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雪

(Department of Civilisations and Forms of knowledge， The University of Pisa， Pisa 56126)

雄辩术诞生于古希腊，萌芽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满足了人们对于争辩和说服他人的需要。古典时期，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希腊诸城邦中独树一帜，以雅典为典型的民主制达到了其发展的巅峰，为雄辩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土壤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正如西塞罗在《布鲁图斯》中的论述：“对于雄辩术的追求并非在全希腊流行，而只是为雅典所特有。”[1]由此可见，雄辩术的发展与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公元前三世纪，伴随着罗马共和国不断向外扩张，罗马与希腊化世界的接触愈见频繁，雄辩术亦随之传入罗马本土，罗马人对其进行吸收和改造，将之与其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融为一体，这一过程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直至罗马共和末期，罗马化的雄辩术才日臻成熟。西塞罗是罗马共和末期最为杰出的雄辩家，“他的雄辩术实践和雄辩术理论水平均达到了罗马雄辩术和雄辩术教育的最高境界”[2]。然而，正如西塞罗所说：“霍腾休斯的声音伴随其死亡而陷入沉默，而我的声音随着共和国而消亡。”[1]328随着元首制的建立，作为罗马上层社会最核心的教育目标，雄辩术教育的内涵已与共和时期有所不同。昆体良是罗马帝国初期杰出的教育理论家，是古希腊、罗马教学思想与经验的集大成者，“继西塞罗之后，昆体良是罗马雄辩术教育思想的主要辩护人”[3]，其雄辩术教育思想适应了帝国初期的政治文化环境。本文通过对西塞罗与昆体良的雄辩术教育思想进行对比，试图在罗马由共和国向帝国过渡的历史背景下，分析雄辩术教育思想的演变及其对罗马社会产生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鉴于雄辩术及雄辩术教育在古罗马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古今中外的诸多史学家及学者曾对此领域进行了详实的研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参考史料和论著资料。

在古罗马时期，针对雄辩术及雄辩家的教育理论问题，西塞罗著有《论演说家》《布鲁图斯》《演说家》等著作。他对雄辩术发展历史进行了回溯，并为雄辩术教育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在西塞罗之后，昆体良在借鉴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对雄辩术教育理论的系统性总结。他所著的《雄辩术原理》反映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是后人研究古罗马雄辩术问题的重要参考史料。作为昆体良的学生，塔西陀在《关于雄辩术的对话》中沿用了西塞罗的写作风格，探讨了罗马雄辩术风格发生变化的原因，并将之与罗马政治气候的转变及社会的兴衰相联结。罗马时代古典作家们的相关论著是后人了解雄辩家教育及雄辩术发展的珍贵文献。

有关雄辩术及雄辩家教育的研究，多出现于国内学者们所著的概论性教育学专著之中。包括民国时期学者林汉达所著的《西洋教育史》，曹孚、腾大春等主编的《外国古代教育史》，贺国庆、于洪波等主编的《外国教育史》，王宝星主编的《外国教育史》，王天一主编的《外国教育史》等，都对古罗马的教育发展历程作了宏观性总结，为笔者进行古罗马雄辩家教育的研究提供了宏观背景及启迪。林志雄的论文《试论西方古典修辞术的政治特质》考察了古典修辞术从古希腊至古罗马时期的历史演变，聚焦于古典修辞术与社会政治的复杂关系。胡黎霞的《西塞罗与罗马演说术教育》分析了西塞罗在罗马雄辩术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

国外学者有关罗马雄辩术教育的著作亦十分丰富。Kennedy所著的ANewHistoryofClassicalRhetoric，从雄辩术的本质出发，追溯了雄辩术的诞生及其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直到中世纪的漫长发展历程；Bonner的EducationinAncientRome：FromtheElderCatototheYoungerPliny，详细论述了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罗马教育发展史； Joyal等编著的GreekandRomanEducation：ASourcebook中，汇聚了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2世纪，有关古希腊和古罗马教育领域的丰富而珍贵的史料，为拙文的写作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史料支撑； Steel的专著Cicero,Rhetoric,andEmpire， 收录了西塞罗的一系列重要演讲，包括Verrines、deimperioCn.Pompei、ProArchia、ProFlacco、Deprovinciisconsularibus和ProBalbo， 这些演讲无不与罗马的重大国家决策紧密相关, 主要围绕着行省总督的勒索问题、罗马公民身份的赋予以及军事指挥权的分配等主题展开。Steel在其专著中对西塞罗在其演讲中所采用的雄辩术技巧及其演说书政治目的性进行了深入论述。Lintott 的CiceroAsEvidence:AHistorian’sCompanion是有关西塞罗重要信件及演讲词的整理，对西塞罗的雄辩术理论及哲学思想进行有针对性的史料解析。上述论著为拙文的写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与思路上的启迪。

纵观我国罗马史研究概况，虽然近年对拉丁文学、诗歌、宗教等文化领域开始有所侧重，但现今的研究成果仍多集中于政治和军事方面，对于罗马文化的研究，特别是雄辩术和修辞学的研究较少，而这恰是古罗马文化最具特色的一个侧面。回顾雄辩术教育在我国罗马史领域的研究现状，可见，将古罗马教育或雄辩术教育作为独立研究专题的论著鲜少出现，大多是将其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分支领域进行概述，或是将其置于教育发展史的框架中进行宏观总结。针对西塞罗和昆体良的相关研究并不少见，却鲜有学者将两人的雄辩术教育理论及思想对比分析，将之置于罗马共和国向帝国过渡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因此，本文立足于罗马由共和制向帝制转变的政治与社会背景，选择西塞罗和昆体良这两位分别活跃于共和末期及帝国初期的雄辩术教育家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雄辩术教育思想加以比较分析。通过揭示西塞罗与昆体良的雄辩术教育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本文试探究罗马共和国末期至帝国初期雄辩术教育演变的特点与成因，并分析雄辩术教育演变与罗马政治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以教育为切入点，以期更深入地了解共和末期至帝国初期罗马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二、西塞罗——罗马共和末期最杰出的雄辩家及雄辩术教育家

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前43年)，古罗马著名政治家、雄辩家、哲学家和文学家。西塞罗出身于奴隶主骑士家庭，“从幼年时便师从狄奥多图斯”[4]。狄奥多图斯是斯多葛派哲学家,亦是一位出色的辩证法教师，他对西塞罗哲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4]77。西塞罗从年幼时就接受了哲学、几何学、音乐等多方面的教育。公元前89年，西塞罗以学徒身份追随法学家昆图斯·穆奇乌斯·斯凯沃拉学习[5],并于公元前79年至公元前77年，“前往罗德岛向修辞学家莫隆学习”[4]91。西塞罗对于希腊和罗马的文化秉承着兼容并收的态度，“他对修辞学的综合融汇还表现在既充分吸取希腊精华，又注意发挥罗马特色方面，熔希腊的活泼明快与罗马的坚定沉着于一炉”[6]。他对文史哲等多个学科均有涉猎，以杰出的雄辩才能在罗马政坛崭露头角，并于公元前63年出任执政官，达到其政治生涯的巅峰。西塞罗以其犀利的言辞，准确而极富感染力的表达，通过演说的方式竭力捍卫罗马共和制度和他心目中的共和理想。公元前62年，西塞罗在元老院发表的《反喀提林》演说词，成功粉碎了喀提林的阴谋计划，树立了其共和国卫士的光辉形象。《反腓力辞》是在凯撒被刺后，西塞罗作为元老院的领袖,为了阻止安东尼出任高卢总督而发表的政治演说。然而，这14篇气势恢宏、言辞犀利、富有感染力的演说词并未收到真正的实效。当时罗马的政治均势已被打破，西塞罗的反对演说显然无法与后三头同盟的强大军事实力对抗，最终为他招来杀身之祸。

西塞罗是古罗马共和国末期最杰出的雄辩家及雄辩术教育家，“以西塞罗为代表的罗马演说术教育思想与实践活动是罗马教育史上的精彩篇章”[2]53-56。作为雄辩家，他在法庭上和政坛上的实践演练已证明了其毋庸置疑的雄辩才能。昆体良曾给予西塞罗极高的评价：“他处于雄辩术的顶峰，很难想象还能增加任何东西以改进他的雄辩词。”[7]昆体良经常将西塞罗和德摩斯梯尼——古希腊最为伟大的雄辩家相提并论，足以看出西塞罗作为雄辩家在后人心中的崇高地位。

作为雄辩术教育家，西塞罗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理论著作，如《论演说家》《布鲁图斯》《演说家》等。其中，“《论演说家》建立了关于雄辩术教育的理论基础；《布鲁图斯》一书是对于雄辩术发展历史的范例式叙述；《演说家》是西塞罗对于理想雄辩家的描绘”[8]。西塞罗将希腊和罗马文化巧妙地进行融合，以折中主义态度及成功实践，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罗马人的如何对待希腊文化的争论。同时，西塞罗将兼具文学艺术表达方式与政治宣扬手段的雄辩术完美地统一起来，在共和末期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将雄辩术推向了发展巅峰。雄辩术在西塞罗时期，以其政治上的实用性，理论技术上的成熟性，获得极大发展并日臻成熟。但西塞罗发表的14篇《反腓力辞》所带来的后果也表明，政治环境的改变，极大地影响了雄辩术在政治领域效力的发挥。雄辩术的辉煌与衰落集中体现于西塞罗个人的政治经历之中，其命运之起伏是雄辩术辉煌与衰落的直接映射。

三、昆体良——罗马帝国初期雄辩术教育思想的传承者

马尔库斯·法比乌斯·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公元35年—95年)，出生于西班牙行省，其父在罗马教授雄辩术，颇具声名。少年时代，昆体良曾在罗马的文法学校接受教育，“他还为著名的律师、雄辩术教师多米提乌斯·阿弗尔当过助手”[7]5。在罗马结束学习后，昆体良返回西班牙，从事律师一职长达10年。公元70年，“罗马皇帝韦斯帕芗开办了由国库支付薪金的雄辩术学校，并设立了希腊和拉丁语修辞学教师的官职”[9]，“昆体良被任命为国立拉丁语修辞学校的主持人”[7]5，他在此工作了20年左右，并“曾在弗拉维王朝的宫廷中身居要职”[10]，大约在公元90年左右退休。退休后，昆体良用了两年多时间，结合20年教学经验，并借鉴古希腊和古罗马教育经验，完成了《雄辩术原理》这本教育学理论巨著。

《雄辩术原理》是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方法论著，反应了当时古希腊和古罗马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更将古希腊和古罗马教育教学方法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梳理。昆体良在雄辩术教育思想上承袭自西塞罗，所以《雄辩术原理》一书仍将教育的最终目标定为雄辩家的培育。在著作中，昆体良系统地阐述了培养雄辩家的过程、具体方式，和雄辩术教育的具体内容。“结合当时罗马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昆体良提出了培养雄辩家，应经过从初级学校(相当于小学)到文法学校(相当于中等学校)到修辞学校(相当于专门学校)三个阶段的学校教育。各级学校的教育和课程设置都围绕培养雄辩家这一总的目的来实施。”[11]

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一书中，提出了对于雄辩家的要求，以及他对雄辩家所应具有的品德素养的期望，但对培养雄辩家的相关方法论论述并不详尽，而昆体良恰好对此给予了补充并进行了完善。与西塞罗相比较，昆体良未能凭借其雄辩才能跻身政坛高位，也并未因发表过如此多的政治演说词而名垂青史。他也许并不是十分出色的雄辩家，然而却是更为伟大的教育理论家，他完善而严谨的教育理论体系为后世构建了可行性极强的教育模式，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育思想，在长时间内影响着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

雄辩术的教育思想在昆体良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他明确地提出了对于雄辩家的道德要求与约束。在昆体良看来，合格的雄辩家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在成为雄辩家之前，他必须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将“善良”的道德要求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鉴于雄辩术所具有的影响力，若是一个品德败坏的人掌握了雄辩术，他会在公私两个方面造成极大的危害，那么进行雄辩家教育无异于在培养手持武器的强盗。同时，昆体良认为拥有了高尚美德的人，才可以摒弃一切使之分心的杂念和邪念，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雄辩术的学习中来。正因为高尚道德需要教育来完善，雄辩家学习的首要目的便是培养品德，所以他“主张道德应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课程，通过这种教育，塑造学生坚守正义、善良、节制、刚毅、明辨是非的良好品行”[12]。关于雄辩家教育的课程内容，昆体良认为一个人必须掌握广博的知识和精湛的雄辩技巧。他在著作中列举荷马、柏拉图、加图、西塞罗、瓦罗等多位饱学之士，来阐明雄辩术的教育内容需要涵盖各门学科与艺术。

“随着帝政的成立，雄辩术教育已经失去了政治、社会基础；但早期的几个皇帝还保留了共和政体下的某些制度的形式，演辩也被当作点缀品保留了下来。”[3]85面对着帝国初期建立的元首制度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昆体良在雄辩术教育理论方面的创新对保存和推动雄辩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教育理论是在帝国初期的现实政治环境与雄辩术教育理想不相适应的条件下产生的[3]83。

随着罗马由共和国向帝国过渡，从西塞罗到昆体良，雄辩术教育理论发生了一系列的演变。透过分析政治结构变动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映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更加透彻地认识共和末期至帝国初期这一特殊而具有重要意义的罗马社会转型期。

四、从西塞罗到昆体良——雄辩术教育的演变

1. 雄辩术效用及雄辩术教育目标内涵的演变

从西塞罗到昆体良，雄辩术在政治和法律领域的双重效用逐渐过渡为在法律领域的单一效用，雄辩术教育培养目标的内涵亦随之发生变化，由培养杰出的政治家到培养优秀的律师。

西塞罗曾在《论演说家》中论述雄辩术对于社会和国家的作用时提到：“通过它，将人民聚集起来，赢得他们的好感，依照发言者所想来引导他们。一人之雄辩足以左右民众的冲动、法官的良知及元老院的严酷。还有何种事物足以帮助乞求援助的人，足以鼓舞那些被抛弃的人，足以赋予人们安全，足以挽救人民于危险，足以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13]在西塞罗看来，雄辩家不应该仅仅成为参与到民事和刑事案件诉讼中的律师，而应渴望成为政治家，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与讨论中贡献意见。他曾将演说大体上划分为诉讼性演说、审议性演说和赞颂性演说三类。然而，西塞罗对待三种演说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他从一开始便将赞颂性演说排除在讨论之外，因为其他种类的演说更为重要，应用范围更广”[13]II.LXXXIV。与赞颂性习俗相比，罗马人更为关注与公共生活相关的实际目标，所以赞颂性演说并不在雄辩术中占据主导地位。西塞罗对于雄辩术所带来的政治效用极为重视：“演说如何起到劝服民众，促使他们按照西塞罗所倡议的去做，应该是其最为重要的一个功效。”[14]罗马共和国末期特定的政治背景与社会环境为雄辩家充分施展其能力提供了可能性，随着城邦制度的瓦解，共和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的产生一方面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和动荡；另一方面，也为雄辩家在政治舞台上施展其能力提供了广阔环境。共和政治制度中的同僚执政制度、官位竞争、政治党争、元老院与公民大会的辩论、法庭案件的审理，都成为了雄辩术在罗马盛行的必要前提；而此时也是罗马文明全面吸收希腊文明的高潮时期，雄辩术是希腊文化的重要成果，受到罗马国家上层的重视，成为罗马贵族高等教育最重视的科目。西塞罗将雄辩家教育的最终目标定义于培养有益于国家和人民、能够在政坛上大发异彩的政治家。

昆体良在对雄辩术所产生的效用的理解上则与西塞罗有所不同，换言之，他对雄辩术在法律领域产生的效用有所侧重与强调：“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公民并能履行其公私职责的人，一个能够用自己的意见指导国家、用他的立法给国家奠定稳固基础、用他以法官身份的判决消除邪恶的人，无疑地只能是我们所要求的那种雄辩家”[7]7。昆体良认为雄辩家应为“真正名副其实的公民”，并且要“履行其公私职责”，对公私职责的强调，契合了帝政对公民服从与忠诚君王的要求，契合了帝国统治者维系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的愿望，是对帝政营造出的政治气候的顺从与迎合。帝国统治者们自然希望将国家的臣民驯服为“忠顺公民”，而不是共和末期具有极强政治诉求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的雄辩家。昆体良侧重强调了雄辩术的法律效用，虽然他也提到雄辩家应该用自己的意见指导国家，然而，在专制的政治背景下，这只能视为空谈，远不如以法官身份判决消除恶人更具可行性和实用性。昆体良深入指出雄辩家在法律方面的作用：“我所要培养的不是法庭上的迂夫庸人，不是为金钱而受雇的代言人，不是笨咀结舌的律师,我所要培养的人是具有天赋才能、在全部高等文理学科上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这样的雄辩家在法庭辩论中保护无辜、为犯人定罪，或在有关钱财的争讼中支持真理、反对虚假，真是不费吹灰之力”[7]160。

有关雄辩术的效用、雄辩术所作用的领域范围，昆体良所秉持的观点与西塞罗有所不同。在西塞罗时代作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有效手段的雄辩术，在帝国初期逐渐地退出了政治舞台，雄辩术以单一化效用蜷缩在了法律范畴，因此造成了两位雄辩教育家对于雄辩术教育目标内涵的不同认识。雄辩术的双重效用逐渐为单一效用取代，雄辩家教育目标内涵发生转变，都与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

共和体制为雄辩术发挥政治效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罗马共和国末期，共和国的政治框架仍在，其为雄辩术的政治和法律双重效用的发挥提供了可能性。通过平民和贵族的等级斗争，各级民众会议在国家决策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鼓舞民众、争取民众的支持成为政治家们实现政治理想的必经途径。正如塔西佗所说：“庞培和克拉苏能够掌握权力，不仅因为他们手握兵权，更因为他们的演说天赋。”[15]共和国末期混乱的政治局势，复杂的斗争环境，内战的政治背景，也为雄辩家在政坛的崛起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和直接的推动力。不仅社会各个等级之间需要进行协调和斗争，元老院内部也划分为多个政治阵线，在激烈而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雄辩术必然是一种有效的斗争工具，用以攻讦敌人、争取民众支持，从而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

然而，元首制取代了原有的贵族民主制，雄辩术的政治功效失去了其发挥的制度框架和政治空间。和平稳定的政治社会局势取代了共和末期的动荡与混乱，这便使雄辩术丧失了其发展的政治土壤与社会环境。“雄辩术不再受到重视，广场上亦不再允许发表任何诡辩。”[5]305披着共和外衣的元首制虽然在表面上保存了共和时期的政治机构，如元老院、公民大会。然而，这一切在元首强权和绝对军事控制力的监控下，已然失去了其原有的政治功效。政治制度中的所有民主因素被消灭殆尽，雄辩术政治功效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昆体良生活在帝国初期，他的内心深处仍在坚守着西塞罗的雄辩术教育思想，却不得不在面对全新的社会现实时适当地对雄辩术教育理论作出改变，以使雄辩术和雄辩术教育可以在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下继续生存下去。

2. 雄辩术教育中，道德教育重要性的强化

从西塞罗至昆体良，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雄辩术教育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

西塞罗对于理想雄辩家的构想建立在对多方面知识的要求上，他提出雄辩家必须要熟读诗歌、了解国家的历史、学习和阅读艺术大师们的著作、并且要掌握成文法和各种法规法令、学习政治哲学、了解国家政策与同盟的协议条约等等。在西塞罗看来：“谁如果没有掌握所有重要学科和艺术的知识，谁就不能成为在所有方面都完备的雄辩家。因为雄辩术的优美与丰满正是源自知识。”[13]I.VI西塞罗对于知识的重视与雄辩术在当时所具有的极强的政治实用性紧密相连。在罗马共和国末期，雄辩术不仅仅是一门高等教育的重要科目、法庭诉讼的手段、人们日常交流的重要方式，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竞争手段，在政坛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西塞罗跻身政界的经历，他对雄辩术实用性的体会最为深刻。他曾利用自己的雄辩才能，成功地在执政官任期内粉碎了喀提林阴谋。西塞罗强调知识和内容对于雄辩术的重要性亦不难理解。因为“没有这些知识，雄辩术不过就是空泛与幼稚的言辞罢了”[13]I.VI，对于作为政治博弈手段的雄辩术来说，空洞的内容、夸夸其谈的作风是最为致命的。与知识艺术的重要性相比，道德是西塞罗很少谈及的，这与昆体良形成了鲜明对比。

昆体良强调培养完美的雄辩家是他的教育目标，因此他要求雄辩家不仅具有非凡的演说才能，同时要具有一切优良的品格。昆体良不只提出了对于完美雄辩家的道德要求，更进一步从雄辩术教育的角度，宣扬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对于雄辩术教师的品德，他亦十分看重。“对于雄辩术教师，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弄清他是否具有良好的德行。”[7]67昆体良坚信雄辩术教师对于学生品德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鉴于学生要在雄辩术学校接受教育一直到青年时期，“务必要以教师的纯正的德行保持学生在未成熟的年龄免遭祸害”[7]67。昆体良心目中理想的雄辩家应当是如加图所描绘的那种人，即“善良的、精于雄辩的人”[7]67。在这个定义中，“善良的”的品德比“精于雄辩”的能力更为重要。昆体良坚信“如果不是善良的人，就决不能成为雄辩家”[7]155-156,如果具有雄辩才能的人去支持罪恶行为，那么无论在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在公共生活领域，雄辩术都会产生极大危害。昆体良对于雄辩家道德要求的提出，与共和末期以来，罗马社会衰颓的精神风貌，腐化堕落的精神信仰有着极大的关系。昆体良试图以道德教化挽救罗马日渐败落的社会风气，同时，随着帝国时代的到来，帝国元首迫切希望以道德抚顺民众，构建稳定的政治局面。因此昆体良在雄辩术中的道德观与帝国元首施行道德教化的目的基本吻合。这或许亦可以解释为何昆体良能够在弗拉维王朝的宫廷中长期任职，并成为第一所国立拉丁语修辞学校的主持人。他的雄辩术教育观点在客观上符合了帝国统治者的需要，也因此为他树立了一个“忠顺公民”的教育者形象。

从西塞罗到昆体良，由重视知识在雄辩术教育中的作用到重视道德在雄辩术教育中的作用，这一鲜明的变化从深层次说明雄辩术的政治实用性在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道德教化性的加强。

3. 雄辩术教育中，哲学作用的淡化

从西塞罗到昆体良，在雄辩术教育中，由重视哲学到淡化哲学的作用。

西塞罗认为“希腊人称之为‘哲学’的这门学问似乎是一切受尊敬的艺术的创造者”[13]I.III，雄辩术知识的相关方面都可以从哲学中找寻，有关城邦的制度建设，如何处理与神的关系，教育锻炼年轻人有关公正、忍耐力、自我控制等诸多方面都可从哲学中受到启发。西塞罗进行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如果雄辩家们只了解演说的方式和技巧，满足于利用雄辩术技巧在法庭上驳倒指控，却摒弃对于哲学的钻研，那么“便是在把他们从广阔无垠的平原驱赶至狭窄的驯马场之中”[13]I.XIX，这句话精炼而形象地概括了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雄辩术教育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昆体良对待哲学的态度与西塞罗有着鲜明的差异。他认为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像哲学家那样远离公民的社会义务及雄辩家的责任[7]166，昆体良批驳哲学家们不参与任何社会实践，对哲学家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他并不如西塞罗一般对哲学推崇备至。在昆体良看来：“哲学已不再在公开的讲坛上占有自己应有的地盘，而是首先退避到体育学校和柱廊中去，然后又退避到学者的讲堂中去了。”[7]166雄辩家似乎不再研究哲学，由此必然带来知识结构上的空白，昆体良认为雄辩家可以向教诲美德的作家求教，这样才能对天上和人间的事物无所不知。当然，对于哲学中涉及道德的部分，即伦理学，他坚定不移地表示：“肯定完全属于雄辩家的学习范围之内。”[7]168昆体良提出“正如希腊人留下了丰富的箴言，更重要得多的是，我们罗马人留下了丰富的榜样”[7]171-172。

在对待哲学的态度上，西塞罗重视哲学，视之为雄辩术知识的源泉，昆体良并非全然地排斥，但却有意地淡化哲学的作用，这样的转变，是在共和制向帝制过渡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哲学的繁盛与文化的繁荣活跃、政治环境的宽松密不可分。帝国初期，随着战乱的消失，“罗马和平”降临，也带来了文化的繁盛与发展，但是这种文化发展高峰是在元首政治的监督与掌控之下出现的，不同于古典时代雅典文化繁盛发展的情景。“每个在位的皇帝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活动。”[16]曾有一些希腊哲学家，他们反对帝制，“在罗马发表了一些不利于皇位世袭的理论，受到皇帝的放逐”[3]85。在王权的控制下，文化与思想的发展缺乏自由的空间，所有的思想文化活动都要极力避免与帝王树立的正统思想发生冲突。

4. 雄辩家个人的社会成分由复杂向单一的转化

从西塞罗到昆体良，雄辩家个人的社会成分由复杂向单一转化。

在罗马共和国末期，著名的雄辩家往往具有多重的复杂身份。以西塞罗为例，他是罗马骑士阶层的一员，曾经担任过律师，后走入政坛，任执政官，成为了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哲学家。雄辩术对于西塞罗来说，并非一种固定的谋生手段，而是跻身政坛的一种必备才能。在当时，如庞培、凯撒都具有一定的雄辩才能，西塞罗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评价凯撒：“他拥有杰出的雄辩才能，不拘泥于常规，在声音，手势，以及作为演讲者的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出色。”[13]II.LXXXV然而，庞培和凯撒都不以雄辩术为谋生手段，他们往往是重要的政坛精英与国家的将领。

然而，至帝国初期，这个现象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昆体良个人身上便能看出他与西塞罗的极大不同。昆体良曾在西班牙担任了长达十年的律师，以雄辩技能谋生。进入帝国时代，我们再也无法看到向西塞罗那种以杰出的雄辩才能蜚声政坛的政治精英了。“到罗马帝国时代，政治家只是奉旨照办的官吏，没有发表演说的必要和可能”[7]2。在元首制的政治背景下，曾经驰骋政界的雄辩家，只能在法庭上找寻生存空间，由富有政治才能的雄辩家演变为以雄辩术为生的职业律师。雄辩家社会身份的单一化，是与雄辩术功能的单一化密切相关的，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帝国初期雄辩术不可挽回的衰颓趋势。

五、结 语

罗马共和国末期至帝国初期，雄辩术教育作为罗马上层社会最主要的教育目标和内容，随着元首制的建立，为了适应全新的政治气候，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而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演变。

西塞罗是共和末期以折衷主义态度完美融合希腊罗马文化，并将雄辩术推向巅峰的杰出雄辩家。正如昆体良所说：“我们的周围是天连海，海连天，海水共长天一色。在这广袤无垠的穹苍之中，我们好像只看到了一个旅客，此人就是西塞罗。但即使是他，尽管他曾驾驶过巨大、牢固的桅船航行在海洋之上，现在也已经落帆停桨，满足于以讨论一个成熟的雄辩家应有的风格而结束自己的航程。我们却鲁莽大胆地还打算概述一下雄辩家的品格，规定他的任务。因此，我不能胜过我的伟大的先驱者，然而我必须比他走得更远，这是我的课题的要求。”[7]154-155昆体良作为帝国初期最杰出的雄辩教育理论家，承袭并完善了西塞罗诸多理论观点，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雄辩术教育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有关教育制度建设的相关理论问题。

从西塞罗和昆体良的雄辩术教育思想中可以看出，雄辩术曾具有的政治和法律双重效用逐渐演变为法律上的单一效用，雄辩术所能辐射和影响的领域逐步缩小，雄辩家教育目标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由培养杰出的雄辩政治家到培养优秀的法律辩护人才。随着共和制度为帝制所取代，雄辩术只能在法庭发挥其效用，失去了其作为政治传媒和沟通方式的特殊功用，退出了政治舞台，雄辩家的个人社会成分也由复杂向单一转化，曾经许多优秀的政治家、国家将领因为其自身的杰出雄辩才能，而成为闻名政坛的雄辩家。然而，帝国初期，这种现象几乎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雄辩术作为生计的职业律师的大量涌现。外部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背景的改变，亦促使更加深刻的演变渗透到雄辩术教育内容之中。哲学在雄辩术教育中所起到的作用逐步淡化，昆体良较之西塞罗更加强调雄辩术教育中的道德教化，对于雄辩家也更加重视对其道德品格的铸就。

塔西佗的论述尖锐而深刻地指出了帝国初期雄辩术教育发生一系列改变的最根本动因：“当良民们很快地表示赞同，在元老院中所进行的长篇大论又有何用呢？当并非由无知群众而是作为智慧化身的君主来决定政治事务，在公共讲台上进行的一场又一场的高谈阔论又有何用处？”[15]XL.4可见，奥古斯都所建立的罗马和平与元首政治，强化了元首的政治功能，使得共和晚期所建立起来的雄辩术的繁荣的局面丧失其政治土壤。“昆体良的雄辩术教育理论是在帝国初期的政治现实与来自共和后期的雄辩术教育理想不相适应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3]83昆体良是西塞罗雄辩术教育思想的坚定捍卫者，却也难以脱离帝国时期的政治社会背景，他的雄辩术教育思想无法避免地落下了帝国时代的烙印。在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下，他的雄辩术教育思想不得不与现实政治和社会环境寻求一种妥协，正是这种妥协，迫使雄辩术逐渐丢失了其在政治领域原有的实用性；迫使雄辩术所能产生影响的领域与范畴急剧缩小；迫使雄辩家的社会成分走向单一化；迫使雄辩术内容失去原有的时效性，逐渐走向空洞化。

西塞罗和昆体良雄辩术教育思想的演变反映出了共和末期至帝国初期，罗马雄辩术教育演变的实际情况。这种演变可以被视为雄辩术教育对于帝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被动妥协。

从表面上看，这种转变与迎合，维系了雄辩术教育的存在，并且在较长的时间内，使得雄辩术在法律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这种被动妥协并未对帝国时期罗马教育的发展产生更多的积极影响。经过昆体良改造的雄辩术教育未能真正满足帝国对培养国家官僚所提出的需要，未能提供一种阶级基础更为广泛的官吏选拔机制，反而阻碍了建立全新的与帝国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的进程，而这种现实政治与教育制度不相适应的矛盾，直至西罗马帝国灭亡亦没有得到解决。贯穿整个古典时期，雄辩术的学习与使用在法庭和审议议会中得到延续。但自公元5世纪伊始，在额我略·纳齐盎与圣奥古斯丁等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神学家的推动下，古典修辞学及雄辩术开始服务于解释圣经、布道传教及参与教会辩论等领域，其后在中世纪的大学中受到辩证法的挑战，并逐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