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雨芝

摘  要：拟亲属关系是人类社会长期延续的一种血缘亲属关系的补充及扩展，本文主要围绕布尔迪厄社会场域理论的重要范畴，试图分析在华裔移民空间里拟亲属关系现象中所蕴含的社会及集体文化缘由，挖掘拟亲属关系在移民社会空间所伴有的主体之间的交往意识及发展方式，以此阐释其在拟亲属空间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及文化共生的内涵意义。

关键词：“拟亲属”;华裔;生存空间;社会场域

一、关于华裔新移民拟亲关系的问题提出

布尔迪厄的经典社会场域理论主要阐释了流动个体的位置、资本、惯习及权力等核心概念，在不同的圈层文化中，作为人类学家身份的布尔迪厄则对文化資本与惯习情有独钟，他认为这是观察、反思、阐释当代社会文化形态的最佳切入点。自2016起，笔者以美国杰克逊维尔华人社交群体为核心，观察到该群体在社交活动中发展了一系列典型的“拟亲属制”的社会关系。大部分的华裔为了在紧张且较受压迫的移民空间内取得一定的社会空间，他们通常采取并发展了多种“拟亲属”的社交关系，如拜把兄弟、认干亲、小组关系找亲戚、认同宗等方式拉拢华裔社会关系。由于大多人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习俗、集体无意识潜留下的文化惯习等，从而形成了相似的文化心理，因此伴有地缘性特征的拟亲属关系的建立在移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华裔拟亲属关系的文化适应

（一）当代华裔的文化困窘

通常华裔美国人的概念分为旧移民、新移民和华人新生代。在后现代语境中，从结构到解构的文化瓦解过程中，去中心和多中心逐渐影响着现代人的个体心理。对于身份认同的困惑及归属感的寻找成了当代华裔的一种集体困窘，从人种学的角度看华裔的外在面部特征及体型体态呈现出了中国人的典型特征，尽管大多家庭鼓励成员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找到自信，不要忘记自己的“根”，但由于长期生活在完全异于中方文化的美国社会，在融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自我迷失的话题。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反压迫反歧视的理论中，深刻揭示了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现象，尽管华裔族群在美国扎根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但族裔地位及身份标签始终没有完成质一般的扭转。换言之，华裔在行为、语言、生活方式、社会思维等方面向美式社会靠拢，但这也只是一种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在拥有强烈的种族意识的美国社会里，文化上的美国人并不能真正转变成美国人。自我认同是一场任重而道远的艰难革命，它长期隐埋在华人生活的空间里，时刻用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及秩序提醒及要求着这部分主体。

（二）拟亲属制的文化适应现象

费孝通认为乡土交往伦理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血缘，亲缘关系由血缘关系产生，它是人类社会关系中相对于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而独立存在的亲属关系^[1] 。在亲族关系（kin relationship）的研究上，人类学者长期关注三种不同形式的亲族关系，分别是血亲（consanguineal）、婚姻（affinal）与拟亲属（fictive）^[2]。伊博与库里曾提出拟亲是指通过仪式或是深厚友谊关系的连结，而非血缘与婚姻所建立之的关系，同时拟亲也会产生某些只有在一般家庭关系中才会有的权利与义务” ^[3]。拟亲属制是非某类亲属通过某种方式纳入该亲属范畴的关系，它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是一种社会行为。这基于亲属的基本概念：在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上所形成，具有一定权利、义务等社会要求。从某种角度来说拟亲属关系是亲属关系的拓展方式，是社会个体或家庭以某种仪式或行为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姻缘关系的其他成员结为亲属，从而建立特定的社会关系和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

拟亲属关系的酝酿及建立主要发展于三种不同的社会情境中，以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为例，虽然该市并未像纽约、旧金山等大城市形成华人聚居区或唐人街，但其形成了几种典型华人交往活动：一是以传统的中国节日为主，如杰城华人中秋晚会、贺新春晚会等;二是以兴趣爱好为基础的活动，如杰城同乡足球会、音乐会等;三是为以宗教信仰为主的聚集方式，最为常见的是基督教教会活动。其次，尽管华人核心家庭大部分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传统的私人关系并未因西方理性化的制度关系的引入而衰竭，相反华裔在有限的生存空间中建立起了多层拟亲属关系。最为典型的方式是：拜把兄弟姐妹、干亲家、教会小组活动的地缘性认亲。首先，拜把兄弟姐妹的关系常发生在同辈之间的华裔个体中，出于某种情感及利益的考虑，以特定的仪式邀请双方认识的朋友参与饭局来认定“拜把兄弟姐妹”。认干亲，则是以两个家庭为主，“结亲”和“寄名”是结亲家的主要表现方式，“结亲”的双方没有尊卑关系，“寄名”仪式则是确定干爹干妈与干子女之间的拟亲属关系，同时也是两个结亲家庭所有成员“拟亲”关系的开始。结亲家的双方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中，亲家之间的子女互尊对方为干父母，两家的子女之间则以兄弟姐妹相称。而以教会为活动背景的地缘性认亲，主要是以教会内小组活动形式为主，此种拟亲属制度并不局限于华人与华人之间，同时也发生在华人与其他族裔的人群之间，一般而言，华人主要以某种信仰为依托同时结合地缘关系认亲人，在此过程中找到日常社交活动的归属感及认同感。

三、拟亲关系的建立与社会交往场域的的扩张

（一）移民空间的文化资本置换

在布尔迪厄的观点里，资本是一种社会形式的多种体现，它包括经济资本、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社会场域的资本路径由它们共同构成。其中社会资本作为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它主要是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华裔拥有的社会资本规模主要取决于其能够有效动员的网络规模以及他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经济、文化或象征资本的多少。这意味着，社会网络并非自然给定，而是需要通过制度化群体关系中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投资策略来构建，表现为不断再生产持久的、有用的社会关系以保证物质和象征性利益^[4]。布迪厄强调，尽管某种程度上个人行动者拥有的社会资本不能简单归结为经济及文化层面的实质物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成员有意识地追求这些利益。在华裔社会活动中产生的人情互惠是建立“拟亲属”关系的重要因素，对于华人社会的群体而言，尤其是在血亲较少或亲属关系欠佳的社会主体上，有效拓展 “拟亲”关系可以多方面弥补亲属空间的落差及不足，该种人际关系的适应有赖于人情往来及交往的利益回报，它表现为有意识的无意识活动。主体与主体间的拟亲关系确定后，人际往来及应酬也随之到来，双方家庭及个人就会在多方面产生互动行为及利益置换。拟制亲属关系偶尔也可以作为一种策略性的时间选择，尤其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当地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为了给自己及同伴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主动建立族群之间的联系，力求共同生存与发展。

（二）移民社交空间的场域流动与传承

作为游戏场域的移民空间，场域一词源于英文中的field，布尔迪厄曾将一个场域比作一场游戏，它非创造性地刻意制作而成的产物。一个场域的游戏规则和独特利益是不可化约成别的场域的游戏规则和独特利益的，华裔社交圈作为一种拥有特定历史文化及共同集体潜意识的华人后代，她们在美国社会圈层中因拥有相应的社会资本而被自然卷入场域“斗争”中，如果把拟制亲属制度当成一种扩应相应游戏场域的文化资本，那么拥有相似背景的华裔群体便可有效利用关系网络获取生存竞争力。尤其是区隔的产生，资本的不同决定了行动者在社会场域中的位置，而所在空间的位置决定了主体对该空间任何事物的看法。站在华裔的位置，占有相似或邻近位置的行动者所面对的状况与限制条件相似，因此他们有可能产生相似的惯习和利益，从而产生相似的实践活动。拟亲属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人际关系，它可以向外扩展家庭的狭窄人际关系，用亲密家庭亲属原则，将属于“他人世界”的外界引向自己。文化人类学家前山隆关注拟亲属关系的建设性方面，记述了移居巴西不久的日裔为适應新环境、强化日裔内部的联合而使用拟亲属关系^[5]。在多民族的中国，拟亲属关系被学者们积极评价为会给不同个体及家庭间带来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而且，通过拟亲文化的建构，可以让拟定的成员成为特定文化的持有者、民族特殊符号的实践者。同样华裔与其他族裔之间发展拟亲的交往模式，有利于民族间的相互交流，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发展。

（三）华裔移民共生与惯习的延续

从传统背景来看拟亲制常被界定为三种主流的模式。第一种带有神秘的巫术色彩，某些家庭为了使孩子健康成长，通过调整某个人与其归属亲属集团的关系而改变其命运，这种情况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有所体现，如常年生病的幼童认喇嘛或神父为亲人，以此缔结社会亲属关联，压住厄运从而改变命运。第二种为丰富性的拟亲属关系拓展，如一方认定另一方的子女为名义上的子女，借助认干亲来实现“儿女双全”的愿望，这具有非常典型的中国乡土人情特色，主要受男女性别压迫遗留的心理意识影响，为此达到儿女双全的心愿。第三种又为当代社会非常普遍的一种拟亲关系——公关性质的干亲，在美国华裔社区中是一种较为典型且广泛的拟亲模式，情感作为彼此关系建立的基础，在此程度上最有效地延续父辈的情谊，又借子女认干亲加深各核心家族之间的关系。华裔作为一支拥有特定文化符号的社会主体，抛开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谈论后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东西方作为被资本主义文化建构的二元分化的结构，自我与他者的思维难免不会存在于中西思维博弈图示。在布尔迪厄的论述中，场域和惯习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两方面运作的。一方面，场域构造惯习，惯习是体现场域的内在必要性的产物，场域的变化不会单纯因为地理位置的改变而发生根源的变动;一方面惯习和场域都是关系结构，这两个结构一致且互相组成。西方团体格局由多个小团体构成，团体内外关系界限相当清晰严明，而在中国的差序格局里，公私是相对而言的，在偏胜于家族生活的概念里，站在任何一个角度，向内向外都可以理解为公。因此，以西方的“团体格局”为对照，不论处于中西方的哪个空间里，个体都需要相互依赖而发展，拓展血缘亲属或者模拟亲属关系的场域就成了以团体形式追求幸运的有效行为。在拟亲属制度的游戏规则中，尽管其始终保持着各自的历史阐释和内在逻辑，但惯习与场域的协作可以帮助行动者在社会位置上形成对客观位置的主观调适，是一种生存策略原则，可以让行动者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拘的情境，有助于把流动的场域建构成一个互动的共生世界。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中国文艺出版社，2006

[2]查理·伊贝森：拟亲术语使用与社会关系：替代性解释[J]婚姻与家庭杂志，1972

[3]海伦·伊博：在新移民社区中的拟亲制与社会资本关系[J]社会学视角，2000

[4]布尔迪厄：资本的形式[J]1986.

[5]前山隆·人文科学论集[M]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