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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

2020-12-15胡宏远

神州·中旬刊 2020年11期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志异

胡宏远

摘要:清代小说《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群女性形象。她们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其中有勇于与命运抗争的独立女性形象,有为爱奋不顾身的自由女性形象,亦有勇于展现真我、敢于任性而最终回归男权社会的女性形象。本文通过简要分析以上几类女性形象,了解故事中反映出的明末清初部分反正统思想倾向与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志异;妖女

1 引言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呕心沥血之作,蒲松龄出生在书香世家,自幼便对妖与鬼抱有浓厚的兴趣。为搜罗素材,蒲松龄曾在家门前开张茶馆,来喝茶的人可以以一个故事来代替茶钱,这为他日后写下《聊斋志异》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聊斋志异》是在17世纪开始进行撰写的,受到了一定明末清初的反正统思想的影响,如李贽所主张“有好女儿便立家,何必男儿”的男女平等思想。这使得《聊斋志异》较旧时书籍有一定突破,尤表现在女性形象描写方面。李银河曾在《女性主义》一书中阐述女性主义的内涵是“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1]但受时代束缚,这种意识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未赋予男女真正的平等身份,如书中描写的女性形象虽然大多身份都是富有人情味的神妖鬼怪,突破了传统女性在小说中的形象,赋予了女性丰富多彩的形象,但不少仍未逃出回归男权社会楷模女性的命运。

2《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

2.1 异类女子

《聊斋志异》全篇近500篇文章,塑造了众多经典的狐仙鬼怪形象。在《聊斋志异》之前的志怪传奇小说中,狐仙鬼怪的形象大多单一,鬼怪丑陋凶恶、神仙慈悲圣洁,他们是非人的存在,自也没有人一般绚烂的情感。但在蒲松龄笔下,这些异类女子被赋予了人的特性,拥有了如同“人”一般的喜怒哀乐。

如女鬼这一形象,传统女妖鬼怪多作为神佛的对立面而出现。但《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却与传统鬼怪小说中的女鬼大不相同,如在《小谢》篇中,小谢、秋荣虽已为鬼魂,但对心无恶念的人依旧善良,甚至还表现出符合古典贤良淑德审美的典雅形象。再如宦娘,被温如春精湛琴技吸引后对其产生倾慕之情,但由于人鬼殊途,她心甘情愿地促成了温如春与世家小姐美满幸福的婚姻。其中也有如传统鬼怪一般作恶的鬼女、妖女,但其仍与传统鬼怪大相径庭。传统鬼怪成为恶的代言者,仅因为他们是鬼怪,没有因果,不成逻辑,仅靠着已下的定论而断言他们的恶。但在《聊斋志异》中,妖魔作恶有其作恶的原因,鬼怪害人有害人的理由,像人一般,做事有因果,有缘由,有目的。《画皮》篇中的女鬼,若不是书生恋于皮囊,陷于美色,书生又怎会落得剖腹挖心的下场。《聊斋志异》中的鬼并非一来便十恶不赦,大多滥觞于受害者的贪欲与色欲,对传统中鬼怪的角色有极大突破,其中的鬼多种多样,不乏与人同样善良的,同样有着七情六欲的,同样甘于奉献,心怀善念的。鲁迅评价其“《聊斋》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2]《聊斋志异》对女性人物的塑造大多都表现着对传统桎梏的挣脱,对传统鬼怪形象的挑战,这同时也凸显了《聊斋志异》作为一本传统短篇小说集的标新立异与特立独行。

2.2 女性形象特征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是异彩纷呈,个个都极具代表性,拥有鲜明的个人特质,但在这个性之中又蕴含着共性。在人物个性塑造上,有江城性格泼辣任性,对丈夫高藩拳打脚踢;婴宁秀外慧中,兰心蕙质;辛十四娘勇于追求爱情,对丈夫尽心尽力,并且在爱情消磨殆尽时敢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实现夙愿;亦有黄英靠卖菊花白手起家,追求爱情,靠自己过上富足生活,展示出了不被时代洪流裹挟其中的独立女性形象。对于共性,则表现为大多女性都秀外慧中。在外貌上,她们都美艳动人,如江城、画皮鬼女、秋荣等等;在家庭中,她们往往都善于操持内务,如辛十四娘、小翠、阿英等等。这样个性与共性相交相融,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女性形象。正是这样多彩的女性形象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亦显现出了《聊斋志异》的确在传统女性人物形象方面有着自己的破与立。

2.3 女性类型

(1)情深意重的报恩女:《小翠》篇中的狐女小翠,为报王太常的救母之恩,嫁给他的痴傻儿子王元丰,五年里不仅医治好了王元丰的痴病,还屡次救助王家于危难之际。《侠女》篇中的侠女,在与母逃难过程中,因顾生一家对其多有照拂,又见顾生家穷娶不上媳妇,便嫁给了顾生为他生下儿子。除此之外,《聊斋志异》中还有许多这类报恩女的形象。

“知恩图报”这一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由来已久,也备受世人推崇。蒲松龄对其如此钟爱的原因,其一是其从小受儒家“德性文化”的熏陶[3],其二则是与自身经历有关。蒲松龄出生于十七世纪中期,蒲家虽非名门望族,但也算是詩书清流人家,自小衣食无忧。后在明清之际的战乱中,家道中落,贫困潦倒之际,他时常收到朋友的帮扶与接济,这让他对“报恩”情有独钟。加之当时所处战乱频发、朝局动荡的社会背景,百姓大多流离失所,社会里前所未有地暴露出大量人性的阴暗面,作者也希冀以此呼吁知恩图报这类社会传统美德的回归。他曾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降之百殃”[4]劝人为善。由此可见,《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与情节的设定与作者本人的经历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爱情至上的自由女性:爱情自古以来便深受世人称颂,但在封建时期,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这种伦理道德的束缚下,爱情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但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却塑造了一群爱情至上的自由女性。《鸦头》篇中,狐女鸦头在14岁时遇见王文并一见钟情后,不惜反抗母亲的意愿也要和王文并私奔。在被母亲发现并派阿姐过来抓她时,鸦头据理力争,表示,“从一者得何罪”。之后被母亲抓走并逼她另嫁他人时,鸦头也誓死不从。再如阿宝,孙子楚向大富商王员外之女阿宝提亲,王员外不为所动,但阿宝为孙子楚对她的痴恋深深打动,反抗父权,决心嫁他为妻,在丈夫死后“女哭之痛,泪眼不晴,至绝眠食。劝之不纳,乘夜自经。”[5]最终感动阎王,使丈夫死而复生。

古代社会中,女子被要求要贤良淑德、温顺恭谨,但蒲松龄小说中的女性在一定程度挣脱了这种由封建伦理道德所规定的单一形象。他赋予其笔下女性鲜明的个性色彩,让她们勇于突破传统训诫。这在一定程度上倡导了自由恋爱,对封建时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形成一定冲击,这类女性形象中大多蕴含着当代独立女性的影子。

(3)独具反叛精神的独立女性:《聊斋志异》中,还有一类典型的女性形象,那便是独具反叛精神的独立女性。这类女性,她们人格独立甚至于经济独立,完全不需要依附于男性存在;她们有自己的追求和价值感,不以生儿育女为其人生最高价值;她们对待爱情,理智不盲从。如辛十四娘在爱情到来时尽心追逐,在冯生自甘堕落后她将其救出,为他安排好了婚事后又毅然离开,继而追求自己更高的人生理想。在故事尾声,她已得道高升,位列仙籍。又如黄英靠自己的双手奋斗出经济上的独立,在与丈夫形成分歧之后,敢于直言“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无已,析君居。”[5]

这类故事无一不表现出女性在封建背景下对独立的追求,不为传统儒家倡导的女性形象所束缚的愿景,更集中反映出政权交叠下当时社会中部分反正统思想与商贸经济日益发达对传统儒学的冲击。蒲松龄常年混迹于社会底层,受到多种思想的交织影响,其著作表现出社会思想的活跃与进步,更传递出当时女性抱有对个人美好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

(4)贤德忠贞的传统女性:书中也不乏贤良淑德的传统女性,如其中阿英,为报答甘钰父亲的养育之恩,嫁给了甘钰。甘钰哥哥原本见她貌美,怕人轻浮不庄重,但相处久了之后,发现阿英不仅矜持端庄,还十分温柔会说话。又如林氏自觉相貌丑陋,决心让丈夫纳妾。这类故事中的女性形象都极度贴合当时社会对女子的倡导与期望,她们居于内宅之中,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对待丈夫,则是温柔善言。这类短篇小说体现了蒲松龄个人赞颂家庭和睦的观念,迎合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符合当时仍为社会主流的儒家传统思想,也反映出《聊斋志异》中思想仍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受儒家思想影响,未能完全脱离当时封建社会背景。

(5)被男权同化的女性:书中还有一类女性,她们是被男权社会同化的女性,她们往往最开始都极具个性,但在封建伦理纲常的影响下逐渐失去这样的个性,其中最典型的角色是婴宁。在《婴宁》篇中,蒲松龄一来便极力刻画一个纯真如同稚儿一般的女性形象,她纯真、善良、不染红尘俗世。这种特质鲜明而又极具吸引力,王子服对这样的婴宁一见倾心。王母亦对这样的婴宁十分喜欢,每次王母忧愁或是发怒,婴宁一来笑一笑,王母便会解忧息怒。然这样天性乐观爱笑的婴宁在世俗的影响下逐渐变得“不复笑”,人也由不谙世事变得明是非、懂事理[6]。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婴宁失去了自生的个性色彩,最终成为男权社会中万千女性里平庸的一员。这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诸多女性所面临的挑战,要真真正正不受社会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保持自己的个性也是困难重重的,但变得随波逐流却出奇的简单。这都反映了那个时代下女性独立性格所具有的妥协性,揭露封建统治下女性地位的不平等与其所蒙受的悲哀。

3 结语

聊斋志异中女性人物形象异彩纷呈,各具特色,相较前代鬼怪志异小说有着显著的区别,但这并不仅仅归功于蒲松龄个人的创新思维,更与他所经历的人生经历和身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其中无不蕴藏着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影子。书中大多故事都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状况,与当时社会中盛行的新兴思想关联,并较大程度上受到蒲松龄的个人经历与情感倾向的影响。若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与蕴含的新兴思想潮流进行理性深刻地分析,不难理解《聊斋志异》流传千古而不衰的内在原因之一正是其中多类女性形象下蕴藏的文化思想。

参考文献:

[1] 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 张兆菲.《聊斋志异》中报恩情怀的形成因素[J].戏剧之家,2019(24):234.

[4] 李隽瑶,李汉举.《聊斋志异》思想的时代价值[J].蒲松龄研究,2018(04):64-69.

[5] 蒲松龄.聊齋志异[M].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

[6] 王欢.打碎、推倒、重塑——寓于《聊斋志异·婴宁》中的破与立[J].艺术科技,2019,32(08):12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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