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玉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后现代思潮被引入中国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世纪之交，在全球化思潮推动下，中国本土文化也出现了后现代特征。诚如朱立元教授所言：“中外学界普遍认识到，全球化的语境也就是后现代的语境。”[1]全球化时代西方后现代大有席卷全球之势，因而以后现代理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为代表，检视西方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变迁，对本土话语重建的语境厘定，意义重大。

一、后现代语义寻踪

“后现代”一词从出现到学界流行再到成为普遍用语，已有一百多年。而其意涵发展过程中，有三种语义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作为历史分期。“后现代”一词尽管早在1870年代就开始在美学意义上使用，用于对当时文艺、文化的不满和批判。但是作为历史分期的“后现代”概念，则是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早在1934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第一卷中，汤因比认为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西方世界近代史，然而1875年以来二者产生了巨大矛盾，国际性的工业规模日益冲破民族的束缚，民族力量无法自足的时代开始了。适合新时代的路径只能超越过时的民族国家范畴，到其他文明中寻找。20年后，汤因比的历史分期观念更加明晰。他认为“后现代”作为一个时代，起始于1871年的普法战争，在此战争中工人阶级第一次战胜了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这也是对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现代性的胜利。汤因比强调，“后现代”有两个标志：一是西方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二是非西方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现代性秘密并用来反抗西方，比如日本明治维新、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和中国的毛泽东思想[2]3-4。汤因比的“后现代”概念很值得玩味，其中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它表明了资本寻求扩张而致民族国家界限突破，而非西方世界文明在西方现代性危机解决途径中具有重大意义；二是它表明了全球化的后现代时期来临，普法战争导致了巴黎公社，无产阶级的出现导致第三世界形成；三是就非西方而言，后现代也预示了他们借鉴西方发展现代性的开始，并来对抗西方。汤因比苛责西方晚起资本主义的自大，对新起的第三世界也并无好意，但他的后现代阐释却有助于理解其他学者的后现代及其相关观念。例如阿尔都塞就曾研究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由矛盾论入手凸显文化、政治而非经济在现代性道路中的重要性，寻求一种现代之外的另类现代性可能[3]。而安德森曾说，1950年前后，美国诗人Charles Orson提出：20世纪的上半叶是现代，下半叶是后现代，后现代的动力不是西方，而是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的革命[2]5-12。对非西方世界无论是敌意或友好，上述后现代概念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一致的，包括后来的詹姆逊、德里克等。

二是作为批判现代。历史的发展往往有悖于预设，后现代后来不仅仅是指非西方的借鉴与反抗，也指西方内部的自我反思。20世纪50至60年代“后现代”一词开始流行，主要是对美学现代主义的反动；70年代进入建筑领域，“后现代”用来指称与传统的现代主义极为不同的风格。80年代后现代进入哲学领域，代表性事件是1979年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的出版。作者认为当今高科技社会中的知识状况已经不同于往昔，“后现代”一词“恰好标示出当今文化的方位与状况”[4]。而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质疑，这种元叙事通过提供一种连贯性、总体性来遮蔽着实存在社会历史中的各种冲突与差异，显示为一种解释世界，揭示历史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逻辑井然，层层相扣，起点是不容置疑的基础知识，后现代恰恰是对这种合法性的质疑，提倡差异性、多元化、小叙事，小叙事强调的是话语一致中的意见分歧，意见实际上从未达成一致，后现代性的复杂与差异由此可见。事实上，后现代性可以上溯到尼采哲学，德里达、福柯、德勒兹、詹姆逊、鲍德里亚等皆是代表性人物。大致来说后现代性由批判现代性出发，攻击具有控制性和压抑性的形而上学体系，力求从这种压抑中解放出感性、身体，它以差异性来对抗总体性，以小叙事对抗宏大叙事，以欲望对抗灵魂，以偶然性对抗规律性。具有反思性，同时也具有解构性。

三是作为大众文化。事实上，应该有两种后现代：一种是自我反思的后现代，以利奥塔为代表；另一种是大众文化的后现代，以贝尔、詹姆逊（21世纪以来詹姆逊有与利奥塔趋同之势） 为代表。1990年以后，后现代性经由传媒的扩张，基本上成为大众文化的同义语[5]。如果说20世纪30、40年代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就是一种一盘散沙的、原子式个人组成的乌合之众的文化，大众的被动状态导致这种文化很容易被资本家操纵与利用，阿多诺称之为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并对其大加批判。而到了6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从霍加特到威廉斯，他们对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采取友善的态度一改当初法兰克福学派的严厉批判。事实上，此一阶段的哲学家们无不以理论去支持大众文化，予以肯定，大众文化成了后现代症候的集中表现场所：“无论是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个新的历史时刻、一种新感性、还是一种新的文化样式，大众文化都会被人们用作一个领域，可以最迅速地从中找到这些变化”[6]。而到了90年代，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加速，媒介技术使极具后现代特征的大众文化几乎普及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在1997年出版的《重构美学》一书中，韦尔施声称，后现代社会中美学不仅波及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且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之中。

二、后现代的本土反思

新时期尤其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中国社会发展迅猛，面对着诸多新事物新经验，学界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予以理论应对：既有不断引进西方理论，也有结合中国经验的理论反思。事实上，经验可以被提升为理论，理论也反塑着经验。作为西方影像，西方后现代的三种语义可以成为近几十年来中国本土经验的反思路径。

首先看文化转向。伴随着市场经济实施、政治空间自由、传媒技术发展、外来文化冲击等多种原因，中国大众文化也应运而生。大众文化给大众带来娱乐消遣、感性解放的益处，同时也因其商品化、世俗化、感官化易致精神滑坡。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批判已经有了三次转换：90年代的大众文化批判，国内学者基本上都使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事实上有学者随之已经意识到这种生硬移植西方理论批判与中国本土文化现象的错位[7]；新世纪初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学界以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与韦尔施《重构美学》中的观点为依托，对国内大众文化持肯定态度，大有粉饰现实之嫌；再到2010年的生活论美学批判，学界以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杜威及舒斯特曼为理论资源，为当代大众的合理性物质欲望伸张。尽管比之日常生活审美化，生活论转向可避开意识形态权力冲突，但是其批判立场的缺失，仍有价值失范弊端，感性欲望伸张固然有合理一面，但是若不时刻警惕而保持批判立场，感官沉沦便极易发生。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此过程中因物欲膨胀而致的道德沦丧、价值失范与个人孤独才是人文学科所要面对的问题所在，任何脱离中国语境的西方理论应用，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近四十年来国内大众文化批判尽管偶有精到的微观分析，总体来说对西方理论要么语境误置，要么使用生硬，从而导致批判精神的下滑，问题意识的缺席，价值立场的暧昧[8]。

再看理论反思。大致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呈现出一个世俗化不断深入的过程。如果说80年代思想界是从黑格尔到康德，从集体主义、总体性到自我或主体性自由；那么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个人主义几乎成了唯利是图的个体主义代名词。信仰、价值、人文精神、历史与世界观，一切宏大叙事都日益受到冲击，世俗生活中一些元素如家庭亲情、友情、爱情观发生变形。李欧梵曾以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分析20世纪末中国出现的怀旧现象，山东的“老照片”，上海的“月份牌”，王安忆《长恨歌》中关于老上海的回忆与伤感情绪等等，李欧梵一方面说个人回忆是对历史，亦即国家民族历史这种宏大叙事的抗拒，另一方面又说，我们面对的是后现代文化的支离破碎、转瞬即逝，唯有在自己瞬间即逝的感受中也许才能抓住实在，得以生存下去[9]。詹姆逊是中国新时期以来后现代性理论的教父，李欧梵以他的理论分析中国国内的后现代现象，很有象征性。中国世纪末的怀旧现象与西方是否相同？以西方后现代理论分析是否合适？就李欧梵分析的文学作品而言，“新写实主义小说中的‘平民意识’和‘经验的直接性’已具有某些后现代的特征，但作品展示的人生困境的悲剧感似乎又与中国关注现实的传统暗合”[10]。

最后看本土化思考。诚如汤因比所言，后现代就是非西方国家开始学习西方现代性秘密并用来反抗西方。西方话语成了我们的思考前提，成了学术研究的基础，诚如有学者所言，纯粹的“中国范式”之所以难以建构，也许是因为所谓的“西方”已经“内在于”我们的存在经验。而一种完全独立于西方的、纯粹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有问题的、需要反思的概念[11]。然而后现代思潮的理论旅行，消解体系建构，消解宏大叙事，消解西方中心话语，同时也因其批判反思性，成为一种推进学术研究本土化的武器。就中国文艺学美学而言，无论是文论失语症反思，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探讨，感性修辞学文论建构，还是美本质问题的回避，意象美学、境界美学、修养美学等等的提倡，无不是在解构西方话语的基础上本土性话语的尝试建构。

然而，后现代三种语义尽管对当代中国影响深远，但是由上述分析同样可见其间弊端重重，对中国经验的阐释与前瞻缺乏充分的有效性。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与西方后现代理论的种种对接与错位告诉我们，我们与西方在发展层级上存在代差，西方的大众文化有其物质语境，西方的后现代话语有其成熟演变的现代性理论作为解构的前提，西方的后殖民思潮有其西方霸权的本质，我们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错的语境，其具体而独特的诸多问题，并非西方后现代语义可以直接来解决，往往不是语境误置就是理论误用，表面话语喧嚣实则现实隔膜，要走出当前困境，就必须“要用后现代的思想和方法解剖后现代、解构后现代，批判后现代，利用后现代的思想成果，在后现代的思想高度上达到新的思想高峰，超越后现代。这个新的思想高峰暂时可以称为‘别现代’”[12]。正是在解构后现代、批判后现代的基础上，王建疆教授提出了别现代理论，以期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踏上新一轮本土话语凝聚与理论建构的旅程。

三、走向别现代

事实上，就中国文艺理论与美学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的“文论失语症”[13]对现当代文论缺失独特话语系统之病症的发现，及对延续传统文化血脉的倡导，到21世纪以来“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14]对中国美学的质疑、分梳与建构思路的探讨，再到2010年代的“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位”[15]中从主义的高度对本土性原创理论的呼吁，学界思考亦可谓历时弥久，同时也渐进纵深。近年来，王建疆教授通过系列论文①关于别现代主义提出的问题，可参见王建疆《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2期，第72-77页；王建疆《别现代：美学之外与后现代之后——对一种国际美学潮流的反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5-14页。提出的别现代主义（Bie-postmodernism），正是学术界在后现代的全球化语境下长期以来对具有本土特色学术思想、理论与主义的诉求的回应，也是对思想界“中国模式”思考的前瞻性解答。

那么何谓别现代？在王建疆教授看来，别现代意义开放，具有解构与建构并存的特性。别现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是中国的未来之路”，是“立足于中华本土的跨越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跨越主义和未来关怀”，而别现代提出原因是“基于中国与西方在发展层级上的代差而导致的主义上的诸多错位，以及随之而来的盲目、困惑和尴尬”，别现代具有自己的特征，是“一个借道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而又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具有创新型理论建构和中国本土特征的主义”，同时别现代“立足于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同时又关注全球问题”[16]。可见，别现代视野开阔，是基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时空交错的中国语境，及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发展层级代差而致问题的基础上，借道西方而又不同于西方的对中国现代化“摸着石头过河”道路的反省，及未来指向的思考。这样，别现代实质上就有两个维度，一是中西问题形成了思考起点：新时期乃至近代以来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弥漫与错位问题，关联着当下中国的问题意识；二是古今问题成为我们深入思考的理论资源：过往的中西资源既是厘定我们身份的路径，也是解决当下问题的资源。就前者而言，通过上述后现代理论的中国旅行及其错位可见一斑，就后者而言，近年来伴随着别现代理论提出来之后，作为充实其理论内涵的诸多分解性理论，如跨越式停顿、时间的空间化等，因其借助过往理论又迥异于过往理论，又能够对现实有着精准的理论提升性而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因而，在后现代理论的语义寻踪基础上，反思百年中国的后现代实践，我们发现无论是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学习西方与反抗西方，理论层面对碎片化叙事、多元对话借鉴基础上传统的发现，还是文化层面文艺学、美学的本土话语的建构，都显示了后现代理论在中国实践的变异或本土化面相，因而后现代的中国实践因本土经验的重塑已经不同于西方的后现代，而别现代的理论反思恰是厘定当下中国文化语境的一种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