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太云，吴晓红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重庆当代作家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

吴宓是旧体诗人，洪深是现代剧作家，两人创作路向不同，但在多个时期有交集，结下了私谊，并互相影响。有研究者通过《吴宓日记》中对洪深的相关记载，考察吴宓对洪深早期戏剧活动的影响[1]。本文尝试梳理吴宓与洪深一生的交往，并从个性品质、文化心理、文艺创作等方面考察两人的互动和影响。

一、吴宓与洪深交往概述

（一）清华同窗时期：青涩之交

1911年，17岁的吴宓考入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第二年，18岁的洪深考入北京清华学校。自此，两人开始有了交集。1912至1916年是吴宓与洪深的清华同窗时期，也是两人交往的第一个时期。查阅这一时期的日记，可找到吴宓与洪深交往的12条记载。吴宓日记中初次出现洪深的名字是在1914年1月1日：“十时，偕同班诸君十余人大宴于食堂，食馔甚丰，洪君深所经理者也。”[2]261此后，吴宓在日记中多次直接记载两人的交往事项，涉及日常琐事、戏剧交流、文学文化等方面。

首先，是日常生活之中的交往。同学陈达能力强，交游广，曾发起成立清华国学研究会，担任过清华达德学会会长。吴宓和洪深均与其往来较多。1915年6月26日，陈达婚期已定，“寄来请帖若干份，余等为一一填写发出。余与洪君深，共致贺仪”[2]455。10月2日，陈达办宴答谢，致谢“假中结婚同学送贺仪者”，“座间共三十人，洪君深为主办一切。五簋八碟，约费二十元云”[2]503。

其次，演讲中的互动也是两位青年学子交往的一个内容。清华学校注重培养留美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其中，通过演讲锻炼口才和表达能力是重要一环。青年洪深也热衷于各类活动，中文演讲、演剧排剧、辩论赛、译书、球类比赛等等，都能瞥见他的身影。吴宓也不遑多让，参加各种社团，也参加演讲活动。1914年，洪深准备参加演讲比赛，演讲题目为《敬惜字纸》，邀请吴宓作听众和指导。吴宓3月3日记载：“夕，洪深君约往工字厅。盖洪君将从事于中文竞争演说，特先期练习，约余为观察纠正。”[2]301同月6日，“复为洪君深见招，练习中文演说”[2]306。4月12日，洪深因在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二名的成绩，“乃请曾对于此事帮助之诸友就餐于食堂”。吴宓未获邀，未免气愤，“近本校生成一种恶劣之风气，请客宴会也，出报捐钱也，此尤彼效”[2]336。但吴宓的牢骚不过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述，符合20岁左右青涩少年的心理特点。

再次，两人曾一起合作，撰写文言笔记。吴宓、洪深都属于用功学习、勤于写作者。洪深自述：“进了清华五年，夏间毕业，我很少回家。——年假照例不能回去。”[3]11吴宓和洪深都是《清华周报》的编辑，时常供稿。两人还同属于清华达德学会的成员，一起为学会杂志《益智》编稿、投稿。1913年，洪深之父洪述祖牵涉宋教仁刺杀案，潜逃至当时德国的租借地青岛，购买了一位德国警务长的宅子用于避难。洪深于是年夏天去过青岛两次。1914年春、夏又两次到青岛。洪深就见闻所及，用文言文写成《青岛闻见录》，投寄《小说月报》，取笔名“乐水”[3]16。

《青岛闻见录》发表后，洪深获得20余元的稿费收入，他的创作欲望大为高涨，便邀约吴宓合作写文言笔记。吴宓1914年4月17日记载：“洪君深约同作笔记一种，售之《小说月报》。余不能却，允之。”[2]342吴宓以“余生”为笔名，洪深仍用“乐水”，共同署名，创作《榛梗杂话》笔记30多则。吴宓属于书呆子之类，他的创作多为艺文谈，乐于从书中发掘材料。洪深因其父的关系，目睹过政变等各种社会变动，社会经验丰富。吴宓在日记中说：“晚饭后，及洪君深、汤君用彤、向君哲濬坐树下谈。洪君深历述年来政变之秘相，及种种黑幕中之运动，愈出愈奇，再演再幻，殊觉津津有味。直至灯熄后，始径行归寝。”（1914年4月21日）[2]343洪深的创作趋向于从社会人生中寻找素材。两人合作一段时间后，吴宓觉得“此等事似不衷于道，且余原非宜从事获利者”，萌生退意，但洪深“必欲续之”，吴宓“苦无术辞脱，只得勉强行之”（5月28日）[2]356。《榛梗杂话》原本寄给《小说月报》，后被转到《小说海》，分别在当年4、5、6、8月出版的第1卷第1、2、3、5号发表[3]17-18。1915年2月13日，吴宓偕二表兄胡文豹游于琉璃厂各书肆，看到“前为洪君深作之《榛梗杂话》，登商务出之《小说海》月报中”。吴宓“坐阅至晚，购杂志数种而归”[2]403。

由于少年气盛，意气用事，吴宓和洪深也有过摩擦和不愉快。1914年4月2日，不知何故，两人发生矛盾，“洪深是夕侮犯余至再，余颇不能忍，顾亦无如之何”。同学兼好友朱君毅笺致吴宓，“言其人穷凶极恶，宜远避慎防为是”，“并谓余宓不善御外侮，故易为人所轻”。吴宓“颇以为然”，感慨“然天下事何乃竟如此伤心”[2]325-326！

清华求学时期，吴宓与洪深的交往，与吴宓的学识和性情有一定关系。吴宓自幼饱读诗书，文学涵养积淀不浅，故洪深在演讲、文言笔记等事上乐于拉拢、求助吴宓。而吴宓纯厚的性情，也使得他愿意提供帮助，有时甚至因为不善拒绝而违背自己的意愿。纵观吴宓日记，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吴宓这种性情品质的延续，比如数十年照顾好友家眷，对学生解囊相助。这一切，可以说与吴宓此前所受的传统教育是有关联的，与他自身对仁义礼智的践行也有联系。而就个人性格而言，洪深在宴会经办等事情上的组织能力，在演讲、编剧演剧等活动上的积极亮相，在与吴宓及其他同学交往上的落落大方，体现出热情、爽朗的性格，与吴宓忠厚笃实的性情颇有不同。

（二）哈佛校友时期：理性之谊

洪深1916年赴美，次年9月吴宓抵美。吴宓最先入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18年6月抵波士顿，入哈佛大学研习比较文学，攻读硕士学位。洪深最先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烧瓷工程。在校期间，改编出《为之有室》剧本，创作英语剧《回去》，自编自导自演英语剧《虹》，与他人合撰论文《编剧新说》，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因在编剧演剧方面的爱好和成绩，经同学建议，洪深决计改学戏剧，于1919年9月入学哈佛。

吴宓留美时期，其交友圈并不广泛，陈寅恪、俞大维、张鑫海、梅光迪、汤用彤等是与其往来密切者，而洪深也是其中一位。哈佛期间，吴宓与洪深往来较密切，为两人一生中交往最频繁的时期，吴宓哈佛日记中共有25条交往记录。

洪深在哈佛师从美国著名戏剧家贝克教授，是中国第一个专习戏剧的留学生。洪深在吴宓哈佛日记中首次出现是1919年的9月17日：“下午，清华旧同班洪深、曹懋德诸君来。洪君专来此学戏剧一科。宓导之见校中执事人等。”[4]72鉴于清华同窗之谊，吴宓仅充当引导人。当时的留美中国学生中，有许多行为不堪之人，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中也有不少不学无术之徒，吴宓日记也有所披露。可能受此影响，吴宓对洪深这一届新来哈佛的留学生不看好，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哈佛旧日中国学生，皆老成温厚，静默积学之人。此次新来者，则多少年俊彦、轻浮放荡之流，于是士习将为之一变矣”[4]72。

哈佛时期，洪深主攻戏剧，从前的戏剧兴趣和如今的术业要求，都使得讨论戏剧、研习戏剧以及观赏戏剧成为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哈佛日记里，吴宓和洪深与戏剧相关的来往占绝大部分：

1.1919年9月25日晚，洪深至吴宓处，谈戏曲之学并兼及小说，颇多心得。[4]77

2.1919年10月7日，偕汤用彤、洪深午饭后在Tremont戏园，观名优Walter Hampden演莎士比亚“Hamlet”一剧。[4]80

3.1919年10月26日晚，洪深来，与吴宓商议探讨编戏之情节等。[4]87

4.1919年11月8日，洪深又至吴宓处，谈论编戏的方术与经验，颇多心得。[4]90

5.1919年11月24日晚间，哈佛大学与哈佛大学女校戏剧科学生The 47 Work-Shop演剧，洪深介绍吴宓等人前去观看。[4]94

6.1919年11月29日晚，洪深等人来吴宓处，商议一同编写新剧本。[4]96

7.1919年12月18日，波城商人所设Amateurs一会，重演《黄马褂》一剧。当晚，洪深邀请吴宓一起前往观看。[4]107

8.1919年12月20日，洪深等人到吴宓室中编《徐氏三女》一剧，后又唱京戏。[4]108

9.1919年12月22日，黄华、吴宓等人约凌幼华晚饭。饭后，洪深邀请凌幼华看戏，吴宓等先归。[4]109

10.1919年12月23日晚，洪深、王复初来吴宓室中，洪深唱戏。[4]109

11.1919年12月25日，吴宓等人于晚饭后赴学校青年会庆祝会。洪深唱《打棍出箱》和《李陵碑》二剧。会散后，洪深至吴宓处，陈说其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办理会务和演剧等经历。[4]110-111

12.1919年12月28日，洪深在吴宓处诵读《为之有室》剧本。[4]111

13.1919年12月31日，洪深、曹丽明、陈宏振、张鑫海、王复初等人，在吴宓室中，陪来自耶鲁大学的沈卓寰谈。洪深唱京戏，众仿效之。洪深又述所作谐谈，婉而多讽。又杂谈小说，以送除夕。[4]115

14.1920年1月9日，波城某礼拜堂会众邀茶会，会中洪深唱戏，又演简短之新剧一段。[4]121

15.1920年4月30日晚，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开大会，会中有洪深编排的中西戏剧，并有幻灯影片、中国风景等。[4]160

从这些日常来往来看，洪深与吴宓在戏剧方面的交流是全方位的，表现在“谈”“商”“议”“唱”“诵”“观剧”等各个方面。既有谈戏剧之学、谈编戏的经验，又有商量戏剧情节、商议剧本编排，还有洪深唱戏演戏、诵读剧本及洪深邀请观剧等。吴宓对美国上演的中国旧戏的布景及内容都有所不满。1919年12月17日，洪深曾“指示襄助”波士顿中国商会排演旧戏《黄马褂》，获赠戏票两张。次日晚，洪深偕吴宓往观《黄马褂》的正式演出。对剧中拖长辫之皇帝及宰相，鞠躬不断、故作龌龊萎靡之状的角色，以及穿凿附会的情节，吴宓痛心不已[4]107。吴宓虽未明言，但他将改变的希望寄托于专习戏剧的洪深身上。洪深未有日记，但在1936年《辱国的〈王宝钏〉》中提到此剧，“美国从前颇曾风行一出英文的中国戏，叫《黄马褂》，它的两位美国作者，对于中国的一切，当然不甚了解”，“《黄马褂》虽也叙说一个东方式的半神怪的故事，但主要还在过分夸张中国戏台上值场者的行动，引起观众们的失笑”，“戏是恶劣的”[5]266-267。

在两人关于戏剧的交往中，洪深是表演、述说、提出要求的一方，吴宓扮演倾听、观赏、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角色。两人共琢共磨，互励互学，吴宓从洪深处学到了编戏排戏的方法和经验，而洪深通过与吴宓的交流和探讨，也提高了自身的戏剧经验和技艺。

吴宓在与洪深谈论戏剧、戏曲时，由于洪深“曾专心研究，多费时力”，“颇多心得”（1919年9月25日）[4]77，吴宓对洪深在戏剧上的造诣佩服有加，认为洪深“专研戏剧之学，确有深造”，哈佛诸人“求其能如洪君学戏之殚心竭力、聚精会神者，不可多得”（1919年12月28日）[4]111。故此，吴宓将洪深之戏，与陈寅恪之梵文、汤用彤之佛学、张鑫海之西洋文学、俞大维之名学相提并论，认为“皆各有所专注”，都是“高明出群之士”（1919年12月29日）[4]112。另一方面，吴宓常与洪深相对照，时时反省自己，自认“学无专长，应读之书，多知其名，而未开卷，模糊度日”，“殊自惭矣”（1919年9月25日）[4]77。

除大量的戏剧交流外，吴宓与洪深的交往还包括漫谈。1919年10月5日，吴宓与汤用彤、施济元送梅光迪回中国。其后，众人在洪深、曹懋德处闲谈，“每一种人谈话各有其题目，各有其口吻；易席之顷，竟隔天渊，如风马牛”，“凡此皆留学生日常情形之材料也”[4]78-79。12月30日，李济、洪深来吴宓宿舍，谈清华旧日种种趣事。吴宓感慨“国步日艰，人才益难”[4]114。

此外，吴宓日记中也记载了与洪深有关的一些日常琐事，大抵是牢骚闲谈、进餐、会见友人等。1919年10月7日、11月27日、12月22日、12月24日的日记，都有寥寥数语提及与洪深、汤用彤等一起至“醉香楼”吃中国餐。也有吃西餐的记载，如1920年4月18日，为欢迎张可治，吴宓与洪深、顾泰来、卫挺生、张可治等在帝国饭店共进午餐。是晚，洪深又访吴宓。因近日办宴请美国人士大会之事，洪深与卫挺生互有芥蒂，遂在吴宓处“畅发牢骚”，“自谓办事掣肘，多不如意”，直至深夜2时始去。吴宓认为“如此闲谈周旋，耗费时间”，“殊可哀也”[4]150-151。

哈佛期间，吴宓和洪深时常结合自身经历和感触讨论美国社会种种现状。1919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记载，当晚，吴宓、洪深等人针对白天耶鲁与哈佛两所大学足球比赛之事进行谈论。对于足球运动，吴宓持正面看法。尚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时，吴宓就曾于日记中说足球运动是有益的运动，该项运动虽颇危险，却很适宜以此来锻炼身体、振奋精神。如今见识美国社会足球之盛、美国人之狂热，吴宓认为此乃美国尚武精神所致[4]93-94。此外，吴宓和洪深的漫谈也触及美国社会道德情形。此情形有关于美国社会风俗，有关于美国学生，也有关于留美中国学生，用吴宓自己的话来说便是不胜惊叹。1919年12月21日，洪深、吴宓、胡光麃、王复初、曹丽明、陈宏振等人在吴宓室中坐候来此游历之凌幼华未果，众人遂谈至夜午，“洪深、胡光麃两君述其办事之经验，美国各地中国学生之行事，及夏令年会中，男女学生交际之情形，殊为短气”。这些事情众人有耳闻，也有亲历。比如吴宓任职哈佛审查委员，调查哈佛中国学生会成员罗景崇在办理年会中私用公款一事。众人感慨“其能为中国增声誉者甚少；而害群之马，则处处皆见”[4]108-109。1920年1月4日，吴宓、洪深、陈寅恪又有关于男女色欲之谈，洪深以自己在美所见实况印证。这次的交谈从生物学的角度肯定正当情欲的必要，又从情欲不能正当运用而产生的“异事”来批评美国人的欲望横流，由此肯定中国及时婚配的旧制：“故吾国风俗实较西洋之纯正。今之少年俗夫，不察西国实在情形，妄倡迟婚之说……而流毒实非浅鲜”[4]119-121。这一言论也隐约显露出吴宓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态度——反对不察国情、一味仿效西国，要承袭中国合理旧制，恢复传统。

哈佛时期的日记里，吴宓记载了许多无名留学生，他们共同构成了令人不齿的群像。旅美的吴宓，对于受美国风俗影响的中国留学生有诸多不满。日记里记载的“秘密之兄弟会”，“鸭党”成员的作态，中国留学生面对祖国旱灾的反应等，皆刺激着吴宓的敏感神经，引起他的鄙视。日记中直接抒发这种心理的记载比比皆是，如“留美同人，大都志趣卑近，但求功名与温饱，而其治学，漫无宗旨，杂取浮摭”（1919年12月29日）[4]112。这些留学生愚昧而堕落的情形，吴宓实在是瞧不上，因此在生活和心理上都将自己与他们划归不同圈层。而这个留美圈里，洪深是吴宓所认同并欣赏的人。洪深早年怀着实业救国之志赴美学习烧瓷工程，后因国内时局变化和家庭变故，决心改习戏剧，以文艺救国，随后转入哈佛大学戏剧训练班，宗师戏剧大师贝克，成为贝克唯一一名中国学生，也开了中国人到国外攻读戏剧的先例。正式进入哈佛之后，洪深踏实勤恳，不断钻研戏剧，时常与友人交流探讨戏剧。由于这些原因，吴宓对洪深的评价多含赞赏，他认为能像洪深这样专心致志、费尽心力的人不可多得。这个时期，吴宓对洪深更多的是从理性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洪深早年在戏剧方面的努力。

（三）归国发展时期：各自奔忙

1921年6月20日，吴宓归国。洪深于次年春天回国。不同于前两个时期，归国之后，两人仍保持着友谊和交往，但因为走着不同的生活和职业道路，交往的频率和次数有所减少。

首先，吴宓和洪深继续在戏剧方面交流和交往。洪深回国后，居留于上海，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任理事兼英文秘书。据《洪深年谱长编》考证，1922年7月（吴宓1959年10月17日的日记回忆为1923年9月），洪深曾招吴宓至沪，在一品香晚间商议同营电影事。拟以恽铁樵为中文编辑，吴宓为英文编辑。7月9日，上海《申报》刊载南通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主任卢寿联的广告《悬金征求影戏剧本启事》，系由洪深代拟。广告称特聘前商务印书馆小说主任恽铁樵、东南大学西洋文学教授吴宓及洪深共同担任评判员[3]42-43。但吴宓“旋即力辞不就。其后，在沪似曾到其寓宅楼上匆匆一见”[6]197。

1922年冬，洪深完成代表剧作《赵阎王》的创作，1923年1月以“戏剧改进社”的名义自费排练。排练期间，时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会主席的顾仲彝转请吴宓邀请洪深来校讲学。洪深应邀到南京，从“编剧”“排练”“演技”三个方面演讲，时间为连续3个晚上的晚7时到10时，反响良好[3]45。2月6日，《赵阎王》在舞台正式演出，欧阳予倩来看戏，在后台晤见洪深，两人结识，并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1926年3月，洪深和欧阳予倩应邀赴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讲学。14日中午，已在清华任职的吴宓，至北海漪澜堂赴顾泰来所约西餐，宴请洪深及欧阳予倩，张鑫海亦在[7]159。吴宓日记未记谈话内容，但肯定涉及戏剧或剧坛。1936年，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而留校任助教的张骏祥考入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专攻导演，兼学编剧等。出国前，想向洪深请教。7月26日，26岁的张骏祥求见，“为作函见洪深”，吴宓评价“以骏之年少，且今出洋，又其人慎敏，深明世故，必可有实事上之成功”[8]。1941年2月28日，空袭警报之后，时在西南联大的吴宓经过被轰炸的昆明市街，在昆明生活书店读《洪深戏曲集》[9]。

戏剧之外，两人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1923年9月3日，吴宓至上海赫德路民厚里拜访洪深，未遇。于是与其夫人会面，取得寄存的白壁德照片和哈佛大学画册等物件[4]249。白壁德照片和哈佛大学的西华堂（白璧德讲学处） 曾在《学衡》第19期和《吴宓诗集》的“美洲集”中出现过。1925年9月，《学衡》第45期刊载张志超翻译、洪深原著的《中国戏剧略说》论文。

回国之后，两人宴饮、互访的机会已经大为减少，但吴宓日记仍见零星记载。1924年7月27日，吴宓从东南大学辞职，北上赴东北大学，7月29日抵沪拜谒生父吴建寅，偶遇洪深、季志仁等人。洪深招宴于陶乐春酒馆，肴馔极精美[4]267。8月1日晨，洪深又来访[4]269。1926年3月13日，刚辞掉清华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到中央饭店拜访洪深，未遇。次日，与洪深共进西餐[7]159。

从这些记录来看，1920年代两人交往较多，1930年代只交往过1次，1940年代再无任何直接的私密交流。这种变化的产生，是两人这一时期的主客观原因所致。

1922年之后，两人各自辗转，几乎难以找到当年清华同窗和哈佛学堂时期那种安定的、长期的交往机会，这必然致使两人的交往减少。除客观地理原因之外，两人交往减少的原因也在于主观人生道路选择的天差地别。归国之后，吴宓的定位不离教书、著述与编辑，虽也怀抱对国运民时的忧虑，但却不因时代、政治而改变自己的书生本色。洪深却比吴宓“活跃”得多，在1922年的返国途中，表示愿做中国的易卜生[5]533。他早期创作出反封建、反军阀混战的《赵阎王》。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时期，致力于抗日救亡演剧活动，不仅以笔代枪，创作抗战剧本，而且组织救亡演剧队，分赴南京、徐州、开封等地进行演剧宣传。洪深与时代、政治紧紧相连，是戏剧文化里的政治先锋，是民主文艺战士。两人的人生道路大相径庭，又各自奔忙，既然非同道中人，互相交流越来越少也就很自然。

新中国成立之后，吴宓与洪深再无交往。吴宓1949年之后的日记只有两条涉及洪深。第一条有关洪深的去世。1955年8月29日，吴宓记载：“今日洪深在京病故，明令褒扬，并设会治丧”[10]。第二条有关洪深的身后追忆和评价。1959年10月17日，吴宓至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借书，翻看新出的《洪深文集》。吴宓记载：“洪深（1894—1955）字伯骏，乳名八斤，江苏阳湖县人。洪北江（亮吉）之后，而洪述祖之子也。与宓同庚而较幼，在清华同级共学四载（1912—1916），又在美国哈佛大学同学一载（1920—1921）。”然后是对洪深邀约与恽铁樵“同营电影事”的回忆。最后，吴宓将洪深称为“哲匠”，评价其人“不可不谓之才人及戏剧电影能手”，评价其书“今集中之传，于其家世及早年编剧、演剧事迹，皆略而不记矣”[6]197。

二、双方交往照见的文化心理

（一）美国体验：消极失望

美国社会情形带给吴宓和洪深的直接体验与感悟，反映出二人交往的一些共同文化心理。美国足球运动体现的尚武精神，吴宓极其赞赏。美国大学毕业典礼极其郑重，典礼始末，必然有牧师率领众人祷告，将今日成果归功于神灵。毕业典礼上无论是名人演讲还是学生演讲，都要叙述美国自立国以来的历史，表达国家创立之难、保持前人成就之艰以及对青年的希望。对此，吴宓也于日记中大加称道。但是，除却这些正面的体验，吴宓对美国社会也有很多负面的体验。一方面，吴宓对美国社会的人律日衰、物律日猖的现实非常失望。处处皆见的衣肆橱窗上的裸体美人招牌，十之八九的男女淫乱之事，为坐享厚产而嫁老夫的少妻，为谋求进身成事阶梯或安身立命、纵欲享乐门路而娶老妻的少夫，以及不间断的离婚案件，层出不穷的疯狂谋杀、诱拐奸逼，若非叙述狎邪猥亵之事便无法盛行卖座的戏剧……如此种种，不堪入目，也致使留美中国学生受其荼毒。吴宓倍感失望无力，他深切感受到社会道德在物欲横流下的一败涂地，体悟到社会罪恶对个体的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吴宓体验到的还有美国社会处处充斥的排华观念。吴宓看到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轻慢欺凌。1920年4月19日，在与同班美国学生的交流中，他感受到美国人处处怀着“非我族类”的种族偏见[4]153。另外，排华观念也反映在美国的文艺里，如美国电影和戏剧中表现中国人的腌臜凶毒之状，罔顾事实，极力丑化。吴宓观看这些影片或戏剧之后，常愤怒得难以抑制，且多日都会感到心情不佳。这些消极的美国社会体验，是吴宓接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形成其保守思想的一个重要诱因。

洪深并无展现内心幽秘的日记，但仍能从吴宓的个人日记中找出洪深对美国社会的体验。首先，洪深对美国社会的堕落情形也有体认。吴宓在与洪深的交往中，不止一次提到他们一行人讨论美国社会的情形。谈论到美国社会里中国学生的行事、交际情况，他们一致发出“殊为短气”的慨叹。陈寅恪述美国男女色欲之事，而洪深能以自己在美所见证明其所说不虚。其次，对于美国的种族歧视，洪深也深有体验。5年多的留美生活，洪深处处用心，生活检点，学业努力，获得师友的尊重与赞扬，“但是无论怎样美国人恭敬你，待你有礼貌，和你亲热，那鄙视华人的心理，不知不觉地会显露出来，使得你感到了难受”[5]530。

吴宓通过日记吐露美国人对华人的歧视，洪深通过戏剧抵制排华观念。1918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求学的洪深将包天笑的小说《一缕麻》改编成英文三幕剧《为之有室》。他在剧中表现中国传统的忠恕观念。“这是美丽的牺牲，确然胜过西方的重视物质生活的婚姻结合；是美国人所决不肯做的。不妨表演出来，感化他们一下！这是我的妙算！”[11]481

同时代其他留美中国学生也有此印象，留学于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的闻一多也曾愤愤然：“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然于此更见美人排外观念之深，寄居是邦者，真何以堪此？”[12]

（二）戏曲兴趣：兴致盎然

纵观吴宓与洪深交往的三个时期，不难发现两人文化心理的一些契合之处。这首先表现在对戏曲的兴趣上。吴宓日记记载了大量观看传统戏曲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至1917年毕业于清华，吴宓的看戏观剧活动达到35次，尤以1911年最为频繁，全年共计20次，这年吴宓的看戏活动都是在戏园里，包括庆乐园、天乐园、三庆园、广德楼、燕喜堂。其中吴宓前往天乐园的次数最多。天乐园是当时北京东城有名的戏园，而位于北京大栅栏内的庆乐园、三庆园、广德楼同样有名。这些戏园建于清代，是古老而极具影响的演出场所，众多戏曲名伶汇聚于此，譬如京剧“四大名旦”皆曾于天乐园驻场演出，而程长庚、余紫云等京剧名角也曾在广德楼献艺。然而，这些戏园皆位于城区，当时的清华学校却处于市郊。吴宓不顾往返奔波之累，频繁前往看戏观剧，若非喜爱，则无从说起。1912年，吴宓也常去群仙茶园、丹桂剧园等戏剧场所。

1912年之后，吴宓去剧场看戏的次数有所减少，但在清华校内观剧的次数多起来，比如在达德学会、国学研究会俱乐会，或者演剧礼堂、食堂等场所观剧。从吴宓看戏观剧的经历来看，他多与同学、朋友和亲人同行，可以说，这也是他社交活动的一部分。在看戏时，吴宓有时还会评介剧中内容，或者由内容联系到现实。吴宓本身确实热爱戏曲，他乐于参与这一项活动。1914年2月15日，吴宓在日记里自述近来自己身处经济困境，又不便向父亲明言账目来去的矛盾，其中写道：“又余由沪来京二年，余仅入剧园二次，皆勉陪友人”[2]288。为了节省用度而只能避免戏园看戏的开支，这流露出他对无法赴戏园看戏的无奈，以及他对戏曲的兴趣。这也解释了为何后来吴宓的看戏场所多变为学校俱乐部等地。1917年至1921年的哈佛时期，由于身处国外及学业紧张的主客观原因，吴宓看戏观剧的频率不及清华时期，但仍与戏剧结缘，不仅有看戏观剧活动，而且有与洪深商议探讨戏剧的行为。可以说，吴宓的戏曲兴趣从未消逝。

值得一提的是，吴宓还曾亲自写过两部戏，分别是《陕西梦传奇》和《沧桑艳传奇》。《陕西梦传奇》乃1910年吴宓17岁时所作：“暑假，在三原南城东关家中，作《陕西梦传奇》。”[13]而《沧桑艳传奇》，则作于1913至1914年求学清华时期，刊登于《益智》杂志第一卷第三期至第二卷第四号[14]。单从他这两部作品选取的体裁形式来说，不难发现其中贯穿的对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样式的兴趣和喜爱。在文学各个方面被要求变革的时代环境下，青年吴宓“也在以自己的写作实践探寻传统戏曲的发展路向”[15]。1921年1月12日，波士顿中国女学生自编自演戏剧《貂蝉拜月》，旨在为国防会筹款赈灾。吴宓自述受黄华所托，为该剧删改草稿，另编大纲。可见，吴宓既有观戏的爱好，也有戏剧创作的实践。

作为现代话剧大师的洪深，也是忠实的戏曲爱好者。虽然哈佛时期学习的是西方现代戏剧，但无论是当时还是早年，洪深的喜爱都涉及中国传统戏曲和新剧两种。洪深小时候就喜欢看戏，有时甚至为此爬戏馆围墙[3]4。入上海徐汇公学后，盛行学生演剧的徐汇公学、南洋公学联合公演的古装新戏《冬青引》一度加深了洪深对新剧的兴趣。正是因为热爱，这时期的洪深和当时的新剧艺人王钟声交上了朋友。而在这一点上，吴宓与洪深是有相似取向的。这时期的吴宓也极爱王钟声的新剧，1911年吴宓曾四次前往戏园观王钟声新剧，且评价甚高。

入学清华后，清华的环境也为洪深提供了尽情发挥戏剧热情的舞台。尽管清华受西方影响很大，但中国文化传统也不曾衰落，这在戏剧上便表现为新旧戏剧的共存。大学四年，洪深也很喜欢登场参与戏剧演出，新剧旧戏皆有涉猎。据洪深自己回忆，当年在清华读书时，除了某些团体不准许其他人参与以外，其他的戏剧活动他几乎每次都能占得一席之地。而他自己又喜好编剧，“在清华四年，校中所演的戏，十有八九，出于我手”[11]474。洪深曾为闻一多发起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会编剧《没字碑》，并饰演工人角色；又曾为达德学会编排《五陵侠》，饰演青年走私人；也曾编演《古华镜》，饰演司仪；改译《罗宾汉》，自饰主人公；自编自导《贫民惨案》；创作了其话剧处女作《卖梨人》。

洪深对戏剧的演出和创作怀着极大的热忱。虽然其创作还显稚嫩，但才能正逐步凸显。清华期间，洪深主办过戏剧活动，吴宓曾去观看。如1915年1月16日，吴宓记载：“晚，观剧于礼堂。剧名《五伦图》，洪君深所主办，意思尚佳。又《没字碑》第二本”[2]389。但两人都处于文艺探索时期，在戏剧艺术上并无深入交流。哈佛时期，洪深与吴宓关于戏剧的交流比较多。洪深常邀请吴宓看戏观剧，有时还亲自唱一段戏，其中除了现代戏剧，有时还含京戏。上引吴宓的哈佛日记里有洪深唱京戏的三条记录。洪深始终热爱中国传统戏曲。1955年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0年的演出中，洪深曾与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合作演出京剧《审头刺汤》，博得满堂喝彩。从上述可见，吴宓、洪深都是自幼喜爱戏曲，并延及一生。两人对旧戏、新剧都秉持着开放接纳的心态。对戏曲的兴趣促进了两个人的交谊，使他们的交往具有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

（三）文艺观念：追寻传统

文艺观念指的是吴宓和洪深在不同文艺形式中秉持的潜在态度和价值取向，他们都重视对传统的追寻。这一态度和价值取向在吴宓身上集中于诗歌，在洪深处则侧重于戏剧。吴宓自幼及老，一生坚持旧体诗创作。洪深在哈佛时期主修戏剧，一生以戏剧傍身。两人虽然走着不同的艺术道路，却有着相似的文艺观念。

吴宓追随和信仰的新人文主义追踪古典，重视传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一是坚持旧体诗的创作，二是始终秉承着传统文学“诗言志”“文以载道”的特点。吴宓追摹杜甫诗歌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传统，如《吴宓诗集》中的《秋日杂诗二十首》，或关心时势，或忧国忧民，其中蕴藉的是吴宓对官吏贪财、君主政体复活等事的满腔愤懑，无不体现出深切的现实精神。他的《哀青岛》 《春日感事·忧国事也》 《西征杂诗》等，也体现了对国计民生的关心。

洪深的文艺理念同样充盈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寻找与认同。无论是清华学校里的新戏，还是哈佛学堂里的戏剧，都体现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中国传统戏曲的嬗变是大势所趋。新文化运动对现代戏剧大力推崇，对中国传统戏曲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戏曲身处困境，举步维艰。但在洪深的戏剧创作中，自始至终洋溢着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芳华。洪深在戏剧上的观点是洋为中用，学习外国艺术，发展民族戏剧，这从本质上说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是强调戏剧中的“中国情调”[16]。

一方面，洪深戏剧创作多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取材。哈佛时期，洪深创作的独幕英文剧《牛郎织女》、多幕英文剧《木兰从军》等皆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化——或民间传奇，或历史典故，在表演上采取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却又不全是生搬硬套，恰如其分地将其中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展示给他国。洪深征集电影剧本，便要求“表现国风，沟通国际感情”[17]，体现的也是对电影艺术“中国身分”的追求。另一方面，洪深在创作中依旧表现出传统戏曲反映社会、启发教谕的功能。正如夏衍所说，洪深将“艺术当做工具，当做药方，当做街头演说的另一种方式”[18]。

三、双方交往的交互影响

吴宓人生经历丰富，一生交往对象颇多，不管亲疏敌友，互相之间总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吴宓和洪深同学数载，相互请客共餐，一起听演讲，共同创作，一起看戏，共同切磋戏剧艺术，两人之间潜移默化的影响肯定存在，这既体现于日常生活方面，也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还体现于性情、学业等方面。

吴宓对洪深最大的影响，在于对洪深早期戏剧创作实践的帮助。无论是洪深的清华求学时期还是哈佛学戏时期，吴宓始终是洪深在戏剧方面的旁观者和建议者，也是参与者。吴宓不仅见证了洪深早期的戏剧实践和戏剧理想的萌生成长，而且对洪深的戏剧实践和戏剧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内在影响。尽管我们对具体的影响无法作细致入微的考察和分析，但吴宓为洪深戏剧艺术的成长和成熟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洪深对吴宓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性情的相投和学业的激励上，尤以哈佛时期为最。吴宓本不善交际，加之对美国社会风俗的极度失望，本能拒斥融入美国社会圈子，导致他的社会交际狭窄又拘囿，难免产生孤独情绪。孤独情绪需要在留美中国学生圈中去加以排解。而吴宓心性极高，大部分碌碌无为的中国学生不入他的“法眼”。吴宓一生“谈笑有鸿儒”，交往的都是高明出群之士。比如同学陈烈勋，是他交往的恋爱对象陈心一的弟弟，也是明白通达之人，但因胸无崇高思想和远大志向，故称其“并非吾道中人”（1919年6月29日）[4]36。吴宓乐于交往的是梅光迪、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等人，并不吝赞叹他们的卓尔不群。吴宓与洪深的关系当然不能与陈寅恪等人相提并论，但洪深也是吴宓赏识、肯定的高明之士。洪深学习上的用功，对戏剧的痴迷均深得吴宓赞许，彼此有惺惺相惜之感。吴宓在与洪深一起看戏、论戏和写戏的过程中，不仅增长了学识和见识，也安慰了他们作为海外游子的孤独心灵。另一方面，吴宓一向力求精进，在与陈寅恪、洪深等学德文章之士的交往中，也受到学业上的鼓励，如1919年9月25日与洪深交流戏曲、小说经验时的自感惭愧与自我砥砺。

值得注意的是，吴宓与洪深的交往，在合理性中又带有一定的矛盾性，显示出吴宓文化性格上的一种复杂性。站在文化保守一面的吴宓，对属于西方文艺样式的话剧秉持的态度却是包容与认可。洪深学习戏剧，吴宓一直充当一个欣赏、与之交流探讨的角色。在戏剧的社会作用上，吴宓认可戏剧应当反映社会、教化人心，却又对其表现出来的某些理念大加批判。比如对于妇女问题，吴宓曾在1920年4月18日的日记里说道：“中国之妇女，皆贞淑耐苦，操劳不怨。……固可怜，然亦甚可贵可敬也”[4]151。洪深受易卜生的影响，属于陈独秀和胡适的新文化阵营，赞同妇女解放、女权运动，在戏剧创作中也加以表现，而这些又正是吴宓所极为反感的。当然，吴宓也属于睁眼看世界之人，也属于“五四”文化圈之人，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的交融，中国社会与美国社会的见闻与冲击，统一在吴宓身上，他的文化复杂性也可以理解。

吴宓与洪深，各自归属于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的开创性成就，两人都是时代的弄潮者。就关系而言，两人算不上至交密友，总体来说是平和的君子之交。就文学而言，在所有的新文学文体之中，吴宓对新诗反对最强烈，小说次之，而对新文学之散文和戏剧，则言之较少。吴宓与洪深的交往，特别是关于戏剧方面的交往，不仅为了解洪深早年的戏剧活动提供了史料和佐证，而且对掌握吴宓早年的文学活动和戏剧观有重要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