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珊珊

(浙江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上海 200062)

一、问题的提出

“集体记忆”的概念源于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1](P前言)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同学者逐渐关注到了记忆的个体性、社会性与习惯性诸方面特征，并将视角引向其对于民族国家构建的作用。不同于多数西方国家，在我国，多民族长时期“你中有我”的大杂居、小聚居状态，使民族记忆的呈现更为多姿多彩，也具有更为独特的内涵与价值。诚如本-阿夫纳所言：“民族记忆属于莫里斯·哈布瓦赫所研究的集体记忆，却比其他所有的记忆都更广泛，因为它跨越了社会、种族、地理三种界限。”[1](P1)那么，在五方杂处的文化生境中，一个民族如何处理与他者文化的关系，呈现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面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民族记忆又如何在因时而变的同时找准本民族的文化定位？笔者将目光聚焦于丝绸之路西北段的撒拉族，并试图通过对于其标志性文化[2]——骆驼泉传说呈现方式的具体考察，缕析其民族记忆层累构造的不同层面。

撒拉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伊斯兰民族，主要居住在毗邻甘肃、青海二省的黄河两岸。以甘肃积石山为中心，撒拉族形成了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华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1](P29)为主的三个聚居地。数百年来，撒拉族在与青海回、藏、汉各民族的不断碰撞与交流中，在丝绸之路沿线文化的共同影响下，逐渐形成和巩固着自身的民族特性。根据学者的考证，撒拉族源自于西突厥的乌古斯部[3](P273)，是“从撒马尔罕移来之撒拉突厥人”[4](P13)。他们在经历漫长的迁徙之后，最终于13世纪定居于今青海循化一带。

骆驼泉传说所讲述的，便是撒拉族先民从中亚一路跋涉，最终定居青海的迁徙过程。传说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撒鲁尔部落的阿訇尕拉莽被撒马尔罕王国诬陷为偷牛贼，在真主的默佑下，尕拉莽的冤情得以昭雪；其二，为躲避进一步的迫害，尕拉莽带领18名族人走上了东迁之路，他们用骆驼驼上《古兰经》、一碗水、一碗土，一路向东跋涉，并在甘肃甘家滩与阿赫莽的队伍相遇；其三，阿赫莽、尕拉莽一行行至积石山附近，发现所骑的骆驼在循化的泉水边化为白石，且此地的水、土重量与故乡刚好相等，便在此定居繁衍，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逐渐形成如今的撒拉族。[5]

骆驼泉传说沿丝绸之路东来，并在青海循化落地生根。无论是作为撒拉族的维系要素，还是作为丝路文化的构成环节，骆驼泉传说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下，笔者便从地理上的骆驼泉、传说里的骆驼泉和婚礼中的骆驼舞三个维度进行考察，以期对沿着丝绸之路行走的骆驼泉传说作动态、宏观的把握，揭示撒拉族骆驼泉传说在丝路民众传统与生活中的作用。

二、地理上的骆驼泉：撒拉族维系的地域标识

骆驼泉坐落于青海省循化县的街子之上，被称为撒拉族人的“脉息”“根子地”。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中间[6](P1～14)，属于农业文明与藏区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东迁而来的撒拉族先民最早便定居于循化县中东部的街子一带。骆驼泉位于街子清真寺右侧的中心地带，是一方自然形成的泉水。水池中央原有一方白色的骆驼石，相传是东迁而来的骆驼所化。正是依靠这一方泉水，撒拉族先民在循化繁衍生息。坐落于循化街子中央这一空间上的“根子地”，骆驼泉也成为撒拉族的标志性文化。对于撒拉族人而言，地理上的骆驼泉不仅联系着撒拉族族源与过往，影响着撒拉族人的日常生活，更是维系撒拉族族人情感的纽带、认同的标识。

撒拉族对于骆驼泉的情感，首先从他们长途跋涉的东迁过程开始。他们自撒马尔罕出发，先经过天山北路、吐鲁番，进嘉峪关，经肃州、甘州、凉州，从凉州东北行到宁夏。再东南行到了秦州(天水)，折而西返，到伏羌(甘谷)，又到洮州(临潭)、黑错(合作)，经拉卜楞，进入夏河县甘家滩，与阿赫莽相遇，最终行至循化。[7]

撒拉族先民的迁徙与生活，为居于丝路一隅的物理空间——循化骆驼泉赋予了更多社会文化意义。地理上的骆驼泉可以细分为具有象征意味的骆驼和实际存在的泉水两个构成部分。骆驼是彼时撒拉族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在骆驼泉传说中，骆驼伴随着撒拉族先民跋山涉水，在精疲力竭之际，以其肉身化为灵石，指引撒拉族人找到赖以生存的泉水。因而，骆驼是撒拉族人生活的侣伴，更是撒拉族文化中的祥瑞之兽。以“骆驼”为名的泉水成为撒拉族先民生存的基础。水是先民生存的必需品，伴随骆铃携带的水源，支撑着撒拉族先民克服艰难险阻来到循化；源源不绝的骆驼泉水，更成为撒拉族先民生存的基础。定居循化之后，撒拉族人围绕骆驼泉炊饮、洗浴，生活方式逐渐从游牧转为农牧定居，人口规模不断壮大。

撒拉族人对于骆驼泉的情感从历史延续到生活，成为凝聚撒拉族人的文化纽带。撒拉族人定居循化之后，在骆驼泉畔生活、繁衍，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贸易者。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撒拉族归附明朝，循化也一举成为明王朝与西域茶马互市的重要关口。对于农区、牧区两种文化的熟悉，加之地域和语言优势，使彼时的撒拉族人很快成为茶马互市的主要力量。以循化为中心，撒拉族人往东进口茶叶和百货，兜售马匹和畜牧产品；往西则贩卖农区的土特产品，进口马匹、毛布等物，促进了中原、中亚经济的共同发展。

从迁徙、定居到从事丝路商贸，长期的历史衍化中，循化街子始终是撒拉族人聚居的中心。骆驼泉被认为是维系撒拉族生活的“原水”、生命的“脉息”[4](P7)，凝聚起撒拉族人的向心力。一代代撒拉族人正是在骆驼泉的滋养下生息壮大，走向四方。

三、传说里的骆驼泉：撒拉族模塑的历史印记

作为文化景观和历史风物的循化骆驼泉，又与撒拉族世代相传的骆驼泉传说叙事相联系。

传说作为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其加工方式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历史的，是民众对过去历史的一种处理方法[8]。骆驼泉传说便是围绕撒拉族先民东迁的过程展开，细描族人迁徙的原因、长途跋涉和定居循化的经历，以传奇的情节、传说的叙事呈现撒拉族得以形成与维系的过程。而我们据此来获知的事件虽不尽真实，其反映的时代内容却是彼时民众的切身体会，也可称其为民众世代累加的“心灵史”。因此，我们而今探究骆驼泉传说，便“不只限于那些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特别是当时社会人群的认同与区分体系”[9]。以下，笔者便通过对骆驼泉传说主要情节的解析，追寻东迁的撒鲁尔先民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在多元并包的民族关系中，逐渐构建自身主体性，最终成就撒拉族族群的具体过程。

(一)关于撒拉族族源的记忆

关于撒拉族族源的内容，在骆驼泉传说中是这样表述的：撒拉族先民东迁的原因在于撒马尔罕国王对于阿訇尕拉莽偷牛案的诬陷，虽然最终冤案告破，但是，为了免于再次受到国王的迫害，尕拉莽开始率领18名族人东迁。根据历史考证，撒拉族的东迁实则与13世纪蒙古军西征致使东西大动脉大开造成的民族大迁徙有关。[10]传说“偷牛冤案”的叙述显然与历史真实不符。

反本溯源，我们应当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联系公元10世纪末期以来，中亚乌古斯游牧部落因争夺土地而长期迁徙、战乱不定的社会背景。[4](P34)面对长期的战乱，撒拉族先民在中亚得不到生活的安宁。传说中“偷牛冤案”与“国王迫害”的情节叙事，未尝不是撒拉族先民面对战乱纷争的一种选择性记忆与委婉修辞。

(二)关于撒拉族迁徙过程的记忆

关于撒拉族先民迁徙的过程，在骆驼泉传说中占据着重要篇幅。

首先，传说叙述尕拉莽一行18人“牵着一峰骆驼，驮上《古兰经》、一碗土、一碗水，一把做种的红青稞和白麦子”[4](P22)，朝东方行进。在这里，骆驼与红青稞、白麦子的种子是族人交通与物质生活的必需品，而《古兰经》与故乡的水、土则具有强烈的文化象征意味，直指撒拉族先民的原初身份与信仰。骆驼泉传说被反复传颂的过程，亦是对撒拉族人身份本源追溯与强调的过程。

东迁的途中，撒拉族先民穿过冰海雪谷，躲过撒马尔罕的追兵，并在甘肃甘家滩与阿赫莽的队伍相遇，最终同来循化。这些叙述进一步巩固着撒拉族人对于自身民族身份的认知，对于伊斯兰信仰的坚守。

譬如，传说中有如下一段情节：

撒拉族先民迁徙途中迷路于冰海雪谷，又逢国王的追兵前来，进退维谷之际，尕拉莽通过向胡大祷告终于渡过险境。[6](P10)

该段情节看似离奇，实则是对于撒拉族先民迁徙途中所遇困难的集中展示。族人正是凭借虔诚的信仰、坚定的信念，克服各种人为与自然的险境，终而找到适宜生存的家园。

同时，传说对迁徙的过程叙述也时时流露出族人对于故土的依恋与不舍。传说叙述，族人在东迁途中曾经找到过一片水草丰茂的土地，后来发现此地仍属于撒马尔罕，只好作罢。这时，领头人尕拉莽郑重向大家说道：“大家要明白，我们此次远行，并非撒马尔罕地方不佳，绝对不是，胡大造化的任何一块土地，都是很美丽的。我们骨肉分离是为了躲避妖魔鬼怪的侵袭和虎豹豺狼的吞噬，才去寻找一块从事我们伟大事业的安宁的乐土啊！咱们快走吧。”[6](P11)借助具体场景的呈现，传说将先民东迁所面临的境况和他们对于撒马尔罕故土的深情传达给受众。

(三)关于撒拉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记忆

骆驼泉传说的文本显示，撒拉族定居循化的时间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6](P10)，有的文本甚至具体到“五月十三日”[11](P6)这一天。事实上，根据学者对于现有资料的考证，撒拉族定居循化的时间远早于明代，应当在13世纪前半叶蒙古帝国时期[12](P289)；“明洪武三年”则是撒拉族世系达鲁花赤韩宝归附明朝的时间[4](P32～34)。在骆驼泉传说中，定居时间节点的确定，起着承上启下、连结叙事情节的重要作用。“明洪武三年五月十三日”这一定居时间的确立，既体现着明代国家政治对于当时撒拉族人生活、发展的重要影响，又彰显着撒拉族历来对于中华民族之多元一体民族国家格局的认同感与向心力。在这一向心力的指引之下，撒拉族一直与汉族及丝路各民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在丝路的经贸往来、文明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此同时，生活在多民族杂居、各民族往来频繁的环境当中，撒拉族也一直与循化一带的蒙、藏、回各民族保持着密切交流。传说叙述，阿赫莽的队伍在路经青海市贵德县内的元珠沟时，有12名族人因疲惫至极而掉了队，后来逐渐蜕变为藏族。这十二族系的后裔至今仍与撒拉族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称撒拉人为‘夏尼’(本家)，而不称‘许乎’(乡亲)。清光绪年间，元珠沟藏胞派代表到循化街子，喝过骆驼泉的水，拜过尕拉莽的墓，认过祖先，认过同宗”[4](P29)。其中一些传说文本还记载，撒拉族先民来到循化时，“世代居住这里的藏族朋友，再三挽留勇敢善良的阿赫莽和他的族人们留下来。蒙古族牧民兄弟更是胸怀大度，情愿以丰美的水草相让，而自己却赶着牲畜，迁往青海湖边放牧”[13](P38)，足见几个兄弟民族关系之密切。

作为外来民族，撒拉族先民在循化的生活离不开当地民众的扶助。骆驼泉传说对于其他民族慷慨、友好形象的刻画，既反映了撒拉族先民在循化受到各民族同胞帮助的历史真实，也提醒着一代代撒拉族人要与各兄弟民族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骆驼泉传说记述的不仅是一个关于历史风物的传奇，更是撒拉族人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追思：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何以存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以艺术的形式蕴藏在骆驼泉传说的情节单元之中，成为撒拉族世代生存的依据、行为的规则。而族群认同感的建立，正是以个体生命对于过去的集体追忆为基础的。诚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言，“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14](P517)基于骆驼泉传说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知，撒拉族人能够相隔杳渺的时间、浩瀚的空间而不减对故土的深情，对兄弟民族的亲切。同时，集体性的历史记忆具有“累积性和持续性”[15](P82)的特点，通过骆驼泉传说的世代传承，撒拉族民族身份的由来、撒拉族与其他民族的互助关系，既被族人世代记忆，又被持续践行。历史上的撒拉族人便一直与撒马尔罕保持着联系(1)苏联专家捷尼舍夫记载，20世纪50年代的撒拉族老人都熟悉从撒马尔罕迁徙的故事。当时循化街子有位86岁的撒拉族老人回忆，小时候他父亲去朝觐时路过撒马尔罕，当地人还记得中国撒拉族。其中一人还说，当撒马尔罕一个水井的水位上升至井口时，撒拉族人将返回故地。参见Efim Rezvan：Between Turkstan and Tibet:the Solars,Saint-Petersburg，2010年版，第235页，转引自马伟《丝绸之路上的撒拉族与土库曼人》，《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当下，对于撒拉族族源的记忆又指引着一代代撒拉族人丹心如故地行走在如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以中国丝路使者的身份与中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进行文化交流。

四、婚礼上的骆驼舞：代际传递中的报本思源

骆驼舞又称“骆驼戏”，撒拉族语称“对委奥依纳”，是撒拉族婚礼中对于骆驼泉传说的具象演绎，也是骆驼泉传说传承的重要环节。

撒拉族骆驼舞一般在新婚之夜男方家的庭院里举行。参加婚礼的亲友们围坐一圈观看表演，参与互动，婚礼的气氛在此达到高潮。骆驼舞的演出队伍通常由4名撒拉族男子组成：一人扮成循化当地居民，类似于蒙古人打扮；一人扮演远道而来的撒拉族阿訇；另外两人反穿皮袄，装作骆驼，扛着《古兰经》边舞边唱[15](P46)，以歌舞的形式演绎撒拉族先民定居循化的传说过程。

骆驼舞的表演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其一，阿訇牵骆驼绕场一周，表现东迁的艰辛；其二，蒙古人上场，与阿訇用撒拉语对唱，以边舞边唱的形式叙述东迁的艰苦旅程；其三，阿訇拉骆驼不起，主人端上宴饮食品，骆驼的扮演者将事先准备好的核桃撒向人群，表演到达高潮。[16]骆驼舞表演的具体过程，也是撒拉族人对本民族记忆充分展现、不断强化的过程。

《古兰经》与骆驼作为撒拉族民族身份的象征，在骆驼舞中承担着主要的仪式性功能：《古兰经》是撒拉族人信仰的凭据，包含着撒拉族人深层的心理期冀；骆驼带领撒拉族人找到家园，也成为骆驼舞的主要表现对象。在骆驼舞表演中，骆驼既是撒拉族先民迁徙的侣伴、幸运的使者，更是每一场撒拉族婚礼的重要见证者。

在阿訇与当地蒙古人对唱的过程中，二人每唱完一段，就要绕场一周，或是走到场上一角，或是走到场中央，展现先民们走过的不同路线和地域。[16]骆驼舞的唱词夹叙夹议，前来参加婚礼的撒拉族人也随着情节的起伏时悲时喜，并参与对答，场面十分热烈。[16]

婚姻的缔结既是个体建立家庭的关键步骤，也是撒拉族族群传延的基础。而婚礼作为撒拉族每个人必经的，个体生命从原生家庭进入新生家庭的过渡仪式，对于置身其中的每一生命个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作为撒拉族婚礼中兼具仪式性与娱乐性的行为过程，骆驼舞将族人充满艰辛的记忆转化为仪式的符码，轻快活泼、潜移默化地植入年轻一代的心田。另一方面，婚礼上骆驼舞的展演又与撒拉族日常生活中骆驼泉传说叙事相互渗透，为抽象、宏达的叙事披上了具象、活态表达的外衣，将骆驼泉传说置于一个生生不息的传承过程之中。

通过骆驼舞的反复上演，传统婚礼将个体生命与撒拉族族群整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代代撒拉族人的心中滋养出源源不绝的“骆驼泉”。撒拉族年轻一代便是在这样温馨、融洽的文化氛围中，将民族特性融入身心，又携带着这些特性在丝路沿线走南闯北、无畏无惧。

五、结语

骆驼泉传说随西来的驼铃走进循化，又在撒拉族先民与各民族的不断交流中，在撒拉族沿着丝路不断行走的过程中逐渐丰满。它承载着撒拉族的族源与过往，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上各民族、各国民众互相扶助、共谋发展的历史传奇。在不断回望的过程中，过去的历史会“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弱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17]。撒拉族人通过传说诉说、演述自己民族对过往的记忆，其目的指向的正是他们当下的生活：溯本思源，寻找潜藏在具象传说中的终极关怀，为的是寻找撒拉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话的可能性，解答撒拉族人如何更好地适应当下生活的问题。因此，我们今日重读骆驼泉，不仅是在重温撒拉族的历史过往，同时也在析读撒拉族人历经磨难仍不改乐观，历经艰险仍心怀善意的人生态度，以及撒拉族与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尊重、互相扶持的包容情怀。这是骆驼泉留给撒拉族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构成部分、人类心灵共通的宝贵体验。

当下，面对国家非遗保护工作和“一带一路”战略兴起的新形势，撒拉族人对于骆驼泉的记忆与情感再一次被激活。传统的骆驼舞被撒拉族文化人挖掘并改编成具有现代意义的集体舞，受到丝路沿线各民族的共同喜爱；撒拉族许多地区的店铺门面上也相继贴出了白骆驼的图像。[15](P91)记忆通过不断重构，能够让一个历史传说“符合当代人关于过去的共同的心智习惯和表征类型”[16]。骆驼泉传说成型于撒拉族与多边的民族、国家互动关系之中，面对新的时代际遇，它仍以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积极回应着撒拉族人的当下生活，在新的时代际遇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