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真彦 丁英顺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新闻界人士“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奋身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三剑客”——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杨刚。她们以女性视角记录全国军民的持久抗战和沦陷区民众的悲惨生活，用如椽大笔书写恢复山河的家国情怀。

“三剑客”中，彭子冈和杨刚是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浦熙修虽加入民盟，但以党外人士身份为党开展文化统战工作。在战时首都的新闻战线和烽火岁月里，她们与周恩来建立了同志兼师友般的友谊，并深受影响。

周恩来耐心劝导彭子冈坚守

国统区为党战斗

彭子冈（1914-1988），原名彭雪珍，江苏苏州人。受家学影响，她从小对文学充满浓厚兴趣，中学时期便崭露头角，多次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并获奖。

1938年，进入《大公报》任记者的彭子冈和丈夫徐盈经胡绳介绍，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彭子冈随《大公报》从武汉迁往重庆。

这一时期，彭子冈奔波于各大新闻现场，用手中的笔控诉日寇罪行，赞颂抗战英雄，采访知名人士。同时，她敏锐地捕捉到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悲惨境遇，写下《擦鞋童獻金救国》《重庆的孩子们》《绿川英子偶访》《一个女人的忧愁》《重庆的米和煤》等新闻报道，为民生疾苦而呼号。尤其是她于1941年3月至1944年6月在《大公报》桂林版发表的近百篇反映社会动态的“重庆航讯”最为瞩目，被誉为“足以与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相媲美的传世之作”，更被新闻界称之为“重庆百笺”。

在彭子冈的采访生涯中，她最为难忘的时刻无疑是报道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这是时隔19年后国共两党领袖的正式会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是国内外新闻界采访的重头戏。

当时，为削弱毛泽东的影响力，减少毛泽东在谈判中的关注度，国民党《中央日报》对此事进行淡化处理。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对重庆谈判进行了大力宣传。《大公报》作为当时国内民营报刊的代表，对重庆谈判做了客观的报道。

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37分，从延安来的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彭子冈作为《大公报》记者，通过现场采访和跟踪报道，写下一篇新闻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文中娓娓写道：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边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频繁的开麦拉镜头阻拦了他们的去路，张治中部长说：“好了罢。”赫尔利却与毛泽东、周恩来并肩相立，抚着八字银须说：“这是好莱坞！ ”于是他们作尽姿态被摄入镜头，这个全世界喜欢看的镜头。

这篇文章在大后方引起了轰动，成为新闻界的名作，与方纪的《挥手之间》并称报道国共重庆谈判的“双璧”。

彭子冈虽然活跃在国统区新闻战线上，但对延安十分向往。她积极鼓励弟弟彭华投奔延安，参加抗战工作。她甚至在《大公报》上发表纪实体小说《惆怅》，公开怀念在解放区的弟弟，表达对延安的渴望。

周恩来了解这一情况后，找到彭子冈加以宽慰，让她把革命感情和血肉情感结合到一起，虽然身在国统区，也是在为党战斗。周恩来耐心劝导她不要轻易离开《大公报》，国民党对新闻封锁采取高压政策，党的许多声音无法传播出去，希望她能够借助《大公报》为党的宣传工作打开局面，冲破新闻封锁。并以记者的特殊身份广泛团结大后方进步记者和文化界人士，协助南方局文化统战工作。

周恩来曾借回延安之便，特意找到彭华，让他经常给姐姐写信。周恩来的关怀备至，使彭子冈深受感动和鼓舞。她将对延安的情感深埋心底，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继续留在《大公报》为党工作，直到全国解放。

周恩来、邓颖超称浦熙修为“我们的亲戚”

浦熙修（1910-1970），出生在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一个名门之家。大姐浦洁修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学德国，笃信共产主义，但根据党的安排，一直留在党外开展统战工作。三妹浦安修是一位“既爱武装又爱红妆”的女杰，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延安，后与彭德怀结为革命伴侣。四弟浦通修，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家中排行老二的浦熙修大学毕业后，于1936年加入《新民报》，成为该报的第一位女记者。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浦熙修随报社迁往重庆。她在担任《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期间，积极宣传抗日，采写了《人人心头辣 忘不了“一·二八”》《东北人要回老家》《保卫领空的无名英雄》《入虎穴访飞虎》等报道，展现大后方民众抗战必胜的决心。浦熙修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进行了深刻批判，撰写《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孔大小姐飞美结婚》《女公务员为米请愿，孔副院长予以拒绝》等文章，引起社会哗然，她因此声名鹊起。

在重庆，浦熙修经三妹介绍，成为了红岩村的常客，结识了很多党员朋友。通过在国统区的观察和对比，浦熙修更加倾心于中国共产党。

她在自传中记述道：“在重庆《新民报》工作，前后共七年（即1939年至1946年）。我一开始工作便找到了党，党对我是那样关怀。我有太多的机会见到党的领导同志们，我愿向他们倾诉一切，他们也从来不把我当外人。《新华日报》的同志们也对我帮助很大，我们常常一起商量工作。我幸福地生活在党的周围，党给我以无穷的力量。”她说：“我把社会分为光明面和黑暗面，好人和坏人。国民党贪污腐化，不抗日，搞摩擦，不民主，无自由，尽做坏事，令人愤慨。‘皖南事变尤其震动人心。而共产党说真话，讲道理，有办法，关怀人，做的都是好事。我有正义感，要求抗日、要求自由民主，我讨厌和仇视国民党的反动领导和腐败制度。我愿意站在好人一边打击坏人。我完全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在我思想上，敌我界限是分明的。我不愿意说一句有损于党的利益的话，做一件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

周恩来、邓颖超等与浦熙修一见如故，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亲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亲昵地称她“浦二姐”。浦熙修多次向周恩来表达心愿，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认为，以她的社会影响力更应该留在党外开展工作，这样比在党内发挥的作用大。

在国统区，国民党严格限制各界人士与共产党人接触，许多新闻记者不敢出入共产党在重庆的办公地点。而浦熙修不仅从容自若地出入周公馆等地，还经常与《新华日报》记者一同采访。

《新民报》主编陈铭德回忆说：“熙修不怕特务的盯梢，把个人安危置诸脑后，经常出入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周公馆。回到报馆时，常常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述说周恩来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发挥民间舆论应注意的问题，使我们和报社其他同人，对民族大义、抗战前途和国际国内政局发展方向等问题，逐渐有了许多新的认识。”

浦熙修尤其擅长写人物传记。在战时重庆，她报道得最多的中共领导人是周恩来。1944年，周恩来从延安到重庆，浦熙修通过采访，写了特写《周恩来来了》，描述其“面庞团团，眼睛更显得圆大而有神，他避免一切严重的政治问题：‘谈些轻松的吧。”

1946年旧政协会议期间，浦熙修专访了38位来自不同党派的会议代表，并撰写了精彩的新闻报道和访谈传记。她为了对中共代表进行深入采访，经常在周公馆附近“盯梢”，甚至不惜花费一天的时间等待周恩来。

为充分表達中共方面和平民主的方针政策，浦熙修在采访周恩来的新闻报道中使用了与其他党派不一样的笔调：“周先生的一件棕色皮大衣，是在灰棉布里的全体代表团中最出色的。他那倜傥不拘的风度，坦率有力的言辞，也确是代表团中的领袖人物，数年来谈判的名手。”“他对目前时局的处理，只有十六个字，‘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止动手，政治解决。所以政治协商会议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停止内战，其次才是和平建设方案、国大、宪法及复员善后等问题。”而浦熙修踏实专注、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也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他与《新华日报》工作人员谈话时，特地赞扬浦熙修那股锲而不舍的钻劲，要求记者向她学习。

同年，南方局东迁南京前夕，浦熙修再次向周恩来表达了想去延安的想法。周恩来勉励她留下来，说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比在延安发挥的作用更大。浦熙修听从了安排。

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1946年6月下关事件发生。浦熙修在现场采访时，与上海来南京请愿的和平代表团马叙伦等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被困在一间候车室直至深夜。之后，周恩来、郭沫若到医院探望她，激励道：“你们的血不会白流！”

11月，国共谈判基本破裂，周恩来、邓颖超即将撤回延安。临行前，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浦熙修在报道中描述道：“周氏议论滔滔，特别关于土地问题与中共今后任务一答，发挥最多也最激动，其他回答也很多……周氏态度一贯诚恳热烈，语调激越而不现浮躁……记者在跨出梅园新村，听见同业们耳语：‘我们是被煽惑了，还是被说服？这卓越的政治家和宣传家！”

浦熙修专门来到梅园新村与周恩来一番长谈，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周恩来叮嘱她少外出，并赠言：“多读点书吧！”

周恩来介绍“杨刚是我们党内

少有的女干部”

杨刚（1905-1957），原名杨季征、杨缤，祖籍湖北沔阳。她是出色的记者、诗人、作家、翻译家，又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

杨刚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宦之家，中学就读南昌一所教会学校，毕业后入读燕京大学。1928年，她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不久被捕入狱。出狱后，杨刚继续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北方“左联”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32年大学毕业后，杨刚到了上海，除了引导四哥杨潮（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羊枣）走上革命道路外，她还结识了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斯诺。

杨刚英文水平较高，与好友萧乾协助斯诺编译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刚翻译的英国小说《傲慢与偏见》，这是该书在中国的第一个中译本。1938年，杨刚接受一项重要使命，与友人一起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广泛传播，让更多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抗战。

1939年是杨刚转型为记者的关键时期。在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和萧乾的引荐下，杨刚到香港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上任后，她巧妙利用《大公报》副刊自由的特点，一改萧乾在任时的“绅士”风格，让它“披上了战袍，环上了甲胄”，使其服务于抗日宣传。

除了办报外，杨刚广泛参加香港文化界的活动，并与许地山、乔冠华等人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还和乔冠华成为挚友。香港沦陷后，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安排下，杨刚同其他文化界人士逃往桂林，继续主持《大公报》文艺版。她发表《归来献辞》，以坚定而又富有诗意的文辞向读者宣告：“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战争外面闪着光芒，雨季快要停止了。走完这一段泥泞的道路的日子是不会太长了。有谁能使阳光不铺满草地，谁能使江流不入海洋。”

1943年3月，杨刚来到重庆《大公报》总馆，主持重庆和桂林两地《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杨刚利用这一身份，从事文化界和国际人士的统战工作，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并多次应邀和重庆文艺界人士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做客。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杨刚与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和美国记者常有工作上的联系，并协助南方局外事组搭建国际统战关系。由此，她得以结识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

1942年，费正清第二次来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兼新闻处主任（同时也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代表），开始接触中国左翼人士。他称：“我在重庆结识的另一个左翼年轻女士，我曾从她那里学到了革命之所以产生的道理，她不具备龚澎的魅力，也未公开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但是她以更锋利的笔调，更广阔的哲学背景来探索中国的前途问题。这就是杨刚。”“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拥有卓越的才智，她把她的整个身心奉献给了文学工作。”

1944年，在费正清的帮助下，杨刚申请到赴美留学奖学金。她带着周恩来的指示，以《大公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美国，担负中共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重任，开展党的对外新闻宣传及国际统战工作。杨刚在美四年，采访各界人士，调查美国社会问题，写了几十篇美国札记，迄今仍被视为中国记者剖析美国社会的艺术珍品。

1948年底，杨刚回国，进入华北解放区。在西柏坡，周恩来特地向毛泽东介绍杨刚，说“她是我们党内少有的女干部”。胡绳回忆：“在那些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听到她对国内反动派及其喉舌，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严词谴责。她嫉恶如仇，浩气磅礴。” 正因如此，杨刚又有了“浩烈之徒”“金箭女神”的美誉。

大后方新闻“三剑客”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驰骋报坛，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以正确的舆论引导群众、鼓舞群众。同时，周恩来和南方局将以“三剑客”为代表的大后方众多进步新闻记者团结在一起，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新闻宣传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书写了中国现代新闻发展史上重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