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伟

陶行知与乡村师范教育

康晓伟

（首都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

民国时期，仁人志士抱着教育救国的教育理想，期望通过教育改造社会。陶行知通过创办乡村师范学校，培养知行合一的推动乡村社会变革的领袖教师。陶行知的乡村师范之主旨是造就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陶行知开展乡村师范教育的途径包括三个方面，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陶行知寄希望于通过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乡村教师，从活的乡村教师产生活的乡村学生和未来活的国民，从而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陶行知的乡村师范教育实践与思想对当今乡村师范教育乃至乡村社会改造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包括国家在制定师范教育宏观政策方面应加强对乡村师范教育的支持；师范院校需要推动师范教育课程变革，为乡村教育乃至乡村社会发展培养高质量教师；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文化氛围，培育师范生浓厚的教育忠诚。

陶行知；乡村教师；乡村教育；乡村师范教育

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国内外学术界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进行了非常详尽的研究，然而陶行知致力于推动乡村师范教育的实践与思想，学术界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当前我国大力推进乡村教育与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因此，追忆并继承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先行者的乡村师范教育探索，这在当前的中国显得尤为必要。

实际上，陶行知通过推行乡村师范教育，进而培养推动乡村教育乃至乡村社会变革的实践与思想，不但在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具有开创性价值，而且陶行知推行乡村师范教育的探索对我国当下的乡村师范教育和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当前我国的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和乡村师范教育仍然是教育领域的薄弱环节，培养“下得去、教得好、留得住”的优秀乡村教师仍然是当前师范教育领域的核心任务。

一、陶行知投身乡村师范教育的时代背景

陶行知投身乡村师范教育的时代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阶段。乡村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清末社会的腐朽、军阀混战以及欧美民主科学思想的冲击，促使无数仁人志士试图通过教育变革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由于空间位置及经济发展等原因，与城市相比，乡村资源不如城市有优势。乡村教师薪水不高，而且生活与世隔绝。民国初期，乡村教育的凋敝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受到社会的关注。

当时毕业于北京高师、后成为著名教育家的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上发文，哀叹小学教师们的悲惨境遇。近代小学教师因职业的专业化而无晋升机会，他们一旦接受教职，待完成规定的义务教育年限后，一般教师就已经有了家室拖累。尤其是他们所教的都是基本的识字算数和自然常识，长此以往，他们所学的“先进”知识也离他们远去。远离现代性之源的都市和政治权利圈，他们也难以得以进修、升迁的机会离开乡村，就此受困乡间，与都市近代文化隔绝。余家菊指出当时乡村教育的危机在于一是乡村教育已经破产，二是乡村教育事业大家都不愿意干。他认为，乡村教育破产的一个现象就是大量乡村小学生进城读书，不再返回乡村。[1]

民国初期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队伍出现的上述问题是复杂的，在师范教育方面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师范学校都是设在城市里。师范生在城市中接受师范教育感受到都市文明之后，都希望留在城市，而不愿再回到乡村去。陶行知抨击了师范学校设置在城市的弊端：“初级师范大多数设在都市里面，毕业生所受的教育既不能应济乡村的特别需要，而他们饱尝都市幸福的滋味，熏染都市生活的习气，非到逼不得已时，决不愿到乡下去服务，于是乡村学校的师资最感缺乏了。”[2]

因此，如何变革师范教育，从而使得师范生能够留在乡村从事教育工作乃至推动乡村社会变革，这成为民国仁人志士的教育理想。他们倡导知识分子投身到乡村建设之中，通过提升乡村社会的教育水平与乡民素质，进而实现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既需要“顶天”，也需要“立地”，他说：“如果这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总不接气，则中国问题永不得解决；而上下果一接气，中国问题马上有解决之望。”[3]知识分子的工作往往侧重于普适的、抽象的、理论的知识，乡村社会实践工作则是具体的、情境的、实践的工作，抽象的、理论的知识需要在解决具体的、情境的、实践的乡村社会工作中灵活运用，这样的知识才有价值。实际上这种脑力与体力劳动相脱节的现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即使在今天，体力劳动阶层的社会地位仍然低于脑力劳动阶层的社会地位。乡村教师作为教师队伍的弱势群体，他们仍然被认为是知识的传授者、搬运工，而不是知识的生产者、创造者，不是知识分子。所以，如何使乡村教师摆脱体力与脑力的分离，成为既劳力又劳心的对乡村教育乃至乡村振兴有用的人，成为那个时代的呼声，也成为陶行知实现教育理想、投身乡村师范教育的初心。

1917年，陶行知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国，他先后受聘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和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他本来可以在大城市的著名学府当教授，过非常优渥的生活。然而，面临乡村教育的凋敝，怀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育报国热情，毅然辞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的职务，到南京郊区创造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投身到乡村师范教育探索之中。他先后发表了《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等一系列乡村教育变革文章，倡导中国乡村师范教育应该“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

1927年3月15日，在南京市郊区劳山脚下一块荒地上，陶行知创办了“南京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陶行知希望通过建立公共教育体系以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其目的在于通过培养高素质的国民进而实现“民主国家”的社会改造理想。

正如他1916年2月写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时任院长罗素的信中所说的：“余今生只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4]陶行知投身乡村师范教育的理想与当时的其他大多数教育家一样，都是为了通过教育改造国家，从而实现他的教育救国的教育抱负。陶行知认识到要想振兴乡村社会，就需要人才，那么乡村人才的培养就需要优质的乡村教师，而这就需要大力发展乡村师范教育。

二、陶行知乡村师范教育培养的是知行合一推动乡村变革的领袖教师

培养什么样的乡村教师？这是陶行知乡村师范教育的核心问题。陶行知认为中国师范学校与附属学校隔阂，附属学校与实际生活隔阂，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在于师范教育或是教育主管空想出来的，脱离了师范教育的实际，或是间接从外国搬运来，而没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5]因此，陶行知主张在师范教育中打破理论与实践、教育与生活、脑力与体力相脱节的弊端，主张培养知行合一、能够推动乡村社会变革的领袖型教师。

陶行知把乡村教师誉为“乡村领袖”“乡村人民儿童所敬爱的导师”以及“改造乡村生活之灵魂”。为此，乡村教师要不断地“追求真理”，做“正道真行的真人”。如何能够成为这样的乡村教师？陶行知认为要培养“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这也是他乡村师范教育的目的。[6]

首先，要养成农夫的身手。陶行知在《湘湖教学做讨论会记》中说：一个好的乡村教师不仅要有“改造社会的精神”“艺术的兴味”“科学的头脑”和“健康的体魄”，同时还应有“农人的身手”。[7]有农夫身手有助于了解和理解农民生活的不易，就会愿意帮助他们。有了农夫身手就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做园艺工作，乡村教师工资不高，懂得园艺可以提升收入。有了农夫的身手，乡村教师在乡村开展教育工作和在乡村生活就会游刃有余。陶行知在参观江宁县师范学校时说：“不会种菜，不算学生”“不会煮饭，不得毕业”。[8]陶行知培养具有农夫身手的教师，其根本目的在于培养适应乡村社会发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引领乡村社会发展的乡村领袖，而不是书呆子，进而达到改造乡村社会的目的。陶行知主张教师要养成农夫身手的思想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倾向，是知行合一理念在乡村师范教育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其次，要养成科学的头脑。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中国刚刚从封建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科学素养普遍不高，如何提升国民科学素养，进而推动社会科学进步，这成为当时仁人志士的教育理想。特别是五四运动对科学的启蒙，推动教育家们致力于通过教育改造国家。陶行知期待通过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教师进而达到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公民。这与当时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具体乡村师范教育方法层面，晓庄师范在教学上不仅使学生了解农业科学，也了解其他科学的新发明和创造，培养学生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和善于观察和实验的能力。在当时愚昧落后的中国，培养国民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陶行知对教师具备科学素养的品质显然是开创新的，这种探索也也是对传统封建思想的一种反抗。

最后，要养成改造社会的精神。从晚清封建时代摆脱出来的民国急需成为民主的国家，特别是受到欧美民主思潮的影响，将中国改造成为民主的国家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留学知识分子深受欧美民主主义的影响。1919年，杜威博士到中国巡回演讲，对当时的国内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大厅仍然镌刻着杜威的教育信条：“I believe that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method of social progress and reform”（我相信，教育是人类进步和社会改造的基础）。陶行知将杜威教育改造社会的理念运用到中国的教育探索之中，试图通过乡村师范教育改造乡村社会，使乡村师范学校成为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推动乡村社会变革的策源地。乡村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有改造乡村社会的本领。陶行知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途径，乡村教育就是要改造乡村社会，乡村教师是乡村社会改造的领导者。要利用教育区改造乡村，必须付出代价去培养教师。[9]

三、生活教育是陶行知开展乡村师范教育的行动指南

1927年6月15日，陶行知在晓庄演讲，提出“生活教育”的理念。包括三方面：“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陶行知的乡村师范教育主张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在教育实践中体悟出来的教育信条。他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借用到中国的教育实践，结果实践表明“教育即生活”是行不通的。于是他领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也就是说“教学做合一”是他搬运杜威“教育即生活”理念中遇到挫折所摸索出来的经验。于是，他不再追求将教育看作是社会的缩影，而是将生活作为教育的途径，即在生活中开展教育，生活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1929年5月19日，他在晓庄学校宴会上说：“是生活便是教育；是好生活便是好教育，是坏生活便是坏教育；不是生活便不是教育；所谓之‘教育’，未必是生活，即未必是教育”。[10]

他的“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在晓庄学校的教学实践中体现的非常明显，晓庄学校的日常生活注重教师和学生共同劳作、同甘共苦，在共同劳作中实现教育的目的。曾任陶行知助手的杨效春记录下了晓庄的师生生活：“我们现在师生的饮食是同席的，寝睡是同室的，工作是同场的，所有游戏阅报也是同一地所……校中的规约与纪律，也是全校师生共守共行。……我们每天要做洒扫的事一刻钟，是师生同干的；我们每学期要轮值煮饭一天，煮菜一天。亦是师生同干的。……而在我们则深信此中有极多教育意味的。……我们亦常向农人学插秧，向漆匠学油漆，向木工学制造，向瓦匠学做坯，向牧童樵女学田歌，而农人、漆工、木匠、瓦匠亦可向我们有所学。”[11]

乡村师范学校根本的教学方式是“教学做合一”。陶行知认为“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陶行知认为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是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他以种田为例，种田要在田里做，就要在田里学，也就要在田里做。教学做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事”，就是实际生活，教学做都要在“必有事焉”上用功。[12]今天的师范生培养也需要结合乡村的特征，将乡村中有价值的课程资源融入到师范教育课程之中。特别是在教育实习中，要引导师范生到乡村小学幼儿园从事教育实习和见习。区域性的综合学院或者师范学院要重点为本区域小学、幼儿园培养教师，继承和传承传统中等师范学校的优秀做法，制定相应的特殊政策。师范教育课程在培养乡村教师方面也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特别是结合乡村教育的实际设计融合教学做合一的师范教育课程。

陶行知还倡导要在劳力上劳心。劳力与劳心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关系问题。陶行知批判了一般劳动阶级劳心而不劳力与农民阶级劳力而不劳心的不足，认为要做到劳力与劳心的统一。一般劳动阶级表现在教书的人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书的人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样的人就是“书呆子”。陶行知批判了同时代的那些旧式教育的老先生们和留洋的洋先生们的脱离劳动的不足。同时，他也批评了农民阶级只知做工而不读书的“田呆子”问题。陶行知称他们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认为他们只知道做工，而不知道为什么受到了剥削和压迫。所以陶行知认为劳心与劳力要结合起来，既要教读书的人做工，又要教做工的人读书，要做到手脑相长。陶行知还常常从自身做起，结合自己从无产阶级到中产阶级的生活变化思考自己不愿意做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手脑分离的人，他呼吁“世界上最有贡献的人只有一种，就是头脑能指挥手指行动的人”。[13]

因此，陶行知在开展乡村师范教育实践过程中非常注重劳力与劳心的结合。这对当今乡村师范教育也有很大启发，比如他倡导的“山海工学团”教学组织形式，是否可以与今天的劳动教育相结合，将劳动教育与乡村师范教育结合起来，值得探索。

四、陶行知乡村师范教育的启示

陶行知开展的乡村师范教育探索虽然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但是当下中国的乡村师范教育仍然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与困境。追忆陶行知创办乡村师范教育的实践与思想，扎根中国当下国情振兴乡村师范教育，致力于培养“下得去、教得好、留得住”的乡村教师，这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教育决策部门在制定宏观师范教育政策方面应加强对乡村师范教育的支持。当今中国乡村社会与乡村教育与一百年前陶行知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乡村师范教育以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比如，乡村教育与城镇教育质量还存在着不少差距，有条件的家庭把儿童送到县城去接受教育，这反过来又加剧了乡村教育的凋敝；师范生不愿意到乡村学校做教师；乡村教师的待遇、地位与发展空间有限，有志青年不愿意选择师范，等等。陶行知推行乡村师范教育的时代是军阀混战的时代，政府无暇顾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而当下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和平年代，国家繁荣昌盛。因此，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力和智力资源投入乡村师范教育。

为此，在宏观师范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家和省级教育决策机构需要重点扶持区域性的师范教育机构，重点支持他们投身于乡村师范教育，引导区域性院校特别是师范院校将重心投入到乡村师范教育，从而为乡村培养优质师资，这将为广大的中国乡村社会带去发展的希望，而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的教育后盾。

其次，师范院校需要推动师范教育课程变革，为乡村教育乃至乡村社会发展培养高质量的教师。随着我国师范教育的转型升级，中等层次的师范学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区域性师范专科学校、师范学院和综合学院负担起了培养乡村教师的重任。那么这些院校在开设师范教育课程时要考虑到乡村教育的特点，培养适合乡村教育发展的教师。比如在师范教育课程中融入地方性课程知识，在师范教育的课程与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师范生对乡村教育的热爱和终生服务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发展的教育抱负，培养其对乡村教育的职业情怀与情感。一些高水平的省属重点师范院校乃至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师范大学可以采取探索专项的乡村师范教育项目，定向为乡村培养高质量的乡村教师。当年陶行知的乡村师范教育理想是改造乡村、改造社会，他指出：“乡村师范学校是依据乡村实际生活，造就乡村学校教师、校长、辅导员的地方。”[12]当今中国的师范院校特别是区域性师范院校也要把师范教育的重点放在基层，面向农村，以培养更多的乐意去乡村、而又适应乡村教育需要的乡村教师，培养“下得去、教得好、留得住”的好老师。

最后，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文化氛围，引导师范生浓厚的教育忠诚。一百年前的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像陶行知那样投身乡村教育的仁人志士，他们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怀抱教育救国的情怀，放弃优越的都市生活到乡村践行教育理想。当今中国的乡村社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广大的乡村经济发展仍然滞后，缺少就业的机会，乡村人口不得不流动到城镇务工，导致乡村留守儿童存在。留守儿童在家庭缺少良好的家庭教育，如果儿童在乡村学校中不能受到好的教育，乡村儿童就不能有好的教育和成长基础。另外，虽然当下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并没有随之而提高。

如何通过优秀的乡村教师引领乡村教育乃至乡村社会发展，这是当今乡村教师的职责，也是乡村师范教育应该考虑的问题。因此，需要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文化氛围，鼓励社会有识之士、各界名流、知识分子、企业家等社会精英投身于乡村师范教育以及乡村教育，这不仅是振兴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1］ 余家菊. 乡村教育的危机[J]. 中华教育界, 1920, 10(1): 83-86.

［2］ 陶行知．新学制与师范教育[J]．新教育, 1922,４(3): 70-78.

［3］ 梁漱溟. 中国问题之解决[J]. 村治, 1930, 1(8): 1-16.

［4］ 胡晓风. 陶行知教育文集[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5: 2.

［5］ 陶行知. 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J]. 新教育评论，1926,3(1): 3-7.

［6］ 陶行知. 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专件)[J]. 新教育评论, 1926,3(3): 14.

［7］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陶行知教育文选[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 90.

［8］ 陶行知. 天将明之师范学校[J]. 新教育评论，1926(21): 13-17.

［9］ 陶行知. 陶行知文集[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67.

［10］方明. 行知全集: 第2卷(第2版)[M]. 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5：7.

［11］杨效春. 行将一岁的南京试验乡村师范[J]. 华教育界, 1928,17(5): 1-20.

［12］陶行知.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J]. 申报，1926-12-30.

［13］陶行知，张书庚. 手脑相长[J]. 新社会, 1933,4(2): 14-17

Tao Xingzhi’s View of Rural Teachers Education

KANG Xiao-wei

( College of Teachers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tellectuals with lofty ambitions held the educational ideal of reforming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through education, just like Tao Xingzhi who established rural normal institutions to cultivate teachers that could take lea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ety. Tao Xingzhi’s rural teachers education is aimed to prepare teachers with farming skills, scientific minds, social spirits, and ideas of educational life, integrat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learning in practice. With the dream of reforming society through education to cultivate rural excellent teachers for good citizens, Tao Xingzhi’s rural teachers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thoughts provide good implications for current rural teachers education and eve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ety. Nowadays, rural teachers education is supposed to be strengthened in terms of policy-making and high-quality curriculum design, along with enhancing the culture of respecting teachers, investment and loyalty to education.

Tao Xingzhi; rural teachers; rural education; rural teachers education

G719.29

A

1008-0627（2020）06-0057-06

2020-09-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教师教育者的身份认同及其专业发展研究”（CIA150200）

康晓伟（1982-），男，河南叶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教师教育原理、教师专业发展。E-mail: xwkang@cnu.edu.cn

（责任编辑 周 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