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毅

写《陈为军 漫长的告别》封面文章时，我把8年前第一次采访陈为军的录音又找了出来，重新听了一遍。经过8年，你对受访者的感受会加深。时间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8年前，陈为军对我说，“说内心话，我不喜欢做纪录片，我随时都可能不做。”他觉得，“你只要是很真诚的拍摄者，你绝对能拍到真实的东西。”而这种真实对被拍摄者和自己都可能会造成伤害。当影像成为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会有千万双眼睛观看片中人。观看的人是复杂的，会有各种看法。这时候你就会犹豫，这些真实的东西要不要放进去？“这不放进去，那不放进去，拍摄的意义在哪呢？”

陈为军当年给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感到惊讶，但不久便淡忘了。因为一年之后，本刊邀请他做现场活动的颁奖嘉宾。他来到北京，在宾馆里打开笔记本电脑，给我看了他最新拍的纪录片素材。这些素材几年之后成为了《生门》最打动人心的部分。你能感到他内心对于拍到这些真实故事的激动。但另一方面，被真实所困一直存在。

转眼到了2020年，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给陈为军打电话，想了解他的境况——我以为他在武汉。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直到8月份，我被邀请去看陈为军新片《城市梦》的时候，才知道他患了重病。他在美国已经治疗了好几年。这次，他通过电影银幕，向喜欢他的观众告别，要结束自己的纪录片生涯。

我内心的惊讶，时隔8年，再次被激起。我们再次联系上，便有了最近的采访。他好多年没跟记者说这么多话了。他还打电话联系了摄影搭档赵骅，让他接受我的采访。赵骅是不喜欢社交的人，在此之前，几十年里都没接受过采访。陈为军说他信任我，愿意帮助我。我很感激他。陈为军是真诚的受访者，他能非常认真地回答你的问题，你能感受到他的善良。他觉得善良才能让一个记录者走得远。

陈为军的拍摄团队有三个人——他、赵骅和程春霖。他们都是低调的人，说话轻声而平静。赵骅偶尔写写自己的感受，发在很少人能看到的QQ空间里。他写过：“事当益社会，事当利众生。成事有才人，我有陈为军。”他大陈为军十几岁，但非常信服陈为军。“只有编导做事的态度和能力令我折服后，我才能心甘做摄像。”他们之间非常默契，如何互相配合拍摄，几乎不用多说，就知道对方想要什么。陈为军在向读者告别之前，并没有跟赵骅说。别的人告诉赵骅，赵骅马上想到了“困于真实”。

“真实”是复杂的存在。陈为军喜欢把不同空间的人物并置在同一时间线上。这对我有启发。我其实也是在用这样的方法写这篇文章。

陈为军说，他做纪录片，不是停留在新闻层面，他希望他的片子“五十年后看，大家心有戚戚然”。我把他的纪录片又看了好几遍，回访了其中一些拍摄对象。我想看到他们在纪录片完成之后“未完成”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如同纪录片，仍在各自的空間中继续。我记录被拍摄者，也记录拍摄者，有时还让自己出来说说感受。这是许多个并行的空间，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是复杂的，有个人，有他者，有当下性，有永恒性，有底层叙事，有形而上的思考……这大概才接近多层次生活的本身。

记录生活，就像观看一颗洋葱或水仙花球茎，层层表皮之后可能是“空”，但当它们被不断置于土中或水中，就会发芽、生长，就会有各种未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