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音乐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2020-12-10冯诚纯

党政论坛 2020年11期

冯诚纯

[摘要]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中华民族便一直视红色革命精神为奋斗源泉，这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种精神也被化成红色音乐深深扎根在党的红色基因中，流淌于中华儿女的血脉当中。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和新中国的历史变迁里，红色精神永不褪色。用红色音乐引领人民群众重温党的奋斗历史，传播及传承伟大红色革命精神，有利于时刻谨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励中华民族向着美好的生活不断奋斗，共圆中国梦。

[关键词]红色文化;革命精神;时代价值

一、百年红色音乐文化的缘起与流行承载着中国魂和爱国情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迅速传入中国，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变为主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革命的根本使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亿万觉醒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经历了为期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后，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开国大典，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人们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熟悉旋律，我国各族人民群众伴随着庄严激昂的国歌，回忆起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和英勇奋战的悲壮精神，不禁热泪盈眶，激动万分。红色音乐文化的力量是如此强大，能够激发亿万人民内心最深处的革命情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法国作曲家弗德雷里克·柏辽兹曾表示：“音乐是心灵的迸发。它不像化学那样能进行实验分析。对伟大的音乐来说只有一种真正的特性，那就是感情。”从客观的角度来说，“音乐的创作者们以声音作为原材料，使它由一种物理振动产生的客观存在，经艺术加工后产生能激发人类情感并在人脑中引发想象的主观意志，反映出自然世界在我们意识中的内化过程。”①美妙音乐是推动人类精神世界发展的源泉，中国共产党历来推崇的作为正能量的红色音乐文化，便是时刻鼓舞各族人民精神士气、激励中华民族革命斗志的强大精神力量。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传播及传承红色音乐文化，正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红色基因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和爱国情怀。

红色音乐文化的拓展面极其广泛，如果要将其传播及传承于广大群众百姓之间，那演唱红色革命歌曲将是最容易被普通大众所快速接受和掌握的。因为无论是小孩或老人，即使没有专业演唱方法或不识乐谱，只要开口都能唱歌，“用歌唱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情感，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本能。”③所以在红色音乐文化的传播途径中，革命歌曲最能激起爱国情怀。在众多的红色革命歌曲里，不同的红色音乐风格表现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运动兴起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人阶级群体广泛传唱《五一纪念歌》《工人歌》《工农兵联合起来》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建设非常重视革命歌曲与红色文化的互传作用，编制了很多表现革命根据地红军战士生活和红军长征浴血奋战的革命歌曲，如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前线去》《会师歌》等。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抗日战争中，红色音乐文化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这重要的时期，红色革命战歌的传播达到空前高涨，成了激励中华各民族保卫家园的精神支柱。

在民族危亡、内忧外患的时刻，有许多为了国家兴亡而抛弃自身优越条件的爱国音乐家们，纷纷冒死上前线，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首又一首悲壮激昂、壮烈澎湃、刚毅雄浑的革命战斗歌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中的《保卫黄河》。这三首富有激情的革命战斗歌曲，至今仍然屡屡被广大群众搬上舞台，广为传唱、生动演绎，经久不衰。红色音乐文化，在21世纪依然彰显中国精神的红色光彩。

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大庆典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着重提出“奋斗”的时代主旋律。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庆70周年文艺晚会中，红色音乐文化大放异彩。“奋斗”作为整场文艺演出的主旋律，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歌舞形式串联起来。这正深刻表明党中央大力弘扬红色音乐文化，以此来激励中华儿女为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艰苦奋斗、团结奋斗。

二、百年革命歌曲是民族精神生动写照和红色文化重要载体

革命歌曲能激发爱国情怀、振奋精神，在战火中能凝聚成一种意志和力量，是奋勇前进的号角，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军民拿起武器奋勇抵抗日寇侵略，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红色革命战斗歌曲的传唱热潮。众多进步的爱国音乐家们以及不同阶层的艺术家、学生等爱国人士，为救亡图存纷纷执笔创作了一首首振奋人心、感人肺腑的革命战斗歌曲，数量多达上千万首。从中国人民不再任人摆布、勇敢站起来，到英勇抗击敌人，守卫国土家园，再到民族独立解放，《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等红色歌曲成了全国人民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鼓舞广大民众抗日斗志的代表力作。

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当时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一开始的剧本是田汉和夏衍合作执笔创作，但在剧本快要完成时，田汉被捕，手稿由夏衍转交给聂耳，聂耳毫不犹豫地答应给此歌谱曲，并为了增添歌曲的革命豪迈气概，在歌曲的开始加入了“起来”，歌曲的末尾添加了三个“前进”。在当时，抗战歌曲在民间传唱的热度十分流行，对于这首伟大的作品，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里提到：“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之于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军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④显示了此曲对于全國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同仇敌忾、团结抗敌的英雄气概起到了深刻的共鸣作用。1949年的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伴随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和隆隆礼炮声庄严响起。

《游击队歌》也是一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进行曲风格的革命战斗歌曲。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当代著名音乐家、教育家贺绿汀直接奔赴武汉、郑州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演出过程中，贺绿汀同八路军有了直面的交流和了解，对游击队的斗争精神、抗敌策略有了更深的认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更好地鼓舞战士们和人民群众的抗敌士气，在创作环境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贺绿汀在夜晚顶着煤油灯谱写了不朽的战歌《游击队歌》，并献给了八路军和游击队全体将士。此作品以曲调轻快流畅、生动活泼的手法，表达了游击队在抗战前线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智斗敌人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游击队歌》一经首演，便受到了全体抗日将士们的肯定，很快就唱遍了大江南北的各个抗日战场。

1939年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又诞生了饱含中华民族保家卫国反侵略精神的巨作《黄河大合唱》。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归国的青年作曲家冼星海，放弃了国外已有的优厚待遇，回国后深感民族危亡和民众的疾苦。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时刻，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解放事业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革命圣地延安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伟大抗敌篇章和红色音乐杰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黄河大合唱》是以民族发源地黄河作为背景，音乐的旋律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恰似黄河的波涛，奔流滚滚，犹如革命的抗日战斗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千军万马势不可挡。面对侵略者们的掠夺，面对母亲河所受到的欺凌，誓死保卫家园，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斗争气节和坚定打败日寇的必胜信念。《黄河大合唱》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风格，一种时代的精神，虽然它已诞生80多年，但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而被人遗忘，相反，它至今仍被人们传唱着。

《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及《黄河大合唱》中的《保卫黄河》，每一首歌曲的创作都有其不同的背景含义，但是它们的旋律都含有与其背景相吻合的风格，并拥有“红色革命精神”的典型形象。首先从革命性出发，以振奋精神为基调，鼓舞广大将士和人民群众抗敌士气，给予精神上的感召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⑤而红色音乐文化对于人民团结一致，捍卫国家，建立新中国有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其次，红色音乐文化也必然有统一的方向性和目的性。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⑥所谓“红色音乐文化”，也就是“爱国主义主题下的群众歌曲发挥其审美价值或社会功能的前提是能否在受众之间产生‘共情，我们也可以狭义地理解为‘经验的集体性应当先于其艺术高度，‘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音乐价值或功能的实现程度”⑦，它也是以不同阶层人民的需求为统一战线，以革命精神为传播根本，贴近群众实际生活，以鼓舞大众朝着同一目标的未来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在创作理念上，这三首革命歌曲也有着很多共通性，其一，从歌唱演绎的角度出发，为彰显强大革命精神力量，在歌唱艺术处理上它们都是以节奏快、跳音短促、字字突强、富有激情的音乐风格来演唱的。歌曲不仅仅在风格上有着刚毅雄浑、鼓舞士气的作用外，在调式调性上也有相同的基调。其二，从旋律上分析，三首歌曲都是以“西洋大调调式”为基础⑧，让人直面体会歌曲旋律中的正气凛然与血气方刚，而歌曲旋律都是以大调式中的“大三主和弦”的和弦分解音与其各音之间的级进式旋律走向为主⑨。众所周知，以西洋大调的主和弦分解音所构成的旋律往往都象征着强劲的号召性与推动性，因为在早期的欧洲，当时的铜管乐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所以大都是以自然号角的形式出现并演奏，而自然号角仅能演奏的自然泛音列中大量出现的大三和弦则在巴洛克、古典甚至浪漫时期都被广泛地运用于描写狩猎、号召或者冲锋等音乐意象当中。由此，附点节奏、前八分音符后十六分音符节奏再配上大三分解和弦这样的音响效果就有了极其醒目而又标志性的含义，例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开头就是这类运用的一个典型，展现出一种呐喊的风格印象，又如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开头也用类似的主和弦音旋律来表现旭日初升。旋律中前八后十六的节奏则是多出现于进行曲曲式，再加上旋律中的级进式走向更是增添了歌曲的张力，使歌曲有一种层层推进的感觉，比喻我中华儿女为了祖国解放事业和民族复兴勇往直前、连绵不绝的热血深情。其三，从谱曲调性上出发，作为中国作曲家，聂耳、贺绿汀、冼星海，他们并没有一味地运用西方的音乐技术来谱曲，相反不约而同地在大调调式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国五声调式”⑩。西洋的大调式是等级分明、主音主和弦占据绝对霸主地位的音阶调式，调内的一切音与和弦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倾向性，都要为主音主和弦而服務，这就像对当时欧洲君主封建制度的影射，而在巴洛克、古典时期的音乐也确实大部分只服务于君主与贵族。然而中国五声调式则与之不相同，五声调式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各自都可作为主音，五音之间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等级之分，所以中国古乐往往和谐安详，少有刺耳紧张之感。在融合了中西调式后，西洋大调式的等级不再分明，其中四级和七级音这两个相对不和谐的音也较少出现，就如国歌，除了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一句中有出现一个七级音外，所有都用的是五声音调，而五声调式的宫音则加重了主音的感觉，融合后五声调式的五音就像五星红旗上五颗五角星一样，商角徵羽有如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围绕着如共产党般的宫音，体现了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进入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这也使得音乐在不失大调本身光明正气的韵味同时，有了中国婉约和谐的味道，使得广大群众产生共鸣，并对于歌曲本身更有认同感与归属感。

三首革命音乐巨作从1935到1939这短短五年里，歌曲歌词和创作风格都见证了红色革命精神的历史变革，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随着时代进步而迅速崛起。音乐工作先辈们的初心使命和奋斗精神，永远是新时代音乐人学习的楷模。

三、在新时代的奋进中进一步坚持和创新红色音乐文化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中讲到：“文艺能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红色音乐文化”的精髓仍将是带领着我们奔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精神动力。习近平在新时代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方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个人的艺术生命自觉汇入党和人民的事业”。这既是对所有文化工作者的新要求，也正是对音乐工作者弘扬“红色音乐文化”优良传统的明确要求，指引了新时代音乐艺术创新的正确方向和精神境界，我们要用音乐武器改造和优化环境，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音乐文化需求，团结全国人民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1.迈步先进文化正道，抵御低俗文化侵害

新时代，我们的祖国已经日益走向强大，人民生活环境有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为进一步弘扬和创新发展红色音乐文化，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艺术人文日益呈现多样性和谐统一的繁荣和发展。但不可忽视的是，没有了革命时期艰苦朴素的环境条件，负面低俗的文化也随之出现并很快地渗透到生活的诸多方面。比如，在电视节目的播放中，有的选秀节目良莠不分、鱼龙混杂，还有一些人通过网络直播争当“网红”，为了博得眼球，提高点击率，编造一些奇闻逸事，一再突破人们的道德底线，造成不良影响。在文化娱乐圈和群众文化生活中，这些例子并不少见。如果任由这种现象的渐渐蔓延和传播开来，就会让年轻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丢掉了红色文化的精神财富，麻痹自我、游手好闲，整天迷恋于一日暴富的幻想当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新时代年轻人正处在吸收大量知识的阶段，对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仍需坚持文化自信，弘扬先进文化、高雅文化，不给低俗文化、庸俗文化提供土壤，让优秀的传统文化、优秀的作品和歌颂新时代的文化作品占领舞台阵地，这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和音乐创作者的历史担当和重要职责。

2.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奋中华民族精神

纵观古今中外，一个民族的崛起和复兴，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复兴和精神的崛起;一个民族的衰落和毁灭，也往往源自其民族文化的颓废和精神的萎靡。

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更优越了，但随之增加的工作压力也不容小觑。例如一些创业青年在已有的本职工作基础上还必须不断具备更多新思维、新创新才得以生存;高校教师不仅要在教学上对于学生尽心尽职外，还必须在科研上有更高的突破。种种压力使得拼搏于工作岗位的青年人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阻碍，挫败感和消极心理也随之而生，甚至对眼前遇到的困难挫折产生恐慌。当人生陷于迷茫之时，人们需要倚靠什么来唤醒自身的坚强和毅力呢？“人在本体论的维度上，始终存在着偶像崇拜的内在需求”。也就是说，当我们陷入困境，就需要更强的信念和积极态度来强化自我的精神境界，而传唱及传播红色革命经典作品，往往能够振奋自我、坚定自我，红色革命经典作品成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精神支柱。

此外，当我们在传唱红色革命歌曲的同时，还能更多地了解革命歌曲的历史意义，通过歌词和音乐风格的表现，了解当年国难当头时刻，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畏艰难强暴，奋起抗战，克敌制胜的中华民族伟大革命精神。如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的精神面貌也随之变化，红色革命歌曲为我们吹响了振奋精神、团结奋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军号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这句话意味着我们的国家本色与红色革命精神一直同时存在，这种精神将激励和振奋我们的精神面貌，用民族文化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再创佳绩。

3.传承革命歌曲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红色革命战斗歌曲是鼓舞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胜利的精神食粮。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道，对于艺术，特别是音乐，道德是其灵魂，是其存在的意义。

新一代青年音乐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有正确的理想信念，良好的道德情操，勇于创新的精神和职业使命感。“以音乐培育学生的心灵美，以音乐启发学生的智力，以音乐呼唤学生的情感，以音乐进行德育教育”。

要在红色宣传教育阵地上站好岗，在教好歌唱技能的同时，将红色革命歌曲的精神运用到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中，让更多的人唱出、唱好红色革命歌曲，弘扬红色文化精神，培养学生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为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更上一个台阶做出新贡献。

民族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高昂而宝贵的精神财富。民族文化自信时时刻刻支撑着我们的精神脊梁，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民族自信精神将培养出更多未来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有志青年。每一首红色革命歌曲都能激起民众的精神力量和爱国热情。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对于不幸感染的人们来说，除了舍身奋战在第一线的医生、护士的呵护与陪伴之外，还有红色音乐的力量给予了极大的鼓舞和抚慰，很多患者在方舱医院引吭高歌红色革命歌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与此同时，一幕幕抗击病毒、挽救生命的感人场面谱写成一曲曲壮美的赞歌，

《武汉！武汉》《爱同行》《我们一定会胜利》等激情洋溢的歌曲，唱出了爱、唱出了情，唱出了对白衣天使的崇敬、唱出了定能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同胞情、爱国心以及团结互助的伟大抗疫精神，这是红色歌曲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发展。

今天，祖国正行进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道路上，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我们仍要传承和优化红色革命歌曲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并努力使红色音乐文化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朵奇葩，成为激励人民共圆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注釋：

①⑦赵春雷：《爱国主义歌曲创作在新时代的风格流变》，《音乐创作》2019年第8期。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3页。

③曲冬梅、魏津兰：《歌唱艺术大众化普及的意义和价值》，《学术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