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勤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45)

生态批评是20世纪末发起于欧美学界的一种文学批评话语，旨在把以大自然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是一种绿色化的文学研究方法。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也愈加严峻，人与自然的冲突，自然生态危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引发社会生态危机，还有人与自我的冲突，引发社会生态危机[1]。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理论论争的焦点。因为社会的生态发展是以经济发展、物质发展为导向的，一个昌明的社会总是建立在高效、便捷、舒适享乐的表层上，而如何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则是深层次的问题；换言之，人在社会生活中如何生存，如何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僭越“上帝的容忍度”，成了生态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文学即人学”的理论基础上，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当代生态文学应遵循的一个原则，以此来反映现代人在面对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商业化、城镇化的社会进程中的孤寂、宿命、无助、悲怆而产生出逃逸的精神心态，反映人们在面对大自然神秘和空灵的境界时感受到的净化和滋润，从而渴望回归的心理。这就需要一个超验的、彼岸的、内心独立的精神支撑，它是一个主体的空灵结构，是一个庭院里长满葳蕤恣意的草木，空间分割得瑰异安闲的自然生态观。

一 生态思想的起源

生态思想其实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代，建立在对生态系统结构认识基础上，对人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考察和整体把握上。独处时，躺在树下凝视树梢、上方的云彩、云彩上的天空，在天空上、云彩和树间飞过的小鸟，看着灿黄的落地叶片飘飘洒洒，落到身上，落到四周，我们方才知道，我们及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是这个自然生态斑斓起舞的存在物，我们与万物同在。2017年清华大学校长钦点了《瓦尔登湖》作为送给当年新生的礼物，随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到每一个录取新生手里。这份礼物如此厚重，是因为它是深厚修养及丰富灵魂的源泉，是通往“心灵的故乡”。书中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告诉我们那种最简单也是最复杂最奢华的生活。作者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在用他的实践性探索告知今天生活在都市的人们：在繁忙激烈的奋斗生活中停一下自己匆匆行走的脚步去听一听自然界的风声，去蹲下身来寻找雨后的蜗牛，去在一棵小树下静静地观望毛毛虫大口大口地咀嚼叶片，去欣赏曲水傍高树，蓝天衬金枝……长轴如卷，尽铺眼前；大自然可以让人更理智，更睿智，更从容，生命不是永恒的，非生命的状态才是常态。因而在生命状态下，如何过好每一天，什么样的生活叫做“非生命的生活”，成了梭罗毕生关注的生态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源于他的独处，不是离群独居，而是更深的觉悟和仁慈；源于他的哲思以及他对物质生活和享乐主义的反驳，源于自然地理环境和东西方文化的熏染，它们共同地成就了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存续关系的观照，因而更具代表性。具体表现在：

(一)康科德，超验主义思想的文化中心，孕育了梭罗的生命，成为梭罗精神探索的发源地

“我过去经常伫立康科德河岸，看河水流逝。它是一切进步的象征，与宇宙、时间和万物遵循同一法则。……这些物体都引起我特别的兴趣，最后我决定投入这条河的怀抱，任它载我飘向远方。”[2]11康科德并不是一个广阔雄伟的世界，却为研究自然科学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低矮的小山、冰川，以及由冰川形成的小湖(包括村庄绿地一英里外的瓦尔登湖)栉次鳞比，这个小镇以易于漫游的特点，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让这位无所羁绊的自然主义诗人欣喜无比的生存空间[3]86。这里一草一木都充溢着各自的生命之光，映射着神秘的气息。正如座落在康科德对面那岿然不动的老石屋，使得在外漂泊了多年的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终于定居下来，并在此度过了他认为一生最为快乐的几年，创造出来了一生最为轻松愉快的故事与传说，汇编成《古屋青苔》，在这里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真正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家可归的人”[4]。康科德无疑成了波斯顿文人墨客眼中的宇宙缩影，他们从中汲取其博大、辽阔和沉静，从而揭开大自然的神秘面纱，让一个个原始生态意象跃然眼前：高大的松树、清澈的湖畔、飞跃的松鼠、连绵的山峦、清新的空气，交融着纯粹的情感和动感，幻化为一种美的载体。梭罗更是紧紧地抓住了脚下这片土地的魂魄，通过它来感觉和透视外面的大世界，就像这里的树木，在能够参入苍穹之前，坚定地扎根在土壤中。“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是一个最理想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方能感悟生命的意义，尽享生命的欢乐。梭罗享受着与大自然，与生命本体融为一体的感觉，把一种精神生态寄托于山水之中，从自然的博大和沉静中求得宁静和满足，达到精神上的永恒。他通过直接与大自然(上帝)进行交流，在自然的神灵世界里漫游，从而为他和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共同倡导的超验主义思想搜寻积累养分，帮助沉迷在物质社会中追名逐利而丧失了精神家园的人抵御黑暗，重建生态的精神家园。

(二)新大陆上的印第安文化，为梭罗供给了无尽的思索的源泉和灵感

“如果说当第一批欧洲移民抵达新大陆时，那里已不再是一片纯粹的荒原的话，如果说当时那里已经有了些许历史痕迹的话，那便是印第安人的文化。在土著印第安人心目中，上苍为父，大地为母。”[5]32奥斯丁在作品《少雨的土地》的开篇中对土地的描述，一片缺水的、没有地界的地带。在地图上它被标作“沙漠”。可是印第安人给它起的名字更贴切——无界之地(the country of lost borders)。“印第安文学特别强调人类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和谐相处，其主要功能是协调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部落与部落)，人与神，人与自然，物质的人与精神的人之间的关系。印第安传统文学的另一个主题是对土地的崇敬和热爱。”[6]14而梭罗临终前不断喃喃所说的两个单词是：“麋鹿……印第安人。”[5]42可见印第安文化对他的影响是贯穿他一生的。“那印第安人在丛林中总能准确找到自己的路，他拥有的智慧是白人不能企及的，观察这种现象提升了我自己的能力及信仰。”[7]梭罗感叹这些印第安人呆在森林是多么自由，多么无拘无束。他们的生命是“生命中的生命”。这种直接的天然的亲昵，正是梭罗这样的超验主义者鼓吹的到原始生态环境里去寻找的神秘的狂喜(mystic ecstasy)，去感悟那崇高的启示(sublime inclination)。

(三)超验主义，铸就了梭罗的生态思想

超验主义是从1836年至1860年于新英格兰发起的一场文学、哲学以及艺术运动。超验主义者认为，人都有内在的神性，只有通过接触自然，才能使神性与人的天性相互融合，他们十分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立自助，摈弃传统，反对积金堆玉的生活，提倡席地幕天，远离尘嚣，以绝对自由的角度重新审视生活。爱默生的《自然》是这个主题的哲学理论，而梭罗的《瓦尔登湖》是对主题和理论的实践和验证。其实践性由3大元素构成：自然、超灵和个人的自立。个人只有在孤独的状态中自给自足，才可与“超灵”建立对话。“人人心中都存在着一种能使其心灵认知自然之美的东西，这种抽象的，无形的，存在于所有人的心灵之中的东西，爱默生称之为‘超灵’(Over-soul)，它是人心灵发展的最高阶段，而人只能通过直觉的自省，达到‘超灵’的沟通的境界。”[6]280只有逃离熙熙攘攘的尘世，回到人类初始的自然，与树为友，与鸟为邻，与湖为伴，才可邂逅“超灵”。只有身处于自给自足的孤独中，才可理解自然的本真之美，在独处中得到安宁，在安宁中修复能量。在人与宇宙最初始的关系里，认识最本真的自我，获取生活的真谛，找到一条值得更好生活的路。

超验主义认为世界和上帝同在一个统一体中。所谓“超验”就是一种“内在光明”的状态，即世间万物都具备“内在的神性”。每一个人的心灵同是整个世界的灵魂，潜藏着与生俱来的神性，人人都可通过归寻自然，在自然中建立一种“超验”，也就是一种与“超灵”对话的状态，发掘自己心中那份神性，取得与宇宙的连接，达到一种天地与人融为一体的和谐。这种融合的“一”，主导着梭罗等超验主义者的思考方向。《瓦尔登湖》记录了梭罗关于自然的哲学思考，显示了超前的生态意识，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8]。

(四)东方文化，在美国新大陆发生了交汇

据美国学者亚瑟·克里蒂斯(Arthur Christy)考证，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梭罗所引用的《四书》的内容出自法国汉学家颇节(G. Pauthier, 1801—1873)的法文版译本[9]。书中他就曾言出自己对东方哲学的饥渴：“碰巧我对印度人、中国人和波斯人的圣典比我最后涉猎的希伯来人的圣典更熟悉。拿这些圣经中的一部分让我看，你就能让我安静一阵子。”[2]63书里不难发现东方哲学所强调的宇宙的整体性、自然和人的和谐、人的整体型、伦理型和审美型的思维、直观的认识方式、冥想中的精神升华等观点，都渗透在梭罗的字里行间。他引用了《四书》中的10条儒家经典来阐述他的生活哲学：如《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表明他与儒家“自我完善”要求的共鸣，时刻的自省与自新；《论语·颜渊》中的“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来阐述他秉持的政治观。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曾经感叹过读梭罗作品带给他的亲近感[10]，东方文化或许是他与梭罗贴近彼此的微妙元素。作为超验主义的践行者，在东方“智者乐水”的牵引下落脚于湖畔小屋，用两年多的“隐居”生活来践行儒家修身养性，在休止的孤独时刻里，领悟宇宙给予的教诲。东方的“隐士”和西方的“勇士”在梭罗身上形成了一种和谐，并通过东方的哲学，来彰显他对超验主义理论的验证。

二 梭罗的自然生态观

大自然里没有相同的石头，每一个小水滴都有不同的形态，没有东西南北的概念，整个世界是一个浩瀚无边的宇宙，有的只是太多的可能。人类的视野永远不及自然的辽阔，人类只可通过一个局限的视角窥探大自然的无限。日出日落，物转星移，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在震撼着我们的每一条视觉神经。当钢筋水泥的社会把人与大自然隔开后，人类已完全失去创意的生活。只有重返大自然，才能真正认识什么是造型，什么是颜色。梭罗细腻的笔法勾勒出一条曲美和谐的河岸，他用文字精确衡量了瓦尔登湖的线条结构、色彩和形态，不同于人类那粗俗而劣质的艺术品：“那弯弯曲曲的湖岸，恰又给它做了最自然又最愉悦的边界线。不像斧头砍伐出一个林中空地，或露出了一片开垦了的田地的那种地方，这儿没有不美的或者不完整的感觉……这里看不到多少人类的双手留下的痕迹。水洗湖岸，正如一千年前。”[11]65这种自然生态观的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这些圣人们，如老子、庄子、陶渊明、华兹华斯、乃至梭罗，一向尊重过去，并保持那个“过去”最重要的因素，即它的精神生态传统。他们能够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声音；他们能够与天对话，说天的语言，谙熟天的迹象；他们的世界比高楼大厦、公园超市、轻轨高铁世界要大得多。梭罗其人不受任何幻想和习俗强加于人的各种价值观左右，而是在《瓦尔登湖》中让人们聆听到了大自然的教诲：在大自然中，人无疑有能力来管理和提升自己的生命。每个清晨他都接受了大自然愉快的邀请，开始一天的简单生活。蚊虫微弱的吟声都可以像荷马的安魂曲深深打动他，向他宣告世界的无穷无尽和生生不息。每一天都是新鲜的，都是重生的日子。大自然教育人类赶快觉醒，重新活过来，真正的好好生活一天。如它一般，寄托于每一个神圣的黎明，肩负起更加崇高的使命。让微风拂去心灵的尘埃，让阳光消散生命的阴霾，让树木给予慷慨的怀抱。每一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在尊重自然，同世界和谐与共的同时，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卡森(Rachel Carson, 1907—1964)曾在《寂静的春天》里告诫：“自然界支撑所有的生命，如若我们对它的和谐统一漠不关心，我们的后代是不会原谅我们的。”[12]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的“敬畏生命”理论也把“尊重自然”作为构筑伦理学的一条终极道德意念：“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了联系。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伤害它们，在危难中救助它们。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13]8自然之子梭罗也诚恳地呼吁，必须学会保持清醒，但不能用机械的方法，而应寄托无穷的期望于黎明，那样即便在最深的沉睡中，黎明也不会抛弃我们。此外，《瓦尔登湖》呼唤着一种和谐的自然与人的相处：如果人类能够拥有无限的视野，检视水与土的关系，土与树的关系，树与石头的关系，石头与天的关系，就不难发现，整个生态呈现出的是一个完全和谐的状态。美在大自然中随处可见。“与漫长的地质时期相比，人类存在的时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人类只是在大约几百万年前才出现。谁曾料到，这种直立行走、不再生活在树上的生物，将来某一天会拥有改变地球自然环境本质的能力——拥有对地球大量物种生杀予夺的大权呢？”[14]在令人敬畏的壮美风景中，人处于无足轻重的位置。自然才是永恒。20世纪自然文学作家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 1927—1989)面对无人烟的沙漠，慨叹人有生有死，文明有兴有衰，唯有大地永存。人类虽微不足道，却是破坏生态和谐的头等要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称号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不但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性，还赋予了人在自然面前的优越感。对此梭罗只有无奈地哀惋道：“自从我离开这湖岸之后，砍伐木材的人竟大砍大伐起来了。从此要有许多年不可能在林间甬道上徜徉了，不可能从这样的森林中遇见湖水了。我的缪斯女神如果沉默了，她是情有可原的。森林已被砍伐，怎能希望鸣禽歌唱？”[11]170

梭罗则是把田园道德论发展为近代生态哲学的最主要的人[3]101。用自然最为接近的意象探讨与之最为淳朴、最为直接的接触，这是一种对绿色的呼唤。人类知道到自己在过生活，却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地球上生活。一旦离开了自然的沃土，一旦切断了与自然的联系，精神世界就会枯萎。不断加速发展的都市化、工业化已割断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人也已沦为了机器的附属。快速的生活节奏及生存竞争使人灵魂颓丧，意志消沉。曾几何时，当人们回首观望自然，亲近大地，才发现这是久违了的朋友和阔别多时的亲人，这才渴望回到它怀抱，来寻找安宁，净化灵魂。人与自然不应是一种“征服”关系，也不是一种“奴役”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关系和“相连”关系。人应当用比较高的维度，来审视此刻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只有以一种完全脱离自己身份的方式去和自然相处，才可以有和谐。良性和谐的社会发展是社会生态的核心。自然和社会、入世还是出世、韬光养晦还是大放异彩其实可以被看作是月亮的黑暗和光明，不可分又互补，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之源，总会找到合适之渠，流向建立和谐之路的。面对现实的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梭罗的超验主义观反映出了一种解脱自在的精神。从中，我们看到了梭罗对当时的美国乃至当今世界社会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担忧，担忧之余，他提出了他的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主张。

三 社会生态观体现

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短暂生活代表了一种追求完美的原生态生活方式,表达了一个对当代人很有吸引力、也很实用的理想[15]。“在瓦尔登湖的那段时间里，他摒弃了社会的态度，如因反对美墨战争而拒绝纳税，并坐了一夜监狱的那类事件，无疑是对当时社会安逸生活方式的挑战。”[3]85梭罗选择在瓦尔登湖湖畔离群索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与社会体系和社会制度抗争的生态观。大自然赋予了每一个人独立存在、独立思考和独立行事的权力，约束人类的只能是人类的道德良心，而不是任何强制的机构或法律。梭罗要求政府“为国以仁，为政以德”，要求公民要“自立、自重”，因为“唯一的真正的美国应该是这样一个国家，你可以自由地过一种生活……在这个国土上，并不需要你付一笔间接或直接的因为这一类事情而付的额外费用。”[3]182他的思想带有美化自然的价值判断色彩，其自然中心主义意涵未能充分重视人类发展的可完善性及欲求合理性，他对美好生活的思考与实践具有个人精英主义色彩，他倡导的消极抵抗策略在推动政治与社会变革方面效力有限[16]。

2600年前，中国的老子说过，我们的身体是由无数通过精神而彼此相连的微粒构成的。在这个功利社会里，成功要靠交际来维系，而不是靠智慧。热热闹闹的宴席只是廉价短促拥挤的社交。难怪这个世界上充斥着那么多双厌世空洞的双眼，那么多心理疾病。梭罗也早早地洞察了社会交际的本质：无论两条腿怎样努力也不能使两颗心灵更加接近。人与人之间似乎忘记了“温柔”，尊重个体，欣赏对方的个性，花时间互相了解，珍惜人与人交往之间所激起的涟漪。

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说过，人类的未来在于每个人能在何种程度上退而自处，发现自己的内心奥秘，并从中发掘出最美好的东西来帮助他人[17]218。纵观古今，智者大多数都是离群索居之士，流传至今的智慧也都是存在于独步行走于山间，与鸟兽对话，隐退洞穴中，认识自己所悟出的道理。只有能够自处的人，才能够与他人相处。只有不断深入认识自己，才能够发现别人身上的价值。自处是一种天赐的人际礼物，是自我提升、处理重要问题和进行卓有成效工作的基本条件。自处是为了能更好地与他人相处。这也是梭罗退隐瓦尔登湖的原因——将独处体会到的生活的崇高和卑微公布于世。

全球每天有十亿人食不果腹，也有十亿人在狼吞虎咽来满足口腹的贪欲，而后花重金去削脂减肥。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在于人对待资源的错误态度。梭罗也给出了解决贫富差距的唯一方法，那就是简单生活。无论待人还是待物，都应呈现出一种能量的均衡流动，推进生长。这样才不至陷入种种物欲之中，使人性失去其归宿而渐至泯灭。早在两百多年前，这位先知就不无讽刺地叩问这个社会：为什么看起来生活节奏很快，但事实上人们却慢得要命呢？为什么一天要吃三顿饭？如果可以一顿就够了。过一种简单简单再简单的生活吧，把时光用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地平线的美景上吧！像中国的圣人那样，正心修德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个快速发展的物欲社会摧毁了文明、和谐发展的社会生态，使人的肉体和精神不能相向而行。梭罗，像一只黎明时站在栖木上的金鸡那样，唤醒噩噩浑浑的邻人。那是一种内心的满足和精神的辉煌，我们可以直接面对在城市喧闹中被遮蔽的人生的真实，思考在城市的紧张忙乱中无暇顾及的“人生最本质的问题”，人的生命才能获得真正意义和欢乐，从而找到做人的基础和定力。

四 精神生态观体现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写到他希图重建精神家园的缘由：“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以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11]79

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梭罗那专注而严肃的200万字日记，足以证明他是严谨而认真地度过这十年的。字字句句凝聚了他对超越自我和净化灵魂的渴求和践行。他鄙视那些穷得只剩下钱的人。他高高捧起他纯净且高贵的灵魂，像是一个清醒的人审视着一群东倒西歪的酒鬼，告诉他们什么是美，什么是永恒，什么是生活的意义。他在挖掘完整的人生，具体在两个方面：

(一)奉行极简的生活

绿色生活方式的本质是最大程度地尊重生态平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18]。《瓦尔登湖》充分体现了人的发展不只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而是精神世界的不断充实,是人格的不断提升,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谐[19]。梭罗高瞻地通过对繁华世界的摈弃，传达了人应该过更为本色本性的生活，即拒绝奢华的简单生活，它更接近人的生活本性、自然本性。他以敏锐的触角将笔端伸向了鲜有人迹的崇山峻岭，与苍松，虫鸟为伴，以蓝天、嵯峨的岩石群山，逶迤沉郁肃穆的山涧溪谷为墙，为的是体味过一种以自然为邻，生活在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他每天忠实奉行着朝圣仪式和简单生活的原则，日复一日，直至这种生活化作他骨子里的血水。严控食量，黎明即起，冷水冲浴，忍受某些艰难。透过这些细微之处所作出的努力，培育他敏锐细腻的感官。每个半明半晦、寂静安宁的清晨，庄重而严格的重生仪式都在净化着他的灵魂。

正如他要拿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诗句来做自己的陋室铭一样：“最高贵的心灵，最能知足自满。”[11]125不接受物质生活给予的奴役，他以极简的生活来反抗这个物欲纵横的世界。这种通彻而深入骨髓的智慧，靠的是极简的真实生活的修行，也被诸多圣人贤者推崇。如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悟道：“我把简单当作生命中的统一原则。我下决心只保留最低限度的物品。在这种苦行和斯巴达式做法的某个角落中藏着某种赐福，我将冥思苦想，直到这种赐福变成我自己的。”[17]9当身体和心灵上的一切都被抛弃净尽，如同身处虚空再无任何牵绊；当无物我交融，如同取得最高形式的超脱：即可在所有侵蚀身心的混乱浪潮里留有一颗赤子之心。

(二)追求更高的生活法则

正如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在《我心赤裸》中所说的两种渴望：“在一切时代的所有人身上，都存在着两种渴望，一种渴望朝着上帝，另一种朝着撒旦。或者说，笃信精神性，乃是一种上台阶的欲望；而信撒旦，或者说，笃信动物性，乃是一种下台阶的快活。”[20]由人猿演化而来的人类，同时具备了两种性质的生命：“人性”与“兽性”。这两股力量无时无刻不在斗争，关键就在于人体里的“人性”能不能比“兽性”多。提倡素食是梭罗更高的生活法则中一条渠道，他认为食用肉类是不洁净的，会损害他的“更高级的、诗意的官能”。这不失为他克制自己“兽性”的一条法则。

最高的生活法则是什么？是善。“我们的整个生命都是惊人地精神性的。善恶之间，从无一瞬休战。善是唯一的授权，永不失败”[11]193。“纯洁自己的人，什么也夺不了他的理想。他在内心中体验到真和善的理想力量”[13]61。野蛮的兽性只能靠实践一种新的刻苦生活，让精神和意志去解救肉体，直至兽性慢慢消弭，人性的尊严才将日益彰显。

五 梭罗生态思想的启示

梭罗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欣赏自然、赞美自然，并且毫不气馁地攻击腐朽的文化生态，嫉恶人类把自己和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搞得丑恶。在《散步》(Walking)中，他提出了影响世界的生态理念：“荒野是世界的保留地(In 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21]荒野是什么？是最赤裸最本真的自我、自然与社会三者的统一体。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存状态，人类和万物都处于和谐中。梭罗是要呼吁人类回到自己最开始的地方，回到生命的真理里，那里拥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拾回一颗赤子之心，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在这个就要爆炸开来的地球里，请在自己的心里留一块荒野，一块不会崩塌的地方；请在社会留一块荒野，一块不会淹没的地方；请在自然中留一块荒野，一块能创造的地方。

正如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向客人介绍书房只是他的储物室，而他的书房是户外的大自然一样，梭罗的生态哲学都是在一步步地漫步于自然中得到的启示。所有珍宝和真理在大自然里面都有，而人类需要拉开做的只是帷幕，迈开脚步而已。梭罗的《瓦尔登湖》对生态危机提出了前瞻性的警告，不仅呼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还探寻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通过对《瓦尔登湖》中体现出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解读，我们将其生态人文主义精神作为参照，在以健康的社会生态推动自然生态重建的同时，赋予人性以人类生命的绿色。这本1854年就问世了的书，在当时备受冷落和讥评。哪怕在今天，作为一部名著还仍显寂寞难当，但我们相信，喜欢它的，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有思想的人，孤独寂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