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

1

父亲从来就没有疼爱过我，对我们兄妹六人也很冷淡。我一直认为这源于巴里坤人重男轻女的思想。有这种想法作祟，我也想当然地认为，小哥比我略微受宠一些。

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记得最早、最清楚的事，便是我很小的时候感冒，母亲拿小勺子碾碎药兑水后准备喂我，我在母亲怀里挣扎哭闹，不肯张嘴喝。刚进门的父亲见状，阴着脸大喝一声，惊恐中的我下意识愣住了，母亲乘势将一勺浓苦的药水灌下。药水的苦涩和父亲阴沉冷峻的脸，占据了我童年记忆中的很大空间。

母亲说，我很小就与父亲不和，还不会说话时看到父亲就拉着小脸，总是拿着小小的手指头戳父亲。为此，父亲几次扬言要砍掉我的手指头。和父亲不睦，我格外恋母。巴里坤冬日奇寒，自古就有“关外景三绝，高昌由来热。长日安西风，万古镇西雪”之说。冬日里，一大家子挤睡在一个热炕上，但我是万万不能和父亲挨着睡的，更别说让他搂了。一日深夜，我醒了，拿手悄悄一摸，睡我旁边的是短发的父亲，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睡在另一侧的母亲翻过身，一把搂过我哄我说：“别哭，不是你爸，是别人。”得知不是父亲，我又安然入睡。我宁可靠着别人却拒绝父亲的事在村里传开了，成为村人谈资，父亲于是更恼我了。

父母一生生育十三个子女，存活的只有我们兄妹六人。我三岁过一点，母亲又有了身孕。母亲接到舅舅从黑龙江大庆市发来的外婆病危的电报后，担心外婆安危，不顾奶奶和父亲的劝阻，只身前去探望外婆。奄奄一息的外婆在医院卧床近三个月，病情竟然慢慢好转，而母亲的身体也日渐臃肿。念及母亲多次生育，加之新疆的生活也不富裕，外婆出院后，母亲失去了腹中胎儿。外婆担心母亲回新疆劳累，硬是让她在舅舅家调养了足足一百天才回新疆。母亲孱弱的身体得以恢复，只是如此一来，母亲在大庆待了将近有大半年时间。三四岁的孩子正是恋娘的时候。巴里坤民间有句谚语：“儿想娘，一顿饭;娘想儿，心肠肝花都想断。”这句谚语我一点儿都不赞同，如今回想我幼年时的那段日子，我真切地感受到，我想母亲时的那般折磨，纵是有十副心肠肝花必定都要烂掉的！和伙伴一起玩耍时还好，只要落單，剩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就觉得心里被掏空，难受的感觉油然而生。年幼的我哪知道倾诉，总是没来由地放声大哭。父亲对我的哭是极其反感的，一日他从农田劳动回家，看见我杵在院子里大哭，竟扬手狠狠地给了我一个耳光。我摔倒在地上，姐姐悄悄将我抱进大屋，我的哭声演变成呕吐。整个下午我的右脸都火辣辣地疼，红肿的小脸上，父亲留下的五个指头印子暄成了白色，脸肿了好几天。自此，我对父亲从心底里浸出一个“怕”字来。

入学前，小哥也是我的玩伴之一。每次他惹恼了我，我就咬着牙，一遍遍狠狠地、带着节奏喊：“王——忠——王——忠——（父亲的名字）”而小哥也不甘示弱，咬牙回敬我的是：“秀——兰——秀——兰（母亲的名字）”我们虽小，但阵营分明，小哥和父亲是一伙的，我和母亲是一派的。这至今都是村里老人的话把子。

巴里坤水草肥美，是新疆著名的三大草原之一，我出生的大河乡在唐代就有“甘露川”的美誉。大河境内碧水环绕，因泉眼多，湖滩的水洼里，田间地头的水渠里，野生的小鲫鱼、小鲤鱼和圆棒状的狗鱼特别多。抓鱼是我童年里的一件乐事。

每天一放学，我就迫不及待地赶往水渠边，脱了鞋袜放在书包里，把铅笔、小刀也倒在书包里，用铁皮盒子的底子开始抓鱼。水渠里的鱼真是多呀，尽管家里吃完罐头的瓶子里全是我抓的小鱼，但我仍乐此不疲。

一日，在水渠边，我看见一条足有我小手那么长的板板鱼（小鲫鱼），紧张得不敢大口出气，轻轻跳过水渠，慢慢贴到水渠边，还没有完全蹲下来，就听见咔嚓一声。抬头一看，父亲边支自行车边骂道：“畜生，让你不回家！”父亲走了三步，或者是四步，我感觉水渠边的草坪随父亲走路的节奏在晃。我拎起书包，抓过铁皮盒子风一般往家的方向跑。许是吓破了胆，我光脚跑在石子路上，一点儿也没觉得脚疼，手里铁皮盒子里早先抓的几条针线鱼（特别细小的鱼我们称为“针线鱼”）已不知去向，水也洒完了。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父亲抓住。我满脸通红、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冲进南房，母亲正在锅台边准备生火做饭。我扑进母亲的怀里泣不成声，身体都在发抖。母亲大惊，半拥着我到门口看个究竟。父亲骑着自行车进院子了，在阴凉的地方停了自行车就去忙别的了。他没有进厨房！我躲过了一次皮肉之苦，但那种没来由的怕让我好长时间都不敢靠近有鱼的水渠。

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抓鱼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一天下午，我在三渠桥头上玩耍，因上游的河沿队要浇地，三渠里的水刚没过我的膝盖。我看见缓缓流淌的水里划过一道深深的水痕，断定水里一定有条很大的鱼。我利索地脱了鞋袜，挽起裤管在河底摸了一遍，什么也没有摸到。正纳闷儿，那条大鱼贴着我的左腿向上游游了过去，我的心跳加快。桥头这里有个天然的水洼，上游水很浅，只要我管好下游的出口，鱼是绝对跑不掉的。我用手挖淤泥拦了一个小坝，出口处搬了几块石头拦住，确定鱼游不过去之后，我跑回家拿来了渔网。我端着渔网站在坝边好久都没有看到有鱼游动，便下到水里把水搅浑，又站在河边继续观察。日头渐渐西沉，从地里劳动回家的长辈路过桥头都叫我赶紧回家，说丫头家在水里泡久了容易得病。我心里着急，两只手汗津津的。当我看见又一道深深的水痕从坝边划过时，我跳进河里挥网一捞，鱼一个摆子从网边划过。我更加断定鱼确实不小。太阳完全落了下去，我搅浑的水逐渐澄清，周围变得格外安静。再一次看见水痕时，我稳稳地挥网一捞，那条大鱼被我网住了！我半抱着渔网和网里的鱼，心激动地怦怦乱跳，鱼儿在挣扎，我铆足了劲才稳住那条大鱼，心里那个高兴啊！回家的路上，玩耍的孩子围着网里的鱼大呼小叫，乘凉的大人也很惊讶，纷纷围过来看并赞叹：“三渠里还有这么大的鱼？肯定是水库里的鱼从哪个缺口的坝上游下来的！”我按捺着激动的心情悄悄回家，南房里已经开了灯。我推门进去时，父亲坐在饭桌的上方。他看见我光腿还扛着渔网时，先是左右瞅了瞅（应该是在寻找趁手的‘武器），继而挥着右手扑向我，我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就被在案板边忙碌的母亲一把搂进怀里，父亲的巴掌落在了母亲的胳膊上，母亲低声但很严厉地嘟囔：“行了，你这个人！”父亲又坐回原位继续吃晚饭。母亲平静地把鱼从网里抓到经常给父亲送饭的钢精锅里。因鱼大，鱼尾巴随着锅的形状弯着。我盯着因空间狭小而游动比较缓慢的鱼，长长地出了口气。可能是抓鱼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我竟没有特别害怕父亲。

第二天放学，我迫不及待地冲回家看我的“战利品”。给父亲送饭的锅在，但是空的。我找遍了屋子的角角落落，就是看不到鱼。“应该不会死掉吧！”我暗自担心。我在菜园子里找到正在间萝卜苗的母亲，母亲没有理会我猴急捋询问，递给我一大把萝卜缨子：“给奶奶，让晾上后晌吃。”我抱着有些扎手的萝卜缨子倔强地站着，母亲像是才明白过来似的：“哦，鱼啊，被你爸吃掉了！”……鱼到底是白水煮了，还是油煎了，或者是放到灶火火塘里烧着呢，我至今也不知道。

我一天天长大，父亲的阴沉在我的记忆里也慢慢淡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巴里坤，春种秋收主要靠人工。一年秋天刚打完场，父亲拉着刚卸了滚子的汗津津的枣红马，问我敢不敢把马密到三块子地头上（密马：用长长地缰绳把马固定在草长势好的地方让马吃饱且不会跑远）。我硬着头皮点点头。“不要站到马沟子（马屁股）后头！”母亲不放心地叮嘱我，我大着胆子又点了点头。准备从父亲手里接过马缰绳时，父亲问：“你会不会打琵琶逵子（一种绳子打结的方法）？”我摇摇头，父亲难得有兴致，说：“来，我教你！”马缰绳在父亲的两只手里飞转，转眼一个漂亮的琵琶逵子打好了。除了看清父亲的粗糙大手几个流畅的上下翻转的动作，绳子的走向我一点儿也不清楚。父亲放慢了动作给我演示一遍后，把绳子递给我。“来，你来一遍。”我胆怯地接过缰绳，将左手的绳子对折后，就杵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父亲从肩头把我拉近一些，手把手教了我三遍，我依旧不得要领。微愠的父亲攥着拳头朝我脑门来了一下，我一个趔趄差点儿坐到院场上，父亲骂道：“笨蛋，光说学习学不好呢！”我二年级才上完，他凭啥就一口咬定我学习学不好呢！泪水在眼里打转转，我气呼呼地从地上捡起马缰绳，向三块子地走去。我坐在浇水拦坝的坝头，拿着马缰绳，回想着父亲的动作，一遍遍琢磨。琢磨了多长时间我记不太清楚，但我终于能打出来了。我耐着性子练习得能打得利索了，用琵琶逵子把马密在坝头上，才蹦蹦跳跳地回到场院上。父亲和哥哥姐姐们在攒茅堆。“茅堆堆得窄一点儿，高一点儿，晚上扬场就省力气些。”父亲一边干活，一边给哥哥姐姐做示范。我在麦垛中间找了一根用来绑芨芨草圈子的细一些的麻绳，来到父亲跟前，当着父亲的面利索地打了一个琵琶逵子，撒气般地扔到父亲脚下，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走到看不到父亲的别人家的麦垛縫里一屁股坐下，才觉得脸蛋发烫，心也扑扑乱跳。“我冒犯了父亲！”这是我心里唯一的后怕，继而又安慰自己，“他凭啥小看我呢！”这样胡乱琢磨了一阵，我在夕阳里随意踢着一粒已经风干了的驴粪蛋，忧郁地回了家。

后来，母亲帮我梳头时无意间说起琵琶逵子，就笑着告诉我，当我把绳子甩在父亲脚下时，父亲捡起绳子端详了半天，并招呼哥哥姐姐一块儿看。“琵琶逵子打对了，脾气还不小，狗东西还没有长大就不服人呢！”这是父亲的原话。

2

哥哥姐姐相继成家，三姐也上高中了，父母的老态逐渐显现，尤其是年长母亲近一轮的父亲。三姐学业重，刚上初中的小哥和我便成了父亲的主要帮手，田间劳动的格局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秋收割麦，大多是父亲割头趟，哥哥姐姐按照力气大小依次是二趟、三趟……母亲倒数第二趟，我是最末趟。因我最小，母亲就格外关照我。看我远远地落在后面，就多帮我割几行小麦，看我追上来了，就象征性地给我留一两行，所以我始终都赶在母亲的侧面，让我在哥哥姐姐面前保住了颜面，算是干活还可以吧。现在，小哥毫无悬念地成了主力，拉头趟埋头挥镰，在成熟的麦浪中驰骋，而我当仁不让地拉二趟，尽管累得腰酸胳膊疼，就是咬牙不休息。小哥干活有猛劲，但坚持时间不会太长，在他猛劲过去、休息的片刻紧紧跟上他，这对小他三岁的我是相当不易的。汗水蜇得我睁不开眼，麦芒扎得我胳膊上一个个小红点，汗蜇得又疼又痒，这些我都能咬牙坚持。父亲在离我五六米远的三趟不紧不慢地跟着，母亲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地尾巴。我和小哥冲出地头，总是相视一笑，自豪地回头看着后面的父亲和母亲。汗珠从父亲布满皱纹的额头滚落，父亲挥着大手在脸上随意地抹一把，笑呵呵地冲着我和小哥说：“可以，两个小将长大了！”这是父亲给我的最高评价。有了父亲的认可，所有的劳累我都不觉得是啥了，腰也不那么疼了！

我挥舞镰刀帮父亲，小哥帮母亲，我和父亲汇合后再一块儿帮母亲割。母亲总是打趣：“岁数不饶人啊，老了，干不动喽！”父亲满是汗水的脸上挂着难得的笑容笑话母亲：“落（la）趟宽，落（la）趟宽，死老婆子没怨言！”我的心里就格外温润。

每割完一趟，父亲就招呼：“打个尖吧。”所谓的打尖，就是田间休息，喝点水，嚼几口馍馍。简单休整后，我们按照先前的格局开始了新的劳作。日头逐渐毒辣起来，此时割麦才是一天最辛苦的时候，汗水流进眼睛，和蜇出的眼泪早已分不清了。由于长时间低头弯腰，眼睛肿胀发疼，割麦的速度明显不如第一趟。实在累极了，我和小哥就开始央求父亲：“爸，腰疼得不行了，缓一会儿吧！”父亲总是在后面缓缓地说：“娃娃家，哪里来的腰呀，好好干活！”实在太累了，我和小哥喜欢把镰刀从背后揽腰反着围过来，顺势放松一下，缓一缓快要疼断的腰。父亲见状就大叫：“把镰刀放下，不要把腰锣了（方言，割烂了）！”我和小哥小声嘟囔：“你不是说娃娃家没有腰吗！”每割十几米，我和小哥就张望远得没有尽头的地头，父亲总是说，好好干吧，不要大头羊瞭草头了，地头还远着呢！割不出去就不能歇晌。母亲在后面给我和小哥加油：“眼睛是怕怕，手手是夜叉，不要看了，低下头干，很快就出趟了！”我和小哥咬牙埋头继续干，等到我和小哥不觉得累，并用“腰疼是聋子，不说就不疼”的阿Q精神胜利法互相鼓励，拼命追赶着割麦时，父亲就落地有声地吩咐：“好了，歇晌吧！”我和小哥反而有些不解，母亲总是拉过我和小哥的手帮我们揉水泡，并柔声说道：“娃娃还小，正在长身体，干活太累就挣掉了，长大了反而就没有力气了。再说，太阳明天还要出来呢！”父母的慈爱我们觉得很多余，自认为已经长大了！

我们利索地倒仰了毛驴车车头，用挡板子把车辕条支高，把帐篷搭在辕条上，一个遮凉的简易帐篷就搭好了。母亲提来早放在车下凉好的吃食，准备我们简单的午饭。秋收大忙季节，真是丢掉耙儿拿扫帚没有一刻闲工夫。秋收前，父亲在大河公社买回来两麻袋西瓜，母亲也早早就蒸了两笼馍馍晒干，备好了秋收的主要伙食。父亲和母亲斜靠在两个车轮上。小哥执刀切西瓜，这是以往父亲的特权呢。我挑中间的瓤多皮小的一块先给父亲，再拿一块给母亲，最后是我自己。哥哥姐姐成家另过我是开心的，以往吃西瓜我只能轮到最小的那块，瓜瓤少不说，皮还特别大。记得我刚会简单加减法的时候，有次吃西瓜，哥哥姐姐问：“红，三瓜皮加三瓜皮是几瓜皮？”“六瓜皮！”哥哥姐姐大笑起来。“溜（啃）瓜皮，溜瓜皮，你才是我们家的溜瓜皮呢！”“我没溜过瓜皮！”我气急败坏地辩解。“反正你也是老六！”笑声里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我委屈地直哭，真痛恨自己排行老六。母亲责骂哥哥姐姐，他们压低了声音依旧在笑。唉，母亲根本镇不住那些大鬼！现在，呵呵，四个人一个西瓜，意味着西瓜可以管够呢！这是多么开心幸福的事儿呢！

母亲对父亲的数落，我记得最清楚的有这么几件事。

刚包产到户那阵儿，父亲从大河公社买回来一个大猪头，让母亲卤上改善伙食。肉下锅后，就有父亲的朋友陆续登门，等到肉出锅开吃时，光父亲的朋友就来了七八个，好客的父亲盛情挽留，并拿出烧酒招待。等父亲的朋友酒足饭饱离开后，桌上只剩下啃得精光的骨头，看着侧睡在炕上的奶奶和饥肠辘辘的六个孩子，母亲气哭了。喝了酒的父亲一下子恼了，对着母亲没好气地说：“人面子值千金，不就吃了个你的卤猪头吗，你咋这么小气，谁不走个谁家撒？！”说完甩手就走了。

父亲经常给别人家做家具不收钱，主人家为了表示感谢，就为父亲变了花样做好吃的，酒是肯定少不了的。父亲经常在外忙活不说，回家多半都是醉的。母亲非常反感，只要父亲醉酒回来，母亲就骂父亲。尽管父亲脾气不好，对子女严厉，但却从来没对母亲动过手。母亲骂狠了，醉酒的父亲就和她吵：“喝酒咋了？人家给我酒喝是瞧得起我，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知道个啥？！”母亲还在院子里跳脚生气呢，屋子里已經传来父亲的呼噜声。“叫贼呼（指呼噜声大，小偷听见这种呼噜声就能断定主人睡熟了），就能打个叫贼呼！”母亲总是这么气急败坏地骂父亲。

一次母亲到县城一个远房姑姑家做客，热情的姑姑做了羊肉饺子招待母亲。从进门落座到离开，姑姑一直在夸赞父亲，并说母亲有福气，找了个这么好的丈夫。姑姑指着厨房角落里崭新平整的蒸笼说：“三嫂子（指母亲），这是我三哥上次来专门给我做的，几个凳子光掉腿，三哥熬上胶全粘好了不说，还把门缝子、窗缝子都用木条子修补好了，都说针大的眼眼牛粗的风，今年冬天肯定不冷了。三哥真是个手脚勤快的人呢！”回家后，母亲蒸了一笼花卷，当着父亲的面把花卷往案板上一扣，笼屉的底板和花卷一起散落在案板上，母亲没好气地对父亲说：“天天给人家做家具做笼蒸，你也不看看我用的这个笼破成什么样子了！”“大夫守着病婆娘，泥水匠住的塌塌房，笼蒸还没有坏朽掉，你就凑合用吧！”父亲轻松地说。

父亲疏于家务，母亲就格外劳累。母亲曾在奶奶那里告状，奶奶就安慰母亲：“都一样，手艺人都懒得很呢，往前看不如人，往后看还有人不如我们哩，不图他了图儿女，好好过吧。”父亲纵有千般不是，母亲还是和父亲风雨同舟了一辈子。

“红，你说你爸为啥不来挡地？”母亲问我。“他不是说那些柜子要得紧，要抓紧做吗？”我不解地回母亲。母亲不屑地摇头说：“呵，那是骗我们呢，你不知道，你爸胆子小，他压根儿就不敢在这里住，不信你看着！”对父亲的期盼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微弱，白天还好，晚上真是折磨人呢。我用石头在棚子里侧的土块上划的印子有十道了，也就是说母亲和我已经待了整整十天都没有盼来父亲。白天，我和母亲以棚子为中心，把方圆一公里的地方都转遍了。棚子西面山梁的一个山坳里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坟，自从看见那个坟包，我和母亲白天也不敢乱转了。

那天在下雨，母亲和我披着条绒大衣坐在棚子里。外面哗啦啦的雨声中，似乎有女人隐隐的哭泣声，声音时大时小。我和母亲觉得奇怪，就到棚子外面看。四周都浸在灰蒙蒙的雨雾里，什么也看不见，哭声也没有了。等我们回到棚子里坐定，哭声又清晰地传来。母亲拉着我再出去，哭声又停止了。我们满目惊恐地互相望着，紧紧抱着臂膀窝在棚子里一动也不敢动。呜呜咽咽的哭声又响起来了！几乎崩溃的我扑到母亲怀里准备大哭一场，发泄十几天来的极度恐惧，我咧着嘴还没有哭出声，耳边停顿了一下的哭声又响起来了！我的头抵住母亲的肩膀，身子瑟瑟发抖，耳朵还在听。那哭声几乎就在我的耳畔。顺着声音，我从衣领抓住母亲披在身上的短大衣，哭声停止了，松手后，哭声又响起 。母亲拿起手电筒，我们仔细寻找，在衣领里摸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等母亲和我想尽办法把那软绵绵的东西一点点挪到开了针线的领子边时，一只已经被母亲和我捏得半死的蜜蜂赫然出现。想到刚才嘤嘤的哭声，母亲和我既害怕又好笑。

第十二天中午过后，父亲骑着马来了。母亲和我像见到救星一样，紧紧围着父亲，生怕父亲一转眼就不见了。按照事先的约定，母亲和我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父亲欲言又止，看着我们也没有要停手的意思，终于用商量的口气对母亲说：“老婆子，让丫头回去，你坚持三天，满半个月了我和你一块儿回！”母亲曾说父亲胆子小，我还不相信呢！咳，都说男人头上有三把火，父亲竟然是个胆小鬼！

对父亲胆子小这个看法的转变，源于和父亲去煤矿拉煤的事。

初一暑假，家里冬季取暖的煤一直没有着落，父亲着急，决定自己赶着马车和毛驴车去煤矿拉煤。母亲首先反对，一个人赶着两辆车，毛驴和马的步伐不一样，肯定不行。当时大哥已经成家另过了，小哥辍学后外出打工，家里能派上用场的劳力只有我了。我自告奋勇地夸口我可以赶毛驴车。父亲犹豫着终是和我各自赶着马车和毛驴车前往县煤矿拉煤。

走到鹰嘴山的时候是深夜。皎洁的月光下只有马车和毛驴车的吱扭声，湛蓝深邃的天空中缀满了闪烁的繁星。“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我想着从小就猜的巴里坤猜话（谜语），觉得先人真是聪明，谜语都出得这么有意境。鹰嘴山的轮廓因有月亮而格外清晰，前面行进的马打了一个响亮的响鼻，继而嘶鸣一声向前狂奔，我先前紧缩着的身子因惊吓一下子绷紧。我看见鹰嘴山上飞过一只巨大的鸟，鸟冲着我们怪异地叫了一声！马惊了，拉着父亲一路狂奔，我驾的毛驴车干脆调转了方向继而原地转起圈来。深夜的荒郊野岭由幽静转为瘆人，我脑海里一下子闪出母亲的叮嘱：荒郊野外有很多地方“不干净”，但是只要你待在牛车马车或者毛驴车里不要下车就没有大碍，车户能辟邪。我紧紧缩在毛驴车里驱赶，驴子死活不走。月光下我已经看不到父亲的马车了，鹰嘴山周围不太起伏的山脉瞬间黑压压地扑面而来。“驴是鬼，驴是鬼！我怎么就没有吆马车呢！”乱了方寸的我头顶轰地一下，没有知觉般茫然地用鞭子抽打着毛驴……父亲从我手里接过缰绳和鞭子时，我的身体是僵硬的，父亲甩手给了毛驴两鞭子，毛驴便乖顺地走上便道前行。父亲半推半拉了我一把，我才复又坐直，顺势接过父亲递过来的缰绳和鞭子。父亲跟在毛驴车边走了很久，才远远地看见马车。“不要睡觉，跟紧马车就行了，别害怕。”父亲边嘱咐边走向马车，松了缀在车拉手上的马缰绳。马车随着马的节奏慢慢前行。我长长呼出一口气，顺手一摸，脑门上是冰凉潮湿的汗水。父亲真勇敢，换了我，一个晚上都会待在马车上，死也不会下来的。

从煤矿装煤返程到东泉过磅都比较顺利。往驴车和马车上装煤的时候，不止一个人问我：“你是丫头还是娃子？”第一个司机问我时我很恼火。牵着嘴角回应。当第二个、第三个问我的时候，我就平和些了。“你看呢？”我嘲弄地反问。不知为何在东泉过完磅要留宿。东泉有一间打了水泥地坪的房子供所有拉煤的人住，房子不大，但就地挤了至少十几个人。父亲在墙边给我留了个很小的位置，他就靠着别人呼呼大睡。门口有个大哥模样的男子问我：“尕娃，你是丫头还是娃子？”我抱着双腿坐在父亲身边，听他这么一问，我把头枕在膝盖上，扭头面对着墙壁干脆没了声音。“哎，尕娃，你爷爷一口气上不来就完蛋了！”那男子又说。他是指父亲的呼噜。父亲的呼噜声很响，中间一下就没了声音，很久才有气徐徐呼出，仔细一听，真担心父亲一口气上不来。想到一路的艰辛，别人误认为是我爷爷的年迈的父亲，以及对哥哥的埋怨，我一下哭开了。嚼舌的男子听见我的抽泣不再言语。听着让人揪心的父亲的呼噜声，我哭了很久。

那年父亲已经六十七岁了。

载重的马车和毛驴车走到大河地界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父亲为了减轻马的负担，一直在步行。我时而跳上毛驴车，时而下来走一会儿，后来实在太困了，就坐上毛驴车再也不肯下来。父亲不时回过头张望，看我没有要下来的意思，就大声对我说：“你坐上也行，只是不要睡着了。”我大声回应已经严重耳背的父亲。我把肥大的皮大衣紧紧地裹在身上，稳稳地坐在煤块上，腿上的肌肉因一下子放松还在痉挛般跳动，极度疲劳后的放松让我舒服地赞叹了一声！毛驴信步前行。我是被父亲的咆哮吓醒的，我端坐在毛驴车上，但睡着了，而且睡得很熟。父亲似乎生气了，埋怨我：“让你不要坐车，你娃娃家非不听，你看你落了多远，马车在前面干压着呢，下来！”我一激灵利索地跳下毛驴车，天已经麻麻亮了，我们已经走到大河公社附近了。我学着父亲的样子走在毛驴车的侧面，皮大衣实在太重，我干脆脱了大衣放在车上，在冰凉的晨曦里，沿着父亲的足迹向家的方向迈进。

4

初中三年我一直感觉很辛苦。一方面，繁重的学业要靠自己努力，另一方面，以农田劳动为主的家务活也不轻松。放学后的第一件事情，依旧是家务活，吃过晚饭我才能学习。我趴在红柜上学习的时候，父亲就斜跨在炕沿边，半靠着依墙的一摞被子陪着我，更多的时候他总是在打盹儿。我不止一次地劝父亲到奶奶屋里看电视，父亲总是摇头：“电视有啥好看的，我不爱看电视。”我很纳闷，以前父亲不是这样的，他不但喜欢看电视，而且擅长给邻居们讲抗美援朝、讲海湾战争，邻居们闲下来调侃父亲时总是问：“三哥，你啥时候动身去北京看刘慧芳啊？”就是因为电视剧《渴望》热播时，父亲对刘慧芳佩服得不行，总是许诺有空一定去北京找刘慧芳。我读了三年初中，父亲就专心地在旁边陪了我三年！好在我的成绩一直很稳定，老师经常在班上表扬我。初三的时候几乎都是复习，老师留的作业量很大，我经常打盹儿，父亲反而很精神，看我打盹儿就用他的大手推我，或者让我到外面转转。中考那年，我们班一次性来了十三个上年度因种种原因没有考走的复读生，看着他们势在必得的样子，我感觉压力更大。最终我中考成绩五百三十八分，收到了乌市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当时的巴里坤流行让孩子上中专，三年后就可以分配工作，能工作就意味着有了村里人羡慕的铁饭碗。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家里着实热闹了一番，哥哥姐姐另眼看我，远近的亲戚们都夸我是好样的。我有个姑姑在北山上（楼房沟），她专程让姑父赶着毛驴车到我家，姑姑一进门也顾不上寒暄，拉着父亲的手就说：“哥哥呀，你怎么老勺（傻）掉了，能供丫头上学吗？丫头脸朝外（要出嫁），学出来后还不是给别人家挣钱呢吗？”家里喜庆的氛围因姑姑的一番话瞬间凝重起来，我的心像漏水的皮筏子一下子沉底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父亲。父亲原本有笑意的脸一下子冷峻了，他嚯地从炕沿上起身。“你是在说话还是在放屁？！”父亲对着他久未谋面的妹妹低声但严厉地问，继而甩门出去了。母亲张罗着做了拉条子，炒了四个菜，这样的伙食在家里不经常有。哥哥姐姐的注意力全在两个肉菜上，我惦记韭菜中间的那一大块嫩黄的鸡蛋，准备下手的当口，父亲的一双筷子像河湾里水鸟的长嘴，毫不犹豫地叼起一大块韭菜，翠綠的韭菜中间夹着那块鲜嫩的鸡蛋。那块鸡蛋停留在姑姑已经有些冒尖的饭碗里，姑姑简单地对父亲点了一下头，就风卷残云了。“哦，都惹恼你了，还给人家夹菜呢！”第二天一早，姑父套好毛驴车，要和姑姑回家了，我们一家都出来送别。直到毛驴车拐过村东头的白家看不见了，我们才掉头回家。父亲像是自语，但又对着我们说：“多见石滩，少见人烟，你姑姑在山上待勺掉了。”

我能考上学，父亲是欣慰的。他存活下来的六个孩子中，我是他最不看好的一个，也是唯一享受到父亲“陪读”三年初中待遇的一个。送我到乌鲁木齐学校准备返回的父亲轻松地对我说：“我要回去了，你开始奔你自己的前途吧！”

5

乌市求学三年毕业后，经组织分配，我作为第一批进村委会工作的大中专院校生，在我出生的大河乡东头渠村（原大河一大队）担任了村会计职务。在村委会工作半年，老支书郜玉本在村党员会上表扬我像我的父亲一样，为人热情，正直公平，踏实肯干。我有些茫然，继而真切地感受到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父亲的血液。父亲老了，我真的是父亲生命的延续！我的双眼蓄满了泪水……

村会计的主要任务，就是征收三提五统及农业税、水费、教育附加费等相关费用。父亲有句口头禅：“劝人吃饭多一碗，劝人花钱难上难。”我的工作尽管是给公家收钱，但终归是让别人掏钱，难度肯定是有的。村里有八个生产小组，老王会计负责其中的三个，我和一块儿分配工作的小王分别负责另外五个生产小组。生产队长（小组长）群众威信好，费用征收得就比较顺利，与群众有矛盾的，不但收不到钱，反而要受群众的责备。遇到难缠的“钉子户”，队长干脆让我自己去收费用。我进到农民家，先自我介绍，然后说明来意，最后就翻开收据等在那里。农户人家都热情，说话间女主人已经端来一杯水，男主人就琢磨我的长相。“丫头是大河沿的人吧？”

“哦，我是大河沿王家的。”我仔细地回答。

“王忠是你什么人？”

“我父亲，我是老小。”

“哦，三哥的老杆子（老小）都工作了。你爸身体还好吧？”

“好呢，快七十岁了。”

“哦，好，你爸可是个好人呀，一辈子不亏人。丫头，你可要好好干呢！”

……

简单的家常话，朴实的祝愿，堆积三年的费用都能顺利征收上。队长笑着说我“脸大”，其实我是沾了父亲的光呢。

我的结交面广了，大河乡政府、乡属的七站八所，甚至大河公社沿街的摊贩，凡遇到与父亲年纪相当的人，他们总是端详我的长相，继而就如出一辙地问我是不是王忠的丫头，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们都热情地问父亲是否安好。一位摆地摊的姓谢的阿姨看见我就一定要给我雪糕，我推辞，她生气了：“你这么外道，是不是要让我给你爸补做了红柜的手工钱呢？！”乡医院里，从院长到大夫以及年长的护士长，知道父亲和我的关系，纷纷前来问父亲的近况，一位姓党的阿姨热情地拉着我到病房看病床和床头柜。“你看，丫头，这些都是你爸做的，我们都把你爸当成我们医院的书记呢！你爸人真好，在医院做活（主要是病床、床头柜及木头药柜）的那几年，无论院领导还是一般的大夫护士，谁家里的家具缺腿烂角的，都是你爸给修补的。”看着父亲亲手制作的那些平整的木头床、工整大气的床头柜，以及药房里排列整齐、略显笨重的药柜，心里感觉很亲切。我坦然地替父亲接受他们诚挚的谢意。

工作后第一次领工资，我揣着三百六十九元钱喜滋滋地回家，自己留了六十九元，拿着三百元恭敬地递给父亲，父亲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给你妈吧，她是我们家的掌柜子，不然人家生气呢！”父亲诙谐的语调里充满了自足。看着老态、和蔼的父亲，我的双眼又一次蓄满了泪水。

栏目责编：张映姝

校对：方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