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张岱年提出的且为马克思主义学派树立起一面鲜明的文化旗帜。方克立大力倡导和宣传“文化综合创新论”，并将其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来表达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待古今中外文明成果的基本态度;“马魂、中体、西用”三者有机结合，是综合创新文化观更加实质性的内涵;方克立深化发展“文化综合创新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这是方克立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化的一个独特贡献。

关键词：方克立;文化综合创新论;“马魂中体西用”论;传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0）06-0032-10

方克立先生（1938—2020），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也是文化哲学名家。其中，在文化哲学方面，相继撰写了《大力宣传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新”论——〈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读后》《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之路》《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探索中、西、马三“学”的综合创新》《擎旗引领综合创新——纪念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发表30周年》等文章，大力倡导和宣传张岱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深刻阐释“文化综合创新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内涵和意义，而且还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马魂中体西用”论，明确界定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综合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是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深化发展，也是方克立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化的一个独特贡献。

一、倡导和宣传“文化综合创新论”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张岱年于1987年6月发表《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明确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命题，为马克思主义学派树立起一面鲜明的文化旗帜。但在各种文化观的众声喧哗中，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似乎有“失声”“失语”“不在场”之感。方克立在赞同张岱年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同时秉笔直书，为倡导和宣传“文化综合创新论”做出有益贡献。

（一） 张岱年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大讨论，形成了一股“文化热”现象。当时各种文化观或文化主张粉墨登场，如“全盘西化”“儒学复兴”“哲学启蒙”“彻底重建”“西体中用”等热闹一时、莫衷一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伦理学家张岱年发表了《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在批驳“全盘西化”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高扬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旗帜。他说：“近几年，针对文化问题，我写了一些研究文章，自己撰了一个名词：‘文化综合创新论。这也可能是胆大狂放，但是，我认为中国新文化建立，综合和创新还是很重要的。” [1]又说：“创新绝不是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是优良传统的继续和发展。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融会中西优秀文化为一体，这才是真正的创新。”[1]254后来张岱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自30年代，就反对‘中体西用论的国粹主义，更反对胡适的‘全盘西化论，提出了‘文化综合创造论。如今是改革开放的年代，社会上又出现‘全盘西化论的陈词滥调。我感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完全合乎时代的需要，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2]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张申府、张岱年兄弟二人针对当时的中国本位文化论、全盘西化论及东方文化优越论等文化主张，独辟蹊径提出富有创建性的文化观——中、西、马“三流合一”的主张。1932年10月，张申府首次提出“我的理想：我愿意，百提、伊里奇（我本曾译伊里赤）、仲尼，三流合一”[3]，亦即“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其本质就是把辩证唯物论、西方逻辑解析法和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分三者相结合。张岱年在1935年写的《西化与创造》一文中提出“创造的综合”“文化创造主义”新概念。而“创造的综合是‘拨夺东西两方旧文化而创成新的文化，与半因袭半抄袭绝然无关。”“文化创造主义之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的创成。”[4] 2002年，方克立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个世纪30年代，张先生就明确表示既不赞成‘全盘西化论，也反对文化复古主义，而是主张兼综中西文化之长，创造一种新的中国文化。他把这种文化主张叫作‘创造的综合或‘文化的创造主义。”又说：“张先生30年代倡导的‘文化创造主义与半个世纪后提出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在基本思路和精神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5] 从历史维度看，“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对30年代提出的中、西、马“三流合一”或“创造的综合”“文化创造主义”的历史继承和时代提升;从现实维度看，“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对改革开放时期文化论争中的“全盘西化”论和“儒学复兴”论的现实回应，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方克立大力倡导和宣传“文化综合创新论”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激烈反传统主义或文化激进主义，强调必须“全盘西化”，那么在90年代的“国学”热中，则是文化保守主义，要求回归传统的思潮占上风，海外新儒家来到大陆大谈特谈“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此时在众声喧哗中仍然听不到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声音。当时有的学者“将文化讨论中的各派观点，归纳为‘反传统派‘五四运动派‘早期启蒙派‘现代新儒家派和‘回归原典派。这些归纳和概括的共同之處是：‘综合创新论根本不在其视野之内，因此也就没有它的地位。”[5]266方克立多次强调，在80年代文化讨论的各种观点中，自己最能心契和赞同的是张岱年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1991年10月21日，张岱年在给方克立的信中说：“我们主张‘综合创新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符合国情，但响应的人似乎不多。美籍华人林毓生提出‘创造的转化，却受到多人注意。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自古如此。希望您大力宣传‘综合创新之义。”[6]方克立不辜负嘱托，肩负起大力宣传“文化综合创新论”的重任，他多次撰文主张，我们要大力宣传张岱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他认为：“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明显优于极端的西化派和国粹派，也优于折衷主义的中体西用派和西体中用派，因为它不仅已经超越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正确的一种文化主张，也表现出最健全的文化心态。”[5] 258既然是一种最正确的文化观，那么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倡导它、宣传它，让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时，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并不在文化讨论视野中，但并不能否定“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的客观存在，它只是因为学术立场、学术利益等主客观原因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1990年，方克立说：“我认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派（可简称‘综合创新派），是80年代文化讨论中三个最主要的思想派别，它们之间的对立斗争和统一关系，仍然没有超出‘五四时期业已形成的思想格局。”[7]2002年，方克立又说：“提出‘综合创新文化观主要是张岱年的贡献。这种文化观后来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我国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一种主流观点，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5]267大力倡导和宣传“文化综合创新论”，体现了方克立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最鲜明的文化立场。他在保持与“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等多种文化主张的适度张力中，为扩大“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影响，推进“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研究做出积极的贡献。

总之，“文化综合创新论”，是自五四以来百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富有创见性且体现文化发展规律的文化观，也是一种富有唯物辩证法精神的正确文化观，与党的文化方针政策相一致，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促进中华文化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提出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时代召唤，大力倡导和宣传“文化综合创新论”是方克立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使命担当。当然，大力倡导与宣传“文化综合创新论”仅仅是一种策略，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得这种文化观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践行的一种文化理念;在学术层面促使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将“文化综合创新论”发扬光大，进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理论。

二、深刻阐释“文化综合创新论”

“文化综合创新论”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面文化旗帜，也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哲学理念，蕴含着丰富的意涵，需要我们后辈学人进行深入发掘或深刻阐释。其中，方克立通过深刻阐释“文化综合创新论”来大力倡导和宣传“文化综合创新论”，丰富和发展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内涵和意义。

（一）张岱年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解读

“文化综合创新论”不仅是一种文化理论或文化观，而且是一种方法论，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和内在特质。张岱年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同时汲取西方在文化上的先进贡献，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1]153-254又说：“中国新文化应是中国优秀传统与西方先进成果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西方文化精粹的汇集。所以，中国新文化的主导思想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的正确思想的综合。”[8]还说：“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的创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发扬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并吸收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这是中国新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8]314从中我们可看出，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时代内涵：一是综合创新之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综合创新之内容取向——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先进贡献，三是综合创新之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四是综合创新之目标指向——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简言之，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综合中、西、马三大文化优质资源的结晶，其中蕴含着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分析性与综合性、规律性与目的性相结合的内在特质。

（二）方克立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深刻阐释

方克立大力宣传“文化综合创新论”，通过深刻阐释“文化综合创新论”或学术研讨会的主旨发言把“文化综合创新论”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来表达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待古今中外文明成果的基本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中，方克立以自己的哲学智慧和独到见解，深刻阐释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理论内涵及时代价值。

一是把“文化综合创新论”与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结合起来，进行深刻阐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命题，不断推进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毫无疑问，中国先进文化，是党领导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立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在批判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和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先进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融合古今中外文化的优质资源而综合创新的结晶。方克立说：“‘综合创新文化观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相符合、相一致的。”“80年代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也是一致的。”[5]265-266还说：“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实现古今中外多项有价值的文化要素的辩证综合，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工作，这一新的综合的成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也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5]256这就揭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科学性、真理性、时代性及创造性。有学者指出：“今天的中国文化，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并继续融合着‘中、西、马的成果，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9]可见，“文化综合创新论”与党的文化方针政策遥相呼应，成为有力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种主流文化观。

二是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层面，把“文化综合创新论”拓展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古今中西问题是中国自五四以来文化论争的核心主题，亦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方克立认为，自从16世纪末中西文化交流至今，大致经历了徐光启等人提出的“汇通以求超胜”，之后又陆续出现了“西法中源”“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融会中西，兼容并包”等各种不同的文化观点，相互批评和争论不休，我们有必要对各种不同的文化主张进行历史考察和时代总结。早在1990年，方克立首次将“文化综合创新论”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来表达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待古今中外文明成果的基本态度。他说：“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主张，我把它概括為四句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这四句话是一个整体，合在一起即马克思主义派对古今中西问题的完整回答，是缺一不可的。这一派可以简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7]598后来，方克立又说：“从李大钊的‘第三种文明（‘灵肉一致的文明）到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从张申府、张岱年的‘三流合一‘创造的综合说，到建国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对待先前的文明成果一直是持辩证分析的、开放的、前瞻的、综合的态度。”[6]319-320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层面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彰显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与我们党的文化方针政策的一致性，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因此，2002年，方克立又说：“我之所以把‘综合创新与‘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结合在一起，主要是想把这种文化观同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联系起来，就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的主题，给予一个比较完整、明确的回答。”[5] 267把“文化综合创新论”表述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这是方克立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具体化、明晰化，也为在21世纪初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埋下了伏笔。

三是提出“兼和”范畴是“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哲学根据。“兼和”是张岱年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早在1948年写的《天人简论》中，张岱年就明确提出“兼和”范畴。他说：“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惟日新而后能经常得其平衡，惟日新而后能经常保其富有” [10]。即是说，“兼和”就是“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或“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其中，“兼赅众异”即多样性或差异性;“富有日新”即发展性或创新性;“一以贯之”即统一性或整体性。可见，“兼和”思想体现了多样性、创新性、统一性的“三位一体”的理论品质。应该说，“兼和”是张岱年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精神，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而独创的一个哲学范畴。方克立说：“在张先生那里，‘兼和不仅以理论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还表现为其治学和待人接物之道。”[6]299又说：“不论是张先生早年创建‘新综合哲学的尝试，还是他晚年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都有一种哲学观念作为理论支撑，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据，这种哲学观念就是他的‘兼和论。”[6]293还说：“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其哲学基础是张岱年先生继承传统‘和而不同思想、并且把它上升到唯物辩证法高度的‘兼和理论。”[6]346从哲学视角看，“文化综合创新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兼和”为核心精神，兼容中西文化的优秀成果，并结合时代特征，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简言之，“兼和”是“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哲学根据。

四是揭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思想史意义和实质性内涵。2018年5月，为纪念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发表30周年，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以“综合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方克立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指出：“这篇文章的发表意义不一般，它是80年代文化热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在众声喧哗中，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是高屋建瓴、超越激进和保守、代表着中国文化发展正确方向的一种声音，是时代的最强音。所以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必然会以其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载入史册。”又说：“‘马魂、中体、西用三者有机结合，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更加实质性的内涵。不论怎样看这个问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五百年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一百年来的中、西、马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都给予了积极的、正面的、总结性的回答，这是其他文化主张都做不到的。坚持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在文化论争中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也对现实的中国文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还说：“自从‘综合创新这面文化旗帜一举起来，中国思想界的格局就不再是激进与保守二元对立，而是三大思潮对立互动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主张必然会发展成为主潮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11]揭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思想史意义和实质性内涵，对于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影响力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文化综合创新论”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时代意义。方克立说：“我相信，真正符合人类理性和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选择是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认同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不仅不会边缘化，而且将在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5]271方克立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传承和阐释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既彰显其浓厚的学派意识和理论担当，也凸显其鲜明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品质。既使得“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时代内涵更加丰富，现实价值更加明朗，内在特质更加深刻，思想史意义更加明确，也使得这一文化观获得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认同和支持。不仅肯定这一文化观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的应有地位，而且还让这一文化观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简言之，方克立先生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传承和阐释，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深化发展“文化综合创新”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是不斷发展的，因而哲学也是不断发展的。“马魂、中体、西用”三者有机结合，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更加实质性的内涵。方克立深化发展“文化综合创新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或者说“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接着“文化综合创新论”讲的。这是方克立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化的一个独特贡献。

（一）接着“文化综合创新论”讲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是“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基本内涵。张岱年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应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8]451又说：“在尽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成就的同时，不断提高本民族的主体意识，这才是对待民族文化的正确态度。”[1]232即是说，在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应把居于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与不断提高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结合起来，这是“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核心内容和最突出特点。进入21世纪，方克立在深入思考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时，于2006年4月正式提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概括。他说：“最近我受经济学界讨论中、西、马关系问题的启发，觉得似乎也可以把张先生的新文化建设理论概括为‘马魂、中体、西用论。”“把马、中、西的关系看作是‘魂‘体‘用的关系，既是对传统的文化体用观的继承，又是对它的变通和发展。引进作为精神指导原则的‘魂这个概念，实际上取代了文化体用观中‘体的含义，而用‘体这个概念来表现文化的民族主体性。这样就将文化体用观与关于民族主体性的论述结合起来了，我以为是符合张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含哲学观）的精神实质的。”[6]244-246从方克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魂中体西用”论与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即都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又要坚持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或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2006年5月，方克立在致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陆信礼教授的一封信中具体回答了“马魂”“中体”“西用”的含义。其中，“我讲的‘马學为魂是概括张岱年先生的思想，具体说就是他的‘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思想，也就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体，亦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体的思想。”“我所说的‘中学为体，‘体的含义已不是指精神指导原则，而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即在一种文化中，它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到底是什么。”“中学”“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西学为用既是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的，也是对于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化来说;对于指导原则来说它是‘应事之方术即原则的具体运用，对于接受主体来说它是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它并不限于西方文化，而是指其他民族文化或外域文化中的一切对主体有学习、借鉴价值的东西。”[6]247-248在这段论述中，方克立具体而清晰诠释“马魂”“中体”“西用”的时代含义及其在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以澄清人们在认识上的差异性和模糊性，同时也揭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创新发展。

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曾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两种学术范式，他认为，哲学史家是“照着讲”，而哲学家则不限于“照着讲”，还要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要体现时代精神，这就叫作“接着讲”。讲哲学必须要从哲学史讲起，而人文科学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接着讲”。只有坚持“接着讲”，哲学理论和文化思想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发展。从方克立的论述可以看出，“马魂中体西用”论作为一种文化哲学理念，既继承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内在基因和精神实质，又通过对传统文化体用观的变通使用，丰富和发展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时代内涵和价值意义。所以“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接着“文化综合创新论”讲的，两者是历史继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

（二）创立“魂”“体”“用”三元模式深化发展“文化综合创新论”

张岱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从概念文字上看，似乎不能直接看到马、中、西三种文化资源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更看不到“魂”“体”“用”三个范畴，但实际上它仍然蕴含着“马魂”“中体”“西用”的意蕴。在方克立看来，“文化综合创新”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文化旗帜，而“‘马魂、中体、西用论就是在这面文化旗帜下，对中、西、马在文化综合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定位，因此也可以说是‘综合创新论的深化”[6]316。“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创造性发展和时代提升。

一是关于“马魂”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魂”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张岱年与方克立毋庸置疑的共同立场。张岱年说：“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的创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吸取近、现代文化的先进成就。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2]259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马魂中体西用”论的三元思维模式中，“马魂”放在首位，这就更加突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优先性和重要性。方克立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确实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问题。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保证了中国新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它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文化;确立中国文化作为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地位保证其民族生命的历史连续性，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不丧失独立性和主体性，因此二者都很重要，都要坚持，缺一不可，而且二者是完全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6]325方克立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结合起来，诠释“马学为魂”， 突出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现实性和重要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马魂中体西用”论的三元思维模式中，“马学为魂”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通过“体”与“用”的双重意义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马学为魂”既有“体”的意义，也有“用”的意义。相对于“中国文化是接受主体”而言，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都处于“用”的地位。不过，马克思主义之“用”不同于西方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道体器用”之“用”，而是“器体道用”之“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用”是指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指导作用”或“指引方向的作用”，它决定了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马学为魂”作为“体”的意义，即是精神指导原则的意义。方克立说：“按照精神指导原则为‘体、以原则之具体应用为‘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体，现代科学技术等西学是用。张岱年、程恩富等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马体西用的。”[6] 313不过，“马学为魂”作为精神指导原则之“体”，是指“主导性之体”，而不是“主体性之体”。质言之，方克立通过“体”“用”两个范畴诠释“马学为魂”，即突出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优先性和重要性。这是方克立深化发展“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突出体现。

二是关于“中体”即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张岱年对中国传统体用观持批评态度，认为中体西用之说是行不通的。但是，他在批判“不懂得民族的主体性”的“全盘西化”论时却极力倡导维护民族的主体性。他说：“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表现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主体性，就沦为别国的殖民地。如果文化不能保证民族的主体性，这种文化是毫无价值的。”[8]64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是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的重要取向。张岱年又说：“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129他通过对社会主义新文化之“体”与“用”的分析，把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都放在“体”的位置上，这与“马魂、中体、西用”只是相隔一步了。方克立则把“体”创造性地区分为“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把“中华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转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亦即“主体性之体”;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或“社会主义指导原则”则用“魂”来表达，亦即“主导性之体”，由此使得“体用”二元顺利过渡到“魂、体、用”三元模式，中、西、马三者的地位和作用就更加清晰了。

在“马魂、中体、西用”的三元思维模式中，“中体”完全否定晚清“中体西用”论里的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为体的保守成分，突出強调要坚挺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义。不仅如此，方克立还把“体”进一步区分为“道体器用”之“体”与“器体道用”之“体”、“主体性”之“体”与“体用论”之“体”、“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接着又把“主体性”创造性解读为“运作主体”“接受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方克立说：“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国文化作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6]314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作为外来文化，只有被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所接受，才能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才能在三大思潮对立互动或主体文化的综合创新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创造性变通传统文化体用观，并拓展和提升“中体”的时代涵义，这也是方克立深化发展“文化综合创新论”的鲜明体现和独创性贡献。

三是关于“西用”即西方文化或外域文化的“他山之石”作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或外域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主张要发扬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精神，亦即“吸收借鉴”或曰“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洋为中用”。张岱年说：“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与另一不同类型的文化相遇，其前途有三种可能：一是孤芳自赏，拒绝交流，其结果是自我封闭，必将陷于衰亡。二是接受同化，放弃自己原有的，专以模仿外邦文化为事，其结果是丧失民族的独立性，将沦为强国的附庸。三是主动吸取外来文化的成果，取精用宏，使民族文化更加壮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应取第三种态度。”[8]63“主动吸取外来文化的成果，取精用宏，使民族文化更加壮大”，这是张岱年对待西方文化或外来文化一以贯之的态度。方克立说：“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中体西用，‘洋为中用实际上就是‘中体西（洋）用。”[6] 316方克立还把西方文化或外域文化在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中的作用具体解释为“他山之石作用”。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文化或外域文化的先进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不可或缺的辅助资源，这是“马魂中体西用”论和“文化综合创新论”共同的价值诉求。把西方文化或外域文化的作用明确界定为“他山之石作用”，这也是方克立深化发展“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具体体现。

“从‘文化综合创新论到‘马魂中体西用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学术范式的逻辑演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现实道路的时代表征。”[12]“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创造性发展和时代提升。“马魂中体西用”论突出的亮点就是：一是通过变通传统文化体用观，把“中华民族是中国新文化的主体”创造性转化为包含“运作主体”“创造主体”“生命主体”“接受主体”属性的中国文化主体;二是创立“魂”“体”“用”三元思维模式把突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正视西方文化或外域文化的“他山之石”作用有机统一起来，并使其地位和作用及其关系明晰化，也是对“全盘西化”论和“儒学复兴”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指导地位的有力回应;三是创立“魂”“体”“用”三元思维模式，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一种创新的学术范式，对于从学术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显著的价值指向意义;四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充分认识到两者的价值互补性，既有助于抵制欧洲文化中心论及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也不会导致国粹主义和东方文化优越论;五是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论”相得益彰，对于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加强中西文明交流互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促进中华文化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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