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经过14年的艰苦斗争，抗战终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可是，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蓄谋并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为华中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命令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率领山东主力部队7万余人和地方干部4000余人跨海赴东北，华中新四军主力北上山东，巩固山东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在华东成立中共中央华东局，原华中局撤销，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归华东局领导，山东分局在华东局建立后撤销（1949年3月重新建立，归华东局领导），所属归华东局领导。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的党政工作。

1948年3月，山东青州解放，华东局机关和饶漱石、张云逸、许世友、曾山等领导人进驻青州城南弥河镇闵家庄一带。组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军支前，组织担架队、小车队，筹集物资，支援潍县战役、济南战役。

解放军南下作战，保育院应运而生

1948年9月，党中央作出了组织淮海战役的决策。其时，设在山东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调集军队，抽调地方干部组成干部纵队，准备南下作战。但是，南下部队的孩子、抽调地方干部的孩子和一些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的孩子如何处置？在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大军南下作战，孩子随部队转移还是留在地方？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难题。

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华东局、华东军区的领导十分重视。为了解决干部的后顾之忧，华东局领导决定成立华东保育院，把孩子集中管理起来，使干部安心在前线打仗和工作。而恰在此时，曾山的妻子邓六金带着子女从大连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青州，在华东局待命安排工作，一起待命的还有黄海明和李静一。于是，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张鼎丞、秘书长魏文伯、财办主任曾山等，分别找到从大连回到华东局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黄海明、李静一、邓六金3位大姐谈话：党交给你们一项光荣的任务——筹办一个保育院，安置南下干部的孩子，让他们有一个安稳的家，使他们的父母轻装出发，安心南下战斗。

黄海明、李静一、邓六金3位大姐都有孩子，她们从自身的生活中体会到：多年动荡不安的生活，使孩子一出生便被迫存放到四面八方的老乡家中，他们小小的年纪就开始经受各种苦难的折磨。孩子们确实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决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他们应该有一个安稳的家了。

1948年4月，3位大姐召集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山东省政府机关干部中有孩子的母亲召开大会，在创办保育院筹备工作上集思广益。会上，母亲们选出黄海明、李静一、邓六金等5人组成筹委会，黄海明、李静一为正副主任。4月底，华东局批准成立华东第一保育院，归华东局办公厅领导，并任命李静一为院长、邓六金为协理员。

李静一是个大学生，1932年红军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协理员邓六金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她俩虽然都没有搞过保育院，但作为母亲，都有着一颗仁慈之心。她们向华东局领导表示：“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烈士，有的是在战斗最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有的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难道能把他们的孩子再扔到树底下、草堆上、小路边，让孩子们生死听天由命吗？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把保育院办起来，把孩子们带好、带大。”

她们发扬红军时期毛泽东提倡的“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传统，首先成立了华东保育院党支部，邓六金任支部书记，使保育院筹办工作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她们克服战争环境物质条件的艰苦和困难，认真贯彻华东局为保育院确定的“保证工作，一切从简”的办院方针，选择办院地点，挑选保育人员，筹备办院物资，紧张而有序。

为了选好院址，邓六金一连跑了几个地方看房子，最后落址在青州大关营村，距华东局机关驻地2里路，距县城20里路左右。孩子们的寝室、课堂等，用的是没收的地主大院和公房。生活、学习必需器具，只做了小床、桌椅、黑板以及活动用的秋千、滑梯、跷跷板。玩具只有几个小皮球和自制的布娃娃，收集木工做小床等锯下来的小木块用作积木，还搞到了对孩子们开展活动来说十分有利的一架破旧的钢琴。

华东局组织部让她们从各方面物色、调集了一批适合做保育、教育、总务等工作的党员干部。在这些骨干中，有毛巧、阮力、肖远、亓一轩、牟晓明、王云飞、朱子懿、文芸、丛树贞等。接着，成立了院部，院部下设总务、保育、教育三个股，后改为科。总务科长亓一轩，保育科长朱子懿，副科长文芸、毛巧，教育科长阮力，副科长肖远，医务负责人叢树贞。同时，为加强对职工的政治、业务培训，建立了职工学校，校长由邓六金兼任，阮力任副校长。保育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从军区卫生部初级卫生人员训练班调来学员20余人;从胶东区政府动员来的具有初中文化的妇救会骨干和积极分子10多人。华东局办公厅还从直属机关调来一批男同志，做财务、保卫、后勤、采购和炊事等工作。队伍迅速壮大起来，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实施。

邓六金与李静一密切配合，带领大家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筹办工作，在大关营村创办起了华东保育院，并首批接收了62名孩子。

在今山东青州城南的大关营村，有一座四壁斑驳的老宅，院落十分宽敞，里面分散着建有七八间房子，这就是当年的华东保育院。之所以把院址选在这里，当时有两点考虑：一是山东除济南、青岛还剩孤立之敌外，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都已解放，解放区连成一片，环境安全稳定，能让孩子们较为安定地生活;二是大关营村距华东局机关所在地闵家庄仅2里地，离益都县城也不过20里左右。这对保育院就近接受华东局的领导和随时南下搬迁，在益都火车站乘坐火车，都有非常便利的条件。

保教员复式教学，大课堂生动活泼

保育院第一批接收的62个孩子，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分成了3个班：3至4岁的18人，为幼稚小班;4岁半至6岁的22人，为幼稚大班;6岁以上至10岁的22人，为小学班。后来，各班的人数逐渐增加，到1949年初，又增加了一个幼儿班。这个班的孩子在入院的时候，他们的保姆也一起随同孩子进院工作。为了加强对这些较小孩子们的照顾，院里决定让保育科副科长毛巧兼任幼儿班的班主任。与此同时，这个班采取了保育员负责制，即一个保育员固定一两个、三四个孩子，白天照顾孩子学习、活动，夜晚带最小的孩子睡觉。小学班的孩子文化程度高低不一，分为一年级上、下学期和二年级上、下学期4种类型，在班内分组实行复式教学。后来，随着入院孩子的陆续增加，小学班又分成了初级、高级两组，仍然采用复式教学方法。

保育院开办初期就确定了教学方针：实验新民主主义的儿童教育，培养集体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能力，发展智力，提高文化，锻炼体格，培养服务精神，奠定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思想基础。当时还没有出版小学课本，幼儿教材也只是借来的一本《游戏100种》。针对这种情况，教育科根据院教育方针和儿童的年龄、智力发展水平，分工执笔，自编教材。有语文、算术、常识等课本。保育院物资匮乏，桌子不够用，学生们就用膝盖当桌子，课本不够用，便抄老师的板书，孩子学得带劲，老师教得认真，教育质量日益提高。同时，她们十分重视对孩子的德育培养，组织老师经常给孩子讲革命故事，特别是打日本侵略者、打国民党军的战斗故事和斗地主、闹翻身，儿童团小英雄的故事，教育孩子从小爱憎分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胶东半岛四季分明，夏天把人热得汗流如注，而到了冬天却被冻得伸不出手来。盛夏季节，编写教材的老师们只能手握蒲扇扇凉，汗流浃背，身体弱的干活儿干久了就会中暑晕倒。到了严冬，只有一身棉衣，有的老师双手和双脚都冻僵了，搓搓手，跺跺脚接着干。此时，战争还在紧张地进行着，解放区的印刷条件很落后，纸张的质量也不好，油印课本开学时发到学生手里，到学期末已磨损得不成样子了。直到1948年年底，小学新课本才开始在解放区的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保育院的老师们这时候才从艰苦的编写和油印工作中解放出来。

保教人员还经常带孩子们到户外去活动，让他们走出去，在大自然和社会中学习、锻炼、成长。孩子们看到农民耕种田地，干各种农活，知道粮食蔬菜是农民辛苦劳动所得，来之不易，吃饭时就会注意节约，不再随便浪费饭菜，也培养了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在风和日丽时，孩子们随保教人员到小河边的树荫下听老师讲故事，玩沙、戏水，拣小石子回来做计算教具，采野花回来美化环境，使他们增强了在大自然中生存，利用大自然生活的能力。老师们还常常把钢琴搬到户外活动场上，教孩子们唱歌、跳舞、扭秧歌、做游戏，培养他们的各种兴趣和爱好。孩子们在保育院这个大家庭里幸福快乐的成长。

保育院以教育科副科长肖远为主，与教师王云飞、牟晓明等一起组成一个班子，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结合儿童喜爱音乐舞蹈的特点，以孩子们生活学习为内容，创作了近50首儿童歌曲和两个儿童歌剧，使战争年代的大关营村出现了欢声和笑语，听到了歌声和琴声。

下面是留存下来的几首歌曲：

《公鸡叫》

（一）公鸡叫，公鸡叫，小朋友们起身早。

起身早，身体好，对着太阳笑一笑。

（二）小鸟叫，小鸟叫，小朋友们起身早。

起身早，身体好，见过老师问问好。

《弟弟年纪小》

弟弟年纪小，走路走不好，

跌倒了不要哭，爬起来慢慢跑。

《儿童节歌》

（一）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是什么响？

你打鼓呀我敲锣，这是庆祝忙。

大姑给我戴红花，老师送我一包糖，

糖儿甜，花儿香，小脸儿红又胖。

（二）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是什么响？

你拍手，我踏脚，这是跳舞忙。

琴声起，歌声响，好听歌儿传四方，

六月一，儿童节，大家喜洋洋。

这些歌曲被汇编成集，于1949年5月在山东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新中国建立后，其中的许多歌曲被国内一些媒体转载、播放。

大关营村80多岁的郇述杰老人回忆说：“孩子们有时晚上也要上课，学习都很用功很努力。”他还说，自从保育院建在村子里后，大关营村就热闹起来，村里的人经常听到保育院里孩子们欢快的歌声。

对孩子悉心培育，小花朵健康成长

保育院初创时期，有的同志对干保育工作思想不通，认为带孩子是“低人一等”，“没有出息”，因而不安心工作。

以邓六金为书记的党支部，重视做好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每个科室的党员，每个保育班的党员，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骨干，通过她（他）们向保教人员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教育工作，使一些保教人员明确了搞好保育工作和打垮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关系，把平凡琐碎的工作和伟大崇高的革命目标联系起来，把平凡的工作和光荣的使命联系起来，把后方的保障和前方的决胜联系起来。邓六金和李静一两位老党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党员骨干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调动了全院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在华东保育院，邓六金同志是华东局委员、华东财经委员会书记兼财办主任曾山同志的夫人，李静一同志是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同志的夫人，在她们身上丝毫没有以首长位高权重而自矜，以自己资深望重而自傲的特殊，有的只是老党员、老干部对自己更严格的自律，对革命工作更多的奉献。邓六金的三儿子就在保育院，和其他干部的孩子同在幼儿班过集体生活，从未单独和妈妈住在一起。孩子想妈妈想得厉害，一个晚上从幼儿班跑到了妈妈的住处，一个劲儿地喊妈妈，但邓六金为了工作，抱起孩子送回了幼儿班。

在保育院，干部职工都管邓六金、李静一叫大姐，两位革命老大姐原则性强，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走群众路线，依靠全院干部职工完成各项工作。凡是重大事项都要通过院务会議讨论决定，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决议形成，严格执行，大家心情愉快，各负其责。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如春天一般的温暖，上下之间团结友爱，同志之间互相帮助，工作之间互相支持。这便是在战争年代华东保育院树立起来的良好院风。

华东保育院创办之初，由于大批粮食支援了前线，后方的粮食较为紧缺，上级配给保育院的只有白薯粉。孩子们本来就面黄肌瘦、营养不良，整天吃白薯粉不利于孩子们成长。看到这种情况，李静一和邓六金特别着急，她俩迈开双腿，不止一次地到华东局，到华东军区，到地方政府求援。在两位大姐的共同努力下，部队和地方各方面向保育院支援了白面、大米、猪肉，华东局还向保育院拨了5头奶牛、4只奶羊，有了这些，就可以给孩子们供奶，增加营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孩子们脸色红润，身体不再那么瘦弱，个头儿不断长高。

当时，农村物质条件差，吃水要一桶一桶地从井里打，再一担一担地挑回来;粮食柴草要用马车从几十里以外运回来;蔬菜副食要天天赶上马车到集市上去买。尽管事情繁杂，千头万绪，但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不畏艰难，不怕繁琐，把每项工作做得井然有序。

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问题成为邓六金、李静一时刻挂在心上的头等大事。为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保育院千方百计地搞好孩子们的营养保健。当时，按照供给制的标准，供给孩子们的主食是红薯、小米、煎饼，而菜金是很少很少的。为了给孩子们增加营养，分管营养的保育科科长文芸和总务科的同志，把孩子们按标准供给的吃不完的粮食换成豆子，磨成豆浆，做成豆腐，以改善伙食;为了给孩子们增加钙质，除炖骨头汤给孩子们喝外，文芸和老炊事员时也传还一起做醋，用醋焖酥小鱼，让孩子们连鱼带骨头一起吃。保育科和总务科的同志还想方设法粗粮细做、制订食谱、变换花样、调剂饭菜，增加孩子们的食欲。他们对身体较差或体弱多病的孩子，则按“病号菜金”标准，另做病号饭并增加牛羊奶的供应。在她们的共同努力和各单位的热忱援助下，孩子们的食品营养迅速得到改善，每个星期能够吃上一次肉，牛奶、羊奶、豆腐已成为孩子们的主要营养来源。

在卫生保健方面，邓六金、李静一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卫生保健制度，餐具顿顿消毒;饭前、饭后洗手抹嘴;毛巾、手帕洗净煮过;被子一月一洗，床单、枕巾一月两洗，棉被、棉垫一月一晒;热天每日洗澡洗头换衣服，冷天每晚洗屁股、洗脚;每周换洗内外衣两次、洗头一次，每周剪指甲一次，20天理发一次;按季节注射预防针等等。

由于注意搞好营养、保健，孩子们的身体都比较健康。但战争年代环境艰苦、缺医少药，一旦遇上传染病就很麻烦。有一次，一个班的孩子全得了麻疹。在阿姨的精心护理下，大多数孩子很快痊愈，惟有1岁多的小女孩陈淮淮并发了肺炎，高烧几天不退，整天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

“一定要救活这个孩子！”邓六金见状万分焦急，“淮淮的爸爸南下，临走前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一定要在淮淮爸爸凯旋的时候，把健康活泼的孩子交给他！”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只有青霉素能救淮淮。可整个华东局也找不到一支，怎么办？

“济南可能有。”有的同志说。

“去济南。”邓六金大姐当机立断。她要了两匹马，带领医务员丛树贞，连夜从大关营出发，一口气跑了300多里路，来到刚刚解放的济南，在一个教会医院买到了两盒青霉素，并连夜返回保育院给病重的淮淮实施注射，使淮淮转危为安。

华东保育院在大关营村期间，共发生过3次流行性传染病，生病儿童87人，在全院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安然无恙，最终全部康复。

保育院迁址上海，师生们喜笑颜开

1949年3月，华东局、华东军区渡江南下，同时成立了代号为“女子学校”的留守处，华东保育院由留守处领导。为了安全保卫和保育院南下乘车方便，当月保育院迁到了青州城里的天主教堂，孩子们睡觉、上课、活动都在教堂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曾山任上海市副市长。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移驻上海。

6月，华东局通知保育院南迁上海。邓六金带队率华东保育院孩子、工作人员97人，从青州火车站登车南下，告别了华东保育院的创办地——青州。当孩子们到达上海站时，上海車站一片欢腾。这次由邓六金指挥的、为时一个月、行程1000多公里的“大行军”，终于胜利完成。

据史料统计，从1948年6月开办到1949年6月，华东保育院共接收1至10岁的孩子137人。在保育院，这些孩子沐春晖，润雨露，获新知，强体魄，在烽火的摇篮里健康成长。这些孩子中后来有的成长为党政军高级干部，如陈毅的长子陈昊苏、粟裕之子粟戎生、谭震林之子谭冬生、刘瑞龙之女刘延东等。

（责任编辑 徐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