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勇 张彩云 苏丹妮

摘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是绿色发展的重要表征，而协同推进绿色发展要求各区域的脱钩状态趋向收敛。基于Tapio脱钩弹性系数理论，从空间视角分析经济增长与工业SO，排放污染脱钩状态，并采用空间动态系统GMM模型对区域间脱钩状态的空间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2004-2016年全国272个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增长与工业SO，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不稳定，总体上呈现出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交替的特征;（2）七大区域脱钩状态在空间上呈区内趋同但区际趋异的“俱乐部收敛”特征;（3）收敛状态及速度受竞争效应的正向影响，而溢出效应对收敛状态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Tapio脱钩弹性系数;俱乐部收敛;空间关联;空间动态系统GMM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0）05-0096-013

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欧美发达国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等手段逐步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相对脱钩。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非凡成绩，却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随着“两控区”、排污权交易、“环保垂改”等一系列环保措施的纵深推进，环境污染问题有所好转。据《中国空气质量改善报告（2013-2018年）》数据显示，首批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的SO：平均浓度下降了68%。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一”，强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基于此，若能在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同时，找出一条助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绝对脱钩之路，将对中国环境问题的阐释有启发，并对绿色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现实启示。為此，本研究借助Tapio脱钩理论测度七大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状态，并以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为基础，剖析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在时间上的收敛特征及空间上的关联特征。从学理价值上来看，有助于梳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从“挂钩”到“脱钩”的演进脉络，并深入剖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空间演化特征;从实践价值来看，通过对区域脱钩非均衡发展状态的实证分析与准确定位，有助于为各区域有效落实并协同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提供若干政策启示。

一、文献综述

（一）脱钩的概念、定量测算及其判定标准的研究

此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一国或地区是否脱钩以及脱钩程度的分析与比较。OECD最早赋予脱钩以经济学含义，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是否同步变化的关联。为使脱钩便于量化，OECD采用“驱动力一状态一响应”（Drivingforces-State-Re-sponse，DSR）分析法构建了脱钩指数模型，其数值由末期的环境压力与经济驱动力之比除以基期的环境压力与经济驱动力之比而得。OECD脱钩指数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诸多学者的广泛应用。比如，Sauer和Madr针对捷克的空气污染数据，勾画了人均收入水平与大气污染之间的脱钩曲线，结果显示捷克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EKC的拐点，此时人均收入与空气污染排放之间亦开始表现出脱钩的趋势。再比如，Gupta运用“驱动力一压力一状态一影响一响应”（Drivingfbl*ces-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DPSIR）方法探究了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向着脱钩方向发展的情况，结果显示OECD国家表现为相对脱钩状态多于绝对脱钩状态的特征，据此，他认为OECD国家仍然面临着不小的环境压力。尽管OECD脱钩指数理论为我们初步判断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是否同步变化的关系提供可行的测度方式，然而，该指数却因为基期选择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因此在判断区域脱钩状态及其发展特征时具有较大缺陷。Tapio（2007）对此做了一些改进，他采用弹性系数法构造了脱钩指数，并由此将脱钩弹性系数设置为经济增长率与污染排放增长率的比值。这种处理方式不仅规避了脱钩指标由于基期选择存在的不稳定性，而且使分析脱钩状态的内部成因成为可能，脱钩理论因此而成为定量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可持续性的分析工具。比如，陆钟武等在定量测算脱钩系数大小的基础上定性分析了脱钩状态，并将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脱钩类型划分为绝对脱钩、相对脱钩和未脱钩三类。此外，不少学者对脱钩进行分解并考察了其阶段性特征。杨浩哲基于Tapio脱钩弹性系数的视角，考察了1996-2009年中国流通产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碳排放脱钩状态，并发现这些行业的碳排放具有“脱钩到负脱钩再到脱钩”的阶段性特征。

（二）脱钩状态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Tapio脱钩理论的广泛应用与不断拓展，不少文献则将重点聚焦于脱钩状态的影响因素研究，此部分研究剖析了为何存在脱钩状态的异质性。归纳可知，影响脱钩状态的内外部成因主要有经济发展或集聚水平、环境规制水平和国际贸易等。关于经济发展或集聚水平的研究，Juknys等测度了欧盟各成员国的脱钩指数，发现脱钩的难易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他指出经济基础较弱的国家或地区实现脱钩的难度大于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或地区。此后，Mazzanti&Marin针对1990-2005年意大利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发展情况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随着地区经济的不断增长，出现了脱钩与复钩交替的局面。关于环境规制水平的影响，既有文献往往从企业的环境成本和转变生产方式的外部约束两个视角加以研究。比如，夏勇和钟茂初将环境规制视为企业额外的环境成本，通过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工业SO：排放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到了递增的环境规制有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倒逼企业调整生产方式实现的结论。关于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部分学者认为由国际贸易造成的污染转移会引发脱钩的假象。比如，Mir指出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与环境问题存在空间相关性，为此，他认为从全球来看，即使个别国家存在经济增长与CO，排放脱钩状态，并不是由于CO：排放减少导致，而是由于CO：排放转移至经济欠发达或环境门槛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所致。

（三）脱钩的实现路径研究

相较于脱钩的概念界定、指标测算及状态分类的研究，另一支主要文献则侧重于探究如何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的脱钩，此部分研究剖析了脱钩状态的实现路径。代表性研究有：Enevoldsen等指出了北欧国家实现工业与能耗（碳排放）脱钩的方法，具体而言，基于三个北欧国家的十个行业面板数据，并结合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理论分析和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若能进行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辅之以适度的规制政策，则这些北欧国家的能源消费与行业增加值之间以及CO：排放与行业增加值之间在长期内均存在脱钩的可能。王倩和高翠云通过点弹性和弧弹性两类Tapio脱钩指标，考察了碳交易这一市场化行为在助推碳排放外部性内部化过程中的正向作用，并指出全国碳市场应以推进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为主要目标，逐步完善市场交易体系。此外，部分学者进一步对我国各省的追赶脱钩模式进行了总结。张成等在Tapio脱钩弹性系数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了追赶脱钩弹性系数模型，对1995-2011年中国29个省份的经济增长与碳生产率脱钩的分析表明，碳生产率的增长率滞后于经济增长率，为此，他们建议追赶省份在向模范省份不断追赶的过程中，要扬长避短，避免发展模式上的进一步恶化。在借鉴追赶脱钩模型的基础上，张文彬和李国平进一步考察了追赶城市的经济增长差距与可持续性差距能否向模范城市收敛的问题。

归纳发现，既有研究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脱钩进行了大量的典型事实分析，这为定量测算脱钩指数以及划分区域脱钩类型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基于简单定量方法所做的分析，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一是鲜有研究针对不同区域对比脱钩状态，特别是对于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与保护不平衡不充分的国家或地区来说，仅从整体上考察经济与环境脱钩状态，不仅会掩盖区域发展的异质性特征，而且无法对不同区域的脱钩发展提出针对性意见;第二，EKC假说及其后续研究考虑了空间溢出效应，却没有探讨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污染排放速度的关系，即尚未涉及脱钩问题，而现有的脱钩研究又少有空间相关性的考量。因污染的“外部性”及污染治理的“搭便车”现象，会导致相邻地区（或城市）的环境污染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关联，所以，关于脱钩路径的理论分析必须加入空间外溢因素，而实证研究也需考虑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创新：第一，脱钩的空间异质性研究。本文依据初始条件（包括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气候条件等）将全国划分为七大区域，并将研究样本具体到有数据可考的272个地级以上城市，通过分别考察区域间以及区域内城市之间的脱钩状态，弥补既有研究鲜有进行差异化分析的不足;第二，脱钩的空间集聚性及时间收敛性研究。主要做法是，使用Morans I指数，判断各城市的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在趋向脱钩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与其他城市的空间相关性，若这种空间相关性被证明是存在的，则可将空间因素加入到脱钩状态的收敛性分析当中。由此出发，本文采用空间动态系统GMM模型，将空间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纳入方程模型的回归之中，以此深入考察空间关联是否影响到时间上的收敛趋势。

二、脱钩理论及收敛理论分析

（一）脱钩弹性系数理论

前文分析指出，Tapio脱钩弹性系数理论定量分析了污染排放增长率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而变动的情况，并且改进了OECD脱钩指数理论受基期选择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状态的缺陷。基于此，本文此处采用Tapio脱钩弹性系数法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脱钩加以量化，其测算方法是依据基期与末期的污染排放增长率除以相应期内的经济增长率而得，表达式为

式中，e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弹性系数;E为污染排放量;△E为末期与基期的污染排放量之差;y为地区生产总值;AY表示末期与基期的地区生产总值之差。根据Tapio关于脱钩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归纳为八大类。最常见且研究最多的是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两类，其中，相对脱钩要求污染排放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而绝对脱钩的要求更为严格，除了满足上述条件外，还要求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同时污染排放增长率为负，即经济增长的“去污染化”状态。本文采用Tapio脱钩分类标准的合理性在于：该判定标准综合“经济一环境”两个指标的动态弹性系数变化情况，并由此设置了“大于1.2”“0.8-1.2”“0-0.8”以及“小于0”四个区间，在理论上全面呈现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由“挂钩”到“相对脱钩”再到“绝对脱钩”的动态演变全过程，同时也比较符合现实中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各种耦合与脱钩情形。脱钩状态的八种分类及判定标准如表1所示。

（二）全国及七大区域脱钩状态

本文分全国城市层面以及七大区域城市层面进行相关分析。选择分区域研究的原因在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导致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特征显著，在此基础上针对全国层面所做的收敛分析意义不如分区域大，分区域研究更符合地区异质性的特征事实，特别是针对区域之间的收敛性分析可以充分考虑所在地经济基础、资源环境禀赋、地理区位等的异质性，并且不影响城市层面的研究结果。那么，在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背景下，不同区域之间的脱钩状态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呢？结合上文给出的脱钩弹性系数测算公式，本研究以2004-2016年全国27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工业SO2排放数据为例，分别测算出全国以及七大区域经济增长与工业SO，排放脱钩的系数大小。观察表2可知，各区域的脱钩状态以绝对脱钩为主流，且在整体上呈现出绝对脱钩与相对脱钩交替（波动）的特征。这为下文的收敛分析提供了现实依据及参考价值：只有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至少处于相对脱钩的状态下，追求该区域脱钩的收敛或均衡发展才有研究意义;否则，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尚未脱钩，那么一味地追求区域收敛便与绿色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

具体观察表2，可以发现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区域层面的经济增长与工业SO，排放之间呈现出不断趋于绝对脱钩状态的“递进优化”特征。比如，华中地区的脱钩弹性系数在经历了基期（2004-2005年）的扩张负脱钩状态（1.26）后，逐漸向中期（2010-2011年）的相对脱钩状态（0.73）转变，并最终优化为末期（2015-2016年）的绝对脱钩状态（-6.39）。再比如，2004-2016年间全国层面经济增长与工业SO2排放之间处于绝对脱钩状态的年份达到8年，剩下4年为相对脱钩状态。由此可见，我国工业SO2排放大体上维持了增长量的有效控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潜力较大。

第二，区域层面的脱钩状态均同时存在显著的绝对脱钩与相对脱钩相互交替的特征。尽管大部分区域经济增长与工业SO2排放不断向绝对脱钩状态优化，但这种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考察期内的脱钩状态并非稳定地维持在绝对脱钩或者相对脱钩单一状态，而是呈现出两种状态相互交替的特征。这一现象与杨浩哲（2012）基于中国流通产业碳排放研究所得到的“脱钩到负脱钩再到脱钩”阶段性特征的结论相类似。以华北地区为例，在经历了2004-2005年和2005-2006年两个年度的相对脱钩状态（分别为0.33和0.15）以后，连续迎来了此后四个年度（2006-2007年、2007-2008年、2008-2009年和2009-2010年）的绝对脱-钩状态（分别为-0.36、-0.12、-0.53和-0.13），紧接着又恶化为2010-2011年度的增长连结状态（1.07）和2011-2012年的扩张负脱钩状态（7.78），直到2012-2013年度以后才逐渐优化为四个连续的绝对脱钩状态（分别为-7.86、-0.18、-4.09和-6.56）。

第三，2012年前后个别区域的个别年份出现了扩张负脱钩或增长连结的“异常值”状态。其中，2010-2011年间华北地区的增长连结状态，以及2011-2013年间七大区域的扩张负脱钩状态，均显示这一时期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加重了工业SO，排放的程度，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究其原因，可能与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有关。中国政府在面临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所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措施（比如加快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等），人为增加了钢铁、化工等粗放型传统产业的需求，尽管短期内有助于抑制经济下滑，然而长期内却延缓了产业结构升级与节能减排的步伐，加重了生态环境负荷，进而导致许多区域的脱钩状态徘徊在扩张负脱钩与绝对脱钩急剧变动的状态。

综上，本文认为，经济增长与工业SO，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不稳定，总体上呈现出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交替的特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潜能较大;其政策含义是绝对脱钩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区域经济发展在长期内依然面临着“保增长”和“促脱钩”的双重任务。

（三）收敛理论

收敛，亦称之为趋同，是指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最终均存在向某一稳态集聚的趋势。Solow在分析各地宏观经济增长时预测欠发达地区会向发达地区收敛，并且Barro和Sala-I-Martin等证实了该预测的合理性。目前学术界关于收敛的分析主要有α收敛和β收敛两类。其中，α收敛以泰尔指数为分析基础，若该指数的标准差越小，则α收敛的可能性越高。随着计量方法的快速发展与迅速普及，以实证为基础的β收敛得到广泛运用。β收敛揭示了增长速度与初始发展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学者们根据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的标准进一步将其划分为条件β收敛和绝对β收敛。随着收敛分析的内容和样本更加细化，最新的研究则发现，存在收敛特征的不同区域之间并不一定仅向一个均衡点趋同，而更多的可能是趋向各自不同的稳态。Barro和Sala-I-Martin（1991）将其称之为“俱乐部收敛”，国内有学者则将俱乐部收敛概括为“区域内趋同但区域间趋异”的区域集群。

归纳并参考上述研究，本文将脱钩状态的收敛模型设置为如下形式：

本文考察的脱钩弹性系数包含经济增长率和污染排放增长率两个指标。对于第一个指标（经济增长率）而言，地方政府在政绩考核的指挥棒下，会与相邻城市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效应”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具有很强的空间相关性。对于第二个指标（污染排放增长率）来说，经济增长上的竞争会引发地方政府间在环境治理上的“竞争效应”。根据已有研究，地方政府间的环境规制存在“逐底竞争”和“逐顶竞争”等竞争模式;除此之外，相邻城市之间的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溢出性”，这意味着一个城市出现环境污染会波及到相邻城市，与此同时，污染物的“溢出性”使得各城市之间在污染治理上的“搭便车”现象比较严重，这种“溢出效应”也将影响到邻近地区污染物排放。由此可见，“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使环境污染也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由于经济和环境两个指标均显示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因此，脱钩状态也有可能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倾向。

结合现实情形，如前所述，一方面，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显著差异性引致经济发展较为显著的非均衡特征，因此，经济增长在全国层面较难形成同步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地区之间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并且各地区在环境治理中存在“搭便车”行为，这导致环境问题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为此，经济增长在全国层面的非均衡特征以及环境问题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相结合，导致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有可能呈现出非同步的收敛状态。结合此处收敛理论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与工业SO2脱钩状态，受到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的综合影响而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特征，这种区域的非均衡发展特征又引发了脱钩状态的“俱乐部收敛”现象。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空间计量模型构建及回归方法选择

本研究主要目标在于考察脱钩状态在空间上的相关性及时间上的收敛性，参考余泳泽等的做法，可以采用面板空间计量方法。结合式（3），分别引入一组空间变量（Witlneit）和一组控制变量（Zit）到计量模型当中，并将计量模型设置为如下形式：

式中，lne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市i第t年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弹性系数的对数形式;θ为相邻两期脱钩弹性系数的回归参数，衡量收斂程度;W为空间权重矩阵，表征地区间的空间关系;U为相邻地区空间影响的估计系数。考虑到脱钩弹性系数存在负数进而无法直接采取对数处理的局限，本研究对脱钩弹性系数的分子（污染排放增长率）和分母（经济增长率）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分子和分母分别减去各自的最小值，再除以各自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用公式表示为如下形式：

其中，x表示污染排放增长率（或经济增长率）;x*表示标准化之后的污染排放增长率（或经济增长率）;c为常数。为得到对数形式的脱钩弹性系数，可以将标准化之后的分子除以标准化之后的分母，最后对其取对数即可。此外，i，j，t分别代表城市、指标和年份。

前人关于条件β收敛的实证方法主要有：OLS估计、FE估计、一阶差分GMM方法和系统GMM方法等。考虑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具有很强的惯性特征，当期脱钩状态深受前期脱钩状态的影响，并且式（4）中核心解释变量为脱钩弹性系数的滞后一阶，因此，本研究将水平值的滞后一阶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同时令差分变量的滞后一阶作为水平值的工具变量，使用系统GMM方法进行条件β收敛的估计。如前所述，考虑到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特点，本研究将全国272个地级以上城市依据七大区域划分为七个样本，并分别进行实证检验。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式（4）中的解释变量为lnei，t-1，表示城市i第t一1年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弹性系数的对数形式，此处视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W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除了使用基于0-1权重距离矩阵而得的行政距离权重矩阵以外，还采用了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进行实证检验。lneit为除i地区以外的脱钩弹性系数的对数形式。考虑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现实意义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以2004-2014年中国27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工业SO，排放数据为例，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考察范围缩小至经济增长与工业SO2排放脱钩。此处，工业SO2排放数据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相应各期。

此外，式（4）中z为控制变量的集合，主要包括影响脱钩收敛性质的两个方面：一是内部成因，主要为城市自身的禀赋，一般包括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本文使用工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产值之比（ind）表征产业结构，并用人口密度（znperson）代表人口集聚水平;二是施加在脱钩之上的城市外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FDI、科技进步、环境规制和财政分权等。本研究使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fdi）衡量经济开放程度，并用人均科技支出（tec）代表科技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此外，尽管学术界用于测量环境规制变量的指标众多，比如行政处罚案件数、污染治理费用等，但大多仅从规制的过程出发而没有考虑到实际的规制效果，为补充上述不足，同时考虑到本研究采用工业SO2排放数据为研究样本，本文使用工业SO2去除率（rso2）作为衡量环境规制的实际效果指标。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影响已被诸多研究证实，而关于财政分权的测量，学术界既有从收入角度，以省本级财政收入除以中央本级财政收入测算而得;也有从支出角度，以省本级财政支出除以中央本级财政支出，或以省本级（人均）财政支出除以省本级（人均）财政支出与中央本级（人均）财政支出之和测算得到。如前所述，本文考察的是中国27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因此，财政分权的测算并不能完全按照省级层面的方法加以度量，为此，本文将财政分权设置为城市本级人均财政支出除以省本级人均财政支出与中央本级人均财政支出之和，用fed表示。上述控制变量的数据均出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个别遗漏变量由相应《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补充整理得到。控制变量的集合形式为：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脱钩的空间关联性分析：基于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基准回归

我们先后引入行政距离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分别体现“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以此对全国及七大区域的脱钩状态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

1.行政距离权重矩阵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构建。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是模型的关键，而合理的空间权重矩阵构建可反映出地区间的“競争效应”和“溢出效应”。在“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体制下同一个上级管辖的地方官员构成政治竞争对手，因此，同一省份内的城市间易形成竞争关系。我们猜测这种省内城市之间的竞争关系会引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向着脱钩的方向迈进。基于此，我们将位于同一省份的城市设定为1，不同省份的城市为0，且主对角线系数为0，以此设定行政距离权重矩阵来反映“竞争效应”。若行政距离权重矩阵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则意味着省内城市在竞争效应的作用下加速形成脱钩收敛之势;反之则反是。与此同时，“溢出效应”则主要体现在相邻城市：距离越近的城市，污染物扩散越强，环境治理投资的“溢出效应”也越强。我们借鉴多数文献的设定方法，将两个城市间距离取对数设置为权重矩阵来反映“溢出效应”。同理，若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则相邻城市在溢出效应的作用下助推了区域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收敛状态;反之则趋于发散。

2.空间相关性检验。

对模型进行回归之前，本文先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参考余泳泽的做法，我们运用MoransI指数方法对脱钩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当该指数显著为正时，表明脱钩状态存在空间正相关;反之则为空间负相关。在测算Morans I指数时采用的权重矩阵包括行政距离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根据两个权重矩阵得到的Morans I指数检验结果见表3。

可以发现，根据行政距离权重矩阵得到的Mo-rans I指数除在2010年显著为负外，在2004年、2007年、2009年和2014年均显著为正，即通过显著性水平的Morans I指数在多数年份为正。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省内城市之间面临着相同的经济增长环境与相同的产业政策和环境规制等状态，为了争夺更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省内城市之间的直接竞争程度往往超过了与外省城市之间的竞争程度，因此行政距离权重矩阵得到的空间相关性显著为正。与此同时，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得到的显著性Morans I指数也基本为正，且这种显著正相关性由2004年的0.027拉大至2014年的0.042的水平。原因可能是：地理距离临近城市之间往往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搭便车”行为，导致地区间“你多排，我也多排”，这会使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有向不利于脱钩的方向发展的倾向（反之亦反是），如此一来，临近城市之间存在“高一高”，或“低一低”的状态，进而导致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角度考察的空间相关性为正。此外，某些年份没有呈现出显著空间相关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脱钩弹性系数波动较大，特别是当脱钩状态呈现出脱钩与未脱钩交替的特征时，城市之间的脱钩状态在空间相关性上并无太多规律可言。基于此，我们便需要借助空间GMM方法，更加严密地实证检验各区域城市的脱钩状态是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二）基于空间GMM模型的回归分析

1.基于行政距离权重矩阵的竞争效应视角。

表4报告了加入行政距离矩阵之后的脱钩收敛性回归结果，归纳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除东北地区外，其他地区的空间相关性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全国层面以及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层面的空间效应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较为符合前文关于行政边界对于城市施加正向影响的猜测，即上述区域内的城市之间存在较强的竞争效应，且这种效应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各省内城市之间在经济增长与污染减排方面“你追我赶”，最终使得脱钩状态呈现出“低一低”的收敛之势。但与此同时，华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空间效应显著为负，意味着上述区域中省会城市以及拥有更多政策资源的优势城市要比普通城市更易于脱钩。可能的解释在于：具有丰富资源禀赋与较高行政力量的优势城市，特别是集全省之力重点建设的省会城市，往往会吸引更多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优质要素向该地聚集，使之具有较强的经济增长和污染减排的优势;相比之下，那些缺少政策优惠且资源禀赋较少的普通城市则会缺乏同时维持经济增长与污染减排的激励，特别是在优势城市辐射能力较少时，普通城市更缺乏助推脱钩的实力与激励。对比具有空间正相关特征的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与空间负相关特征的华北、西南和西北地区可知，前者省内城市之间基于“逐顶竞争”而存在对相邻城市的正向溢出作用，因而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省内城市之间的发展更为均衡;相比之下，后者省内城市对相邻城市的虹吸效应显著，发展更集聚于大城市，因而华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非均衡发展特征更为突出。基于此，假说中关于竞争效应的阐述得到验证。

其次，全国层面以及华南和西北地区层面的收敛速度随着空间因素的加入而加快，然而华北和华东地区层面的收敛速度却因为空间因素的引入而降低。究其原因，在于收敛速度与经济初始发展水平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负相关关联。华北和华东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及改革开放政策优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并因此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两个区域，加之华北和华东地区内部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小，因此，收敛速度的一小步提升都显得弥足珍贵。相比于华北和华东地区的快速发展，西北地区以及华南的广西等地经济基础更为薄弱，发展也更为滞后，除此之外，华南内部的广西和广东两省之间（甚至广东省内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因此，当经济基础更为薄弱的西北等地的城市之间存在空间上的相互联系时，一旦脱钩趋同的时机成熟，那么其收敛速度会更快。

最后，就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的控制变量来说：人口集聚对东北地区的脱钩发展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为此，积极吸引人力资本流入对于东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全国范围内以及华东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GDP之比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工业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有助于经济增长与工业SO2排放之间向着脱钩的方向发展，为此，要谨防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片面追求“去工业化”的做法;西南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回归参数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适当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益于助推西南地区的脱钩发展;华北和东北地区的人均科技支出变量的系数也显著为负，可以推测技术进步对于助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脱钩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工业sO2去除率变量和财政分权变量的回归参数也大多呈现出显著为负的结果，表明现有的财政分权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同时，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也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向着脱钩的方向发展。

2.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溢出效应视角。

地理距离权重矩陣是基于城市之间的经纬度，并采用R软件测算而得。观察表5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从空间相关性来看，全国及七大区域的空间效应均显著为正，意味着与高（低）脱钩状态城市临近的亦是高（低）脱钩状态城市。之所以出现这种“高一高”或“低一低”的空间组合，如前所述，可能的解释是临近城市之间的脱钩状态存在“溢出效应”，特别是污染治理的“搭便车”行为，使得这种“溢出效应”得以放大。对于地理距离临近的两个城市而言，只要其中一个城市有改善环境的需求并付诸行动，那么另一个城市便可享受该环境治理的溢出收益而无须支付治理成本。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干预，则这种博弈的结果有可能是所有城市均没有治理污染的激励而坐等“搭便车”，最终的结果是城市之间呈“高一高”的未脱钩状态，而很难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脱钩效果。前文提到的脱钩与未脱钩交替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与脱钩的“溢出效应”及污染治理的“搭便车”行为相关。至此，假说中关于溢出效应的阐述得到验证。

其次，从收敛性来看，除西北和西南地区外，脱钩滞后一阶变量的回归参数均为负，但所有区域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在引入地理距离的空间因素以后，各城市的经济增长与工业SO2排放脱钩状态并没有显示出与引入行政距离权重矩阵相类似的收敛特征。上述结果表明，若单纯从地理距离来看，虽然各城市之间的空间相关性为正，然而大部分城市之间并没有存在收敛的迹象。相比表4的实证结果可知，省际溢出效应对于脱钩的收敛性并不显著，与此相反，省内竞争效应却助推了脱钩的收敛。由此可见，假说中关于脱钩状态受到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综合影响而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特征的阐述得到验证。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破除省际壁垒，对于协同推进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最后，从控制变量的角度看，工业总产值占GDP之比的系数大多显著为负，即工业有助于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脱钩，基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如前所述，为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宜盲目追求“去工业化”;实际利用外资额变量在全国样本中以及西南地区的样本中均显著为负，表明开放型经济对于区域脱钩发展具有助推作用;人均科技支出的回归参数在华北地区均显著为负，表明人口集聚和科技进步助推了该地区的脱钩发展;工业SO2去除率的回归参数在大部分地区为负，且通过了全国、华北和华中地区的显著性检验，据此可以认为环境规制同样助推了上述地区的脱钩发展;财政分权变量的系数在西北地区显著为正，表明西北地区的财政分权制约了本地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向着脱钩的方向发展;人口密度变量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其对脱钩的作用大小和方向暂不明了。

综上，无论加入空间因素与否，全国层面及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和西北地区层面的脱钩状态均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的倾向。然而，华中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脱钩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收敛趋势。与此同时，尽管加入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这一空间因素之后，各区域的收敛性质不显著。然而，在加入行政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因素后，不但没有使得上述区域脱钩的收敛性质发生改变，而且促使收敛速度发生变化。具体来看：加入行政距离权重矩阵之后，全国层面以及华南、东北和西北地区层面的收敛速度不断上升，仅华北和华东的收敛速度稍有下降，因此，从绝对数量来看，行政距离权重矩阵使得脱钩的收敛速度上升。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行政边界的“竞争效应”使得收敛速度加快：相比于省外城市，同一省内的城市基本拥有相似的资源禀赋（劳动力、资金、土地、就业机会、环境政策等），这为提高其收敛的“加速度”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随着居民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政绩考核越来越注重环境质量的改善，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省内城市往往竞相提高投资设厂的环境门槛，通过制定比省内其它城市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以降低“绿色政绩”考核的风险。显而易见，这种“逐顶竞争”的环境规制策略有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向着脱钩的方向发展，这也同时解释了同一省内城市的脱钩收敛速度会更快的现象。归纳可知，假说中关于脱钩状态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得到了全国层面以及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和西北地区层面经验证据的验证。

从全国及七大区域的收敛速度来看，无论是否引入空间因素，国家层面上的收敛速度均要远远慢于区域层面：全国范围内的收敛速度最慢，若将引入行政距离权重矩阵前后的收敛速度进行加权平均，则为11.4%，与收敛速度最快的东北相比，慢了一半;与此同时，七大区域内部收敛速度由高到低分别为东北、华北、华南、西北和华东，同理，加权平均后对应的收敛速度分别为：22.9%、16.5%、16.3%、13.9%和13.1%。相比于“区内趋同但区间趋异”的区域层面的脱钩收敛状态而言，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国家层面的脱钩收敛状态的异质性更强，由此导致国家层面的收敛速度滞后于地区层面收敛速度。考虑到华中和西南地区的脱钩无显著收敛特征，同时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脱钩以不同的收敛速度向各自的稳态趋同，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脱钩存在区域非均衡发展的趋势。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美丽”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标准之一。与之相适应，为助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进而对“美丽中国”实践有所启发，本文借助Tapio脱钩弹性系数法及其判定标准，运用272个地级市数据描述了全国及七大区域的脱钩状态及其趋势特征。结果发现，无论是地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之间大多处于绝对脱钩与相对脱钩交替的状态。为了深入探究区域脱钩水平的收敛趋势以及空间相关性对收敛趋势的影响，本研究继续构建了行政距离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动态系统GMM模型，对全国及七大区域经济增长与工业SO，排放脱钩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区域经济增长与工业SO2排放脱钩存在非均衡发展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层面既有显著收敛的区域，也存在无显著收敛特征的区域，其中，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和西北地区在行政距离矩阵中均呈现出显著的收敛趋势，然而，华中和西南地区的脱钩无显著收敛特征;另一方面，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和西北的城市并没有收敛于同一稳态均衡点，而是以不同的速度向各自地区收敛，即全国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脱钩整体上存在“俱乐部收敛”特征。这就要求各城市、各省份、各区域找准定位，明确自身所处的阶段性特征，不断发掘并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行差异化绿色发展策略;与此同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能“一刀切”，比如，对于尚未脱钩的城市或地区而言，可以适当降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红线要求，但对于已经脱钩的城市或地区而言，则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而应该划设严格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红线，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第二，空间因素的加入并没有改变区域脱钩的收敛性及其非均衡发展的趋势，但考虑不同的空间距离权重矩陣时，各区域脱钩的收敛速度却有所改变：当加入行政距离权重矩阵时，华南、西北以及全国的收敛速度随之加快，但华北和华东的收敛速度有所放缓。与此同时，若引入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全国及各区域并没有显示出显著的收敛特征。对比两个空间权重矩阵的回归结果可知，中国城市更多地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而呈现出“俱乐部收敛”特征。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方面，针对行政距离权重矩阵的显著性作用，需要放大同一省内城市之间在绿色发展道路中的竞争效应，形成各城市的良性竞争机制与良好互动氛围;另一方面，就地理距离并没有发挥出显著性的作用而言，意味着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并没有起到协同推进区域脱钩发展的催化剂作用，因此，要谨防地区壁垒，不断减少并逐渐扫除不同城市之间、不同省份之间以及不同区域之间在产业、人口、资源等要素合理流动上的障碍。

第三，大部分区域的工业总产值占GDP之比和工业SO2去除率这两个变量与脱钩弹性系数变量呈显著的反向关联，为此，恰当提高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非盲目的“去工业化”，对于助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至关重要。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实际利用外资额、人均科技支出和财政分权四个变量亦显著地影响了脱钩水平，因此，在现有的财政分权制度下，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进一步加大区域的对外开放水平、合理增加科技投入水平等，均有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向着脱钩的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石洪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