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古儒家论“性”，春秋战国时期便有论述，最早见于孔子《论语》之中，后至唐宋时期共大约1500年间各代文人思想家皆对“性”有所论述。古人论“性”即讨论人性的善恶，而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也在各个时代的思想家的主张中不断变化发展。从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到汉代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再到中唐时期韩愈“性三品说”皆是在孔子《论语》中人性论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人性论;性三品说;发展因素;崩溃

作者简介：徐晗（1996-），女，汉族，辽宁省海城人，沈阳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3-0-02

一、人性论的提出与发展

自古儒家思想论“性”，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论述。“性”即人性，最早见于孔子《论语》中，后至唐宋共约1500年间各代文人思想家皆对“性”有所争论。最早出现“性”思想讨论专著普遍被认为是孔子的《论语》，而《论语》中孔子言“性”的语句也成为了后世儒家思想人性论发展的基础和依据。如《论语·阳货》中所提及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意思是人的先天本性是相近的，但可以经过后天的“习”产生极大差异。孟子“性善说”就是根据孔子的这一观点逐渐发展而来，孟子作为第一个将人性进行具体阐释的儒家思想家，他认为人生来便具有“不忍人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而这四心便是人生而性善的依据，《告子上》就曾说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辭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由此可见孟子的人性论思想则是由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继承发展而来。然而先秦时期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并不止孟子一家学说，荀子的“性恶论”便是对人性的另一种解答。荀子认为性是人生来就存在的自然本性，认为性“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其人性论最突出的思想便是提出将欲包含到性中，荀子对于“恶”的理解不是直接的恶，而是由“情”和“欲”所产生的不满足，进而转为恶。

到了西汉时期人性论又有所转变，儒学的主导地位使儒家思想更加确认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方向，而董仲舒“性三品说”的提出对传统儒家人性观思想有了新的阐释。董仲舒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并阐释为圣人之性、中人之性和斗筲之性。这三品论思想的提出更多是受到了孔子的影响。如《论语·阳货》中所提出的“唯上智与下愚也”[1]181，《论语·雍也》中“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1]61都对董仲舒“性三品论”有着直接影响。董仲舒认为生而有善且不教便善，谓之圣，斗筲之徒欲望极多且不可教化，而中性之民数量最多，且具有可教性，所以在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中将“中人”作为人性的代表，认为要治理好国家百姓必须要经过教化，而教化他们的人就归于君王之权，以此达到政治上强化了君主权力，道德上中央集权的目的。

显然性三品说的提出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集权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性三品说自西汉董仲舒提出之后便一直被各代沿袭，唐朝时期韩愈对董仲舒性三品说就有着高度认可，在继承董仲舒性三品说的基础上，韩愈对孟子、荀子、杨雄等人的人性理论进行了筛选与发展，将他们的理论与性三品论相结合，完善了性三品说，在《原性》中论述了“情”与“性”的关系。而此时韩愈所提出的“性三品论”在一定基础上修改了董仲舒理论的弊端，至此，“性三品论”的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备。到中唐时期李翱在《复性书》中提出“性”上万人平等的主张时，儒家思想中人性论的形而下开始有所转变。

二、“性三品说”的发展因素

（一）封建统治的需求

西汉时期，封建中央集权的思想主要是沿袭秦朝的“大一统”思想，虽然中央集权得到了巩固与发展，但地方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矛盾、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仍在不断加剧。不仅如此，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和严重的社会阶级剥削压迫，致使国家对君主集权有着前所未有的强化需求。由于在西汉初期，为了吸取秦朝严峻法治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灭亡教训，实行了“法自然，尚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治国思想，使战后时期的西汉得到了发展，但西汉中期由于儒家思想的崛起和在黄老之学“重道轻君”等思想的局限性下，儒学发展成正统思想。而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正是符合当时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的重要武器。“性三品说”作为董仲舒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其思想的实际意义便是将统治阶级定为“圣人之性”，将反对剥削统治阶级定为“斗筲之徒”，而将广大百姓成为包含善恶且能够被教化的“中民”，认为专制君主可以承担统治教化百姓的职责，这一思想直接将当时西汉时期专制君主的权利和权威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西汉之后的各朝代，对“性三品说”的继承与发展或明或隐都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所服务。

（二）儒学主导地位的推动。

“性三品说”的形成与发展与儒家经典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性论作为儒家思想中重要部分，其发展必然离不开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而文人对于儒家经典的熟知和引用程度与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密不可分。如在西汉以前，儒学在政治、社会上不占主导地位，不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等思想家们的人性论也只是作为各自理论的辅助支撑，所以在西汉初期的“性三品说”早期萌芽时期并不是以孔子《论语》等儒家经典作为依据。西汉武帝之后，儒学确立社会思想主导地位，作为“性三品说”的儒学经典依据也在不断增多。如《论语·雍也》中“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阳货》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后来《论语·季氏》中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1]177都成为了支撑“性三品说”的儒家经典依据。此外，在三国魏王肃的《论语注》梁皇侃《论语义疏》中都对《论语》中孔子论“性”的语句进行注释来反映“性三品说”的思想。到了唐代初期，《五经正义》成为了法定教科书后，儒学地位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性三品说”的理论也因此不断地进行完备，直到韩愈《原性》的出现，使“性三品说”有了最完备的理论思想。由此可见，随着人性论从先秦诸子时期的“性同一”到西汉武帝后的“性三品说”的不断发展与深化，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也呈现出一种上升趋势，而唐中期乃至宋代时期“性三品说”逐渐受到质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佛教、道教思想的传入，儒家思想的绝对主导地位的消失而造成，可见“性三品论”的发展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

（三）宿命论思想的传播与深化。

先秦时期人们对“性”的理解是：“性”是可以经过后天的学习和修养而改变的。与此相反，西汉时期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的思想则是认为“性”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上品的“圣人之性”和下品的“斗筲之性”是像宿命一样不可教化，可见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宿命论的思想。到东汉时期，王充《论衡·本性》中将宿命论与“气”联合在一起，更加强化了宿命论的思想，提出了“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3]的主张将“性三品论”宿命化。这一主张后来得到了很多思想家的认同，如皇侃在《论语义疏·阳货》中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注释中，对“气”、“宿命论”、和“性三品”之间的关系阐释为“夫人不生则已，若有生之始，便禀天地阴阳氛氲之气。气有清浊，若禀得淳清者则为圣人，若得淳浊者则为愚人。愚人淳浊，虽澄亦不清。圣人淳清，搅之不浊。故上圣遇昏乱之世，不能挠其真。下愚值重尧迭舜，不能变其恶。故云：‘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也。”[4]而后对宿命论的观点在各代的儒学思想家们的沿袭下不断的传播与发展，“性三品论”也在宿命论的深入影响下被人广泛接受。

三、性三品论的崩溃

人性论这一思想从先秦诸子时的“性同一”到董仲舒时期的“性三品说”正是一个由高到低的思想转化的过程，显然这种等级思想与儒家思想中的“仁”是不相匹配的，对儒家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服务性，“性三品说”又有其存在的独特性。“性三品说”思想的崩溃在唐中期时便露出端倪，唐代韩愈《原性》中对“性三品说”思想的论述达到了完备顶峰的程度，但其弟子李翱在《复性书》中提出的“性善情邪”说表达了自己对“性三品说”的质疑与反对。不仅如此，李翱在复性书中更加明确直白地提出人性万人平等的观念直接说出“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5]这样的主张。这种质疑出现的原因正如上文中多提及的，中唐时期佛老思想的传入导致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宿命论的思想也在佛教、道教的影响下所减轻，儒学思想家家们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后对自己的主张有所修正革新，显然李翱《复性书》中人性的思考受到了当时佛教众生平等思想的影响。

“性三品说”被儒学思想家们彻底的放弃则是在宋代时期，宋学时期“性三品说”已然陷入了一种僵局，而在这种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新儒学时期，显然“性三品”已经失去了主流地位。作为宋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程颐和朱熹，在“性”这一观点上继承了佛道两教所信奉的万人平等的思想以及可变论的思想。至此也就代表着“性三品说”这一影响中国古代1500年的思想就此结束。

总之，在人性论的发展中，每个时代都有着对人性的不同探讨，时代之间的不同思想也在不断地融合，尽管“性三品说”经过漫长的时间过后逐渐被万物平等所取代，但我们并无法否认其在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与影响，每一个被时代所认可的思想那历史上的某一时期都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产物，人性论也是如此，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性三品说”有着不可否认的价值与影响。

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華书局，2019：286.

[3]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142.

[4]皇侃，撰. 高尚榘，点校.论语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李翱.李文公集：第二卷[M].四部丛刊：第119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