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贵琥

(山西大学文学院,030006,太原)

乃蛮诗人答禄与权在元明过渡的文坛十分具有代表性。 关于他的家世以及生平,杨镰先生在《答禄与权事迹钩沉》《双语诗人答禄与权新正》中已经做了详尽的考证[1],在文献上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发现的空间。 本文所要探索的是：答禄与权重要的作品是《杂诗四十七首》[2],他为何要采用“杂诗”这一体裁,在《杂诗》中反映了那些内容,继承了那些传统,自身又有了什么特点,这些特点与答禄与权的立身行事又有什么关联。这些都是在资料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研究答禄与权所必要做的工作,对于研究元代西域籍文士的华化也有所裨益。 概而言之,答禄与权之所以采用“杂诗”这一体裁,是为了便于表现其这一时期的复杂心境。 他的《杂诗》在内容与风格上与汉魏六朝的传统基本类似。 但答禄与权既不像阮籍那样遥深,也不像陶潜那样悠然,潇洒中又表现出矛盾和徘徊。 其出仕明朝以及一系列的表现,都可在此得到印证。 其核心在于：他在汉文明中找到了自己失落的精神家园,使其超越了族群、政权的观念。 这对于文化史和文学史的深入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答禄与权为何采用“杂诗”体裁

首先,我们看答禄与权为何要采用“杂诗”这一体裁进行创作。 所谓“杂诗”,不是“杂体诗”。《文体明辨》云：“诗有杂体：一曰拗体,二曰蜂腰体,三曰断弦体……各十九体。”这是近体诗产生之后的各种诗体,和古诗体中的杂诗不是一回事。 也不是《文镜秘府论》所云：“古人所作,元有题目,选入《文选》,失其题目。 古人不详,名曰杂诗。”因为《文选》卷二十九、卷三十杂诗一类下,收入的诗除了《古诗十九首》,还有王仲宣、刘公干、魏文帝等人以“杂诗”为题的诗,并且收入了大量有题目的诗。 如张平子的《四愁诗》,曹子建的《朔风诗》《情诗》,陆士衡的《园葵诗》等等。这说明“杂诗”自有其体系,和原有题目关系不大。 还是李善注《文选》王粲《杂诗》讲得明白：“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李周翰也云：“兴致不一,故云杂诗。”[3]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写作自由,内容广泛。 《古诗十九首》不就是有什么说什么的产物? 就连“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憾轲长苦辛”这样的话都能随便写出,还有什么不能写的呢? 这倒是和《文镜秘府论》解阮籍《咏怀诗》所云“咏怀,咏其怀抱之事也”有些接近。 我们再看答禄与权的《杂诗四十七首》。 这些诗正是有感而发,不拘方式,随意创作。 什么都可以兴起写作之意,内容繁杂。 如果给每一首诗都起个题目也不是不可以,但都很难准确概括所写的内容,而且整体上都反映出共同的风格和气氛,的确除了“杂诗”“咏怀”一类之外,还没有一个更恰当的题目。 其原因在于答禄与权写作这一组作品的时候,正值元明易代之际。 从其第二十三首“渔矶在洛滨”、第二十七首“幽居洛水滨”来看,他当时正在洛水之上,也即永宁,今天河南省的洛宁县。 当时元代政权处于灭亡的前夜,朱元璋的明代政权正在建立。 前途未卜,时局亦不明朗。 答禄与权情感复杂,纯是为自己而写,写自己的实情,自然要采用“杂诗”这一自由抒写的古诗体裁,而不会采用格律严密,以美的形式得到他人之赞赏的近体了。 其内容甚杂,其核心特点则是情感真切,内涵深厚。

2 《杂诗》的内容

答禄与权的《杂诗》虽然内容甚杂,但基本上可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感兴。 比如第一首：“东风扇微绿,卉木日繁滋。 慨此春荣花,宁忘冬悴时。 涧底松郁郁,淇澳竹猗猗。 物性固难变,千春恒若斯。”第十一首：“俯彼阶下草,湛湛寒露凝。 寒露已为霜,岂知非坚冰。 所以古人心,慎初唯战竞。 至教有如此,凛然独抚膺。”都是由自然界的变化兴出人生的无奈,可以称之为感时。 第四首、第三十三首、第三十四首、三十五首也是这一类。 第十三首：“瓠蛆杂粪壤,反以安其躬。 斥鴳笑鹏鸟,奋翼翔蒿蓬。 物类有清浊,世道有污隆。 怅然拂衣起,目送天边鸿。”第二十首：“楚国贱荆璞,弃之等沙砾。 宋人宝燕石,藏之重圭璧。 举世目多盲,茫然无所识。 贤愚共乘轩,谁分尧与跖。”还有第二十一首、第二十二首,都是由物兴起自己的不遇时之感,可以称之为感物。 这类作品在答禄与权的《杂诗》中所占比例甚伙。

第二类是乐隐乐静。 比如第二首：“勾芒布春令,微和满郊墟。 开门足生意,青青见园蔬。抱瓮时灌溉,植杖自耰锄。 寄迹衡门下,神闲体亦舒。”第十四首：“凌晨适南亩,驾言观我田。 我田奚不臧,稂莠郁芊芊。 愿耘叹力薄,释此愁思牵。 及时功不懈,终期大有年。”是对其从事农作近似陶渊明隐居生活的描写,可以称之为乐隐。第三首：“静坐掩虚室,尘事何扰扰。 斋心服我形,稍欣繁虑少。 披襟淡忘机,味道穷幽杳。 俯听枝上蝉,仰看云间鸟。 好风何处来,悠悠动林杪。 一笑天宇开,百年静中了。”描绘的是陶渊明所追求的无尘扰的环境。 因以静为其核心价值,可称之为乐静。 第二十四首、第二十五首、第二十六首、第二十七首、第二十九首也是这一方面的内容。

第三类是言理。 如第七首：“至人不可见,至理谅可论。 恭唯千载下,获仰圣谟尊。 人言溟海上,灵槎蟠古根。 张骞骨已朽,谁复穷其源”有对理的追求。 第八首以猗兰“不与芝同芳,乃与蒿并植”引出“异类等敷荣,此意谁能识”。 第九首以秋兰托根轩楹,引出“令德良自贵,慎勿当门生”之理。 第二十三首、第三十一首、第三十二首、都讲的是道家至乐和去智抱朴的观念。 第三十七首、第四十三首则推崇儒家,提倡做君子儒,固守原则。

第四类是讲抱负和追求。 如第十五首：“在昔颜氏子,陋巷困箪瓢。 为邦兼四代,克复在一朝。 青蝇附骥尾,腾骧千里遥。 竭才方卓尔,奚暇嗟无聊。”咏颜回实是自喻。 第十七首“陈藩既下榻,蔡邕还倒屣。 上有贤主人,下有高世士。今古同一时,胡宁独异此。 周公躬吐握,千春照文史。”迫切希望有圣主欣赏自己。 第十八首、第三十首都表现了强烈的事功之心和远大的抱负。第三十九首、第四十首、第四十一首、第四十二首则表现君子固穷的高尚节操。

以上四类之间是有交叉的。 比如第三十八首：“人生如飞篷,飘荡随风转。 及时不为乐,日月去人远。 华亭有鸣鹤,上蔡有黄犬。 已矣复何言,追游谅非晚。”既可以说是乐隐,也可以说是言理。 第十九首以团扇为喻,归结为“行藏随所遇”,既可以说是言理,也可以说是感兴。 第二十九首由“太空无纤尘,十五清光圆。 止水风不兴”,写到“此乐真自得”,既是写乐静,也是言理。 不过,总的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上四类。

3 《杂诗》与汉魏六朝古诗相一致

我们看得清楚,答禄与权《杂诗》所写的内容和古代特别是汉魏六朝时期的《杂诗》相类似。比如感兴类。 第十一首：“俯彼阶下草,湛湛寒露凝。”由物起兴的写法就和《古诗十九首》的“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4]以物兴起人生之感慨,再写到当下是一回事。 第一首“东风扇微绿,卉木日繁滋。 慨此春荣花,宁忘冬悴时。”和《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5],“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 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6]相比,不仅因时起兴相似,而且所言之物性不变,人生常变也同是千秋不变的话题,而阮籍《咏怀》第七首“炎暑唯兹夏,三旬将欲移。 芳树垂绿叶,清云自逶迤。 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差驰”[7]、第十四首“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 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 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8]也是如此。 再如乐隐和乐静一类。 答禄与权的第二首、第十四首“青青见园蔬”、“植杖自耰锄”、“临晨适南亩”、“终期大有年”,和陶渊明《归田园居五首》的“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9],《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的“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10],《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11],都是对隐居生活的描写。 而陶氏《饮酒二十首》中的“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12]和答禄与权《杂诗》第十四首“安得一壶酒,自酌还自斟”等反映乐静的生活相一致。 答禄与权言理类的作品,如第七首的“至人不可见,至理谅可论”和阮籍《咏怀》第四十二首“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 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 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 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13]以及第五十三首“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 智巧万端出,大要不易方”[14]同样是直讲其理的写法。 答禄与权《杂诗》第八首“猗兰生园中,含馨媚幽色”、第九首“秋兰出幽谷,托根临轩楹”和阮籍《咏怀》第四十五首“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荣。 修竹隐山阴,射干临增城。 葛藟延幽谷,绵绵瓜瓞生。 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 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15]以及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 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16]同是以形象来喻所言之理。 答禄与权《杂诗》第三十九首写“独抱固穷节”、“我本渊宪徒,商歌心自悦”,第四十首写“恶服非吾惭,狐狢非吾慕。 由也百世师,斯道宜深悟”、第四十一首写“袁安居陋巷,偃卧非自高。 颜渊与原宪,饭籺还哺糟。”阮籍《咏怀》第六十也写“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 违礼不为动,非法不肯言。 渇饮清泉流,饥食并一箪。岁时无以祀,衣服常苦寒。 屣履咏南风,缊袍笑华轩。”[17]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也言“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18]

答禄与权《杂诗》不仅仅是内容上和汉魏六朝古诗相一致,就是写作手法和艺术风格上也是亦步亦趋。 比如第三十三首：“明月出东隅,扬晖烛我堂。 涓涓行空谷,皎皎遥相望。 举酒酎明月,我亦尽一觞……”与左思《杂诗》“明月出云崖,皦皦流素光。 披轩临前庭,嗷嗷晨雁翔。 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 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19]很是相似。 第十九首“纨素丽且洁,实劳机杼功。 制为团团扇,为君播仁风……秋至商飚发,弃置靡所庸。”第二十一首“箧笥尚有恩,墙角竟何情。”只要和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成合欢扇,团团似眀月。 出入君怀袖,动揺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20]相比较,模仿的痕迹也太明显了。 第二十四首“自酌还自斟”、“陶然乐吾心”,第二十八首“但愿考终命,乐天复奚疑。”也是陶渊明“引壶觞以自酌”、“乐夫天命复奚疑”[21]的翻版。 就连六朝人士善于以仰观俯察来写作的方式,答禄与权也熟练加以运用。 如第三首的：“俯听枝上蝉,仰看云间鸟。”就和魏文帝《杂诗》：“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是一个路数。 可以说,从内容到风格、写作手法,答禄与权对汉魏六朝古诗效仿得十分到位。 这既说明答禄与权对传统文化十分精通,也证明他已经是一个纯粹的文士了。

对于前代作品的模仿,在古代诗歌特别是汉魏古诗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比如答禄与权的“中夜群动息,寒鸦栖复惊。 西风飒然至,万木皆商声。 达人尘虑绝,仰瞻星汉明。 洒心游八极,但觉元气清”(第十首)等作。 有点仿效阮籍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22]但阮籍又是仿效魏文帝的《杂诗》：“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 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 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 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23]而《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24]岂不又是魏文帝所本?其实汉乐府《伤歌行》早就这样写了：“昭昭素月明,晖光烛我床。 忧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长。 微风吹闺闼,罗帷自飘扬。 揽衣曵长带,屣履下高堂。 东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春鸟翻南飞,翩翩独翱翔。 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 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 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25]魏文帝和阮籍之作岂不可以说是《伤歌行》的缩写版? 《古诗十九首》在“孟冬寒气至”一首中写了“客从远方来。 遗我一书札”,又于下一首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26]开头。 但他们各自都有存在的价值。 其道理就在于人类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而在情感遭际上都没有多大的区别,于是形成许多永恒的话题和探索的对象以供诗人们吟咏。 像阮籍在《咏怀》中一连几篇都写同一个内容。 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都是写人生难料的老话题。 然而在写同一内容的时候,又由于处境、环境、角度的不同,能给人以新的启示和感受。 这就是为何在文学史上同一题材、同一话题,人人在谈,人人在写,世世代代在谈、在写,却能常谈常新的缘由所在。 那么答禄与权《杂诗》之新在哪里,价值又在哪里呢?

4 《杂诗》温柔敦厚的特征

可以说,答禄与权的《杂诗》对汉魏古诗的仿效不是如江淹《杂诗三十首》一样机械的诗,没有自己。 读者在他的《杂诗》中所能够感受到的汉魏六朝古诗的风格、手法大多是片断性的,很少有整体模拟的现象,更多的是以自己独特的身份和感受进行创作,从而和前代的作者在本质上拉开了距离。 比如他也在感叹人生的无常,写了许多自然无限与人生有限的冲突这一永恒的话题。第三十八首：“人生如飞蓬,飘荡随风转。 及时不为乐,日月去人远。”第二十八首：“四时有代谢,人生有盛衰。”但没有《古诗十九首》“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憾轲长苦辛”、“昼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27]这一类极端的思想,而是比较平和的“幸兹康且宁,好德心孳孳”、“已矣复何言,追游谅非晚”。 如前所引,他有许多仿效阮籍《咏怀》的作品,如第十首。 但很少像阮籍“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那样旨意遥深。他缺乏阮籍《咏怀》七十二：“性命岂自然,势路有所繇。 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 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雠。”[28]对名利之害的深刻揭露,也缺乏阮籍《咏怀》七十七：“百年何足言,但苦怨与雠。 雠怨者谁子,耳目还相羞。 声色为胡越,人情自逼遒”,[29]对人生苦恼的排斥。 还很少有《咏怀》三十九：“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 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 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 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30],那样慷慨赴难之勇气。 有的是“洒心游八极,但觉元气清”的平淡心情,最多是“常恐晦朔交,清光深自藏。 与汝不相见,泪下空沾裳”的惆怅而已。还如前所引。 答禄与权有许多和陶渊明相类似的隐居作品。 但他缺乏陶渊明《九日闲居》“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 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 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 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31],那种隐居生活非真自然却又将不自然变得自然的深刻感。 也没有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 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 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32],对真正隐居生活之艰辛的描写和体会。 答禄与权有关言理的篇章,缺乏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中“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 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33],哲理式的深刻探讨,也缺少“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 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34],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只是“静此愁思牵”(第十四首)、“怅然拂衣起,目送天边鸿”(第十三首)、“奚暇嗟无聊”(第十六首)、“俯首长渊默”(第三十一首)、“幸兹康且宁”(第二十八首)罢了。 因此答禄与权“安得一壶酒,自酌还自斟”与陶渊明《拟挽歌辞》“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35],在深刻的程度上不是一个档次。 其第二十二首：“我有三尺琴,泠泠椅桐质。 上无冰丝弦,妙音谁能识。 高人得深趣,时时横在膝。 摩娑久沉吟,悟悦心自怿。 终焉无与愬,俯首常渊默。”用的是陶渊明之典。《晋书·隐逸传》言陶渊明“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 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 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36]但在本质上全不相同。 陶是深刻领会后进入趣的境界,答禄与权只是不为人知的怨叹而已。

如上所述,答禄与权和魏晋人士一样都是处于政权更迭之际的乱世,所以都用“杂诗”的形式写出了自己复杂的感受。 尽管这些感受大多是相类似的,但在实质上都有所不同。 如果从表面上看,答禄与权的《杂诗》要平和得多,主要是文人式的言其性情,和元代大多数文人一样,其特征是传统的诗教——温柔敦厚。 这从答禄与权所参与的至正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玄沙寺雅集,和玉山雅集具有一致性,便可得到证明。 贡师泰所作《春日玄沙寺小集序》中言：“方今宽诏屡下,四方凶顽犹未率服。 且七闽之境,警报時至,而吾辈数人,果何暇于杯勺间哉? 盖或召或迁,或以使毕将归,治法征谋,无所事事,故得从容,以相追逐,以遣其羇旅怫郁之怀。 然而谢太傅之于东山,王右军之于兰亭,非真欲纵情丘壑泉石而已也。 夫示闲暇于抢攘之际,寓逸豫于艰难之时,其于人心世道亦岂无潜孚而默感者乎?他日当有以解吾人之意者矣。”[37]玉山雅集分题诗序云：“相与议论时务,凡可惊可愕可忧可虑者不少。 予乃曰：‘于斯时也,弛张系乎理,不系乎时；升降在乎人,不在乎位。 其所谓得失安危又何足滞碍于衷耶? ……呜呼! 于是时能以诗酒为乐傲睨物表者几人,能不以汲汲皇皇于世故者又几人。 观是图,读是诗者,宁无感乎?”[38]两者又何其相似。 然而更重要的是答禄与权和魏晋士人以及传统士人身份处境的不同。

5 答禄与权皈依汉文明的原因

我们知道,答禄与权是乃蛮人,是“太阳汗”的子孙。 公元1204 年成吉思汗击杀太阳汗,其子屈出律逃脱,其宠妃古儿别速成为成吉思汗的皇后之一。 屈出律逃亡西辽,成为西辽最后一代君主。 公元1218 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攻西辽,屈出律败亡,其子抄思为蒙古军队所获,被古儿别速收留,25 岁时随窝阔台汗出征灭金。 其子别的因承父职为副万户。 别的因次子囊加歹以答禄为姓。 答禄与权便是囊加歹(也名文圭)的孙子。 他于迁葬父祖二十年后,请翰林侍讲学士黄溍写出《答禄乃蛮氏先茔碑》。[39]所以说,答禄与权作为色目人,有着一部家族的血泪史。 他的家族在中原定居后,已经失落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不论是乃蛮文明,还是西辽文明,都在蒙古的征骑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新居地的汉民族的传统文明使其在精神上找到了归宿,生命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他不是对太阳汗的文化没有向往,“人言溟海上,灵槎蟠古根。 张骞骨已朽,谁复穷其源?”但是“至人不可见,至理谅可论。 恭唯千载下,获仰圣谟尊”(第七首),新的文明填补了心灵的空缺。 他真诚地皈依了源远流长的汉文明,并和远祖的文明在心灵里融合在了一起。 其第六首写道：“黄河自天来,日夜无停奔。崩腾荡山岳,浩汗彻乾坤。 龙马负图出,羲皇道弥敦。 妙契画前易,人文今古存。”西方正是黄河的源头啊! 元代的汉人文士往往惊讶于色目人的汉化程度,感到甚至水平超过汉人,如《至正直记》卷三“高昌偰哲”条就载,高昌偰哲笃世南兄弟五人同登进士第,且教子有法,为色目本族之首。 使汉人文士羡慕效法,这实际上正是元代色目人士找到精神家园后,真诚臣服汉文化的反映。

正是由于对祖先的了解,对汉文化的服膺,答禄与权能够以冷静的态度来对待元明之际的动乱。 虽然他在元代考中了进士,但一直是低级官员。 元末担任河南江北道肃政廉访司佥事,正遇战火正炽。 在政权覆灭之时,他不是有守土之责的主要长官,于是不必要像余阙一样殉国。 他不在大都,也就不会像金元素一样随元皇室退回漠北。 既然没有像廼贤一样死于乱军之中,于是避乱永宁山,过上了比较安逸的生活。

在这样的生活中,他“寄迹衡门下,神闲体亦舒”(第二首),“手把一编书,仰看天正碧”(第五首),“赖有古人书,使我开心颜”(第二十五首)。正是古人之书,时局之变,使他明白了人生的道理。 第二十六首中言：“时时持简编,寸心常悠悠。 贫贱非我戚,富贵非我求。”第十一首亦云：“慎初唯战竞,至教有如此”。 他在传统的圣贤身上找到了度过艰难困苦的生活的动力,颜渊、原宪、夷齐都是他的榜样。 第三十九首云：“人情贱清素,门无长者辙。 我本渊宪徒,商歌心自悦。”第四十首云：“恶服非吾惭,狐貉非吾慕。 由也百世师,斯道宜深悟。”第四十三首云：“夷齐志高洁,守经终不移。 ……清风起顽软,百世同一时。”而且在这政权交替的空档时期,他失去了任何官职的拖累,回归到纯粹的文士的身份,享受到了传统文士所追求的无挂碍的诗意和乐趣。第三首云：“斋心服我形,稍欣繁虑少。 披襟淡忘机,味道穷幽杳。”第五首云：“幸无案牍劳,聊任诗书责。 虑淡神自清,身闲地仍僻。”他经历了太多的动乱,目睹元军的腐败、起义军的强盛之后,不能不引起反思。 作为一个纯粹的传统的文士,不可能不在儒家经典之中理解发现自身的价值,萌生功业之心。 第十七首云：“陈蕃既下榻,蔡邕还倒屣。 上有贤主人,下有高世士。 今古同一时,胡宁独异此。”他希望有圣主能欣赏自己,使自己对社会发挥作用。 第十九首云：“仁风被四海,熙熙百世同。”这些作用和名利没有关系,传统的鲁仲连等高尚之士就是自己的榜样。 第十八首云：“绮园成羽翼,采芝商山岑。 鲁连却秦军,长揖谢黄金。 功成身亦退,不受名迹侵。 寥寥千载后,谁识斯人心。”他自视甚高,踌躇满志。第三十首云：“我有金莲炬,扬辉照无垠。 千灯共万灯,自我一炬分。 灯灯各自明,我炬长有神。煌煌一寸光,夜夜如三春。”第二十一首云：“用舍谅难持,哲人宜静听。”儒家经典不是提倡“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吗? 不是主张“民为邦本”吗? 不是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吗? 这些都是答禄与权服务社会岀仕新朝的理论依据。 他于洪武六年二月因被荐而任命为秦王府记善,成为受重视的朝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因此,答禄与权的《杂诗》,有许多矛盾和冲突的内容。 他既追求安逸的隐居生活,“开门足生意,青青见园蔬”、“神闲体亦舒”(第二首),自称“达人尘虑绝”(第十首)。 却又有着强烈的事功之心。 希望“青蝇附骥尾,腾骧千里遥”(第十五首)。 既是崇道,追求至乐的境界,不动机心,“至乐谅斯存,胡为叹幽独”(第二十三首),却又崇儒,“宣尼今尚存,……不愧君子儒”(第三十七首),慨叹不被人发现,“贤愚共乘轩,谁分尧与跖”(第二十首)。 一方面鼓吹固穷的节操,一方面又讲“道德虽云尊,奉养良独劳”(第四十一首)。 一方面讲“大节诚有亏,功名安足云”,一方面又讲“野人效微忠,持此将献君”(第十六首),并最终效忠于大明皇朝。 其实,这正是他在洛下不同阶段思考的真实反映。

也许有些人士对答禄与权的出仕新朝在节操上提出质疑。 但是若从答禄与权本人来讲：首先,他作为亡国的太阳汗的子孙,元代之灭亡是其第三次亡国。 既然他的祖先抄思可以在两次亡国于蒙古之后效忠于蒙古政权,那么答禄与权在蒙古政权灭亡之后效力于明王朝就不存在道德上的障碍。 其次,答禄与权已经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之士,而且是以色目人的身份来接受汉民族传统文化,于是他就可以直接继承汉文化的核心价值。 类似孔子之干七十二君便是榜样,于是出仕新朝在道德上不会成为问题。 平心而论,如果撇开迫害知识分子,采取残酷的手段对待官员等负面因素,尽管朱元璋水平很差,但在体会下层民众上还是能够和儒家思想相沟通的。 答禄与权《送徐知府赴京》：“圣人眷人牧,煌煌达四聪。 愿言求民瘼,一一报宸衷。 坐令尧舜泽,熙熙四海同。 垂拱建皇极,鸿烈传无穷。”《寄赵可程》亦云：“乾坤再造元非昔,日月重明自有初。作吏要循三尺法,为儒不负五车书。”这些应是他的真心话。 儒者总要以服务于社会为归宿。 可以说,答禄与权作为下级官员、纯粹文士的身份,和金亡以后的元好问很是相似,而他以色目人的特殊身份则更应为我们所关注。

答禄与权和阮籍、陶渊明的不同体现在于,阮籍是真正的没有出路,因他就在仕中。 六臣注《文选》便云：“籍于魏末晋文之代,常虑祸患及已,故有此诗。 多刺时人无故旧之情,逐势利而已。 观其体趣,实谓幽深。 非夫作者,不能探测之。”[40]答禄与权则是不在仕,正在希望有出路。阮籍的家世没有改变,是以苦恼。 答禄与权是家世变了几次,若要追根问底,他和元统治者不会亲密到那里去。 同理,陶渊明的隐居是出仕之后的明智选择,而答禄与权的所谓隐居是暂时的和不得已的,何况他还是在郊区并不在山中。 《杂诗》第二首讲：“微和满郊墟”,第五首也讲：“矧兹都邑士,迥若山林客。”阮籍虽然在仕中但不愿走大家都走的路；陶渊明心甘情愿地走隐居的贫困之路；答禄与权则是可以走任何一条路,于是对这一切采取旁观者的态度。 阮籍畏讥,答禄与权不可能畏讥；陶渊明甘于寂寞,答禄与权却不甘寂寞。 答禄与权的隐居是客观现实造成的而不是求的结果,他的仕只是希望而已,隐仕都不是十分迫切。 正因为如此,答禄与权的《杂诗四十七首》体现出与以往的《杂诗》不同的特点：与《古诗十九首》、阮籍、陶渊明相比,少了一唱三叹的幽深慷慨,更多的是温柔敦厚的从容。其多短篇而少长篇也和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