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冰川冻土》期刊发表赞美“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之后，又一核心期刊《银行家》发表其主编王松奇之子王青石的“文艺作品”，引发舆论关注，紧接着，湖南师范大学前校长张楚廷教授，指导学生撰写研究自己教育思想的论文，并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也被网友质疑“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这大概就是中国学术评价体系的一个真实侧面。

《冰川冻土》是中国相关研究领域唯一的学报级期刊，该文中的导师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就是这本期刊的主编。此外，这篇文章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1125019）资助”。而且，令人诧异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了7年之久，无人提出异议，其间还有13篇论文引用了这篇文章，可以说，在冻土研究这个领域内，已经无人敢言。这一类文章的存在，说明了从个人自审，到国家监督，再到科学家共同体的同行评议，都失效了。

学术评价体系被击穿之影响，绝非仅仅停留在学术领域。一个国家经济的进步需要创新，企业进行的创新，根子最终在学术、在大学校园、在研究院。这些学术机构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构建学术评价体系，即识别人才，选择正确的技术方向。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之上，发展技术，助力经济。所以，学术体系的公开、公正、透明，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有着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

毋庸讳言，某种程度上，中国一直在享受别国的学术评价体系。比如，一个从海外知名院校归国的物理学博士或教授，或者，在《Nature》《Science》等杂志上发表了顶级论文的学者，这样的人才会因为达到了“硬标准”而成为中国大学的抢手人才。这种机制，确实帮助中国筛选出了好的技术人才。这种透明、公正、公开的学术体系，根子上源于自由的思想和法治精神。正如有人说，创新是市场机制与法治的结晶。

不过，中国的发展一定要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学术评价体系也是如此。1月3日，针对中国等国家，特朗普政府突然颁布了一份旨在限制人工智能软件出口的条例。这种在技术上卡脖子的行为，不会是最后一次，最终，会扩散到学术交流、学术评价体系上。但是，正如任正非所说，美国卡我们脖子，我们仍然要学习它的优点，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妨来看一个例子。

Joseph Thomas曾是杜克大学的一名研究分析师，他发现杜克大学的生物学家Erin Potts-Kant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涉嫌使用欺诈性数据向美国机构进行资金申请，于是提起了诉讼，最终，按照法律规定，Thomas可以获得3375万美元的奖励。杜克大学被罚的依据是《虚假申报法案》。近些年，美国政府平均每年都能凭借这个旨在鼓励普通民众举报骗取联邦政府资金行为的法案，收缴35亿美元的罚金。这些制度中国都可以借鉴学习。

除了这种具体的制度，还有很多事可以做。技术虽然是抽象的、中性的，但科学家、工程师却是具体的人。人的行为，受制度、习俗、观念等影响，难免讲人情，于是，学阀、人脉、学术近亲繁殖、学术造假，这些东西仍然影响着中国的学术体系。

中国的发展要靠自己，中国的科技发展要靠自己，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就必须有中国人自己独立的、公正的、透明的学术评价体系。那么，我们就需要从基础上，改变潜移默化影响中国人的制度、习俗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