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超

摘要：刘庆邦的作品通常取材于底层人民，对他们的生存与精神状态进行书写，在柔美与酷烈交织中挖掘出存在的隐痛，令人震颤。中篇小说《我们的村庄》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刘庆邦用焦灼而忧虑的目光审视着在时代的改变中，农民个体的命运浮沉、乡村伦理道德的坍塌、乡村与城市的对立与冲突关系等困境，并努力寻找着这些困境的出路。

关键词：刘庆邦 个人 乡村 冲突 时代

当下，乡土文学有两种相对的写作倾向：一种是极力描绘农耕时代的美好，如画的风景、淳朴的人情、悠闲的生活，记录着庄稼、瓜果、花草、动物等等一系列的记忆符号，如同唐诗宋词中国画般的意境，这些作品表达出作家对一去不复返的农耕时代守望的情怀；而另一种，不同于前者乌托邦般地美化，更像是杜子美笔下的“诗史”，关注当下乡村存在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为时代巨变中乡村的荒芜与凋敝而深深地忧虑。刘庆邦的中篇小说《我们的村庄》就属于后者。“刘庆邦的出身、经历以及中原文化对他的影响，决定了他是一个以现实主义为根基的作家。”[1]在这篇小说中，刘庆邦还原了在时代变换中农村的真实环境，以及农民的精神生活状态，堪称一幅写实的社会画卷。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以乡村恶棍“叶海阳”为线索，展示了在时代变化的浪潮中，个人与时代、个人与群体、乡村与城市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个体之变——个人命运在时代变换中的浮沉

小说《我们的村庄》中的主人公叶海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恶棍，敲诈勒索、盗取财物、殴打老婆、不孝顺父母、不尊敬长辈……这种蛮横无理、盛气凌人的背后，掩藏的是一个农民堕落的痛苦与无奈。从这一点上讲，叶海阳是可恶的，也是可怜的。很多时候，作家的写作动机在于制造一个悬念，这个悬念必须是可以解释的，否则作家自己便走入了一个自己设计的陷阱。小说一开始的悬念是叶海阳为什么會堕落？而后刘庆邦在徐徐展开的文本中告诉了读者答案。叶海阳小时候家境优越，父亲叶挺坚是公社粮店的会计，靠着手头的权力成为村中的小康之家，叶海阳也是村中孩子之中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因为父亲的财富与威望，叶海阳娶了妻，在生产队担任要职。然而父亲退休之后，叶家走向了下坡路，二亩薄田难以解决一家老小的冻馁之苦。改革开放之后，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之中，因为财富的吸引，大量的农村劳力涌向城市，叶海阳便是其中一个。因不堪忍受底层艰苦的劳动以及民工内部的窝里斗，叶海阳随波逐流进城打工失败，终于流落为村中的贫困户。然而回到家乡，乡村也已不再是幼时的故乡，叶海阳在精神上成为没有故乡的漂泊者。生活上的贫困与窘迫，以及无处发泄的愤懑，使得叶海阳人性中的恶不断向外扩散，最终堕落成为一个精神上的行尸走肉。

从叶海阳的父亲叶挺坚人生历程中的起起落落，可以窥探到农村行政体制改革方方面面的变化，也可以看到两代农民不同的命运。叶挺坚是时代巨变浪潮中漂浮着的一个小点，时代“成就”了他，时代也“毁灭”了他。20世纪50年代，人民公社化运动风生水起，叶挺坚担任公社粮店的会计，这是国家的重要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农为本的农民的生计。“卖小麦的人来了，叶挺坚一看是叶桥村的熟人，给熟人使过一个眼色之后，熟人拿来的小麦本来是12斤，他给熟人开的条子是36斤。熟人会意，等36斤小麦的钱领出来之后，就把多得的钱送给叶挺坚一些。这个窍门在叶桥村私下里传递，有人什么东西都不卖，空着手就到粮店里去了。趁跟前没有别人，叶挺坚也能给他开条子，称他交来棉花多少多少斤。”[2]叶挺坚凭着手中这点权力，通过采取不合法手段发家致富，成为叶桥村的“英雄”。然而，他的官位随着人民公社的撤销也走向终结。今非昔比，往日的“英雄”似乎再无用武之地，叶挺坚得了脑血栓，而后半身不遂，卧床不起。他的余生如同秋风中最后一片叶子，徒劳地打着卷儿，在风中挣扎。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粮店会计叶挺坚到改革开放时代沦为乡村经济底层的叶海阳，两代人的人生历程，反映了农村权力结构的变化。“这个权力解体的过程当然也就是外在空间逐渐侵入乡村世界的过程。”[3]然而权力结构的重组尚未定型，随着大量的青壮年奔赴城市，农村的权力层存在空缺，叶挺坚怂恿儿子拿下村支书一职，继续用特权谋私利。这些反映了当下农村精英流失的现象，也将会进一步导致乡村的衰落。

张开朵和黄正梅是千千万万进城打工女性的缩影。如果乡村除了种田没有其它的主要经济来源，那么进城打工是当下乡村的一个很重要的就业途径。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下，进城打工的农民只能从事低端的工作，在城市的劳工市场上出卖廉价的劳动力。由于生理条件所限，男人通常在建筑工地上贩卖力气，女人则从事保姆、捡垃圾等职业。张开朵和黄正梅代表了农民女性进城打工的两种途径，张开朵依靠贩卖力气挣钱，这是农村女性进城打工最普遍的做法。作为母亲的女性，忍受着对家乡对孩子的思念，在城市的劳工市场上甘愿出卖廉价劳动力。城市中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干净整洁的街道等等，都夹杂着农民工的辛劳与汗水。然而城市需要她们的同时也在排斥着她们，在有些城市人眼中，她们是“农村来的”，象征着贫穷、愚昧和落后，是与城市对立的底层人民。因而她们的自尊心无法得到保全，成为城市文化中的流浪者。而黄正梅则代表着另一种务工途径。城市中的诱惑太多，时间和环境足以改变一个人，金钱的诱惑使得黄正梅堕落为性工作者。然而，比起肉体的堕落，更可怕的是心灵的堕落，乔叶曾经将这种堕落命名为“小姐意识”，“比肉体上沦落为妓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沦落为妓，当今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事莫过于四处泛滥且无形渗透的‘小姐意识或者‘小姐心理”[4]。黄正梅也许一开始或者是迫于生计或者是受到钱财的诱惑堕落为妓，然而在生活条件完全允许她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时，她还是不想脱离既定的生活状态，且心安理得，这种步步陷落人生困境而麻木不自知，实在让人心情沉痛。

叶桥村的青壮年大都出城打工，留下的大都是老弱妇孺，这必然涉及到留守儿童的问题。由于父母进城打工，他们一般与祖辈在一起生活。祖辈本该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却不得不重新担负起照顾孙辈日常起居的责任。只是祖辈对孙辈的教育多多少少存在溺爱，留守儿童的教养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的隐患。孩子是父母们的希望，父母背井离乡出外打工多半也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基于农村现状，这些孩子的出路分为两种，一部分孩子体恤父母的不易，发奋学习，通过学知识走出农门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他们却成了回不去的“游子”，他们出生在农村，却求学在外，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不能够再适应乡村的闭塞与落后，故乡成为了回不去的地方。而另外一部分孩子由于主客观原因，无法依靠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孩子从小缺乏父母的管教，小小年纪又缺乏健康稳定的价值观以及理性的判断能力，甚至有些会出于寻求刺激与好奇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些孩子在到了可以出外打工的年龄的时候，可能会终止自己的求学之路，重复父辈的轨迹，小小年纪入城打工，为自己的下一代的财政收入做贡献。他们大多数最终将会回到故乡，成为乡村的接班人，从一定程度上讲，他们的面貌就是以后乡村的面貌。

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说：善于从恶中发现美，是一种“诗学的目的”。“审丑是一种特殊深刻的审美活动，是在对丑的否定中肯定美、追求美；在对丑的批判中呼唤美、赞扬美的事物和美的活动。”[5]在《我们的村庄》中，似乎无一个好人，刘庆邦似乎将人性中的恶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作家的目的不仅仅只是揭示人性中的恶，更重要的是揭示何为恶、是否有拯救的可能以及如何拯救的途径，体现他对人的终极关怀。

二.个人与群体关系之变——乡村伦理道德的退化

自古以来，农业种植是乡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土地是乡村的根本，是农民的命根。由于土地的不可迁移，加上小农经济有着合作的需要，农民往往附着于一块地方，世世代代定居于此，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成为一种常态，从而形成了一个个稳定而熟悉的村落社会。在这一个个村落社会里，乡村伦理秩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家庭伦理中，夫妻互敬互爱、儿女孝敬老人、兄弟和睦相处应该是每一个家庭应有的基本道德面貌。在社会关系上，农民注重人际关系。费孝通曾将乡村伦理关系概括为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个个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6]由于乡土村落地域空间的狭小，农民之间的社会人际交往非常简单，几乎都是有了几辈子交情的熟人，彼此之间持信息公开的状态，所以农民非常注重家乡人对自己的评价，人际关系的伦理秩序，对他们的日常行为举止有着非常强大的约束作用。

然而在刘庆邦笔下的“叶桥村”，叶海阳不孝敬父母，他与张开朵夫妇二人多次大打出手，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懑，在乡亲叶老堂的田地里讹诈操作旋土机的外乡人，盗取黄永金的财产等等。母慈子孝、夫妇相敬如宾、邻里和睦等那种和谐的乡村伦理秩序已经随风而逝，剩下一片让人唏嘘的荒芜。刘庆邦真实地再现了令人心痛的乡村伦理道德退化甚至坍塌的情景，“他继承了鲁迅的创作精神，在构思表现生活时，努力体现‘坚硬‘深刻‘批判‘沉郁这样一些创作特点，形成了他所谓的‘酷烈小说。”[7]这些在《我们的村庄》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乡村伦理秩序被扭曲破坏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种可怕的“看客”心态，或者说，“看客”心态纵容了与乡村伦理秩序不相容的恶势力的存在和滋长。“看客”往往表现为对不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采取一种看热闹的心态，麻木不仁，甚至幸灾乐祸，缺乏公民意识，缺乏担当精神。鲁迅曾致力于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曾经指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场上，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到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到了滑稽剧……”[8]“只愿暴政在他们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作娱乐，拿‘他人的苦作玩赏、作安慰……”[9]“刘庆邦继承了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揭示出了底层民众‘看客的丑恶嘴脸，这一麻木、无聊的看客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作品中悲剧的发生。”[10]小说中有几处描写村民麻木冷漠甚至恶劣的看客嘴脸，第一次是叶海阳在叶老堂玉米地里讹诈外乡人，这段描写深刻而形象地揭示了看客的无聊与愚昧。外乡的旋地人，面对叶海阳的讹诈不知所措，然而纷纷赶来看热闹的村民并没有帮助软弱的一方，而是对他们没有打起来骂起来的对峙场面非常失望，村民提议叶海阳大打出手，抢占外乡人的钱包，甚至要外乡人下跪磕头。叶桥村村民的“看客”心态令人心寒，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与传统农民的忠厚质朴的品质截然相反，是对人性的可怕摧残。黄永金第一次被盗后，乡亲们的反应也是看热闹的心态，“黄永金把小偷拍门的过程讲了一遍，大家听得都很高兴，认为偷羊的小偷不是一般的小偷”[11]，他们并没有为黄永金家里被盗而感到惋惜。黄永金第二次被盗的时候，大喊杀贼，然而并没有一个人出来帮他。“现在叶桥村的人跟以前的人不一样，半夜里，在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他们都龟缩在自己的家里。外面这么乱，他们首先要保全自己。等到天亮了，再到黄永金那里看看也不迟。”[12]设想一下，如果那天晚上乡亲们能够团结抓贼，叶海阳不但不会得逞，还会受到惩罚，这样也会给其他人带来不要做坏事的警示。然而，“远亲不如近邻”的淳朴民风被冷漠自私所取代，这是对叶海阳这一类人物骄横作恶的纵容。刘庆邦在访谈中也曾对此叹息，“更可怕的是，人们的思想受到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浸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变成了金钱关系或利益关系。张家帮李家干一点活儿，要事先讲价钱，干完活儿用现金结算。夜里如果一家遭到抢劫，不管遭劫的人家如何呼喊，别的人家听见了如没听见，都闭门不出。这种负面的东西让人痛心，但无可奈何花落去，没办法。”[13]刘庆邦笔下的“看客”现象值得我们反思，除了精神生活的匮乏，同时折射出愚昧、好斗、残忍的国民劣根性。

在乡村生活的变动中，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愚昧可笑的稳定性的意识，比如孩子的性别问题，传宗接代与计划生育的矛盾还在持续上演。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乡村，多多少少都有宗法制的遗风，传宗接代对于农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文中外乡人小杨和小孙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但还是坚持不懈地生孩子，一定要生儿子。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他们抛下年幼的女儿，背井离乡，仅仅靠着摩托车拉客挣点微薄的收入，而随着第三个孩子的出生，生活的捉襟见肘可以想象。然而时代在变迁，现在的农村已经不再是以男性为劳动主力的农耕时代，秉持落后的生育观念，只会把人生引向更艰难的路途。

三.城乡关系之变——矛盾与对立

我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块的农田繁衍了众多的村落，由于农田不可迁徙，且需要劳动力之间的团结与配合，农民世世代代在此繁衍定居。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的密集增多必然导致资源分配份额降低，從而降低原来的生活水平。

在土地资源不足以维持生计的情况之下，农民就会陷入贫困的僵局，于是，大量的农村劳力涌入城市，寻求生存资源。然而农村的青壮年大批涌向城市，留下老弱病残相依为命，农村成为一个个空心村。空心村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老人的赡养问题、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农田的荒废问题、精英的流失问题、环境的破坏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被解决，日积月累，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爆发出大灾难。

大批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乡村到城市讨生活，带来一个直接的问题，那就是土地资源的荒芜和浪费。由于青壮年的外出，老人和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在物价飞涨的时代，粮食价格低贱，种田所付出的劳动力成本与经济成本并不少，而一块农田所带来的利润实在微薄，所以出现耕地大量撂荒的状况，再加上人口急剧膨胀，修路、盖房子等使得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在人地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之下，大片的土地荒芜实在令人痛心。

而那些荒芜了土地进城打工讨生活的人，大多数被贴上“乡下人”这一标签。这一概念更多强调的是与“城里人”的相对立，带有身份悬殊的意味。进城之后的“乡下人”大多务工（叶海阳）、为佣、拾荒（张开朵），也有的悖离了伦理道德沦为性工作者（黄正梅），其中也不乏做生意成功者，但那只是其中一部分。乡下人携带着梦想、力气、身体以及一点短期活口的本钱，来到城市谋取一条生路，然而他们进城所携带的资本无法进入城市高端的竞争机制，只能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底端努力奋斗。因而，“乡下人进了城，个人的横向的空间经验转移与纵向的历史身份变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14]乡下人进城本是为了生存和发展，但当他们真正地走入都市，他们会发现自己始终是一个外乡人，与身边高耸密集的建筑、光怪陆离的生活格格不入，等待他们的却是无声的压抑，为了生存，为了当初美好的愿望，他们大多数会选择握紧无声的拳头，将这痛楚压抑下去。刘庆邦的另一篇小说《到城里去》，喊出了多少乡下人的心声，然而城市的文化并不与之相容，他们徘徊在城市底层，成为城市文化边缘的流浪者。

城乡之间的对立还表现在，怀着期待进城打工却受挫返乡后的农民，他们面对城市和外乡人入村，会因恐惧而产生排斥、敌对、焦虑乃至变态的心理。如文中两次打工受挫返乡的叶海阳，“叶海阳之所以白天不愿出来，是他不愿意被村里人看见。村里人只要一看见他，就问他，怎么没出去打工。问的人多了，叶海阳就很烦。”[15]“现在的叶海阳反对一切外来人到叶桥村挣钱。他自己挣不到钱，也反对别人挣钱。一见有外面的大型机械开过来，如同叶桥村受到侵略一样，他就心生排斥。别说坦克、装甲车一样的农业机械了，连一些到叶桥村做生意的小商小贩，他也想把人家撵走。叶海阳外出打了两次工，回来就变成了这样。他以后不到别的地方去，别的地方的人最好也不要到叶桥村来。”[16]叶海阳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他是旧的乡村制度的受益者，因此也是维护者。从他对待城市的态度，对待外乡旋地叔侄的态度，对待小孙、小杨的态度，可以窥探出他的这种隐匿心理。

当下乡村与城市的对立，还表现在乡村生存环境的恶化上，小说中借黄正梅之口表达出这一问题，“我听说，好多人家都把粪便倒进水坑里。乍听说，我还不太相信，刚才我去坑边走了一圈，差点没把我熏晕。坑里的水又黑又稠，咕噜咕噜冒黄泡儿。黄泡一破，从里面散发出来的都是臭气。我看咱们村的水坑都变成大粪池了，这可怎么是好！”[17]然而从前的叶桥村，“我小的时候，坑里的水一年四季都是清的，水里有鱼，有虾，有苇子，有菱角。”[18]在城乡协同发展之际，一些工厂也在农村落户，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对环境也带来很大的破坏。中国传统的诗意乡村，那恬淡悠远的田园牧歌何时才能回归？

刘庆邦出身农村，因此对农村生活有着深深的怀念，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这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都可以找到线索。一个作家终其一生都在写自己的童年，如其所言，“我在农村长到19岁，对那儿非常熟悉。家乡的那块平原用粮食、用水也用树皮、野菜和杂草养我到19岁。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野、秋天飘飞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等都像血流一样，在我记忆的血管里流淌。”[19]而如今，农村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种种社会问题：环境恶化，乡村的伦理道德退化导致的家庭之间、邻里之间的不和谐，村民之间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的心照不宣、冲突激化等等。因为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作者才会对当下酷烈凋敝的农村现状充满了焦虑、迷惘和无奈。

小说的结尾，叶海阳焚烧麦子，蔓延的大火不知向何处涌去。这样的结局仓促而无力，乡村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不仅仅是乡村的面貌，小国寡民、鸡犬相闻的景象已不存在，更重要的还有人的命运，乡村的人在时代的变换中无力把握自己的现在和未来。乡村的未来将走向何处？面对这样的现实，作者在文本最后也无力给出答案。在这浮躁的年代，这样的底层文学包涵着沉重的社会现实内涵，怎样解决这种焦灼、困惑与痛苦的生存状态，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沉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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