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萌

大病之间

4年前，穆萧的人生被一张薄纸折了一个直角，从此转向另一个方向。

至今，穆萧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午后，她顶着难耐的头痛，请假去了医院。医生拿着片子反复问了两遍：“自己来的吗？最好让家属来。”看着有些影视剧般的桥段，穆萧心里闪过一丝不安，“就我一个人，有话您就直说吧。” 开口时，还未走出离异阴影的她，带着丝许落寞。

“脑瘤。”当听到这两个字后，穆萧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医生的口在眼前开合。捏着那张宣判命运的薄纸走出诊室，她在走廊的椅子上呆坐了很久。“那时脑海只剩脑瘤两个字反复闪过，好像周围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回到家，穆萧一头栽倒在床上，希望一觉醒来一切都是梦。可是在床上辗转了两天，多数时是胡思乱想难以入眠。索性不睡了，好好想想以后路向何方。先期的手术费要20多万元，医保能报销的不过30%，后期的放化疗大概还需要20万元。盘算过刚够6位数的存款，她只剩卖房一条路。

进入术后治疗，穆萧不断往返于父母家和医院之间。放疗一次8000元，化疗一次6000元。两年不到，花光了卖房钱，掏空了父母的积蓄，借遍了亲友。没了工作没了收入的穆萧抵抗着病痛的折磨，更要为筹钱发愁。她无数次懊悔当初没有买一份重疾险，但已于事无补。

穆萧只能求助网络众筹平台，与高额的治疗费相比也是杯水车薪。“起初同学群里还捐过几次款，次数多了，大家也都扛不住了。”对于同学们的热度退去，穆萧很理解，毕竟自己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一次好不容易凑够的化疗钱，在医院被小偷偷光，穆萧又一次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欲哭无泪，“要不是想到父母，那天我可能就选择结束生命了，我就觉得命运对我怎么这么无情呢？”

对于穆萧来说，最煎熬的还是整天为肿瘤复发而提心吊胆，因为她真不知道，复发了还能到哪儿去筹治疗费。

据2019年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报告显示，随着恶性肿瘤发病数持续上升，我国每年所需的相关医疗费超过2200亿元。国内某家知名肿瘤医院曾做过一期调查，结果显示患癌病人会在癌症治疗中花去自己毕生积蓄的70%，而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平均值。

经常有人说，一个小康家庭与贫困家庭的差距，也就隔着一场大病。疾病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的痛苦，更是巨大的医疗成本和对一家子的经济绑架。整个家庭可能因为一场大病，直接陷入贫困，一蹶不振。

最近每隔二三年，就会有跟医保话题相关的影视作品面世。2018年电影《我不是药神》余温未散，今年国庆节，热映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之《北京好人》单元里，张北京的表舅因没有医保而负担不医药费，放弃治疗转身回乡的一幕，再次让观众心酸。所幸，表舅妈早已背着表舅办理了农村医保，故事才出现转机。文艺作品频频关注医疗话题，并每每都能直击观众内心，足可说明医疗负担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全民焦虑话题。

医保难为

不久前，冠脉支架通过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从1.3万元降至700元左右，引起全社会沸腾。然而欢呼声未息，便有人喷了冷水：“平均降价93%会不会产生有价无市、低价断供等‘中标死窘境？”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2018年10月，在国家人社部和国家医保局的推动下，17种抗肿瘤药物纳入药品目录乙类范围。其中“克唑替尼”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目前最有效的靶向药物。按照报销比例，原本售价5万元一盒的克唑替尼，现在报销后自付部分不超过5000元。可遗憾的是，2019年新医保目录实行后，患有非小细胞肺癌的王永亮，跑遍了所在城市大大小小药房医院，都没能再买到这种便宜的续命药。

问题出在哪儿？还得从目前社会医保体系寻找答案。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550元。一个抗癌药进入医保后，如果一个月有一万多元的用药量，一年下来得十几万元，可能相当于两百多个城乡居民的资金。国家对医保的投入总额是有限的，盘子就那么大，患者人人都需要分羹，不可能只倾向于那些医药费高昂的群体。所以部分高价药物进入医保后，受到医保总额控费的压力，不得不在处方上进行限制。

所以仅靠保障社会基本面的医保来保障大病，显然在现阶段是不现实、不全面的。于是商业医疗保险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保险从业者秦艳对社会公共医保、商业医保和重疾险有一个生动的比喻：“社保相当于毛坯房，只保证能住。商业医保相当于简装房。不要以为买商业医保就万事大吉，因为商保虽然不限病种，但理赔只保证合理医疗费用，也就是说，有些重疾的治疗费用是不在理赔范围的。”秦艳说：“要想真正住上舒适的精装房，关键时刻还得靠重疾险。”

秦艳更喜欢称重疾险为财产损失险。因为如果一旦罹患重疾，正常工作受到影响，职位面临调整或降低，甚至丢失工作，收入中断或减少。一般情况下，重疾治疗大概是两年左右，之后还有至少三年的康复治疗。在高昂的治疗费外，康复期间的营养费、关联开支同样是个无底洞，并且很多国人不是倒在重疾的治疗期，而是倒在康复期。一人生病，全家拖垮，并不是危言耸听。“重疾险在确诊一次性赔付，由被保人自由支配，不受任何限制。”

其实，即便不是罹患重疾，一場不大不小的病也能让一个普通家庭捉襟见肘。80后的李贵汉两口子年收入六七万元，每月被房贷和孩子的托费占去了大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真没有闲钱去买商业保险。去年，原以为离疾病很远的李贵汉，突发冠心病，心脏支架。手术费7万多元，一个生物冠脉支架就要3.5万元。出院一算账，除去医保报销部分，自己还要掏3.5万元。“这些钱比我家一年的生活费都多，要不是父母帮衬，日子真就挺不过来了。”

出院后的李贵汉开始对自家抗疾病风险的脆弱程度担忧。痛定思痛，他从生活费里挤出了5000多元，给妻子和女儿都保了商业医疗保险和重疾险。“就算给这个家多份抗风险能力吧，毕竟与医疗费比起来，保费只是九牛一毛。” 李贵汉说。

在保险从业者秦艳的客户里，像李贵汉这样的投保人不在少数。他们要么是自己患病后，要么是身边人患病后，才想起买一份保障。遗憾的是，像李贵汉因为有过患病史，已经不能再投保。“真不是推销，因病史被增加保费或被拒保的不少，别等疾病真的来了才后悔。”秦艳说。

10多年前，中国的保险业刚刚起步，大多数人对保险很抵触。与同行一样，刚进入保险业的秦艳还要靠“杀熟”来完成业绩，其中一个客户便是闺蜜的母亲。“当年阿姨说自己是运动员体质，理赔这事估计跟她扯不上关系。”秦艳也觉得阿姨买保险是照顾自己情面。巧的是，三个月后，阿姨就被确诊为脑瘤，手术也没能保住生命。这件事秦艳至今无法忘记。“一个身体那么好的大活人，只一个多月便形同枯槁离世……”办理完赔付金，秦艳坚定了做保险的决心，“由于发病突然，理赔申请是在阿姨身后提交的，阿姨虽然没能用上这笔钱，但至少算是给家人的一点儿心理慰藉吧。”

从业10余年，秦艳深知中国保险业的冷暖。从被人拒绝到客户主动上门，背后是大众对医保负担的焦虑和保险业顺应市场需求的结果。理赔提速便是其中之一。“现在各大保险公司都在是陆续推出直付速赔、直付先赔的险种。理赔速度确实在不断提升。”秦艳说。

此外，目前还有保险公司推出了疾病不分组别的多次重疾险。雷强便是这类保险的受益人。确诊肺癌后，雷强获得了20万元理赔款，豁免后续19年保费，合计14万元多。同时，除恶性肿瘤以外的其余9种轻症和49种重疾保障还继续有效，雷强还可以有最多两次轻症和一次重疾的赔付。这份没有一次重疾理赔而终止的保单，让雷强有了更好的心态面对后续治疗。

企业助力

与雷强不同，大病初愈的柳松，则是因为企业的医药费二次报销让他家松快不少。今年5月，柳松被确诊为听神经瘤，手术前前后后一共花了11万元。除去医保报销，自费部分还需6万多元，虽然不至于让积蓄见底，但也压得全家多少有点儿喘不上气。“企业二次报销给报了将近2万元，让我缓了一口气。”柳松说，“更重要的是，企业关爱和温暖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职工松了口气，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每年的医药费二次报销却不是个小数目。现在不少大型国企都有医药费二次报销的举措。企业经营好时，尚可承受，效益不佳时，则执行艰难。特别是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医药费二次报销更是难上加难。

柳松所在的企业是一家大型国有化工企业。因为化工企业的特殊性，疫情期间并未停工，但却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产品滞销价格下降。一升一降，刚扭亏没两年的企业再次跌回到亏损边缘。二次报销虽仍在执行，但经济压力让这个万人大厂明显感到力不从心。

“报销医药费这事操作起来，其实挺繁杂，哪些该报，报多少比例都需要确诊核算。需要耗费不少人力。”一家企业的医药费报销负责人坦言：“更重要的是，医药费总额不确定性太多，不好控制，常常会高于预算。”

正是出于这些因素，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目光投向商业保险公司，用购买职工集体商业医疗险或者是组合险的形式，替代企业直接从行政支出医药费。既减少了牵扯的精力，又能控制每年花费的总额。

吴跃在一家外企工作，她所在企业便是通过购买集体医疗险的方式，实现了医药费报销问题。职工只要单次就医总费用超过240元，就可以通过APP申请报销。吴跃一次看口腔科门诊，花了300多元，最终报销了90多元。后来她为治疗过敏又在门诊花了500多元，保险公司给全额报销了。吴跃虽然一直没搞懂报销的条款和比例，却并不影响她的幸福感。“我所在的城市，只有住院才能享受医保报销，公司给职工买的这个商业险，让门诊看病也能报销，已经是减轻了我们不少负担了。”

其实，在法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很多发达国家，公共医保与私人医保并存。在这些国家就医，如果不是紧急情况一般是先到诊所看全科医生，如果有需要的话，全科医生会写推荐信给病人到大医院去看专科医生。在英国预约全科医生需要排队超过一个星期。在澳洲，预约专科门诊，一般排队4个星期，如果动癌症手术的话，一般排队4个月，做白内障手术，要排3年。全民医保背后是政府高額的医疗费用支出和人们漫长的就医等待。所以不少人不得不选择私人保险作为补充。

同为发展中国家，巴西与我国在卫生系统绩效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面临相似的挑战。巴西实行全民统一医疗制度，让每一个公民都可享受政府各级医疗机构的免费治疗。但是公民必须分区分级就医，如果擅自跨区越级就医，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是同样相当高昂。

综合来看，虽然我国的医保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但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发展到当下的水平，已属不易。从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医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现行的体制下，社会公共医保和商业医保同步走，也不失为应对当下医疗负担焦虑的权宜之计。

（文中人物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