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天琦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自从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以来，共有一百多位优秀作家获此殊荣，然而其中女性作家所占的比例仅为10%左右。而爱丽丝·门罗便是其中的一位。身为当代的女性作家，女性主人公一直是门罗深入刻画的对象，她的小说文本中具有鲜明的性别意识特征。陈顺馨教授认为：“性别这个因素，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忽略的，无论在视角、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方面，都会因女作家和男作家在经验和性别认同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1]（151）过去，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往往被类型化，她们不是“天使”，就是“妖妇”。但是爱丽丝·门罗笔下的卡拉却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这就意味着她既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完全契合男性期望的纯洁、恭顺、谦卑的妻子，也没有被歪曲成丑恶、狂野和叛逆的模样。

一、解脱或妥协：卡拉人生中的两次“逃离”

在文本的时间限度之内，卡拉经历了两次 “逃离”。第一次发生在卡拉的少女时期，十八岁的卡拉是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她尚未懂得人世的艰辛和悲哀，对于自己的出逃怀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那时她刚刚中学毕业，父母要求她继续上大学，在这期间，卡拉在一个马棚里干活时遇见了克拉克，他是一个世故早熟的人，没有完成学业就进入社会谋生并且从事过许许多多的职业，他没有任何家庭观念，甚至认为“家庭根本就是一个人血液中的毒素”，这些人生阅历使得克拉克身上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流浪气息，他的出现在卡拉原本平静规矩的生命里激起了阵阵涟漪，这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深深地吸引着卡拉。然而卡拉的父母却反对他们在一起，她的继父更是充满鄙夷，指责克拉克只是“失败者”和“盲流游民”，卡拉为此同他争辩，继父拒绝回应的冷淡态度则刺激了她出走的决心，于是卡拉毫不犹豫地逃离了自己的家庭。整个过程中，卡拉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考虑过未来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有没有可能会比以往更糟糕，她与所有沉浸在爱情梦幻里的少女们别无二致，盲目地将自己一生的幸福托付给克拉克，并且 “把他看作二人未来生活的设计师，她自己则甘于成为俘虏，她的顺从既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心悦诚服的”。

这种不顾一切的草率并没有为卡拉带来理想中的生活。她必须为自己年少的冲动付出代价，再一次出走的意念悄悄地在卡拉心底埋下了一粒幼芽。曾经也存在过一段时期，克拉克原意尊重卡拉的意见，以此为参照来布置属于他们两人的小家庭。可是好景不长，克拉克“专制暴君”的面目渐渐显露出来，只要他自己心情不好，整个家里的气氛就会变得极为低沉。显而易见，他并没有担负起“设计师”的责任，反而成为了卡拉身心的绝对统治者。卡拉不但要承受克拉克经常对她实施的精神暴力，而且还要应付单调而又繁重的家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缘由燃烧起了卡拉将想法付诸行动的斗志：克拉克强迫卡拉以曾经遭受邻居贾米森先生的性骚扰为由，去勒索他的遗孀西尔维娅。卡拉为了贴补家用去邻居贾米森家做一些零碎的活计，而这件事就起源于她突发奇想地告诉克拉克自己被贾米森先生调戏，却意外地引发了克拉克强烈的兴趣，于是卡拉不惜杜撰出丰富的情节来取悦克拉克，自己也因此而感到兴奋，这甚至变成了夫妻二人情感的润滑剂。其实，真实的情况远非如此龌龊：贾米森先生已经被疾病折磨得不成人形，卡拉仅仅只是在贾米森太太或者值班护士忘记关门的时候瞥见过他，“她离他从未比这更靠近一些”。所以当克拉克谋划着让卡拉去欺诈西尔维娅时，她并不忍心也没有底气这么做，并且为此提出过多次抗议，却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端的一幕：卡拉看见贾米森太太从希腊渡假归来，心中暗暗祈祷，“但愿那不是她呀”。最后卡拉不得不遵照克拉克的意愿去到贾米森家，一直以来的压抑情绪终于爆发，在西尔维娅的指导和帮助下，她决定逃离克拉克，前往多伦多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不幸的是，尽管外界的枷锁容易挣脱，内心的牢笼却始终难以打破，卡拉还是屈从了对于未来的恐惧，在“逃离”的途中折返克拉克身边。这一次，她没有得到解脱而是选择了妥协。

二、“逃离”背后的现实基础

卡拉逃离的原因，除了上文提到过的直接动机之外，还不得不考虑潜藏在表象之下那更为深刻的现实基础。

在原生家庭关系中，卡拉始终受到男性的压迫，他们挤占了她的生存空间，并将她作为一个异类排斥在外。当继父表明对于克拉克的轻蔑和不屑时，面对卡拉的反驳他却回答“我不想跟你争辩”，这反映出继父隐含的专横态度，从传统观念上来讲，卡拉作为女儿没有资格去质疑父亲的权威，然而此刻她却这么做了，自然就引起了继父的不满和愤怒。同时，由于他们之间并不是亲生父女关系，继父根本就没有把卡拉当作是自己的家人，他并不在乎卡拉幸福与否。通过门罗对这一微妙细节的刻画，不难推测出卡拉在成长历程中曾经遭受过无数次毫不掩饰的冷漠和疏离，而母亲的不作为则让卡拉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尤其是在卡拉与克拉克结合之后，父母对她的鄙薄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不喜欢卡拉，连她是死是活都不想知道”。不仅如此，卡拉的哥哥 “对她也没有什么感情，他老婆更是狗眼看人低”，是他们共同将卡拉一步步排挤到了家庭的边缘地位。人有着趋向爱和温暖的本能，家庭原本应该是这一切的源泉，但是对于卡拉来说，这里不是她的归属，“她看不起自己的父母，烦透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后院、他们的相册、他们度假的方式、他们的烹饪路子、他们的‘洗手间’、他们的‘大得都能走进去人’的壁柜，还有他们为草坪所安装的地下喷水设备”。或许令卡拉真正感到厌恶的并不是这些物象本身，而是它们所承载着的冰冷记忆。因此，卡拉在出走时留给他们的字条里说道：“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这是对过去生活的彻底否决。在当时的卡拉心目中，那种“更为真实的生活”也许就是能够作为一个“女人”，或者说是作为一个“人”明确自己的价值和作用，即去做她一直以来真正想做的是“住在乡下和动物打交道”，并且在一段关系中拥有自己独特的地位，而不是像在原生家庭中那样被忽略和遗忘。

从表面上看，卡拉当初的设想基本实现了：和丈夫居住于乡间，与马匹及山羊为伍。可悲的是，在夫妻关系中，卡拉的境况却没有得到实际上的改善。她无疑深爱着克拉克，但是这种爱却处在一种失衡的状态当中，“如果夫妻关系中缺乏能使他们本质上平等的共同的理想的爱，那么男性专权的等级关系就成了婚姻的实质”[2]（102），在过去的日子里，卡拉和克拉克一起构筑了只属于他们的小王国，克拉克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而卡拉则是他的附属品并且心甘情愿地被驱使和奴役。此后，当恋爱的激情随着时光逐渐消弭，夫妻二人需要共同面对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生活琐事，他们赖以维持生计的跑马场经营惨淡，生活的艰难和不如意使克拉克变得愈发乖戾，时常将卡拉作为自己情绪的发泄对象：“他什么时候都冲着她发火。就像是心里有多恨她似的。她不管做什么都是做得不对的，不管说什么都是说错。”在争执之后，每当卡拉想要寻求和解，他却永远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拒绝沟通，他认为脾气火爆才算得上是男子汉，这是其男性权威的象征。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卡拉都处于男性的绝对统治之下，她从来就没有真正主宰过自己的生活，因此，即便是面对近在咫尺的自由她也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对于男性的惯性依赖让卡拉丧失了判断能力。同时，卡拉离开克拉克并不完全是由于女性意识的觉醒，她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不被尊重，无法再对眼前的痛苦忍气吞声，然而父母兄弟对她的排挤在客观上使克拉克成为唯一的寄托，卡拉歇斯底里地恳求克拉克把她接回家，是因为她根本就没有觉察到自己遭受的压迫和伤害是不正当的。卡拉在原生家庭中没有存在感，导致她长大成人之后意识不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地位和作用，克拉克就算再怎么虚伪、狭隘、自私自利，但是对卡拉来说，他可以为她提供陪伴和支撑，令她不再孤独漂泊，而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归宿。卡拉的懦弱使得她缺乏持续斗争的勇气，注定不能完成对自身的解放。

三、通过“逃离”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反思

在卡拉出走的时代，妇女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一旦脱离丈夫就等于失去谋生的途径，逃离对于她们来说是不现实的，否则就只有饿死或者沦落为妓女。二十世纪以来大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益上所付出的努力为现代女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因此，卡拉在一开始筹划的时候就打算“在一家汽车旅馆或是这一类地方待下来，上一个马术学校去找份工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相比起在经济上，大多数女性在情感和精神上都更加依赖丈夫，这就是面对不幸的婚姻她们宁愿逆来顺受也不愿意离开的理由。卡拉也不例外。

当初西尔维娅就曾经问过卡拉：“你之所以不走仅仅是因为钱？”她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可是在得到了西尔维娅的庇护和资金支持之后，卡拉还是丢盔弃甲选择回来，从侧面反映出了卡拉不走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她并非真心实意地想要逃离克拉克，卡拉因为害怕影响到马场的生意而拒绝投奔妇女庇护所恰好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尽管卡拉的逃离是当时处境下唯一能够保全自己尊严同时也是最为明智的做法，然而她在前往多伦多的大巴上反复思虑的却是如果没有了克拉克，那么怎样才能证明自己是否活着，又该用什么来取代他的位置。她甚至无法想象自己在没有克拉克的地方应该如何生活，这令她感到手足无措。第二次逃离与其说是对丈夫的反抗，毋宁说在她的潜意识里是想要借此重新唤醒丈夫对自己的关注和情感，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卡拉确实成功了，至少换来了克拉克某一段时期内的温存和体贴。尽管如此，克拉克的内心深处还是瞧不起卡拉。他把卡拉穿走的衣物归还西尔维娅，仿佛是为了借机宣告自己对于卡拉的所有权，在交谈对话中，他以一种得意洋洋的口吻反复强调“我的老婆”，警告西尔维娅不要再干涉他们的生活。出于对卡拉的同情，西尔维娅提醒克拉克，卡拉不光是他的老婆，也是一个人，他的反应却夹杂着莫可名状的讥讽：“我的天，是这样的吗？我的老婆也是一个人？是吗？”这是对西尔维娅也是对卡拉的嘲笑，父权制社会将女性作为物品的传统思想在克拉克身上已经根深蒂固，他仅仅把卡拉看作是自己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肆意地践踏卡拉的尊严，对她的情绪置若罔闻。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对妇女的压迫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对受害者造成了最大的痛苦；尽管这种痛苦常常没有被认识到；这是因为性别歧视的偏见存在于压迫者和受害者双方的头脑里。”[3]（17）卡拉的回归正是默认了这种偏见。卡拉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女性群体的悲剧。大多数女性的生活重心都是围绕着丈夫和孩子，她们天生具有牺牲精神，因而往往不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大一部分女性尚未摆脱这种状态。几千年来形成的父权统治的权威，其瓦解毕竟也需要经历一个极其漫长和曲折的过程，尽管理智上人们都清楚应该反对这些陈规陋习，但是还是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它们，甚至是遭受压迫的女性本身，她们是受害而不自知，有的还成为帮凶，去荼毒其他女性；也就是说，她们既是压迫者又是受害者。女性只有彻底实现经济上、情感上以及精神上的全方位的独立，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脱和自由。

四、结语

卡拉的两次逃离都仅仅只是发生了地理空间的转移，却没有从本质上摆脱对于男性力量的依赖，不过人处在陌生环境之中反而能够从熙攘喧嚣的世俗生活中短暂抽离，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审视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自我空间的追寻和建构中重新权衡生命的意义。她终于清醒地认识到，逃离无法永久地解决问题，人只要复归生活，就不可能不受生活琐碎的折磨。有论者说：“从她（爱丽丝·门罗）的笔下我们看到，逃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一成不变的琐碎使人们的心承受着重复的压力和困惑，忘了最初的追求与喜悦，于是想要逃离，可是逃离后才发现那只是另一种重复的开始。”[4]（52）卡拉之所以离开却又回来，也许作者的用意正在于此：逃避是没有意义的，与其陷入这种生活的漩涡之中反复循环着同样的事件，倒不如坦坦荡荡地去面对生活的真相，成为掌握主动权的一方而不是永远被男性的力量催逼着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