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宁 郑超雄

摘 要：据考古发现，在岭南地区发现的广东博罗县横岭山墓群，被认为是商周时期骆越建立的缚娄国文化遗迹。由于史书中有关骆越记载非常少，该墓葬的发现，对于了解先秦时期骆越人的历史社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关键词：商周时期;骆越;缚娄国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0.03.015

[中图分类号]K928.6;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0）03-0093-04

《吕氏春秋》记载，岭南地区曾有一个缚娄国，后世学者多认为缚娄国地域在今天广东省博罗县境内，并认为娄国是骆越人建立的一个小方国。20世纪9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博罗县城东北模山岭发现了商周至春秋时期的大型墓葬群，被认为是缚娄国的文化遗迹。从横山岭墓葬出土的文化遗物分析，缚娄国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它们是在本地的原始文化发展起来的，这表明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中间没有缺环。

一、横岭山墓葬与缚娄国、骆越的关系

1999年9月，为配合广州至惠州高速公路建设，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调查队，对公路沿线进行文物调查。在博罗县横岭山采集到一些印纹硬陶残片，确认是一处先秦时期的墓地。博罗县位于广东中部、东江下游、珠江三角洲东北端，介于北纬23  03'50"-23  43'20"之间。北靠罗浮山，南临东江，地势从东北向西南倾斜。东江北岸是东西向狭长的冲积平地和低矮丘陵，土地肥沃。适于耕作的横岭山位于博罗县县城东北约2公里，山冈相对独立，略呈西北—东南向，山东坡修成梯田，栽种果树、茶树。附近分布较多低矮的山冈，西面有条小河自北向南流过，在县城东面注入东江。2000年2月，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在博罗横岭山8 500平方米范围内发掘出古墓葬302座，少量属于商时期，大多数属于两周时期。墓葬年代共分四期，第一期年代为商周之际，第二期为西周早期，第三期为西周中晚期，第四期为春秋时期[1]。从墓葬中发现了方格纹、夔纹等印纹硬陶碎片，同时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玉石器和铁器等，其中在广东两周时期的墓葬中首次发掘出土了铜甬钟。这是广东迄今所发现和发掘的同类墓葬中数量最多、出土物最精美、品种最丰富的青铜时代墓葬群。据此不仅证实了岭南历史上确曾存在过文明程度相当高的青铜器时代，同时也提供了缚娄国存在的可能性。

据《吕氏春秋·恃君》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汉高诱注：“皆南越之夷无君者。”文中将驩兜与缚娄、阳禺这些岭南古国排在一起，已暗示驩兜国在岭南地区。 谭其镶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的战国地图上将缚娄国详细标明在博罗县境内，他认为缚娄国似是战国时期的方国。横岭山墓葬的发现，说明缚娄国在商周时期就已存在，非但不是无君之国，而是具有相当高的文明方国。“博罗”县名最早出现在《汉书·地理志》 “南海郡”条下：“县六：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南海郡，秦置岭南三郡之一。汉初，秦南海郡尉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遂置儋耳、珠崖、南海、仓梧、九真、郁林、日南、合浦、交趾九郡，只有南海郡沿袭旧名。《汉书·地理志》中的各郡之县是汉时县，博罗县名是否在秦时已置，目前还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广东省资深考古学家麦英豪研究员认为：“博罗这个名字不是凭空而来，从发音上看，完全有可能是缚娄古音的延伸。”[2] “博罗”与“缚娄”音近，“博罗”很可能是“缚娄”的异字写法。有可能博罗县在缚娄国的基础上设置的说法颇有道理。从语言学的角度有学者认为，“娄”“罗”“骆”音近，骆越读音上即罗越，亦读为娄越。因此，骆越的起源便显露出来：地理上，骆越起源于博罗县的罗浮山;在种族上，骆越起源于先秦时期的伯虑（缚娄）国，换言之，博罗的罗浮山地区是骆越的发源地，先秦时期的伯虑（缚娄）国人是骆越民族的原始先民[3]。 “缚娄”国是由骆越人所缔造是可信的，至于說骆越发源于博罗县罗浮山则需要深入探讨。

二、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

通过横岭山墓葬的考古发现，以及广东出土过的大量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国内的专家们都认为岭南曾经历过青铜器时代。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张文彬，在2000年视察横山岭考古工地时说，中国历史有不同发展时期，按照社会发展史分工，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代表的原始社会，青铜时代代表了奴隶制社会，铁器时代则进入了封建社会。能够通过考古发现证明岭南存在一个青铜时代，就意味着这里曾经经过了由原始社会转向奴隶社会进而进入封建社会的完整时期，说明岭南并非如一些观点所认为的是由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的。通过考古成果可以证明，岭南有着完整的历史发展序列，中间没有历史缺环。奴隶社会这一环是文明发展重要的一环，能够证明岭南存在青铜时代，就意味着岭南先秦时期的文明程度已相当高了，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2]。从横岭山墓葬布局及出土高等级青铜礼器看，这里确实存在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在发掘的302座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共224座，无随葬品的墓葬78座，其中在无随葬品的墓葬中有23座的填土中发现零星陶瓷残片。整个墓地的墓葬随葬品数量普遍较少，随葬品最多的是211号墓，共有29件，器物分别是陶罐、陶瓿、陶豆、瓷豆、青铜矛、青铜镞、青铜叉、青铜刮刀、玉玦、砺石。出土青铜甬钟的182号墓发现有19件随葬品，分别是陶罐、瓷豆、青铜戈、青铜矛、青铜镞、青铜斧、青铜镦、青铜甬钟、砺石。这类墓葬的墓主身份应是贵族，贵族墓葬区基本在山腰以上和山脊，大件铜器主要出土在这里，而平民墓葬区基本集中在山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先人生存在一个相当完整的社会组织中，并且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

182号墓出土的2件青铜甬钟，201号墓出土的1件青铜鼎，都是垄断性的礼器。在中原商周王国的系列的青铜礼器中，钟、鼎是主要的器物，所谓“钟鸣鼎食”之贵族气象，在横岭山墓葬中已充分表现出来了。两件青铜甬钟，一大一小，形制相同，纹饰相似，保存较好，出土时一在头部，一在脚部。甬下面有宽扁状旋，正面一侧的旋与甬之间有辫索状旋虫，近衡处甬部两侧有圆形对穿。甬中空，与钟腔相通，甬内残留有铸范和铜渣。钲部呈合瓦形，两面36个枚，枚呈平头，双叠圆台状，较高。枚、钲间、篆间以阴线作界格，两面纹饰略有差异，正面细致，背面简略。钲间饰长翼蝉纹，篆间饰斜角云纹正面正鼓部饰相对双鸟纹，右鼓部饰小鸟纹，背面正鼓部饰物云纹。小钟通高29厘米，重3 494克。大钟通高31厘米，重3 719克。201号出土双耳青铜鼎，口沿上一对方形立耳，浅腹圜底。三足半环形，中空，根部较粗，足端外撇。三足下部二次补铸，外侧包铸一层。腹部纹饰带由涡纹、回首夔龙纹、四瓣上纹组成，雷纹作地纹。底部残留烟炱，通高22.4厘米，重1 350克。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伯谦教授认为：横岭山出土的青铜甬钟与中原的同类器物有区别，它的云雷状花纹在中原甬钟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中原甬钟也不在这种位置饰花纹，“这是越的纹”。关于青铜鼎，他认为鼎的纹饰是西周早期的，但器型则是西周晚期的，上面的圆状纹饰已是中原鼎所没有的。对于这种不符合中原章法的器物，李伯谦解释说：“这些甬钟和鼎都是越人仿照中原的样子制造的，制造时在形状上和纹饰上加入自己的东西，因此认为岭南的青铜文化是在中原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两者联系很早，使越人造铜器有中原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创造，形成了自己才有的特点。”[2]

1984年5月，博罗县公庄区陂头乡大沥徽屋村村民在住宅旁边的坟地上挖水沟时，离地面深约20厘米处发现了七件青铜钟，里层叠式堆放，估计是窑藏的遗物，这七件铜钟均为甬钟，其中六件大小相递，形制一致，花纹风格基本相同。李伯谦教授经过比较认为，中间的两个编钟与横岭山墓葬出土两件甬钟从形状到纹饰都差不多，但是已有了一些变化，工艺上春秋时期的比西周时期的要好一些，上面还有铜墙铁壁乳豆，铜乳豆正是越人的特征，虽然工艺上要比中原的粗糙很多，但却能说明越人从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确实都能制造青铜器[2]。

横岭山墓葬与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有诸多相似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墓葬型制绝大多数呈狭长形，个别的为长方形，少量大墓设有二层台，地表未见有封土堆。

二是两地的葬俗中都有将一个完好的器物打碎陪葬的习俗，横岭山墓葬部分陶器出土时呈打碎状态，打碎的陶瓷器有集中放置的，也有散乱埋入的;有残片齐全的，也有残片不齐全的;还有以青铜鼎耳、残玉玦、残水晶块入葬的。陶器、原始瓷器中，体形较大的瓮、罐、簋、瓿等多数打碎陪葬，残片多残缺不全。在周围其他墓葬的填土和附近探方的地层中，常发现相同个体的残片，一些器物通過细致的拼对工作得以复原。从墓地打破关系少和晚期墓葬常出土早期陶瓷器残片两方面进行推测，打碎的器物残片一部分放置墓室填土或封土之中，一部分就遗落在墓葬周围地表。墓地表土层中出土较多的陶瓷器残片，除一些墓葬上部遭破坏原因外，可能地表原来就有许多陶瓷器残片。这种碎物陪葬习俗在现代壮族中仍有存在。

三是两地墓葬布局都是大墓，贵族墓分布在半山腰以上的山顶及山脊间，这是方国内部等级制度的具体表现。

四是两地都有仿制中原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的技术，元龙坡墓葬出土的青铜卣，纹饰简略，相对粗糙，应是本地越人制造。元龙坡虽然没有发现完整的铜钟，但却发现有钟的枚，枚的形状及长度与横岭山出土的钟枚相近。相信元龙坡的墓主人也曾制造过青铜钟。综合上述可知，横岭山和元龙坡墓葬的主人，应当是同一族群的不同支系，这个族群就是骆越人。

三、远程文化交流

远程文化交流是方国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横岭山青铜器与广东省的青铜文化是一个整体，在广东地区，无论是青铜器出现的时间、发现的数量，还是种类、档次，以及工艺水平、精美程度，都无法和其周边湖南、云南、四川等几个主要青铜文化分布区相比，与古代中国青铜文化的核心区域中原地区相比就更是天壤之别了。所以，目前还没有学者可以确定广东的青铜文化是在不受任何其他文化的影响下而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换言之，广东青铜文化应该是在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但这个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来自何方，却有不同观点。归纳起来有两类：一是来源于中原文化;二是来源于南方其他文化。广东地区早期的青铜文化应是直接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才与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发生联系。商周时期岭南的方国就与中原的商周王国发生了纳贡关系，商王国颁发的“四方令”中就有岭南的方国。横岭山出土的青铜钟、鼎，既有地方文化特点，又有中原钟、鼎特点，这是两地文化直接交流的结果。

横山岭商周墓葬出土的玉器最能反映其远程文化交往。墓葬中共出土玦饰84件，分别为薄锥台形、圆板形、筒形和双锥台形。玉管11件，形式统一，皆中间穿孔，端面相向倾斜。在考察横岭山的玉器来源时，发现横岭山出土玦饰向北可以在湖南、江西，乃至山西、陕西，向南可以在环珠江口及越南北部的商周时期遗址中见到同形器物或相似品。

在越南北部冯原文化遗址（约公元前18世纪—前11世纪）出土的玉管34件，其中就有部份玉管两端的端面相向倾斜。越南的东山文化（属于越南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年代最早可至公元前3世纪）出土的部份玦饰物和博罗横山岭出土的薄锥台形玦饰形制相似，并且有一定数量的玦饰也是由小到大成套出现。如《东亚玉器》彩板图片NO.416展示了一件出土于东山遗址玉玦，该玉玦大体呈薄锥台形，与横岭山177号墓出土的一件玦饰极相似。又如东山文化的Quy Chu遗址出土了38件玦饰，按照大小排列可以划分为几套渐变的玦饰组合。这些玦饰大多扁平、玦环面有相当宽度、边沿圆化或呈刃状，与博罗横岭山出土的薄锥台形玦饰有较多相似之处。

在湖南宁乡黄材王家坟遗址、衡阳市城南区杏花村遗址香港东湾遣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葬及陕西宝鸡鱼国西周墓地等地，都发现有与横岭山墓葬同类的玉器。博罗横岭山墓地出地的玉器以薄锥台形玦箅两端斜面的管饰为主，在形制上都有特别之处。不同于中原早期遗址常见的玦饰和管饰，明显都分别经过某种统一的加工工艺或者是一些物别的工序制作而成。因此可以认为，商周时期的博罗是处在中原文化向岭南乃至越南北部地区传播路线上的中间环节，在器物和文化特色上都表现出与这条文化传播路线上的各地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相似性。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由博罗向北在山西、陕西，向南在环珠江口地区、越南北部都发现了与博罗商周墓葬出土相似的玉器。有研究者指出，陕西省宝鸡鱼国墓地中茹家庄1号墓出土76件薄形素面玉玦饰，从《宝鸡鱼国墓地》的文字描述和图版看，茹家庄1号墓葬该类薄形玦的形制与博罗县横岭山出土的薄锥形玦饰极为相似。报告对13件作了具体说明，指出有11件的玉料是灰白色石英岩（和博罗县出土的大部份石英质玉玦饰的玉料同类），仅有2件为青玉质。因此推测茹家庄1号墓葬出土的76件薄形素面玉玦饰有大半为石英岩质。茹家庄1号墓葬出土的各类玉石器非常丰富，共计有玉、石、料337件、7组，除玦饰、管、珠外，大多玉器表面都城施有纹饰;除玉玦外，其它玉、石器示见有石英岩质的，大部分是青玉质。从工艺风格和玉料的角度看，上述76件薄形素面玦饰似乎并非本地加工，更像来自环珠江口地区的玉器[1]。

从古至今，文化的传播、物质的交换都不是单向的，中原文化向南方输出的同时，也存在南方的物品流入中原地区。就目前考古发现所知，在岭南地区发现的商周至春秋时期大型墓葬群仅有两处，一处是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群，另一处是广东博罗县横岭山墓群，这两处墓群的墓主都是骆越人。由于史书中有关骆越记载非常少，两处墓葬的发现，对于了解先秦时期骆越人的历史社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葬地2000年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68.

[2]樊克宁，等.岭南文明史辉煌三千年[N].羊城晚报，2000-06-06（A10）.

[3]张应斌.博罗与骆越的起源[J].惠州学院学报，2013（2）.

责任编辑：韦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