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期印度的佛教图像学研究证明观音和弥勒曾经作为释迦佛的左膀右臂。在进入中国时却成为两位相对拥有各自独立法门的菩萨。二者以差异化的方式与中国的文化实现了融合。观音的中国化方式尽管出现性转这样重大的变化，却与其原本的内涵颇为契合，而弥勒则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了大肚和尚，在中国发展出了“乐观”“宽容”的全新积极含义，让我们看到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关键词：观音;弥勒;菩萨中国化;垂迹化现

中图分类号：K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0）20-0147-03

一、觀音和弥勒的起源

菩萨的起源问题通常可以从经典、神话以及图像等不同层次进行考察。《悲华经》《观世音菩萨授记经》等佛经中都有记叙观音的前世经理，但作为起源故事显然晚于观音信仰的出现。在印度本土的传说里和观音产生关联则是南部的宝马拯救海难的故事。即楞伽岛（斯里兰卡）的罗刹鬼、罗刹女总是诱发黑风海难，试图加害海上的商人，而有一匹神通广大的宝马总是护佑着商人和船员。这一宝马最终则被认定是观音的化身①。

而弥勒的身份相较而言更为可靠。弥勒被认为是佛的弟子之一，名阿逸多，姓弥勒，是释迦牟尼钦点的接班人却先于老师去世。然而许多研究表明阿逸多与弥勒原本是两个人，二人都是佛的弟子。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弥勒的起源同犹太教基督教等一神宗教有所关联。除了语源学上弥勒与弥赛亚的近似，未来佛弥勒下生的模式与未来出现的弥赛亚救世主的模式也如出一辙。而弥勒和弥陀/观音信仰中都存在的净土与他力救赎观念，也被认为可能受到西方宗教的影响。

贵霜王朝的犍陀罗地区是最早出现佛像的地方，其造像的图像学分析所得即使有限，却可能更为可靠。宫治昭发现了贵霜造像从印度教延伸至佛教的两个尊像系列：由梵天到弥勒的求道者/婆罗门型造像，和由帝释天到观音的世俗关怀者/刹帝利型造像。前者着装较为朴素，通常一手结无畏印或手心朝内的手印，另一手则手持水瓶（后期也出现了手持龙华的造型）;后者的服饰更为华丽，头戴菩萨冠，手持华鬘或莲花。通过和当时的释迦王子造像的比较，宫治昭认为弥勒和观音或许正好体现了成佛之前的悉达多王子智慧求道和慈悲救世的两种性格，同时或许还隐含了小乘与大乘的两方面主张。

从贵霜时期的犍陀罗和秣菟罗，一直到笈多时期的释迦三尊像，作为释迦牟尼胁侍菩萨的几乎都是弥勒和观音（仅有极少数被认为可能是文殊的例子）。这与在中国，释迦牟尼往往与文殊普贤形成华严三圣的固定组合完全不同，而观音和弥勒一起的造像组合也几乎不在中国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从贵霜后期的马图拉开始还出现了头戴宝冠式样的新式弥勒造像，似乎与原先求道者的性格有所不同。这或许是弥勒内涵中转轮法王和救世主的特征开始抬头的体现。因此在观音（代表刹帝利和悉达多王子的世俗身份）和弥勒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王权特质的因素，也难怪后世的统治政权经常选择观音或弥勒作为自己的象征（吴哥王朝观音的微笑、作为观音化身的松赞干布和达赖喇嘛，或是武后面容的弥勒大佛等等）。但是相较本身更具救世/入世属性的观音，弥勒内涵中王权和求道者性质的关系或许更为紧张。

二、在中国流行的经典与菩萨的职能差异

关于观音和弥勒的经典都数量浩繁，但根据性质和重要程度可以区分出几个较有代表性的种类。与观音相关的《法华经》系统，《观无量寿经》系统，般若系统，密教系统等等。与弥勒相关的弥勒六经、瑜伽行派系统等等。

《普门品》是观音信仰中最基础也最广泛的经典，讲述观音以三十三现身救助苦难的内容。这一信仰在印度大约起源于笈多王朝时期，于南北朝时进入中国。这一法门门槛极低，只要念诵菩萨名称，就能即时得到解救。这也确立了观音无差别的慈悲形象——不再是高高在上，需要小心祭祀，稍有不满便要降下灾祸的威权神，而是对所有平民的切实需求具有深切关怀的慈爱之神。

然而如此低的门槛和如此具体的救助内容无疑是宗教的大忌，因为一旦遇到不灵验都无法用“不够虔诚”“时机未到”之类的理由搪塞过去。即使再怎么考虑“幸存者偏见（survivorship bias）”的理论，也很难解释现存灵感录中清一色的正面记载。在实际实行时如果不存在一种解决机制，想必这种结构的信仰会很快衰落。那么很可能是观音信仰中另一个重要内涵解决了这一悖论：《无量寿经》系统以及弥陀净土信仰将观音纳入其中。同样十分简单的称名念佛法门，但是却对死后世界作出了更美妙的允诺。一旦口诵观音名号仍然没有得到解救，那么可以认为仍然有助于被接引到西方极乐净土，而且理论上往生净土还比现世得救更有价值。

其余的几种经典类型中，《华严经·入法界品》固然也十分重要但与观音相关的内容看起来只是对《普门品》延续;各种密教经典诸如《大悲咒》《千手经》等等在中国的实践中也逃不出现祈求世利益的范畴（即身成佛与护国的主旨在中国相对在日本和西藏并不那么受到重视）;而《心经》《楞严经》等则为观音添加了般若智慧的属性，但这种属性相对次要，以至于也有人认为《心经》中的观自在菩萨并不是一定专指观音，而可以泛指一切了知空性的大菩萨。

而弥勒菩萨方面，最重要的“弥勒六经”中有五部下生经和一部上生经。王雪梅把弥勒经典大致分成三种。第一种《阿含下生经》为印度最初弥勒信仰的形态，即把弥勒作为未来佛崇拜，实际上是对现在佛释迦牟尼崇拜的延续。第二种形态即是其他四部《下生经》中体现的把龙华三会的弥勒作为现在佛，而把释迦佛作为过去佛看待。这里的弥勒实际上成了“马上就要出现的未来佛”，并担负起了把人们从末世、恶世里拯救出来、创造美丽新世界的职责。这无疑是救世主/弥赛亚观念给弥勒内涵带来的新发展。而时间最晚的《弥勒上生经》则与弥勒净土观念相关，更多的是信徒自身上生的愿望。

《弥勒六经》之外，般若系经典也与弥勒有关，特别是早期的《道行般若经》中弥勒颇为重要，后期也有诸如《弥勒大成佛经》《大乘方等要慧经》《弥勒菩萨所问经》等都属于般若系的弥勒经典。但是在这一领域，文殊菩萨在中国作为大智菩萨的形象过于深入人心，无论是弥勒还是观音都难以撼动其地位。

当然，由无著、世亲兄弟所开创的瑜伽行派也将弥勒作为祖师。然而尽管玄奘一系在中国也创立了法相唯识宗将这一系统的思想引入中国，但有宗的思想体系过于繁复，终归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很快沉寂下去。《瑜伽师地论》系统的弥勒信仰在中国也未能流行。

因此二位菩萨相关的佛经典籍尽管十分多样，只有少数真正被中国所接纳，并形成与之相应的信仰形态：观音的称名救难与净土往生，弥勒的未来佛/救世主信仰与净土往生。

二者都涉及到净土信仰，历史上对两种净土的比较也早已有之。尽管在北朝时期，弥勒净土的流行度远超弥陀/观音净土，但弥勒净土由于仍在三界之内，根本性质与超脱轮回的弥陀净土有所差距。再加上弥勒净土的修持法门最初也比弥陀净土要要求更高，作为面向下层民众的净土信仰，弥陀净土最后胜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三、白莲教中的观音与弥勒

道安是中国第一个推崇弥勒净土的高僧，但他的弟子慧远却在庐山建立“白莲社”，开始弘扬弥陀凈土。到了宋代，在家居士茅子元创立白莲教，成为观音和弥勒在中国化进程中又一次相遇的场所。

白莲教最初自然也是崇拜阿弥陀佛，期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并且将原本就很简便的修行工夫“十念”更加简化为念佛五声，宣扬“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现前”。由于在宋代开始妙善公主的故事广为流传，白莲教中的女信徒法名中往往含有妙字，妙善与观音在教中广受推崇，这或许也进一步巩固了观音向女性的转变。

但是到了元代，白莲教性质发生了变化，弥勒信仰被添加了进来，又与摩尼教发生了某种形式的融合。两种宗教都穿白衣，吃素食，以至于时人往往混淆不清。白莲教借鉴了摩尼教的组织形式而成为更有力的革命机构，“摩尼教提供了一个由世俗教徒组成、有自己的经文、围绕着世袭领袖严密组织起来、实行互相帮助的独立教派的著名范例。”更重要的是，摩尼教的明王下世观念也被带入了白莲教。这恰好与弥勒下生的救世主内涵是完全契合的——原本脱胎于伊朗宗教的摩尼教就与密特拉、弥赛亚乃至弥勒有着内在联系。

其实代表“慈悲——爱”的观音与代表“救世主”的弥勒结合起来，已经十分类似于基督耶稣，但白莲教始终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取得成功，而是更接近摩尼教在伊朗所遭遇的命运。其面对的外部环境似乎并不比当年罗马帝国更为严苛，但这一运动中一直没能出现一个像基督耶稣或者哪怕是摩尼那样道成肉身的核心人物，其教民之中也或许充斥了更多的愚昧、迷信和狂热。白莲教的被禁是弥勒内涵中已经延绵千年的救世主属性遭到的又一次重大打击。事实上从北魏就开始出现假托弥勒下生而进行的造反活动，到了隋代更是连续发生了三次大规模以弥勒为名的叛乱。这令历代统治者都多少对弥勒信仰抱有某种警惕。弥勒最具差异化的未来佛/救世主属性，始终无法像基督教那样，找到与世俗政权和谐相处的模式。追根究底，佛意味着涅槃寂静，而救世主意味着他力救赎，这组观念或许原本就难以真正调和。

四、灵感事例与神僧化现

观音的灵感故事数不胜数，对此已经有过颇为充分的学术研究，从中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征：1.灵感故事的主角人群十分广泛，上至帝王下至贩夫走卒，从僧人、文人到老妪或者罪犯，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占据数量最大的还是普通百姓②;2.灵感故事的内容同样无所不包，常见的类目包括拔病苦、救水火难、救锁械难、得子兴福、得慧、延寿、度生死、孝行所感与往生善处、业报、神力摄化、示现消灾、示现垂护等等，其中的子类目又可以分出许多。基本上观音展现神迹并无差别心，但是从人口比例而言救助普通百姓的事例自然更多，而且大多回应与百姓生活疾苦息息相关的问题。

而弥勒的灵感故事则有所差异。其中一种模式是信徒往来兜率天面见弥勒，并向弥勒就佛法问题进行求教。另一种则是以生身入定以求待见弥勒下生的故事。这两类故事的主角往往是大德高僧、知识分子，且需要信徒或是对真理或是对信仰有极高的热情。这种求道者属性并不利于弥勒在底层群众的传播。

菩萨神迹的另一种展开模式是神僧化现，即将菩萨的神迹投射到现实中的僧人身上。观音的神僧化现有两个十分著名的例子，即梁武帝时代的宝志禅师与唐代的僧伽禅师。对宝志的记载描述他可以“数日不食亦无饥容”或者“一时之中，分身数处”，甚至可以在帝王面前撕开自己的脸皮，变出十二面的观音之相。僧伽的传说也和宝志十分类似，他的神迹包括用自己的洗脚水治愈人们的疾病;据说他的头顶有一个小孔，从中有异香飘出等等。

无论如何，这两个传说中除了“神奇”的要素，“怪异”的要素也让人印象深刻，这也和后世以离经叛道著称的济公、布袋和尚等事例一脉相承，似乎作为肉身化现者施展神力，若不添加些“怪异”要素便难以抓住民间的吸引力。但当妙善公主的故事兴起之后，一个更符合观音慈悲内涵的女性的化身似乎比怪异的神僧更受到中国人的认可。宝志和僧伽的模式在观音的中国化进程中就此终止。

而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弥勒在中国化的进程中遭遇了一些困境，净土的属性被弥陀/观音取代，未来佛/救世主属性为统治者所抑制，在般若智慧的层面又难以与文殊抗衡，甚至“大慈”的特性也多多少少与观音重叠。在这样的情况下，弥勒完成了向布袋和尚形象的转化。被认为是布袋弥勒原型的契此和尚，其部分事迹几乎是前人的翻版，比如分身、预知天气等。根据记载，契此“形裁腲脮蹙额”，即总是愁眉苦脸，最初的布袋弥勒造像身材也尚算适中。在演变的过程中，却变成“笑口常开”“大肚能容万物”的Happy Buddha——然而这些作为布袋弥勒的核心元素却已经是弥勒最初内涵中完全没有的内容了。弥勒与神异僧模式结合，发生了从内到外的巨大变化，几乎成了另一位全新的“偶像”，却最终受到了中国人的真正接纳，这也许是一种无奈的偶然？

结语

观音和弥勒从菩萨信仰兴起开始就是最为重要的两位大菩萨，早期印度的佛教图像学研究证明了观音和弥勒曾经作为释迦佛的左膀右臂，紧密相关。但是经过后期的演变，在进入中国时已经成为两位相对拥有各自独立法门的菩萨，甚至在部分领域还需要“一较高下”。二者在中国化的进程中由于各自不同的内涵而遇到不同的问题，并采取了差异化的方式与中国的文化实现了融合。观音的中国化方式尽管出现性转这样重大的变化，却与其原本的内涵颇为契合，而弥勒则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了大肚和尚Happy Buddha，在中国发展出了“乐观”“宽容”的全新积极含义。二位菩萨也曾在某些场合再次相遇，尽管不一定成功，却让我们看到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尽管如果以某些世俗角度而言，观音目前或许受到更多的崇拜，但其宗教实践也往往变得更加功利化，令人忘记了佛法的本意。而弥勒下生作为其最为核心的内容，则需要与其新加入的内涵一起，从“救世主—动乱”的狭隘框架中走出来。或许只有这两位菩萨的精神能够再度联合在一起并被世人所真正理解接受，“人间佛教”的理念才能最终实现。

注 释：

①李利安，《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第72—77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②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第169页，法鼓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文献：

[1]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2]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王雪梅.弥勒信仰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4]王忠林.可能与必然——论弥勒图像的转型与定型[J].世界宗教文化，2010（6）.

[5]唐嘉.《弥勒为女身经》探微[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6]赵超.略谈中国佛教造像中弥勒形象的演变[J].中国历史文物，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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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子开.试论弥勒信仰与弥陀信仰的交融性[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作者简介：乐源（1986—），男，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单位为北京大学哲学学院，研究方向为宗教学。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