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富妹

广西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花山岩画是指绘制在广西左江与其支流流域山体上的画，其出现时间为战国到东汉时期，至今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艺术价值与科研价值突出，在骆越文化分析中有重要作用。可见对左江花山岩画和骆越文化的整合分析，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一、左江花山岩画分析

左江花山岩画独特的绘制手法和多元的内容，引发学术界的大量探究。目前学术界关于左江花山岩画的分析涉及考古、历史、艺术、人文与民俗等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就左江花山岩画的起源和出现，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意见。但均认为左江花山岩画与骆越古国盛行的、祭祀、巫术及图腾有关。在开展左江花山岩画分析时，如果单独对其开展分析，难以深入挖掘其蕴含的文化价值［1］。就此，本文将左江花山岩画与骆越文化进行协同分析，整合多项文化要素，使相关分析更具逻辑性与全面性。

二、左江花山岩画的“纹”与骆越“文身”关系

基于左江花山岩画与骆越文化的协同分析，本节选择左江花山岩画的“纹”作为切入点，分析其与骆越“文身”的关系，拓展左江花山岩画的探究范围，深化对骆越文化的认识。

（一）渊源关系

和左江花山岩画相比，骆越“文身”的出现时间更早，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现今保存的远古活化石，可窥见其踪迹。就此，可从时序角度入手，设定花山岩画的起源为骆越“文身”，只是将“文身”的载体从人体转变为岩石，说法也出现变化，称之为“纹”。而为何将载体从人体变为岩石，存在三项可能原因：

其一，将人体作为载体，“文身”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而岩石的保存时间远超人体，甚至可将符号永久保存，从而形成花山岩画的“纹”；其二，“文身”是骆越人民认同族群的符号，可作为部落的身份标识，左江及其支流流域是骆越人水路交通的主要区域，将部落身份标识刻画于水路周边的山体中，可表明该区域为骆越联盟的管辖范围，就此形成花山岩画的“纹”；其三，骆越“文身”在当时社会属于边缘文化，代表着原始、野蛮等意味，随着社会发展与文化融合，骆越“文身”逐渐发展为艺术与装饰符号，用于服饰、工艺或绘画等领域，花山岩画的“纹”可看做是骆越“文身”的历史发展产物。

（二）同源关系

虽然左江花山岩画和骆越“文身”出现的时间有所差异，但并不能完全笃定后者是前者的起源，二者也可能存在同源关系，由同一文化发展而来。可通过溯源地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等要素的分析，明确二者同源的可能原因。

其一，骆越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面临人水关系矛盾，其生产生活离不开水，而水灾会威胁人的安全，使骆越人们对水有矛盾的心理，既敬水，又要治水，正是这种矛盾心理与行为动机，衍生了骆越“文身”及花山岩画的“纹”；其二，骆越“文身”和花山岩画的“纹”由人们对图腾、祭祀和神灵的崇拜衍生而来；其三，基于对骆越图腾的崇拜与民族认同，利用骆越“文身”和花山岩画的“纹”作为文化符号，表明骆越人民的凝聚性。总的来说，基于同源关系，花山岩画的“纹”与骆越“文身”的出现，均与创作者对本民族的认同和人文精神联系密切。

（三）双向关系

在明确同源关系的可能性后，深入分析花山岩画的“纹”与骆越“文身”，二者存在双向关系，这里的双向是指双向同构与双向共生。根据目前的考古知识，骆越人民普遍存在“断发文身”的习俗，也有绘制岩画的习惯。可将骆越“文身”与花山岩画的“纹”判断为同一时空，为二者双向关系的构建提供条件。

双向同构与共生关系是指骆越“文身”与花山岩画的“纹”存在交互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例如，骆越人民对蛙图腾有崇拜心理，蛙图案是骆越“文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左江花山岩画也存在蛙状人形图案。虽然目前难以考证二者是否相同，但可以确定的是，骆越“文身”的图案均来自于骆越人民的生产生活，与其风俗习惯和行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将其看做是文化与人文精神的产物，“文身”中的“文”具有文化内涵；花山岩画中的“纹”为部落图腾或族徽，可将其看做是骆越文化符号，也具有文化和人文的含义。可见，花山岩画中的“纹”和骆越“文身”存在异流同源特征，形成双向关系［2］。

三、结论

综上所述，左江花山岩画为骆越人民的作品，其风俗习惯和文化特征，可通过花山岩画分析获知。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左江花山岩画的“纹”与骆越“文身”存在渊源、同源与双向关系，可丰富花山岩画相关理论。同时，在开展相关分析时，研究学者需将花山岩画置于骆越文化环境下开展协同分析，方可深入挖掘花山岩画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