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英

北京琉璃厂古文化街

琉璃厂古文化街，京城著名古玩字画和文房四宝集散地，荣宝斋是这条响当当的街道里一块响当当的招牌，素有“民间故宫”之美誉;在西街，荣宝斋大厦、荣宝拍卖大厦、荣宝斋美术馆、荣宝斋典当、荣宝斋礼品店等排了一溜儿。

紧挨荣宝斋大厦西侧，是一栋两层古典范的小楼“木版水印工艺坊”（以下简称工艺坊）。推门而入，里面满满陈列着齐白石、徐悲鸿、黄永玉等书画大家的作品，但仔细一看，咦，许多标价只有几千甚至几百元？

大厅里有一处现场展示技艺加体验的工作台，一身利落打扮的高文英就站在那里，细心为客人示范、讲解这门技艺的流程与特点。

木版水印是首批国家级非遗，荣宝斋是这项技艺的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拥有4位国家级传承人和1位北京市级传承人，高文英是国家级传承人之一。

但当下，高文英觉得，若以纯市场的标准来看，这门技艺遇到了一些困难。

新调任的业务负责人张建平则在思考如何重新谋划、布局：“想生存、要利润，就得向市场主动出击。”

千年技藝，百年传承

木版水印工艺坊设立并开放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这既是荣宝斋的一处门市所在，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的一扇窗口。奥运会开幕时，许多政府官员、国际友人纷纷来此观摩，无不赞叹这一有着千年深厚底蕴的非遗技艺。

木版水印在明代“饾版、拱花”套印技艺上继承发展而来，其基础是始于唐代的雕版印刷术，有印刷业“活化石”之称。它集绘画、雕刻、印刷于一体，用这种方法印制出来的中国画酷似原作，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齐白石曾在自己创作的《虾》和木版水印复制品前打量许久，最后摇头：“这个……我还真看不出来。”

绢本手卷《韩熙载夜宴图》被公认为木版水印巅峰之作，荣宝斋为复制此画，历时8年之久，使用了与原件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贵颜色，刻版1667套，套印6000多次，印制成品35件，被故宫博物院定为“次真迹一等”并收藏。

在几代技师的努力下，荣宝斋复制了大量国宝级的国画作品，既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原作，亦拉近了百姓与国画艺术的距离。在工艺坊，你可以花380元买一幅小尺寸的郑板桥《兰竹争妍》，4000元买一幅中尺寸的于非闇《牡丹》，12800元买一幅大尺寸的白雪石《千峰竞秀》。而于非闇的《牡丹》系列原作近年来的拍卖价动辄数百万元。

高文英曾多次面对这样的提问：“你们把这门技艺在公共场所展示，不怕把秘密泄露了吗？”

她回答：“不怕。首先咱这定位是传统文化的展示，荣宝斋是国企，对于传承和弘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荣宝斋前身是始创于康熙年间的南纸店“松竹斋”，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木版水印业务始自光绪年间（1896年）设立的印制工坊“帖套作”。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改制为国企，现隶属于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早在20世纪50年代，荣宝斋木版水印就在德国获得莱比锡国际金奖，为祖国赢得巨大荣誉。1956年国画名作《簪花仕女图》复制成功，周总理将第一件作为国礼送给了当时的缅甸总理吴努。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以及法兰克福、纽约、伦敦等大型国际书展上，都能看到荣宝斋木版水印的身影，引发惊叹之声，让世界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木版水印技艺的三道工序：勾描分色

木版水印技艺的三道工序：刻制印版

木版水印技艺的三道工序：套色印刷

历史上，其传承曾命悬一线。在上世纪30年代内外交困的动荡年代，当时鲁迅给日本友人的信中，谈及北京的木版水印时，“雕工、印工现在只剩下三四人，大都限于可怜的境遇中，这班人一死，这套技术也就完了。”

危难之际，郑振铎和鲁迅伸出抢救之手。郑振铎跑遍北京城，搜集到500多幅木版水印信笺（注：即信纸）的画样，鲁迅亲自选定320幅，交给荣宝斋印制，即为《北平笺谱》。之后鲁迅又极力向国外推荐，并将成品寄往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的博物馆，令这门传统技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免遭覆灭。

得想办法创新手段

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首批国家级非遗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宣传、普及、继承、弘扬这门技艺是荣宝斋责无旁贷的义务。但就企业和市场属性而言，当下木版水印制作的高成本和市场相对小众的现状，亦令它的发展处于某种尴尬境地。

在荣宝斋4楼的办公室里，谈及市场现状和未来拓展，张建平几次感叹：“得想办法创新手段才行哪！”

不久前，他从荣宝斋出版社总编辑的岗位上调任木版水印业务板块的负责人，一直在思考如何为其注入新的活力。

木版水印是荣宝斋的核心业务之一，在各门市统一使用的购物袋上，印制的经营业务有6句话，第二句就是“木版水印 古今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