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照顾劳动常被看作是女性的天职，家庭中对老人儿童的照料主要由女性提供，但也由此带来了性别不平等问题。本文探讨应如何利用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推动性别平等，解决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矛盾，构建两性平等的和谐社会。

关键词：照顾劳动;性别平等;公共政策

作者简介：曹雨萌（1999-）女，汉族，河北秦皇岛人，华东理工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公共事业管理。

1.问题提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和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老人和儿童的照顾需求与日俱增。然而，当前照顾劳动的经济价值尚未完全得到认可，工作与家庭责任冲突中牺牲掉的通常是女性的职业发展，不仅进而加大了传统性别分工中提供照顾的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困难，也影响社会对女性贡献的评价，加剧了就业性别歧视和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当前我国在政策制定时存在“性别盲视”，公共政策的性别意识缺失，间接加剧了性别不平等。本文借鉴北欧国家经验提出相应政策措施，推动我国社会福利和家庭政策完善，让公共政策有效地发挥促进性别平等的作用。

2.照顾劳动对性别平等产生的影响

首先，我们应认识到照顾劳动的价值。照顾劳动作为一种社会劳动，需要消耗人力劳动成本，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照顾劳动的溢出效应有利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加，故而具有社会效益和间接经济价值;照顾劳动含有感情与道德色彩，往往需要照顾者注入一定情感，具有精神价值[1]。

在传统社会，由于女性生育行为和生理特征，家庭中的照顾责任通常由女性来承担，照顾在传统观念中有强烈的女性色彩，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差异[2]。尽管照顾劳动具有前述的经济、社会和精神价值，但是女性照顾劳动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并未得到充分承认，也影响着女性社会地位。

具体来讲，这种性别分工首先影响了女性家庭地位。市场劳动是有偿的，而家务劳动是无偿的，传统性别分工使部分女性丧失了就业的时间和机会，缺乏独立收入来源，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导致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弱，家庭地位较低。对于另一部分同时拥有工作的女性，照顾劳动会减少她们在工作上的投入和产出，可能导致“职业降级”，就业质量降低。其次，女性生育和抚养行为带来的职业中断可能造成人力资本贬值或折损，雇主往往会选择拒用或少用女性职工。总之，传统性别分工对女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家庭照顾责任直接限制了女性进入职场，更体现在加剧了固有的就业性别歧视，并形成“玻璃天花板”，影响女性的薪酬水平和职业发展。因此，问题关键在于改变传统性别分工，通过公共政策重構性别分工，正是当下改善女性发展状况的有效手段。

3.公共政策制定：助力男女平等国策深化落实

作者查阅了北欧国家有关政策经验，结合实际国情，认为对于我国通过公共政策改善社会性别差距，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制定“家庭友好型”社会福利政策。促进两性平等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承认照顾劳动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进而承认女性家庭劳动的价值，公共政策制定应充分体现这一点[3]。北欧国家施行家庭照料补贴，即照顾者可以享有“家庭工资”。对此，我国可以适当借鉴，如制定照顾津贴、照顾家属的带薪休假制度、实行弹性工作制等社会福利政策，实现照顾劳动“有酬化”。

发挥政府财政、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北欧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扩大政府对照顾服务的公共供给保障，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我国应加大建设由政府财政支持的儿童日托机构和养老机构，尤其是3岁以下儿童的照顾服务，从而减轻女性工作-家庭矛盾，保障女性的就业自由。发挥我国基层社区和非政府组织在照顾提供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弘扬志愿精神、强化专业服务力量来鼓励社区养老和社区康复服务。

3.采取支持男性承担家庭照顾责任的激励措施

北欧经验表明，改变男性在家庭领域的分工，是性别平等的另一重要前提。在政策上对家庭内劳动的性别分工进行干预，以男女都是“工作者”和“照顾者”为前提，设立父亲假、在父母假中设置“父亲配额”，以改变照顾责任的性别平衡[4]。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活动，认同照顾劳动的价值，转变男性不愿参与家务活动传统思维。

加快制定反就业性别歧视相关法律，鼓励用人单位支持女性就业。国家应不断健全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保障女性就业的权利。借助法律和政策对社会价值观念和市场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打击就业歧视现象，关注女性工作-家庭平衡问题的解决。同时，引导用人单位充分认识女性人才的价值，积极探索实施保护女性就业积极性的战略措施，严格贯彻如带薪育儿假等福利政策[5]。

当代家庭照顾问题已经进入了公共领域，成为了关系到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基本利益的公共问题。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解构传统性别分工，将女性从工作-家庭矛盾中解放出来，不仅有利于女性自身发展，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岳经纶，方萍.照顾研究的发展及其主题：一项文献综述[J].社会政策研究，2017（04）.

[2]丁怡.我国长期照顾制度建设中的性别议题及其政策意涵[J].求索，2012（02）：54-56.

[3]董晓媛.照顾提供、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J].人口与发展，2009（06）：61-68.

[4]张亮.推动男性家庭角色的改变——欧洲就业性别平等政策的新路径及对中国的启示[J].妇女研究论丛，2014（05）：94-100.

[5]杨丽娟，王桂强.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女性就业与工作家庭平衡问题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3）：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