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善勋

在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徐舜寿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从歼教1飞机的设计到初教6飞机的研制，从强5飞机的成功到轰6飞机的改进，从歼8飞机设计方案的论证到自行设计运7，这些中国航空发展历程中赫赫有名的机型都和徐舜寿息息相关。

此外，徐舜寿还为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顶尖人才，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顾诵芬，工程院院士陈一坚、管德、陆孝彭、屠基达等都从他那里受益良多。

作为新中国早期航空工业的规划师和奠基人之一，徐舜寿一直在思考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飞机设计体系。徐舜寿的工作搭档、时任某研究所所长的刘鸿志评价他是中国航空工业科研战线上“难得的帅才”。

从南浔到南昌

徐舜寿出身于古镇南浔的世家，他的曾祖父徐延祺曾官至内阁中书、总理衙门章京，祖父徐麟年是一位诗人，父亲徐一冰是我国著名现代体育教育家。徐一冰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外国人体魄强健，立志使国人强壮，回国后创办了国内首所体操学校和国内首个现代体育刊物《体育杂志》。因成绩卓越，徐一冰还曾获得民国总统黎元洪颁发的“教思无穷”匾。

1917年8月21日，徐舜寿出生于上海。三年后，他随母亲回到老家浙江湖州南浔镇，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徐舜寿从小就品学兼优，在小学时就曾跳过三级。他喜欢数理化课程，1933年从秀州中学毕业后，因成绩优秀被南京金陵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同时录取。经过认真思考，徐舜寿选择入读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专业。

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徐舜寿深受梅贻琦和马约翰教育理念影响，不仅学业成绩优秀，打下了坚实的航空知识基础，还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并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参加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37年5月，徐舜寿从清华毕业，到杭州飞机制造厂担任检验员。9月，徐舜寿又考入中央大学航空机械特别专业研究生班。

1939年5月，徐舜寿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在空气动力学组做飞机性能计算研究。在此期间，他阅读了数十本英美航空技术报告，并和王士倬合著《飞机性能捷算法》，获得航空研究院的奖励。

1941年，苏联在新疆伊宁成立空军教导队，帮助我国培训飞行员。不久后徐舜寿被调往教导队，负责教授“飞行原理”课程。一年后，徐舜寿又被调回成都航空委员会编辑处，他在此编写了极具实用价值的《英语航空工程名词字典》。

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军机的肆意轰炸，有志之士都认识到了振兴我国航空工业的必要。1942年6月中美签订《抵抗侵略互助协定》，根据其中的条款要招收公费留美实习生。徐舜寿抓住机会考取了中国空军第四批赴美留学生。

1945年，徐舜寿先在韦德尔公司学习零件制造，后来到麦克唐纳公司学习飞机设计，并参与了FD-1和FD-2飞机的设计工作。1946年3月，徐舜寿到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力学专业。当年8月，徐舜寿奉召回国，奔赴南昌第二飞机制造厂参加中运-2和中运-3运输机的总体设计和性能计算，主要负责发动机选型和飞机外形定线。

创办我国首个飞机设计室

1949年2月，在上海的徐舜寿开始谋划北上解放区，历经几多坎坷后，于5月到达沈阳，被分配至东北航校机务处，并加入了解放军。上海解放后，徐舜寿随东北航校机务处副处长顾光旭南下接收国民党溃败而留下的航材、工厂和航空人才。后来在接收组的基础上组建华东军区航空处，徐舜寿成为其中航空工程研究室的一员。

1950年1月，徐舜寿随航空工程研究院从上海搬至南京，工作期间他带头翻译了俄语版《飞机构造学》，这本书被很多学校当作教材使用。当年11月，航空工程研究院撤销，徐舜寿等一批人被调入重工业部航空局。1957年徐舜寿还随聂荣臻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到苏联谈判米格19和图16的技术转让问题。

1953年，徐舜寿得到一本国外最新出版的《飞机强度学》，便利用出差的旅途进行翻译。当时徐舜寿坐的是火车硬卧，他便趴伏在手提箱上，以每小時2页的速度翻译，就这样，他趁出差的旅途译完了这本书。在徐舜寿的示范下，他领导的研究所经过长期积累，保存下了非常丰富的技术资料。

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学习中慢慢建立了自己的航空工业，初教5（雅克18）、歼5（米格17）等飞机相继下线。徐舜寿也在这一“黄金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苏联专家都称徐舜寿为航空工业局的飞机总工艺师。

飞机设计是项庞大、繁杂的系统工程，而且随着航空科学技术的进步，飞机设计也面临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苏联虽然给了我国大量援助，但也有局限性。在航空方面，苏联的援助严格限制在飞机制造技术层面，并不希望我们掌握研究、设计、试制和开发技术。这就要求我们自力更生攻关自行设计飞机的能力。

1956年8月，机械部四局发布《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明确了设计室的主要任务：集中一批技术力量，一面学习苏联的产品设计资料和有关的基本规范，掌握设计计算程序和方法;一面在工厂进行实习，熟悉产品的工艺过程。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部件或整件产品的实习设计，为将来建设飞机、发动机设计所准备条件和培养干部。

1956年10月，徐舜寿主持创办了我国首个飞机设计室——沈阳飞机设计室，并担任主任设计师，同时担任歼教1喷气机的总设计师。当时办公条件虽然简陋，但徐舜寿仍按照高标准来布置。他借鉴了早年在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工厂实习时设计室的布局，打通整个屋子，让所有设计人员共处一室，总设计师也可以看到大家，方便及时解决问题。

飞机设计室下设13个设计组，程不时任总体设计组组长、顾诵芬任空气动力学组组长、屠基达任机身设计组组长等。

徐舜寿很清楚中国飞机设计事业要想发展起来，设计人员必须掌握先进的航空科学技术和设计技术。飞机设计室成立后，资料奇缺，在徐舜寿的提倡下，设计室订购了1945年以来的英国《航空工程》、《皇家航空学会志》、美国航空学会学报等出版物。通过收集大量文献资料，飞机设计室很快成为国内航空科技资料收藏最多的地方。

徐舜寿鼓励年轻的技术骨干要“坐下来，钻进去，冒出来”。他还对技术人才的专业知识提出高水平要求，他表示：“一个飞机设计人员一定要熟悉十种以上飞机的同一构件或系统的构造，并能进行分析比较，论述其优缺点，概括出各设计家的传统，知其所以然。”

从歼教1到初教6

飞机设计室成立不久便开始新飞机的设计工作，当时空军的高级训练机是乌米格15、中级教练机是雅克11、初级教练机是雅克18。由于雅克11消耗很快，徐舜寿决定从中级教练机开始着手。但当时国内由于高速风洞的局限，新飞机速度无法超过临界马赫数，机翼不能后掠，徐舜寿决定设计一款时速850公里的中级喷气式教练机。

那是建国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徐舜寿在没有外国专家援助、缺乏飞机专业设计人才和短缺经费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带领一代航空青年人才，仅用三个月便完成歼教1的全部设计图纸，在两年内研制出歼教1需用的材料、发动机，在那个年代堪称奇迹。

徐舜寿在研发歼教1的过程中，虽然主要参考对象是米格17战斗机，但是他并没有“唯米格论”，而是大胆将米格机的机头进气改为两侧进气布局，同时采用全机铝合金结构和下单翼式设计。

在歼教1飞机的方案评审中，徐舜寿了解到苏式飞机座舱盖容易顶头，操纵手柄偏大，因此专门派人收集了1400多名中国飞行员的身材数据。他发现苏联人上身短，因此座舱矮，同时，苏联人的手掌比中国人大，所以手柄设计得较宽。根据这些数据，歼教1进行了相应的改动。可以说，徐舜寿是国内人体工程学应用第一人。

1958年7月26日，歼教1在空军试飞员于振武的操纵下顺利完成首飞。于振武曾评价歼教1：“座舱宽敞，前后舱视界比米格15好，座舱安排合适，部分电门仪表安排有些不适，应加以改进;起落架减震好，刹车灵活，转弯容易;放襟翼时飞机低头，力矩变化较大……总体评价是：除了几个故障需要排除，其他基本性能都较好。”叶剑英元帅还代表中央军委参加了庆功会。

歼教1的成功对于刚起步的新中国航空事业有着深远意义，它开创了中国人自行设计飞机的历史。徐舜寿领导着飞机设计室走完了从型号设计到试飞的全过程，通过歼教1的研发，很好地锻炼出一批人才，积累了很多宝贵设计经验。

飞机设计室在进行歼教1设计时，初教6的设计也开始了。当时我国的初级教练机主要是仿制雅克18，徐舜寿发现雅克18使用的钢骨架和蒙布结构已经落伍，而且雅克18使用后三点式起落架，飞行员改型也比较麻烦。新的设计任务下达后，徐舜寿立刻组织力量开展初教6的总体方案设计，其中提到初教6采用前三点式起落架、全金属薄蒙皮半硬壳结构。

但当时飞机设计室正在进行歼教1的研发，还要上马“东风107”超音速飞机，因此初教6的任务便被转至南昌302厂。徐舜寿让初教6主管设计师屠基达率领20多名设计人员去南昌302厂，他本人也去南昌亲自指导工作。

1958年8月27日，初教6首飞成功，当年10月还在北京南苑机场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1962年1月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正式给初教6定型。初教6在1979年还荣获国家级质量金质奖章。到2007年末，初教6下线3000多架，还销往国外数百架。

2019年2月，初教6获中国民航局颁发的TC/PC（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成为我国第一款进行军转民的飞机型号，标志着初教6正式进入国内民用航空市场。

从伊尔28到运7

歼教1首飞后，徐舜寿带领研发人员奔赴福建前线机场，听取一线人员的意见反馈，为设计新的超音速歼击机做准备工作。遗憾的是超音速飞机“东风107”因各种原因被迫中止。

1960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国防部第六研究院，也就是航空研究院，飞机设计室则并入了六院一所（歼击机设计所）。国防部任命徐舜寿为六院一所副所长。1963年2月，中央军委为了加强飞机研究所的保障工作，国防部六院由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改着陆军服装。1964年3月，徐舜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上校军衔，并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4年7月，徐舜寿奉命参与组建我国首个大型飞机设计所——西安飛机设计研究所，并担任该所技术副所长并兼任首任总设计师。

当时，我国正在推进米格21和伊尔28飞机的改型工作，徐舜寿到任后，很快便着手组织伊尔28飞机换装涡扇发动机的改进工作。他去部队后还了解到伊尔28在中国“水土不服”的情况：该机座舱没有空调设备，夏天的南京约38℃，而飞机在500米高度时座舱温度能达到54℃，飞行员执行任务后，需要人扶着才能出来。徐舜寿组织人员研究出有散热器和涡轮冷却效果的空调系统，一举解决了飞行员的大问题。

1964年，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接下来准备研制氢弹。执行该任务就需要研究投放氢弹的飞机的选型、改装，并研制飞机上搭载的原子灰尘取样器。徐舜寿担任载机组组长（“816”方案），载机的改装牵涉到性能、投放高度、速度、逃生、弹舱保温、材料耐热、耐冲击、耐原子辐射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徐舜寿认为氢弹爆炸后，对载机影响最大的是冲击波，对此他还进行了艰苦的地面模拟试验，最终保障了氢弹投放的顺利进行。1978年“816”方案在全国首届科学大会上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徐舜寿早在1962年便提出，中国这么大，更加需要大飞机，他对伊留申飞机设计局很是推崇，并希望测绘仿制伊尔18。1966年10月27日，国务院国防工办以276号文正式下达安24的测绘设计任务，并命名为运7。

运7也是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建立以来首个飞机完整型号的测绘仿制任务。徐舜寿对技术人员表示：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对于工程技术人员而言，解决了主要矛盾，就解决了七成矛盾，再解决次要矛盾，就解决了95%的问题。工程上的问题解决95%就行了，剩下5%可以靠加大裕度来解决。

然而正当徐舜寿准备为我国更多型号贡献自己的力量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徐舜寿备受摧残，于1968年1月6日不幸离世。原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徐昌裕曾在《为祖国航空拼搏一生》中提到：“徐舜寿死时才51岁！”这句话道出了所有熟悉和了解徐舜寿的人的悲痛之情。

回顾徐舜寿的一生，他的飞机设计思想是我国航空工业的精神丰碑和一代航空前辈的智慧结晶，我们航空人需要继承和发扬光大这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