结合共同发力机制：一是外部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运作的链接式管理，从心理和行为上进行贫困者消费干预，提高他们的理性消费能力;二是内部的消费去蔽，多举措引导教育贫困者从盲目消费到合理支出，从无度消费到投入再生产，充分发挥有限财富的使用效能。

四、结 论

少数民族财富伦理观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组成部分，涵养于独特的民族文化之中，反映于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格言、谚语、史诗以及传统民族典籍、礼仪庆典、习俗习惯、日常言行之中。针砭时弊、取精去糟，少数民族财富伦理观的解蔽与重构，要加以及时反思、批判、解构与重建，目的在于锻造民族科学财富伦理观，增强贫困者彻底脱贫的志气，使其成为少数民族后脱贫时代彻底摘掉“贫困帽”的思想动力和行动指南，我们在逻辑梳理上还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因研究对象的差别，注重方式的灵活化。少数民族财富伦理观是各民族长期传袭、接續下来的，已形成具有各自民族特点的固化模式，要打破原有思维格局，并注入科学内涵，就要注重分析区别少数民族贫困者致贫、返贫原因的不同以及民族特征、接受方式的差异，及时调整方式方法。以农技授课、民族交流、文化书屋、移风易俗新风教育形式，推进多样化培训、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宣传活动、技能培训;通过“社会共助—组织帮扶—个体提升”的链接，引导和规范贫困者科学的财富伦理价值取向，能加快使贫困者转变思路来拓展实现财富增值的渠道，走出贫穷困境、走向富裕。

二是把握少数民族扶贫特质，化解民族财富伦理悖论。民族财富伦理有以下特征：特殊性，不同民族有不同经济适应模式;地域性，聚集区域自然历史条件直接影响少数民族经济活动、观念认知方式;复杂性，民族经济往往与宗教、民风等交织在一起。因此，后脱贫时代面临着少数民族财富伦理困境突破的问题更为集中和多样，我们要结合各民族传统习惯、风俗，尊重民族差异，秉持民族团结共建共富宗旨，化解勤劳创富与故步自封并存、俭朴有度与盲目耗费并存、生灵敬畏与乱伐滥采并存的财富伦理背离，强调道义与理性的民族传统财富伦理中蕴涵的勤劳生产、适度消费、万物共存内容，培育积极向上的财富德性，是在后脱贫时代防止少数民族脱贫人口再返贫、彻底走出贫困陷阱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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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INEMENTAND RECONSTRUCTION OF WEALTH ETHICS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POST

POVERTY-ALLEVIATION ERA

Tang Haiyan

Abstract：The key to realized overall and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post poverty-alleviation earis to identify the disadvantages and flaws of wealth ethics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and to remove these flaws and to establish scientific， rational， and health wealth ethics. At present， in terms of the cognitions on the nature of wealth， there arequite polarized wealth-seeking ideas， wealth ideas lacking of working-center and ecology-center factors， and popular consumption ideas of Carpe diem and unrealistic comparison among ethnic poor people. To trace the origin， these problems come from the cultural impacts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restraining commerce in ethnic tradition， the alienation of views on justice and benefits， the existence of the bad habit of laziness， the lack of ecological thinking， and the immoderate use of wealth. To sustain the follow-up strength of winning the poverty-alleviation battlein ethnic regions， it is important to construct scientific wealth-seeking idea which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wealth and morality， the health getting-rich idea which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hard work and ecological production， and the rational consumption idea which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thrift and measuring expense according to one's ability.

Keywords：Poverty governance; ethnic minorities' wealth ethics; existing flaws; constructive ways

〔責任编辑：陈家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