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俏葵

摘要：19世纪末期，西方列强横扫亚洲大陆，腐朽的封建势力遭受巨大冲击，深陷内忧外患的封建国家顺应局势纷纷做出变革，其中以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影响最为深远。笔者将从内、外两方面因素对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进行细化的比较研究，以全面厘清导致两国变法结果迥异的根本原因以及变法对国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如有不足之处，请与斧正。

关键词：明治维新、戊戌变法、封建集权、资本主义

引发变法的国际环境因素

日本明治维新的国际背景。1600年荷兰商船“利弗特”号来到日本沿海，使日本对外关系史掀开了新的篇章。随着1609年日本与荷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荷兰传入的西方科技和文化知识，时称“兰学”，得以持续输入日本[1]。“兰学”的输入渐渐转变了日本人固有的向中国学习的观念，掀起“兰学”热潮，无形之中影响了时代的变迁。随后，德川氏为巩固封建统治颁布了严峻的锁国令，虽然仍允许与中国、朝鲜、荷兰通商，但只能在长崎一带，并受到幕府严格的监管。直到1853年“培理叩关”后不得不打开封闭近200年的国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而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速了日本封建体制的瓦解，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还没有完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亚洲其他国家的反帝运动持续高涨，美国国内爆发南北战争;英、法联军忙于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从而在中国扩张势力范围;沙俄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的农奴制改革上，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发生减少了日本变革受到外部阻力的影响。

中国戊戌变法的国际背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打开紧锁的国门，因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逐渐沦为西方列强争相掠夺的对象。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掠夺资源成为列强的首要任务，英、美、法等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在发展了资本主义后也迅速强大起来，邻国日本更是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迅速崛起。

引发变法的内部因素

2.1君主在变法中的影响

日本天皇在明治维新中所起的作用。自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开始，天皇便大权旁落日本进入二元政治体制。幕府时期天皇权力虽被架空，但无论幕府姓氏如何更换，天皇始终是“万古一姓”，其作为“天照大神的御子御孙”[2]仍受到人民无比崇拜。所以德川幕府在面对“锁国”与“开放”这一难题时，无奈之下，只能到京都去请示天皇[3]，这一举动无形中彰显了天皇的地位，也为后期的“王政复古”埋下伏笔。孝明天皇驳回幕府敕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请求，随后利用德川家族内讧，发出谴责幕府的密旨，[4]天皇看准时机，将自己成功带回政治权力中心，逐渐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权力集团。在明治维新整个过程中，天皇与新政府之间是相互利用与相互借力的关系，天皇通过新政府之手对制度层面、物质层面及精神层面的皇权加以建构，使皇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同时当新政在推行的过程中遇到内部分歧时，睦仁天皇都会根据实际做出关键“圣裁”，推动着维新向社会制度的更深处有序发展。

中国的封建集权者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在中国皇帝贵为天子是集政治、经济、等权力于一身，但这一时期的光绪帝只是名义上的皇帝，西太后才是大清王朝最高权利的统治者。慈禧通过“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等方式对光绪帝加以控制，从而操纵朝廷。光绪皇帝贵为天子，但事事都须向西太后请示，已成年的他自然不会满足于只做傀儡，无论他是想励精图治重振大清天家皇威也好，还是只是想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回皇权也好，总之他都是希望能够通过支持变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正好契合了维新派希望通过变革改变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的想法。然而，在戊戌变法的这103天里，光绪帝空有决心，而乏谋略;没有实权，却断然罢免礼部堂官;毫无根基，贸然提出开懋勤殿，一次次正面交锋，一次次又败下阵来，最终被囚禁在西苑瀛台暴崩而终。

2.2革新派的领导构成及阶级基础

日本革新派的领导阶层。日本的革新派是以中下阶级武士及商人为主要力量的。在幕府时期社会等级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德川幕府期间，武士及其家属约占总人口的6%—10%，在武士实力雄厚的萨摩藩，甚至占该藩人口的25%，这意味着，中下级武士作为改革的主体，其组织基础也是相当厚重的。[5]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涌现出大批富裕的商人，为了改变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子女和武士阶层通婚，自己也变成绅士，或者通过让儿子过继给武士当养子等方式，富有的商人后代得以成为武士，穷困拮据的武士得以与财富联姻，[6]两个阶层便以这些特殊的方式紧密的联结在一起，为日后明治维新打下了坚实的领導基础。

日本革新派的社会基础构成

作为大名，外样大名没有亲藩或普代大名的权力，又常被幕府监控，[7] 政治上没有优势的外样大名利用地处偏僻的位置优势，他们顺应经济发展潮流，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引进西方先进生产与军事技术，成为了倒幕运动的大本营和先锋力量。同时，在封建社会末期，原有的等级制度限制了“豪农”、“豪商”的发展，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成为了变法坚定的推动者，农村中的“豪农”组建“农兵队”、“草莽队”与维新军队一同作战，“豪商”阶层也为变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后盾。农民与城市贫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封建社会末期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破产，开关后，外国廉价商品涌入，黄金外流，物价上涨，面对日益严峻的生存空间，下层市民纷纷选择与幕府抗争。有坚强的领导，有积极的响应，各阶层得以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广泛统一战线，与守旧派奋力相抗，共同推动明治维新的施行。

中国戊戌变法的领导阶层。中国戊戌变法是以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开展的，他们有的是封建集团中的官僚，有的是地主阶级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从地主 、商人和官僚中转化出来的新兴资产阶级改良派，同封建地主阶级关系极为密切”，改良派不是从固有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新的阶层，而是原有封建官僚地主阶级里少数的思想萌新者，因为本身的局限性使他们不想也不屑于与农民合作，更不会想到要打破原有旧的制度。没有基础的社会力量，变革只能是一场空谈。

中国戊戌变法社会基础构成。戊戌变法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基础的，但由于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所谓的资产阶级阵容也只是由百来家企业组成的富商大贾，其资本力量可想而知。而且，改良派与地方实力派、富商大贾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很少有人参加或认真支持维新变革，即使有少数的支持派，但也大都立场不够坚定。虽然甲午中日战争加深了民族危机，其中一些人赞助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对变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强学会、保国会是以学习西方知识为主的学会，对于维新并不能起到实际影响。

2.3守旧派的领导势力

明治维新中守旧派势力。1853年，“黑船来航”事件后，德川家定继位，但因这位将军体弱无子，幕府内部普遍要求迎立新的养子作为继承人，于是谱代大名拥立德川家茂，而亲藩大名却与外样大名一起，支持“御三家”出身的德川庆喜作为另一位候选人，双方争持不下发生激烈的冲突和对立，幕府内部产生决裂。1860年发动“安政大狱”的谱代大名领袖井伊直弼遭到刺杀，加剧了幕府的分崩离析。1866年德川家茂英年早逝，面对“倒幕”局势也未能力挽狂澜，随后德川庆喜继任。1868年1月1日，德川幕府发出《讨萨表》，以清君侧为名向倒幕派宣战。

戊戌变法中守旧派势力。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到清朝時已延续了近2000多年，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到清朝末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全国的军、政、财权归属于中央，地方完全由中央管理和控制。晚清的军事、政治、经济权力一直牢牢掌握在太后慈禧的手中，守旧派作为国内最高统治者操控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命脉，势力过于庞大，维新人士变法过程中缺乏谋略无异于以卵击石，变法结果可想而知。

三、变法采取的措施

3.1明治维新所采取的措施

1868年3月，明治天皇颁布《五条誓文》，加强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废除等级制度，上下一心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知识与文化，用资本主义道路振兴国之基础。奉还版籍（1869年）：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肥前藩四藩的藩主首先提出“奉还版籍”的奏请，拉开了日本倒幕战争胜利后的改革帷幕。废藩置县（1871年）：维新政府下令“废藩”，重新划分国内行政区域，将分散的权利集中起来，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改革封建身份制度（1869—1873年）：实行“四民平等”制度，废除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划分，允许各等级间相互交往。废除封建俸禄（1876年）：政府通过公债补偿形式，逐步收回华族和士族的封建俸禄。制定宪法（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在这一年正式向国民公布，确立了国体、政体，日本成为亚洲首个拥有近代宪法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开国会（1890年）：根据宪法规定，建立了近代民主选举制度，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形成。日本用近20的时间完成了由封建落后国家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在变革的过程中，维新派步步为营，将一切实质性的变革都放在武装夺取政权之后。每一项政策的颁布与施行都是环环相扣，逐步加深的。

3.2戊戌变法所采取的措施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表明了变法的决心。在经济方面，政府设农工商总局，民间允设农会、商会，提倡实业，保护农工商业，奖励创造发明和制造新器具;设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等。政治方面，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广开言路，并允许各地开设学会和报馆，给出版与言论以一定自由;取消重叠消闲机构，裁减冗员，删改旧例，澄清吏治。文教方面，改革科学制度，废除八股，改试写论，设经济特科;创设京师大学堂，同时命各地书院改为学堂;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考察。军事方面，裁绿营，练新军，添设海军，培养军事人才，并筹办兵工厂，制造新式军械弹药，准备实行征兵制。

戊戌变法提出的改革涉及虽然比较全面，但在改革的过程中维新派却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整个变法只维持了103天，所下谕旨却达204件，可见维新举措是多么杂乱无章。但就裁减冗员这一处看，仅京师一地，涉及人数近万人，但朝廷却没有为其安排出路，导致怨声载道，变法何以能不受阻，更遑论其他领域？

四、结论

在变法的过程中，每一项因素都是相互影响，不能说哪项是最重要的因素，只能说，在历史的变革中，每一件历史事件的成功或失败都有其偶然性与必然性。日本明治维新上下一心，摆脱西方列强的压迫，早日“脱亚入欧”，实现民族独立，势必要将日本推进资本主义先进国家行列。再看清朝末期，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达到顶峰，对于拥有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来说，能够通过变法强大免于西方列强的瓜分最好，如若不能，只要能维系清朝腐朽的统治就算对西方列强奴颜婢膝也谓为不可。而康、梁等维新人士，空有进步的思想，缺乏行政阅历，疏于政务，胸无韬略，称其为思想家尚可，革命家还着实有些差距。不仅如此，康有为还将希望期冀于伊藤博文这位日本前首相身上，授意候选郎中陈时政呈请，主张聘请伊藤博文做顾问，参与变法，甚至提出“大东合邦”畅想。虽然日本明治维新及后来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伊藤博文的推动，但他是发动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早就想将中国吞并其中，又怎会希望中国强大，逃脱日本的“大东亚共荣”的设想？当然，借助国际友人的力量也不是不可以，但这个人绝对不能是伊藤博文，在这一点上，慈禧的远见倒是要高于康有为的。

如今回首，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30年的时光流逝，内外环境的变迁形成的历史差距又岂是一场变革所能弥补的，作为后人我们应时刻警醒，以史为鉴，只有顺应时代的潮流，自强自立，才不会被强者践踏，才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之中。

参考文献

[1]盛斯才.兰学与明治维新[J]文史天地，2020（83）

[2]孙立祥.日本民族的天皇崇拜思想略论[J]外国问题研究，1994（04）

[3]杨华，万映辰.从天皇制的发展管窥“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12）

[4]杨栋梁.皇权与明治维新[J].日本学刊，2019增刊：127.

[5]冯帆.从改革主体看中日改革的差距—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成败缘由新探[J].湖北社会科学，2009（05）

[6]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64.

[7]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68页注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