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 吕家慧 侯天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是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就“开放促合作”命题提出的重大战略思路，这对地处西部地区的成都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泛欧泛亚国际门户枢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十四五”时期我国开放合作面临的形势

从国际形势看，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球经贸面临多重阻碍。首先，短期内全球经济将持续下行。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仅为3%，而受疫情影响，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更为严峻，据WTO 10月初估计，今年全球GDP将下降4.8%，全球货物贸易将减少9.2%。其次，疫情加剧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也加速了全球治理格局的变革。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大国博弈也更加剧烈，由此引发的经贸摩擦严重阻碍全球贸易和投资往来，而疫情大流行又使这一情况加剧。疫情期间，一些欧美国家意识到本国对来自中国进口产品，尤其是防护用具的严重依赖，因此更进一步推动实施“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等发展战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收缩风险。“十四五”期间及未来更长时期，我国面临的开放合作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变化。

从国内形势看，国内开放发展取得新进展，我国进入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当前，我国国内经济正逐步从疫情的打击中恢复，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了正增长，其中对外贸易额增长0.7%，实际使用外资增长5.2%。尽管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今年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并未停滞，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到33条，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自由贸易试验区由18个增至21个，深圳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实施方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实施。“十四五”期间及未来更长一个时期，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将是新时代的主题。为此，我国还将进一步发挥自贸试验区开放高地的引领作用、进博会等开放平台的招引作用，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双边、多边、区域合作，促进外贸创新发展，推动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

“十四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重大任务

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我国面临诸多重大而紧迫的开放合作新使命。

（一）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着力推进中西部内陆地区开放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继续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在开放的国内区域布局看，我们不仅要进一步提升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水平，更要适应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的开放战略布局，进一步加快和深化中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目前，我国的开放状态依旧是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许多重大开放平台和载体布局落后于东部沿海，这不利于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不利于形成区域之间相互联动、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坚持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就必须加快和深化内陆对外开放。“十四五”期间，我国应进一步建设完善内陆地区交通、互联网等开放基础设施和国际开放通道建设，提高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的发展水平，鼓励内陆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规划建设城市群，发挥中心城市辐射作用，并继续落实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政策。

（二）依托大市场优势，推动双循环新格局构建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我国拥有14亿人口，其中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大市场。我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外资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也有利于我国更深层次的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十四五”期间，我们要依托大市场优势，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补齐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推动具有较强“规模经济”特征的新兴和高端产业如人工智能、大数据、芯片制造等加速发展。通过主动开放市场寻求国际合作机会，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人才和跨国企业选择中国、投资中国，为构建中国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三）突出重点领域和短板弱项，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水平，重点聚焦贸易创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服务业开放等重点领域和短板弱项方面。首先，我们建立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体系，在开放中提高创新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在一些关键技术，如芯片制造领域减少对欧美发达国家的依赖。其次，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发挥好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作用，带动区域整体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是加快服务业开放步伐。“十四五”期间，要促进服务业进一步对外开放，鼓励新兴数字服务业发展，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推动金融业全面开放、信息服务、文教卫生等服务业有序开放。

（四）推进国内改革配套，着力推进制度型开放

从市场开放、要素开放向制度型开放是未来开放升级的路径。制度型开放要求对外开放与国内配套改革要深度互动，打破制约开放政策落地的玻璃门、弹簧门，推进国内行业性法律法规、体制机制、行业标准、资质认可、监管规则等与国际规则有效衔接。为此，要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市场在資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强化透明度和公平竞争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营造良好开放合作外部环境

“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将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加速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呈现多元化、多极化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展示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高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一方面要推动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对此，我国应积极落实RCEP协议，积极推进欧盟投资协定（BIT）等谈判，积极推动建设面向“一带一路”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另一方面，要持续开展与多边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改革进程，积极贡献更多的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十四五”时期推进成都高水平开放的思路建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为成都“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开放合作，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指明了方向。结合成都既有基础和部署，“十四五”时期可从以下方面重点发力。

（一）加快建设泛欧泛亚国际门户枢纽

成都作为距离欧洲最近的国家中心城市，应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全面提升成都在全国开放格局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力争到2035年全面建成泛欧泛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第一，加快推进亚蓉欧陆海空联运战略大通道建设。在航空方面，加速布局“48+14+30”国际航空通道网络，推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尽早投入运营，支持航空公司利用闲置运能开展“客改货”业务。第二，以供应链思维拓展国际物流体系建设。持续优化完善泛欧泛亚“干支结合、多点布局”的物流节点网络体系，推动亚蓉欧国际班列提质增量，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中欧班列（蓉欧快铁）在国际物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着力打造“一带一路”最具影响力供应链枢纽城市。第三，大力发展适欧适亚、适空适铁产业。为更好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进一步优化产业功能区布局，吸引优质适欧适亚、适空适铁产业，持续增强成都泛欧泛亚国际门户枢纽功能。

（二）加强对外开放平台载体建设

成都应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各类开放合作平台，打造成都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高质量人才以及集聚优质资源的重要载体。“十四五”时期，应支持成都自贸试验区天府新区、青白江两大片区针对自身发展情况开展创新性、差异化探索，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同时，加大对教育、卫生、通信等重点领域的开放力度，以高水平自贸试验区开放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提供新动能;成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应加强培养国际化、现代化的跨境电商从业人员，鼓励跨境电商重点企业在试验区开展业务、拓展国际市场，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培育外贸新动能;全面深化成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推进服务业改革、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协同联动发展。

（三）推动贸易创新发展

高水平开放，离不开贸易的创新发展。受疫情影响，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均遭受严峻挑战。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方式，在疫情期间显示出极大优势，无疑是未来贸易发展的重要方向。为此，“十四五”时期，成都应以数字贸易为重点，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一方面着力进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若干数字产业集群，引进和培育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高级人才，瞄准数字技术前沿加强创新。另一方面，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带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向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通信服务、云服务、数字内容服务、跨境电子商务、数字赋能等数字贸易重点领域，助推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升级，努力打造西部内陆数字贸易第一城。

（四）聚焦聚力招商引资

双循环背景下，招商引资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如何走好走活“招商引资”这盘棋，也是成都未来“十四五”时期的重要考量。第一，持续精准开展项目招引攻坚行动。现阶段，成都市的招商引资不能搞“大水漫灌”，而应该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重点关注世界500强企业在蓉投资落户，通过500强企业在全球的地位优势，进一步扩大成都的国际影响力，吸引更多国家的优质项目，以此形成良性循环。第二，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等法律法规文件，落实《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缩减负面清单，鼓励和支持外商投资成都市“5+5+1”重点产业领域。第三，深化与沿海、东部地区合作，招引优质内资。成都连续6年获得“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城市”榜首，也应加强与国内沿海城市、东部城市的区域合作，鼓励企业在蓉投资设厂。

（五）面向“一带一路”，持续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以及成都自身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支点城市的区位优势，成都应积极促进国际合作，建设全球伙伴关系。第一，实施立体多向战略通道建设专项行动。着力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供应链枢纽城市和供应链资源配置中心。第二，实施国际创新合作专项行动。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友城链，大力引进国际创新人才。第三，实施国际经贸往来专项行动。逐步开拓“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新兴市场，同时鼓励成都优秀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合作，力争实现互利共赢。第四，实施国际化消费专项行动。努力营造开放便利的消费环境，建设能够体现成都特色的标识性商圈和商业街区，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第五，实施国际人文交流专项行动。注重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协力共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

（六）全面深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

成都着力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标杆城市，对于实行高水平开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优化营商环境绝非是权宜之计，而是长久之策，要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量变为质变。当前，成都已經开启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3.0版时代，在落实前两版方案的基础上，需要提出更细致的要求。从宏观层面，持续营造优质法治环境和公平竞争环境。对标国内先进城市以及国际一流标准，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制度建设，继续破解市场主体反映出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保障公平竞争。从微观层面，聚焦企业所需及民众所想，重点优化“便利度”，力争将成都打造为利企便民新高地。应坚持问题导向，把企业、市民获得感作为基本评价标尺，切实做到“办事不求人，办成事不找人”。

作者

李   俊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

吕家慧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侯天琳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