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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中国近代工业的文化基因

2020-12-07冯治

时代人物 2020年27期
关键词:工人企业

冯治

提到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荣家企业是始终绕不过去的名字。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从“吃穿两门”入手,投身面粉和棉纺织业,下属企业申新和茂新、福新系列企业的生产能力一度居于全国民族工商业首位。荣氏兄弟由此被誉为“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毛泽东曾评价:“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邓小平也说:“荣家对发展民族工业做了贡献,是有功的。”

2020年,是荣第一个工业企业——保兴(茂新)面粉厂创办120周年。值此之际,陆阳的《汽笛声中:荣家企业工人生活研究》公开出版,可谓适逢其时。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描写工人阶级觉悟和斗争的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高尔基的小说《母亲》。生动而又满怀对资本憎恨的笔触,为作品主人公从普通的工人母亲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的轨迹作了有力的铺垫。《母亲》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范本。不仅如此,学术著作的写作也被限制在工人运动史的框架内。我国有关工人的出版物,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忆苦思甜的纪实类作品。它以控诉剥削制度、歌颂新中国为目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夏衍的《包身工》。这部由夏衍深入调查后写出的报告文学名著,把笔触伸向上海工人的一个特殊群体——包身工,对资本家加给年幼包身工的令人发指的残暴,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鞭笞,被公认是反映中国工人苦难生活的经典文本。第二类是工人运动史著作。但受政治气候的影响,这些出版物,大多以工人斗争史为主,很少涉及工人生活,找不到有关工人工资、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家庭生活等方面的系统内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这一状况开始得到纠正,但从总体而言仍较薄弱。

改革开放以后,对于荣家企业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的荣盛期。无论是企业整体的研究,还是工厂个案的研究,相关的著作和论文可称汗牛充栋,且不乏力作。这些研究,通过对荣氏兄弟人物的研究,揭示荣家企业发展概况、历程和特点,集中对荣家企业资本积累问题、经营管理方式、教育理念甚至社会责任等展开了广泛探讨。不过,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荣氏兄弟以及荣家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领域,对于面广量大的普通工人生活则少有涉及。早期的《荣家企业史料》和《荣家企业发展史》对工人生活有专章论述,但带有明显的阶级思想,强调了工人生活的贫苦,强调了革命和斗争的必要性,强调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陆阳的《汽笛声中:荣家企业工人生活研究》并不在上述两类作品的范畴之内,而是拓展了荣家企业研究新的领域,也探索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那就是将研究的着力点从企业的高层“下移”到广大的普通工人,从生活史的角度出发,对工人的劳动、收支、生活作了详细的研究,并阐述了工人阶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着重叙述了荣家企业在1900—1955年间从起步、发展至巅峰,再由危机到劫难、从复兴到转型的全过程,描绘了荣家企业风云变幻的发展过程。第二章分析荣家企业工人的数量、来源、构成、籍贯等基本状况,对农民“离村”“进厂”潮的原因进行了重点分析。第三章从荣家企业对工头制的改革,以及建立养成工制度入手,分析科学管理制度下的工人劳动状况。第四章整体考察荣家企业的劳资冲突情况,分析荣家企业的劳工自治和福利事业状况。第五章对工人收入、支出和福利待遇等问题作了系统的梳理,其中既有关于工人生活要素的量化分析,也有对荣家企业个案的细致勾勒。第六章“跳”出荣家看荣家,分析工人阶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肯定了工人阶层自身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以及对区域近代化、城市化进程的积极影响。

探究荣家企业成功的奥秘,自然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荣氏兄弟的胆识、果敢和超人一步的决策是然,对技术和管理的重视是然,然而对职工的培训和爱护,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们在创业中锻造而成的工人文化基因,有着文明进步的现代化指向和实现这一目标指向的内在活力。

近代民族工商业起步之初,并没有一支可靠、稳定的工人队伍,工人也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阶层。为此,在应对国外经济势力激烈竞争的同时,加快对工人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工人的素质,以应对大机器工业的需要,成为荣家企业所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荣家企业借鉴日本企业先进经验,建立了“养成工制度”,培育“新式工人”。在申新三厂和四厂就先后设立了职员养成所、机工养成所和女工养成所,开了近代民族工业职工教育的先河。持续而稳定的职工教育,有效提高了职工的操作技能和素质,也增强了荣家企业竞争能力。

由于当时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发达,城市原有工人数量有限,新招工人主要来自农村。为求得利益最大化,民族工业在企业内部管理上普遍采用传统的工头制管理模式。工头往往承担着“中介人”的角色,代表工厂负责对外招雇,并负责管理工人。然而,随着工厂生产的进一步完善,生产规模扩大、分工更趋细致,工种与生产环节趋于复杂,工头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并日益成为改进生产、提高效率的障碍。荣家企业甘冒风险,在经历了激烈的斗争之后,终于废除了工头制并建立起科学、先进的近代企业制度。

在劳资关系的处理上,荣家企业首创了劳工自治区这一新生事物。在劳工自治区,荣家企业建立了一整套教育体系,除了工人的养成教育和补习教育外,还将工人的子弟纳入教育体系,从托儿所到小学都由工厂予以承办,大规模建起了统一整齐的劳工宿舍,对工人实施统一住宿,统一管理。还兴办了各种职工福利事业,比如兴办医院、试图给予工人全方位的保障。建立消費合作社,发展副业事业,开展各式运动与娱乐,试办保险储蓄,还创造性地办起了“工人自治法庭”和“尊贤堂”、“功德祠”,强化工人的自治能力。“凡工人出生至老死,均已顾及”,新闻媒体誉为“劳动界仅见之成就”、“苏省工厂自治之模范”。荣家企业劳工自治事业,改善劳资关系,着眼之大之远,在整个中国企业史上都是一个创举,一次极为有益的探索。其中的思想和经验,时至今日仍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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