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薇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省沈阳市 110000）

在“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度限制，这导致了知识分子形象到塑造出现了公式化与概念化的情况。于是最终运用“二元对立”的写作方式描写出来的知识分子形象明显地分为了正面和负面两种：有的知识分子在党的教导下，始终坚定自己的革命信念，走上了与工农兵结合的革命与建设之路，成为了真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有的知识分子则未能经受住党的考验，过于看重“个人主义”“小资情感”，最终走上了反革命道路，成为了革命的叛徒。

《红岩》中的正面知识分子形象

《红岩》中塑造了众多的正面知识分子形象：以坚强的毅力用手指挖通地牢的石壁，为全监狱的难友准备了越狱的通道，但绝不自己使用的许云峰；面对特务头子沈养斋的威逼利诱以及敌人的各种酷刑，仍旧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痛斥敌人的罪行的江雪琴；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并坚持出版《挺进报》，及时向战友传递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的成岗;一直忍辱负重，关键时刻接通了狱中与外界的联系的“疯子”华子良；为了掩护战友自甘成为靶子，吸引敌人火力，最后壮烈牺牲的齐晓轩……《红岩》描写出了一个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展现出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汇聚成为一部记载英雄壮举的悲壮史诗。

在众多英雄中，江雪琴江姐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一个重要人物，接下来我将就这一正面知识分子形象做出具体分析。江姐初次出现在小说中是在成岗家里，她“安详稳重”“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一段与成岗的对话，出现了两次“不慌不忙”两次“温和”，足以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冷静老练、成熟温和的地下工作者形象。小说中对江姐的第二次描写是在朝天门码头，她一眼便看出了甫志高“身穿西装，却自己拿行李”这一行为的不妥；面对特务的搜查，她用从容的态度熟练自如地应对，充分体现出她的敏锐嗅觉和沉着老练。在去川北的路上，当她发现被悬首示众的同志是多年来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丈夫彭松涛时，她“热泪盈眶，胸口梗塞”“禁不住要恸哭出声”。然而，她想到了自己肩负着党委托的任务，于是把这永世难忘的痛苦深深地埋在了心底，凝视着岩石上暴风雨年代革命先烈刻下的“前仆后继”的字句，踏着烈士的足迹毅然向前走去。对江姐内心活动的细腻深情的描绘，生动地反映出江姐作为一个妻子特有的感情，一句“我怎能流着眼泪革命？”更写出了她的坚强与坚定。

小说中对江姐的描写着墨最深之处便是她在渣滓洞集中营中的情形。十个指尖被钉进竹签，她却坚强地说：“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做的”，她把敌人的审讯当做揭露敌人的战场，早已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在就义前，她带着“永恒的微笑”，梳理好头发，换上蓝色旗袍，吻别“监狱之花”，同战友一一告别，从容镇定地走向刑场。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改色，心不跳。”这是她一生的总结，是这位革命烈士英雄品格的基本特征。

《红岩》对江姐形象的细腻塑造，为我们生动地展现出一位怀揣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不断地向工农兵靠拢最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正面知识分子形象。

《红岩》中的反面知识分子形象

甫志高作为《红岩》中最先出现的人物，也是这本小说中最典型的反面知识分子。他因为性格上的软弱性最终走上了“反革命”的歧路，“在那风雨飘摇而又黑暗动乱的年代，性格如他的人不适合做革命者。”

首先，甫志高太过于看重“个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代表。文中多处描写暗示，他过于追求物质与“个人主义”。“小圆桌铺上了台布，添了瓶盛开的腊梅，吐着幽香；一些彩色贺年片和几碟糖果，点缀着新年气氛；壁上挂的单条，除原来的几幅外，又加了一轴徐悲鸿画的骏马。”这是对甫志高家里客厅布置的描写，余新江认为甫志高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他是为了掩护自己才过于追求生活品质，然而实际并非这样，甫志高对生活的追求恰恰反应了他那极强的“个人主义”，与其他无私的革命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次，他对家庭过于眷恋、依赖。一个最终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家庭与革命发生冲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之中。然而，甫志高在身份暴露的情况下，即使“背心冰凉，害怕得连心跳也停顿了”，却还记挂着妻子的安危，铤而走险回家看望。这是与小说中其他的正面知识分子形象截然不同的行为，无论是江姐，还是成岗、许云峰等等最终走向革命正确道路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可以为了革命毅然决然地舍弃小我、舍弃家庭。

甫志高在党的考验与磨练下，仍不能摆脱知识分子的独特性，仍旧坚持“个人主义”、追求“小资情感”，这也是他最终走上反革命道路，成为了革命的叛徒的根本原因。

描写知识分子形象时运用“二元对立”的写作方式

《红岩》在对正反知识分子的描写方面，便运用了二元对立的写作方式。下面我将从小说对江雪琴和甫志高人物形象的描写，来分析作者运用的二元对立的利与弊。

首先，从外貌描写来看，江姐出现的场景前文已经提及过，作者从成岗的视角描写江姐，整体给人的印象就是干净利落、成熟温和的“知心大姐姐”形象，从而也使读者很快也代入了江姐正面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反观文中对甫志高的外貌描写：“甫志高嘘了一口气，骚着自己油亮的头发。”很明显，“油亮的头发”是对反面人物的惯用描写，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便是“油滑、猥琐”等反面形象。其次，从面对家人与党的冲突的时候如何选择来看，当江姐看见被悬首示众的丈夫的瞬间，悲伤侵蚀了她整个思想，不过她为了党很快强压住了极度悲伤的情绪，重新投入到斗争之中。而甫志高在得知被暴露了以后，他却是想着给妻子买她爱吃的四川麻辣牛肉，作者对他的这一细节抱有相当反对的态度，点明这是一种不顾大局的体现。

这样“二元对立”的写作方式，好处在于能让读者一下子就对小说中正反面人物有了明确的认知，不过弊处也显而易见。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二元对立写作方式的运用并不是很成熟，使得人物刻画模式化，程式化，僵化，抹杀了人性的复杂性。我们并不能说所有的正面人物都仪表堂堂、一身正气，所有的反面人物都油光满面、矮小猥琐；同样，《红岩》中的正派人物在面对家人与党的冲突的时候，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弃家庭而顾全大局，而反派人物则会立刻选择个人利益，未免太过于绝对。因此，《红岩》在人物描写运用的“二元对立”的写作方式，使人物形象过于非黑即白，隐藏了人性的复杂一面，不免得有些模事化，使人物形象僵化、程式化。

虽然说是分析《红岩》中知识分子的人物形象，但是最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知识分子，都摆脱了原本属于知识分子的气息。而依旧保留知识分子特性，没有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甫志高却成为了反面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在十七年文学时期，作家们对知识分子的形象大部分都用了“二元对立”的写作手法，对知识分子的分类无非就是“革命”“反革命”两种，“不革命”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提及。由此可见，当时，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学中的形象正在逐渐瓦解、逐步扁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