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丁 张代宇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成为一场世界性灾难，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疫情防控策略与举措在短时间内遏制了病毒的迅速蔓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非法宗教，是人类思想领域的“病毒”，是蚕食人类灵魂、危害社会的恶势力。虽然非法宗教成员在社会人口中只是极少数，但其蔓延迅速、危害巨大，深入持久地开展反非法宗教工作仍是新时代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公共卫生治理与非法宗教治理同为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课题，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经验可为深化城市非法宗教治理提供较高的借鉴价值，抗“疫”工作的显著成效也为我们坚定地开展反非法宗教斗争注入一剂强心剂。

新时代反非法宗教形势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非法宗教问题不容忽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新形势下，宗教工作范围广、任务重，既要全面推进，也要重点突破。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1]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改革攻坚期。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使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等风险加大，反非法宗教问题不容忽视[2][3]。

新形势下，非法宗教传播“农村包围城市”趋势显著，非法宗教犯罪区域也不断趋向国际化。根据对近年非法宗教人员特征调研发现，非法宗教群体渐渐从农村较为贫困的中老年人群慢慢向城市低收入人群、青少年群体渗透，并逐步由低学历人群向城市高学历人群扩张。非法宗教人员加入非法宗教组织目的渐渐由“强身健体型”“宗教信仰型”向“敛财致富型”“追求理想社会型”的犯罪化、政治化趋向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思想领域也呈现鲜明的跨国界特点。国内非法宗教组织常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非法宗教犯罪问题越来越复杂，成为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共同面对、共同打击的问题。

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非法宗教思想传播的固有模式，监管难度加大。据查阅资料显示，当前世界近万个非法宗教组织均利用网络开展违法犯罪活动。根据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4]。非法宗教组织特别重视网络宣传阵地，为逃避法律制裁，将服务器设置在国外，持续向国内信徒发号施令、发布污蔑政府言论，甚至制造群体性事件。近年来更是利用新兴媒体、聊天交友软件、直播平台等向不特定网络用户散播非法宗教思想和信息，蛊惑网民[5]。非法宗教组织扩张速度难以估量，反非法宗教斗争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新挑战。

新时代城市非法宗教治理存在的短板

科学预警机制仍需健全。由于非法宗教问题的敏感性，法律完善的滞后性，行政管理层面对非法宗教的预警防治工作存在诸多困境。在坚持依法打击非法宗教的坚定前提下，非法宗教预警工作应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对非法宗教思潮、非法宗教组织发展、非法宗教犯罪的研判与预警不能仅仅依赖于行政管理、公安、司法层面的作用。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许多著名学府都开设了非法宗教问题的研究专业或课题组，许多学者在从事非法宗教问题研究的同时，还亲自参与对非法宗教人员的转化工作[6]。而当前我国学术界、基层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程度还远不够，多层面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监管信息化、网格化水平较低。当前，我国城市非法宗教治理的监管信息化水平与新时代非法宗教发展的技术化、现代化特点缺乏协调。非法宗教组织活动诡秘性、跨地区流窜性及多媒体利用性特征愈加显著，而城市非法宗教治理领域还没能实现大数据监控和精准化打击，缺乏多部门互联合作的非法宗教信息预警系统。

非法宗教治理的主体责任意识仍需加强。目前，我国部分城市缺乏对非法宗教治理的重视程度，存在“非法宗教是几十年前的社会问题了”的错误认识，导致投入的人力物力较少，监管不到位。反非法宗教宣传工作也存在流于形式现象，发传单、拉标语、摆摊子等老旧宣传套路，很难深入人心，获得较好效果。

全民参与“识、反、治非法宗教”的氛围尚未形成。根据刚文娟[7]2019年对我国H省反非法宗教工作的民调显示，近80%的调查者认为群众反非法宗教意识不强，55%以上的人认为“不好鉴别非法宗教与宗教”。由此可见，当前我国人民的“识别”能力仍较低，全民反对、防范非法宗教的氛围尚未形成。

结合疫情防控中国经验深化城市非法宗教治理的对策

科学治理，权威发声，对非法宗教组织的揭批与反非法宗教宣传应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效应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认识到科学预判，快速反应的重要性。充分吸取专家的正确建议，为危机决策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和真实准确的信息，也为科学防控疫情和稳定人心发挥了积极作用。

城市非法宗教治理工作在紧紧围绕服务群众、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立场上，利用现代技术、专业化理论科学预警，积极对宗教与非法宗教加以甄别。通过主流媒体、专家学者权威发声，勇于揭批、及时通告，使打着宗教幌子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非法组织快速现出原形。

降低非法宗教治理的敏感性，健全科学预判机制。城市治理非法宗教应更多聚焦于非法宗教反科学、反人类的特征，利用区位资源优势，积极联合高校和有关科研机构，发挥学术界优势，加强从宗教、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对非法宗教现象进行系统研究。城市应树立使命担当，为非法宗教问题科学研究搭建更多交流平台，提升非法宗教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科学化、专业化，为群众提供更多有益提示。

有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大数据分析和“网格化”实时监管模式。行政管理部门积极发挥整合作用，收集多渠道信息，联合公安、民宗、应急管理部门、街道、高校等力量深入推进“共建共治”格局。加强全国性网络综合治理，建立反非法宗教预警系统，及时掌握非法宗教变化的表象和有关人员流窜信息，实现对具有苗头性的非法宗教现象、疑似的非法宗教组织活动的实时监控、大数据分析及快速研判。

发挥主流媒体、专家学者的权威作用。抗“疫”之战中，钟南山、李兰娟等科技工作者的权威发声对群众增强科学防疫意识起到了良好效果，这充分体现出中国人民较高的科学素养及对科学权威的敬畏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8]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问题，在互联网上大力宣传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传播正面声音。”反非法宗教战线上，也需要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主流媒体“站出来”，勇于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城市应成为反非法宗教宣传工作的“领头羊”。要积极组建反非法宗教专家队伍，将民宗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宗教组织等领域权威人士纳入专家库，并与主流媒体建立专题互联。在发现非法宗教苗头、发生非法宗教突发案件时，及时从科学化、专业化角度向群众答疑解惑，遏制非法宗教思潮蔓延，增强群众“识、反、防”能力。

充分落实党组织的主体责任，非法宗教治理要与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民生工程相结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9]这使全国人民体会到了国家的担当和足够的安全感，也激发了全民自觉抗“疫”的动力。

反非法宗教斗争是一场争取民心的斗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党组织主体责任，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营造更具“安全感”“幸福感”的城市精神生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根据对L省非法宗教犯罪人员的调查，无业者、低收入者受非法宗教侵蚀比例较高。城市防非法宗教工作要密切关注社会保障边缘的弱势群体，要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堡垒作用，关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将扶贫、就业、社会救济等民生工程与非法宗教治理工作相结合，加强定向帮扶和对口支援，最大程度规避境内外非法宗教组织以经济资助为诱饵将无辜群众拉向深渊。

从“心”出发，完善心理危机救助体系。根据对L省非法宗教犯罪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非法宗教人员普遍思想偏激，与社会主流思想长期背离，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深化城市居民心理健康救助工作十分必要。低保人群、独居老人、脱离社会化弱势群体、心理危机预警等人群均是非法宗教组织渗透的重点群体。城市应加强心理危机救助体系建设，为居民建立“心灵治愈站”，用关怀和温暖感化迷途者。

如山东济南市六里山街道近年来积极推进“敞亮工程”建设，推动街道心理服务体系全覆盖，把加强社会心理服务疏导和危机干预作为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防控社会风险、深化平安建设的重点[10]，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值得推广借鉴。

深化城市文化建设，营造健康向上的精神氛围。城市要积极营造有益市民身心健康的城市文化，积极为人民举办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搭建居民间和谐互动的良好平台，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城市文化。

如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探索出用本土文化资源开展反非法宗教宣传教育的路子。他们突出侨乡文化元素，组织开展文艺汇演、书画展览、主题演讲、征文比赛等多项反非法宗教宣传活动[11]，寓教于乐，教育群众，收获了良好成效。

完善区域治理，深化街道社区层面的联防联控，强化群众自发参与的群防机制

街道和社区联防联控机制是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举措中的一项亮点。这项机制是“党政牵头、社区动员，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12]同时，广泛动员民间社会力量，特别是党员干部、公益组织、社区志愿者等形成了全民响应、全民共济格局。在反非法宗教工作中，基层社区这一反非法宗教斗争的“前沿阵地”也应积极发挥有效作用。

加强社区“五位一体”的严防机制建设

社区反、防非法宗教工作是一项应抓实于日常的重要工作，但目前部分城市和社区由于管辖区域内因尚未发现非法宗教人员和非法宗教活动而放松管控，这种错误认识亟待扭转。要坚持党政牵头，落实党员干部主体责任，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加强反非法宗教专业培训。应建立常态化监控机制，构建“宣传引导、摸底排查、精准帮扶、教育转化、社区矫治”组成的“五位一体”严密防控体系。

宣传引导，即是反非法宗教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要勇于创新宣传模式，“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积极利用公众号、短视频等新媒体手段，并将宣传教育融入娱乐活动中，用更为通俗易懂的内容、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

5.注重学生的管理教育。学校应当注意在学生实习过程中给予一定的专业性与针对性的指导，以便于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更好地接受酒店的培训，有利于学生更快的满足岗位需求；引导学生注重顶岗实习的细节，并在与酒店合作的过程中将部分优秀学生选拔出来进入管理层进行实习，以达到顶岗实习的真正目的。

摸底排查，即是进一步强化街道、社区“地毯式”排查作用。将排查任务化整为零，贴近群众，了解群众心声，更真实掌握非法宗教组织滋生、非法宗教思想传播等动态。

精准帮扶，即是化管理为服务，对区域内排查出的受非法宗教侵蚀的高危人群开展帮扶工作。要侧重服务与关怀，通过针对性的揭批与讲解，使群众自觉脱离非法宗教组织。帮扶教育不是生硬枯燥的“填鸭式教育”，而应是疏导式、倾听式的“心理咨询”。要为非法宗教边缘人员和非法宗教受害者提供“诉苦”的机会，以爱治愈迷途者。

教育转化，即是对非法宗教侵害初期人员开展初步的教育挽救。当前基层开展此项工作的主要困难是缺乏专业人士，以及由于教转方法科学性、专业性不足导致的收效不佳。要加大投入力度，通过专业培训、引进专家等形式突破当前瓶颈。

社区矫正，即是对非法宗教犯罪人员的特殊刑罚手段，此项工作将在下文具体展开，在此不赘述。

发挥由社区牵头的“全民反非法宗教”效应

反非法宗教“中山模式”值得城市广泛借鉴。中山市近年来为打造无非法宗教社区建设，积极推动反非法宗教群众队伍壮大，健全非法宗教信息由下至上的搜集体系，打造“金牌社区书记反非法宗教工作室”使反非法宗教工作根植于基层，压缩了非法宗教的生存空间。中山市已开展了七届“博爱100”公益创投活动，以公益方式带动社会问题治理，充分发挥多元化力量，目前已形成多点开花的治理格局。[13]

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功能

根据对L省非法宗教类服刑人员情况回归社会状况调查，监禁惩罚手段的矫治存在诸多负面问题，非法宗教人员思想反弹、再犯罪率较高。对于非法宗教犯罪的惩罚与教育应深化社区矫正模式，使非法宗教人员在不脱离社会、不脱离生活的情况下，借助政府、社区、社会爱心人士以及亲人的帮助更好的矫正错误思想和行为，适应社会并且回归社会，实现再社会化。[14]

同时，还应重视对非法宗教犯罪刑满释放人员的跟踪回访，坚持积极关注与思想辅导，为此类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生活提供精神上与政策上的帮助。

健全分级教育转化机制，适时开设城市“方舱课堂”，开展灵活而集中的教育转化工作

建造方舱医院集中救治患者是中国抗“疫”中的一个创举。方舱医院即是将轻症患者集中收治，减轻重症病房压力，消除病毒向社会的传播和扩散风险。

对于非法宗教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可尝试开设城市治理非法宗教“方舱课堂”，在依法打击非法宗教的同时，充分体现维护公民基本人权的理念。在受非法宗教侵害程度较深地区，开设非法宗教思想转化培训学习班，集中反非法宗教专家、教育转化能手等专业力量对因上当受骗、思想痴迷程度尚浅、社会危害程度较低的非法宗教人员开展培训教育。通过移动而灵活的“方舱课堂”给予他们转化思想、改过自新的学习机会。同时，将非法宗教人员的“密切接触者”，其父母、子女等列入重点关注对象，及时开展反非法宗教帮扶工作，从源头处遏制非法宗教思想的传播。

加强反非法宗教的国际合作，加强科学研究、预警防范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共同抵御非法宗教毒害

习近平总书记[15]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中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化、常态化防控趋势下，加强国家间的交流合作意义非凡。

随着非法宗教犯罪活动越来越趋向国际化，深化非法宗教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也势在必行。由于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各国宗教政策和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国际社会对非法宗教组织的认定标准、惩治方式等方面缺乏统一，尚未出现多国合作的国际性反非法宗教组织。但各国对待非法宗教的抵御态度是一致的，中国城市可以积极推进非法宗教治理问题的跨国合作、城市合作，汲取先进国家的宝贵经验，为非法宗教治理工作探索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