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塞罗在其著作《论友谊》中专门探讨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从表面上看，西塞罗似乎只是简单地在论述个人德性与友谊之间的关系。但对于作为政治思想家的西塞罗来说，其对于个体层面的思想必然会受到他本人的政治思想的影响。文章从西塞罗所探讨友谊的相关问题出发，试图一窥友谊这看似个体层面的思想与其政治理论的相关性，阐明西塞罗在不同层次上思想的统一性，从而推动从整体上认识高尚的罗马共和国公民西塞罗。

关键词：西塞罗;德性;友谊;友谊政治学

相比于古希腊灿烂多元的哲学思想，注重政治实践的古罗马人相当务实，似乎没有产生特别重要的具有原创性的政治思想家。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西塞罗，西塞罗出生于公元前一世纪，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积极吸收古希腊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根据其自身的人生经验以及观察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继承并发展了古希腊时代探讨的一些重要的观念，友谊便是其中之一。《论友谊》是《论老年》的姐妹篇，在这里，西塞罗用对话体的形式，通过笔下人物之间的对话，探讨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友谊，在对友谊进行仔细的辨析后，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友谊观。西塞罗所生活的年代处于罗马共和国晚期，作为共和国忠诚的公民，西塞罗的政治实践以及写作都服务于维持罗马共和国的存续。西塞罗为捍卫罗马的共和理想而积极写作，所以，西塞罗在《论友谊》中，强调个人层面的德性的重要性，同时，西塞罗把个人德性作为友谊的基础，结合他彼时面临的现实政治状况，探究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友谊。为了避免罗马共和国晚期面临的政治伦理困境，西塞罗通过强调把个体的德性与个体作为公民的责任结合起来，强调公共利益的优先性。他以此为基准对德性的内容做出了更广大的诠释，并以德性来避免友谊的狭隘化，西塞罗劝导人们去追求真正的友谊，奉行一种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友谊观，这背后有着其深刻的政治内涵。

一、西塞罗政治思想的底色：自然法传统

西塞罗是斯多葛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信奉且推崇自然法连同从自然法中派生出来的人人平等思想。斯多葛学派是一种“世界主义”，这个学派认为人类是一个整体，而人是有共同祖先的社会中平等的成员。自然法是至高的法律，所有生物都依照自然法而生活。这种普遍规律决定着何为正义、何为不义，也决定着人们认为在特定情境下什么行为是适当的。比如，对于什么是善，西塞罗认为人们的内心思想或者说灵魂与自然保持一致就是道德的表现，也就是善。反之，那么就是不道德或者说恶。同时，西塞罗相信自然法是普适的且永恒不变。国家与个人的最高行动准则都在自然法之中[1]。

“依照自然而生活是最好的[1]。”

西塞罗继承并宣扬了这样的自然法思想，根据自然法这个标准，他进一步阐释人们在实际行为中的善与恶、好与坏、是否恰当、是否正义、是否应然。西塞罗首先是一个积极的政治家，所以他的著作都具有极浓烈的政治色彩，他信奉的这个普遍准则也应用于现实情况来探讨个体层面的一些德性，比如友谊、责任和义务等等，而这些在西塞罗看来都是与国家的命运、世俗的政治生活是紧密相关的。西塞罗是一位能工巧匠，他巧妙地调和个体与国家、理论与实际以及世俗与理想之间的张力，试图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以期达到某种均衡并且能有所突破与发展，有着西塞罗一贯的功利性与实用性的特征。比如，在柏拉图看来，获取知识和追求美德这本身就是善的理念，而西塞罗则要求“美德必须加以应用[1]”，并且坚持认为，“真正的知识在于行动、言论和实际事务之中[2]。”

二、公共利益的优先性

正如同所有的古代思想家们一样，斯多葛主义者也十分重视道德层面的追求。也就是说，即使在一个并不完美、也不满意的世界里，个体也要履行他应履行的职责，这是个体修行之道。在斯多葛主义者看来，个体最重要的职责哪怕是在一个有着缺陷的、道德沦丧的世界里也要努力控制作为个体本身的人生。西塞罗也作如是观，在《论义务》和《论演说家》中都就获得政治成功所要具备的个人美德和技巧阐述了重要观点。

从一开始，西塞罗便给国家下了一个定义，“共和国有是人民的事业[1]。”因此，它是一种共同的事务，也就是说，是一种属于国家的事务。所以，在《论共和国》中，西塞罗坚称，个人最高的义务与职责便是去捍卫共和国。他认为这项职责是仅次于个人对于诸神的义务的，他也认为这个职责甚至是高于个人对于家庭或者父母的义务的。西塞罗的著述表明，在他看来，公共生活与个体的私人生活之间是存在某种张力的。这就激励人们不得不去思考有关公共生活、私人生活以及其他生活中所面临的义务，以及影响这些义务的各种不同的因素与价值取向。西塞罗分析了共和国的形成代表着社会或联合体的第五个阶段，前面四个阶段依次分别是夫妻、父母与子女、家庭和城邦，最后是国家，而国家也是最重要的。

西塞罗在其著作《论责任》中讨论了人们对自己的行动所应负的责任以及指导其行为的准则。在西塞罗看来，倘若我们能在精神层面上達到与自然的某种和谐，就像人定的法律能与真正的更高法，也就是自然法之间达到和谐，那么我们就能够是正义且有美德的[2]。也就是在前文里所指出的，西塞罗政治思想的底色是遵循自然法传统。由此，西塞罗进一步指出，人们最重要的责任是对神的责任，其次是对国家的责任，然后才依次是对父母、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接下来是对朋友和其他人的责任。在这种等级制下，宗教和公共责任优先于私人的家庭责任。西塞罗赞赏斯多葛派的观点，认为人类是为人类而出生的，其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服务的[3]。“对美德的最好运用在于管理国家，并且是在实际上[1]。”

总的来说，西塞罗在吸收并继承了古希腊政治思想中强调德性的基础上，他也非常激赏并且鼓励公民对于祖国、对于自己城邦的奉献和热爱，希望能够共同建立一个以公共利益为最高诉求的德性政治观。这体现了公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从而能够实现“真正的利益”、“真正的高尚性”与“真正的友谊”的统一。是以，在西塞罗的价值谱系里，“祖国”、“公共利益”或者说，“公共生活”具有至高的价值。

三、西塞罗友谊论的特点

梳理西方政治传统会发现友爱维系着其政治秩序[2]。如前所述，西塞罗生活在罗马共和国即将分崩离析、向帝国时期过渡的时代，而在罗马共和国末期虽然追求德性和荣耀这样的政治传统伦理思想仍然指导着个体的行为，但在世俗的政治实际生活中，片面地追求具象化的荣耀，以追逐权力和个人功绩为目的的荣耀观念使得罗马共和国逐步地走向了腐化与堕落。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西塞罗借鉴希腊思想重新阐述了德性的内涵，用个人德性来约束荣耀，西塞罗希望重新塑造共和国的政治伦理，他劝告个人不要沉溺于精英主义以及个人偏颇的政治野心之中。

是以，即便是在谈及友谊这一话题时，也能看到西塞罗对此所作的努力。他强调，获得友谊的基础是要做一个好人，原则是“友谊只能存在于好人之间”。因此，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西塞罗的政治伦理与其论述个人层面的道德相互映射、相互统一。事实上，西塞罗的友谊政治观也是以道德观念“善”为基础的。西塞罗在《友谊论》中明确说到，好人是友谊存在的基础，美德是第一位的，没有美德就没有友谊[2]。友谊存在于这样一些有美德的人之中，实质上，西塞罗这也是继承了柏拉图的观点，柏拉图认为坏人之间是不可能存在友谊的。尽管西塞罗强调真正的友谊是没有功利性的，不过，友谊也能够带来实在的好处。在朋友的陪伴下，友谊能够带来幸运，可以共同分享快乐，可以共同承担逆境。他主张朋友之间应该经常需要帮助[2]。

在西塞罗看来，哪怕个体具有了美好的德性，拥有了可贵的友谊，友谊的维持却也是一大问题。他认为世上最难的事情是终生不渝地维持友谊，其原因在于朋友之间的友谊总是面临着许多的挑战与威胁，比如政见的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体性格的变化等等都将会把友谊置于艰难的考验之中。有趣的是，立于美德之上的友谊要依靠美德去维系，甚至要在美德的检验之下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友谊。可以看到，尽管获得友谊也能带來功利性的好处，不过，西塞罗还是把美好的德性置于比友谊更优先的位置上。

可以这样认为，应该把西塞罗关于个人关系之间的友谊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即，把结成共同体的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加以考察。值得一提的是，西塞罗是把个体作为国家存在的前提，由此可推论出，一个美好的、蒸蒸日上的国家的前提是要有美好、健康向上的人民，只有具有美好德性的共同体才能成为一个美好的国家。

四、结语

西塞罗在个体层面的道德论述和在国家层面的政治理论与其所处的时代和其身份地位密切相关。西塞罗在《论友谊》中一再强调，维持友谊最为关键的阻碍在于：两个朋友的个体品格必须是高尚纯洁的;而在其政治理论中又将这种美好的德性作为挽救唯荣耀是瞻的、堕落的罗马政治风气的武器。在西塞罗所在的时代，罗马共和国秉持的荣耀政治观令其属民渐渐走向堕落，唯功绩和权力论使得整个国家滑向腐败堕落的深渊。西塞罗作为共和国政治家的职业身份以及自身所具有的责任感使得其致力于挽狂澜于既倒，把罗马从这种政治危机中挽救出来。认识到西塞罗的友谊观是与其政治思想联系起来的，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全面地了解西塞罗的思想。

参考文献

[1] 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西塞罗.西塞罗三论——老年·友谊·责任，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3] 王焕生.西塞罗的义务观评析[J].比较法研究，1999（Z1）：3-5.

[4] [法]雅克·德里达著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胡继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 [英]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6] [美]唐纳德·坦嫩鲍姆/戴维·舒尔茨.观念的发明者.叶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 刘训练.在荣耀与德性之间：西塞罗对罗马政治伦理的再造[J].学海，2017（04）：68-76.

作者简介：顾春露（1987- ），女，贵州遵义人，硕士研究生在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