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作家历经20年心血磨砺，重现东北14年抗战残酷真相——

第23章 抗联“闺秀”

“大姑娘队”

饶河县位于吉林省（今属黑龙江省）东北部，南邻虎林，西接宝清、富锦，北靠同江、撫远，西南为完达山脉，东与苏联隔条乌苏里江，多属未开发的山林地带。当地居民除了种地、渔猎，农闲时节许多人越过边界贩卖私货。冬天乌苏里江一封冻，往来如履平地，老百姓通晓俄语的人很多。抗联七军就是在这一带发展起来的。

1935年11月21日，《中共饶河县委书记关于饶河工作情况的谈话记录》中说：“饶河是山林地带，人口是非常散漫的。共分四区，一、二区是日本统治区，三、四区是山林队与游击队的活动区，人口总共大约有三万以上。目前在一区的人最多，占总人口三分之一，二区占四分之一，三、四区人最少，大约只有两千多人。因日本强迫人民搬入一、二区，如不撤，就屠杀和烧房子，所以在去年七、八月间从三、四区撤走了很多，大多数搬往一、二区，有一部分搬往山外，如富锦、依兰等地。全饶韩人要占十分之二，其余是中国人，韩人大多数是从苏联这方面跑过来的，大多数种稻，每家种的地并不多，平均不过两垧多地，其中没有大地主和商人。他们除种地外，有部分人还做私商的勾当，当雇农的也极少。中国人大多数是山东人，都是跑腿的，住家的很少。”

像东满及磐石、珠河、汤原等地一样，领导饶河、虎林、宝清、富锦、绥滨、同江、抚远等县党组织的饶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最初也几乎都是朝鲜（族）人。

离休前为辽宁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的单立志老人，1911年生于奉天省安东县单家堡子，1929年逃荒到虎林县四方林子相好窝棚，1935年参加反日会，1936年入党，1937年参加抗联七军。

1997年在沈阳接受笔者采访时，这个中等个头、一头白发的老人，除腿脚不像常人那样利索外，头不昏、眼不花，思维敏捷。

老人说，1935年刚开春，四方林子来了几个朝鲜（族）人，还有个女的，磕磕巴巴地说着汉话，宣传反日救国。那时朝鲜（族）人“打腰”（吃得开），是“二等公民”，人家都能拎着脑袋打日本，咱还有什么说的！

我们家刚到四方林子时，受人欺负，警察也总来“勒大脖子”。和我们同样遭遇的一些人，都是“般对般儿”（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就拜把子成了生死弟兄，一共是八个，我排行老六。后来听说入了“在家礼”，走遍天下没人敢欺负，又都成了“在家礼”的人。这回反日，我先想到这些人。那时常去我家的是徐凤山和毕玉民——后来徐凤山是中心县委书记兼反日会会长，毕玉民是虎林区委委员。毕玉民说行，徐凤山还磕磕巴巴讲些道理，说只要反日就行。

那时的虎林乡下，几十里地难见人家，两三户就叫个屯子。我们家住在山边子，是山里山外的必经之地，就成为县委的联络点和物资、情报转送站。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给游击队筹粮送粮送情报。情报大都是敌人出来“讨伐”了，城里地下党派人送到我们那儿，不管刮风下雨，连宿大夜地再往山里送。往北送最难，200多里沼泽地，进出都有固定路线——黑灯瞎火地走偏了，一陷进去就完了。一片汪洋中有些高地场，像小岛似的长满树林，叫“疙瘩林子”，有几户人家在这里打鱼种地。后来规定暗号，用火把晃几圈，有手电明灭几下，对面的“疙瘩林子”回应几下，就接力似的传过去了。

1937年年初“挑国兵”，“国兵”就是伪满洲国的兵。四方林子一带十多个反日会会员被保长通知去县城检查身体。正不知咋办才好，徐凤山来了。一商量，决定上队。要是让敌人知道上队了，家里就遭殃了。于是约定个日子，让七军来队伍，假装胡子绑票把人带走。我串联了十个人，有个人的父母死活不让走，最后“抓”走九个，其中包括我和我弟弟单有志。

饶河游击队是1932年10月成立的，最初叫“特务队”，只有六个人和一支手枪。像其他地区的游击队一样，特务队的首要任务也是夺枪，也一样侵犯地主大户利益，一样不断受挫，受挫后一样奋起。

这时，能够左右虎林、饶河地区局势的，是以高玉山为总司令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其一旅参谋长王卿，原是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特别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被通缉，闯关东逃到虎林后，与高玉山相识。此人才学出众，颇受高玉山的器重，旅长孙宝鼎也对他言听计从。1933年5月，救国军占领饶河，王卿看到街头反日会贴的标语，意识到这里有共产党活动，便建议将狱中党员和反日群众释放，允许反日会公开活动。

利用这个契机，饶河地下党活跃起来，游击队改编为救国军一旅特务营。

救国军中鱼龙混杂，因为一些头目被吃过大户，与共产党有仇，就捕杀共产党员和反日会员。而饶河游击队自成立之日起就被诬为“高丽胡子”“日本走狗”，处境非常艰难。依附救国军，自然有利于生存、发展——高玉山是个深明大义的爱国者，又有王卿从中斡旋，完全可以通过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曾坚决主张与救国军联合抗战的中心县委，决定“以血还血”。几次武装冲突，许多队员和反日群众被杀害。反动分子乘机煽动，要缴特务营的械，幸亏被高玉山制止。他说：“高丽人反日有什么错？咱们是国民救国军，无论哪个民族，只要反日就是朋友。”

1934年年初，日军大举进攻虎饶地区，救国军溃败，高玉山过界去了苏联，投降派就准备将特务营缴械，作为投敌的见面礼。王卿得知这一消息，赶紧通知特务营转移，使这支队伍再次脱离险境。

之后，改称“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大队”的这支队伍，尽量避敌锋芒，利用人熟地利的优势，伏击日伪军，攻袭民团、警察署。6月3日，大队长张文偕和参谋长崔石泉率队分头攻打暴马顶子、大别拉坑。暴马顶子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游击队即在此建立根据地，在虎饶地区一枝独秀。

1935年9月18日，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编入四军，为四团，半年后改编为二师。1936年11月，根据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交通局负责人指示，二师脱离四军，编为七军。全军700余人，其中基干队400多人。

饶河游击队成立后，不但不抢不夺，还帮老百姓挑水劈柴、推碾拉磨、铲地拔草。如果老百姓送来头猪，一定得付钱，对方不收钱就要给赶回去。1936年春，北进同江、富锦开辟新区，所到之处，群众称之为“大姑娘队”。

文明守纪的“大姑娘队”骁勇善战，比较典型的是新兴洞战斗。

1935年9月，已编为四军四团的“大姑娘队”在挺进抚远的途中，行踪被敌人探知，即调集日伪军准备围歼四团。26日上午，部队在乌苏里江边的新兴洞休息，30多伪军来攻。刚把敌人打退，驻饶河日本守备队的80多人又乘汽船赶到了。

新兴洞40多户人家分为前后屯，前屯靠江，后屯依山。不大的山上长满杂树，除东南坡下有片坟地外，都是平坦的草甸子。副团长朴振宇将部队部署妥当后下令：“俺的枪不响，谁也不许开火。”

双方兵力相当，敌人火力占据优势。三挺重机枪和几挺轻机枪，打得林子里枝叶纷飞。抗联官兵们趴伏在树后或是坑里，待敌人进至百来米时一阵急射，将敌人打了下去。草甸子里除了塔头墩子，没有任何隐蔽物，稍一露头就有子弹飞来，而且专打鬼子。敌人受不了，转往东南方向迂回攻击。四连官兵早已等在那里，先将敌人击退，再以神枪手将躲在坟地里的鬼子打死好几个，其余的鬼子见势不妙，也就逃命去了。

“板子队”

东北抗联有两首《四季游击歌》，其中一首《雪地游击》歌词是这样的：“雪地游击，我们有特长。穿踏板，扶长杆，不用喂草粮。登高岭，走洼甸，步履比马快。赶走日本强盗者，功垂霄壤。”

无论词作者是谁，这支歌唱的都只能是七军。

东北抗联的第一支滑雪队，是饶河游击队于1934年冬创建的，时称“板子队”。

据说，这是受到一些反日山林队的启发。像后面将要写到的七军三师八团团长王贵祥，当初报号“君子人”时，下属许多人就会滑雪。而山林队又是跟猎人学的。据笔者所知，虎饶地区的一些猎人，极可能是中国最早使用滑雪板这种交通工具的人。

游击队自力更生，做了80副滑雪板，再选80个年轻力壮的队员，饶河县大叶子沟两公里多长的沟趟子，就成了滑雪训练场。开头，穿上踏雪板就控制不住了，仰面朝天的，头拱地的，一路翻滚的。因为下降速度太快，有个队员撞到树上，是两腿骑上去的，当时就被活活劈死了。

但没有泄气的。因为谁都明白，这东西是太适合冬季游击了。为了掌握这项本领，就需要付出代价，不然代价会更大。

经过个把月苦练，正是“登高岭，走洼甸，步履比马快”，一个个都成了雪上飞。

11月中旬，日伪兵分几路，以暴马顶子为主要目标进行冬季大“讨伐”。大队长李学福和政治部主任崔石泉，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以小部队伏击、偷袭，寻机歼敌，打了就跑。“板子队”快呀，只见一溜雪烟，人就没影了。

1935年1月中旬，敌人又从佳木斯等地调来800多日伪军。李学福看准火候，调集主力，在大旺砬子设伏。29日，300多敌人进入伏击圈，两侧弹雨齐下，打得沟底雪烟四溅，雪白血红。敌人刚要逃跑，“板子队”已经出击。此战后，敌人也开始组建“板子队”。可这一刻，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板子队”已经到了跟前，被冲得七零八落。骑兵快，有的逃出射程了，觉得没事了，一溜溜雪烟就追上来了，甚至抢到前面去了。

战至天黑，游击队伤亡五人，毙伤敌百余。当夜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被打乱冲散的敌人晕头转向，许多在山里冻死、冻伤。

首战大捷，“板子队”威名大振。

第二仗是半个多月后，“板子队”30多人，在四合顶子伏击伪军。一阵排子枪响过，即发起冲击，40多个敌人无一漏网，“板子队”无一伤亡。

大雪飘飘的冬季，是最难游击的时日。而从饶河游击队到七军，自1934年有了“板子队”后，便在那莽莽雪野中往来如飞，如虎添翼。

像二军一样，七军能造被称为“炸弹”的手榴弹，只是产量比二军少。不过，配以“板子队”急袭、偷袭，投出去就跑，显然比枪更有优势，威力也大。

1938年7月7日，《周保中给李文彬、景乐亭、刘廷仲各同志信》中说：“预选踏板木材，以便必要时制作踏板，练习穿踏板。”

1939年12月20日，《張寿篯关于目前形势和战斗任务给各独立部队的信》中写道：“山林游击部队，铁路电线破坏队，即刻学习塌（踏）板术。”

游击战的特点是灵活机动，敌明我暗。冬天大雪覆地、草木枯萎，隐蔽性、机动性都大大降低。难以藏身就难以游击，被敌发现自然也难以脱身。可饶河游击队的“板子队”，就像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偷袭敌人后，一溜烟儿就没影了，莽莽雪野上只留下一道道板痕，汽车、马队都休想追得上。

速度可以解决战争中许多传统的难题。而在某种意义上，东北抗联难熬的漫长冬季，对于这支“板子队”来说，那冰雪世界就像鱼儿的大海，滑雪板则是冰天雪地上的风火轮。

像轻机枪成了抗联的宝贝一样，任何见识、听闻了七军“板子队”的人，都能明了这东西是抗联抗战杀敌的宝物、利器。可七军偏居饶河一隅，用周保中的话讲，“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中的‘闺秀。他们的情形，我们异常隔膜，不知道”。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除七军外，没有提及“板子队”的。

抗联真正组织滑雪训练，是在过界去苏联成立教导旅之后——这时，苏联红军早已在苏芬战争中吃尽了芬兰军队滑雪队的苦头。

崔石泉——崔庸健

从饶河特务队队长、饶河农工义勇军队长，到抗联七军参谋长、代理军长、二路军总参谋长，毫无疑义，崔石泉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对于这位后来的朝鲜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笔者第2章中曾写过几笔。

这位坚忍不拔的职业革命家、金日成眼里的“武官型的大汉”，1900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农家，中学时代组织反日学生运动，被捕入狱两年。1923年流亡中国，先在上海南华学校学习，又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7期步兵科。1925年曾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五期六区队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为黄埔军校特务营二连连长，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辗转来到东北。

1963年6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崔庸健访华来到东北，感慨万千，说他青年时代最美好的时期，是在北满的山沟里度过的。

那时化名金治刚的崔石泉，和与他在黄埔军校同年入党的张仁秋，以及几十年后李在德记得的、不记得的十几个人，是最早在这一地区开拓、奋斗的共产党人。在崔石泉的领导、组织下，梧桐河、格金河、鸭蛋河、鹤岗、太平川、七马架、大古洞、小古洞、西北河等地陆续建立了党组织，1926年成立了汤原县委。汤原中心县委的前两任书记，都是这一时期发展的党员。至于少先队（儿童团）、妇女团、青年会、农民同盟等群众组织就更多了，并建立了最早的武装组织——赤卫队。

九一八事变前，崔石泉即在梧桐河模范学校举办三期军政干部训练班，每期三个月，50人左右。事变后又在勃利县小城子举办军政讲习所，在饶河县三义屯办军政训练班。学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这些人大都成了汤原、饶河两个中心县委和六军、七军的骨干，许多人为师团级干部。

这是个点燃火种的人，是为六军、七军夯下基石的人。

像已经写过和行将写到的许多人一样，关于崔石泉指挥和参与指挥的战斗，不能一一写到，这里只说说西风嘴子伏击战。

1938年9月26日晚上掌灯时分，七军军部接到一份情报：有个日本高级官员由抚远乘船沿乌苏里江、挠力河，到小佳河视察“集团部落”。当时并不知道这个高级官员是日军少将日野武雄，只说是个很大的官。这小子参加过日俄战争，官至骑兵大尉，九一八事变后来到东北，曾在磐石、伊通、敦化等地“讨伐”抗日武装，四个月前刚提升为少将。

小佳河距七军中心根据地暴马顶子不到20公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去那里视察“集团部落”，不无冒险，也能见出此人的狂妄、死硬。

这时军部驻在老鹰沟，只有警卫人员和少年连50多人。代理军长崔石泉倾其所有，连夜奔袭20多公里，天快亮时到了西风嘴子，而日野武雄乘坐的汽艇已向上游开过去了。

有来就有回，崔石泉当即下令，构筑工事等着。

西风嘴子是挠力河下游的一个小山包，北边山脚插入河中，故称“嘴子”，陣地就设在那里。秋高气爽，山林染黄，枫叶火红，河水清亮，河面不到百米宽窄，突出的嘴子扼住河道，是绝佳的伏击阵地。

10点钟左右，上游传来突突的马达声，汽艇的轮廓越来越大，甲板上的人形越来越清晰。日野武雄用望远镜向嘴子瞭望着，嘴里还说着什么。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在树丛中移动着，隐约可见鬼子的“鼻涕胡”了，发令枪响了。

第一排子弹飞过去，日野武雄身中数弹，身边的几个随从也全倒下了。汽艇上的机枪手未及开火就被击毙，驾驶员也被打死，失控的汽艇撞向对岸搁浅了。鬼子挺顽强，少有躲在船舱里挨打的。正好，出来一个完蛋一个，39个敌人都成了活靶子。

硝烟和汽油味儿在河面上飘散，除了水声，什么声响都没了。会日语的抗联战士喊了几声“缴枪不杀”，戳在岸边的汽艇一动不动，一片死寂。两个战士划条小船过去，里外搜了个遍，大声道：“没喘气儿的了，搬‘好贺儿（好东西）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