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超 伊犁师范大学预科教学部

一、《金光明经》回鹘文写本概述

按现存回鹘语文献的数量来说，《金光明经》回鹘文写本是目前传抄最多的汉译回鹘语文献。该文献按照收藏地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手抄本，该手抄本虽然发现最晚，却是保存较为完整的回鹘语文献之一；另一种为收藏于德国柏林市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手抄本与印刷本组成的残片，这是柏林本于20 世纪初由德国皇家普鲁士吐鲁番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木头沟发现的，这部文献分别属于25 种版本的800 多件写本和印刷本残片。柏林本之所以从发现之初便成为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是因为其文献数量巨大。此外，另有两页为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于1927—1935 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时在甘肃所得，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为木刻本[1]。

二、《金光明经》回鹘文写本的发现、刊布与流转

《金光明经》回鹘文写本由序品、十卷三十一品的正文和回向文三部分组成。该文献首先从梵文译至汉文，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再从汉文译至回鹘文，其抄写的时间为清朝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抄写地点是敦煌，跋语中述及胜光法师除译有《金光明经》外，还有其他译著留传于世。但很多学者对此译著的翻译年代考证甚有争议，认为其翻译年代大致在10 世纪末11 世纪初。像跋语所说的那样，回鹘文本译自义净本。但除正文十卷三十一品的内容与义净本大致相同外，序品和回向文却未见于义净本。《金光明经》回鹘文本和义净本即使在内容方面基本符合，但在表述上有很大差别，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一是可能回鹘文本根据的是现在已失传的义净本，二是回鹘文本译者的个人所为。大多数学者支持第二种说法，认为回鹘文本并非仅仅是对义净本和其他底本的翻译和融合，而是体现了在翻译基础上较大的内容扩展及翻译者对底本的个人理解（或曲解）。

三、《金光明经》回鹘文写本的语料价值

《金光明经》回鹘文写本虽然是最晚发现的回鹘文文献，却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少数较完整、重要的一部汉译回鹘文文献。由于现存的回鹘文文献绝大多数为断简残篇，更凸显出其重要性，它成为研究回鹘语文学和汉语言文学的重要材料之一。也正因为它的重要价值，自重新刊布之日起，就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对象。它的语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语言学的价值。语言学研究的首要条件是需要大量、丰富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语料，《金光明经》回鹘文写本作为一部大部头汉译回鹘文文献，能够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语料。借助语料，研究者可以开展对语言语音、词汇、语法的共时与历史描写，能够穷尽式地描绘出某一个语言现象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的所有分布特点、句法功能和语义特征，为之后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一般来说，语言中的虚词研究是语言研究的重中之重，人们不敢贸然涉足这一区域，也是因为其语法义、词汇义、语境义交杂在一起，很难将其完全剥离开来。有了这样一份语料，研究者便可以从虚词的总体分布特征入手，逐渐厘清每个词的具体使用特点与使用环境，还原出当时语言的全貌，便于从中探寻规律、修正语法书中对该词描述的刻板印象、丰富其词类义项，从而进一步判定该词的类别，提出相应的分类原则，这是对回鹘文献语言研究的一个有力、有益的补充。

其二，语言史的价值。《金光明经》回鹘文写本的语言史价值不仅体现在回鹘文献内部的分期问题上，更体现在回鹘文本对汉文底本的甄别、年限统计、汉文本内容的甄别及古汉语语言文字的考量上。以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某个汉文本或是汉文本之间的对比，在文字文献的甄别上会遗留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若研究者能从回鹘文写本入手，去探究汉文本中古汉语的历史分期及相应的使用特点，可以说是对古汉语文本研究的补充与验证。

其三，校勘学价值。义净的汉译本《金光明经》是各民族文字翻译的底本，回鹘文、西夏文、藏文、蒙文和满文《金光明经》等均译自义净本，因此可以进行不同文字版本的对勘，也可进行相关年代的考证，如《金光明经》中广为流传的“舍身饲虎”的故事被译为多种文字，有学者以蒙文“舍身饲虎”故事与回鹘文和汉文底本对勘，找出其在内容上的异同。

其四，翻译学价值。《金光明经》回鹘文本的译者胜光法师是当时译经最多的翻译家之一，既精通汉语，也精通回鹘语、梵语及其他语言[2]。他在译经过程中研习玄奘的翻译方法，采用多种翻译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尤其对诗歌及偈颂等韵文的翻译既能忠于原文意思，也能符合回鹘人的语言习惯，行文流畅，章法严谨，堪称译作上品，是翻译作品的典范，对当代翻译理论的形成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并且他的回鹘翻译文献深受中土翻译理论的影响，如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观。所谓“五失本”是指将原典翻译成汉语时，有五种情况易于失去原本的面貌：一是回鹘语和汉语的语序或语言结构不同，翻译时要改变原文语序采用汉语语序，因而译文失去了原典的语法结构特征；二是原典的语言本是朴质无华，而国人一向喜欢文饰，所以汉译时会因修饰而失去原文质朴的特点；三是原典常有反复重述的情形，翻译时容易被随意删减，同样会失去原典的文本特点；四是原典经文中常附有解释说明的文字，汉译时若被删除，同样会失去原典的文本特征；五是原典有自己独特的语体，它在说完一事续接他事时，常有重述前文的情形，汉译时大多省略重复的部分，所以会失去原文的语体特征。所谓“三不易”是指在翻译过程中有三种不容易的情况：一是原典是依当时的情况说的，而今时却全然不同，要使其变成今人可读易懂的文章不容易；二是千年以上的圣贤所说的微言大义，要传达给百世以下的普通人并使之理解，不容易；三是原典是具足神通的先贤集结而成，由千年以后的现在普通人来传译，不容易[3]。

其五，西北汉语方言的特点和影响。《金光明经》回鹘文写本可以看作汉语影响的早期范式之一，从译本中可以看出古汉语对回鹘语影响之深刻。其中，回鹘语词汇受到的影响最明显，大量汉语介词的借入，使得对偶词的造词方式也产生了变化，有些对偶词是由汉语借词和回鹘语组合而成。在词汇中，比较稳定的是数词和虚词，回鹘语虚词和汉文底本中虚词存在对应关系，如助词kɛrgɛk“应该”对应汉语原文的副词“当”；助词jmɛ“亦、又”对应汉语原文的副词“亦”；助词ɛrsɛr 与汉语原文表判断标记“者”完全对应；连词jana“也、又”对应汉语原文的副词“亦”；连词taqə“复、另外”对应汉语原文的副词“复”；qaltəinʧɛqaltə“谓、譬如”与汉语原文连词的“譬如、一者”完全对应，但当原文出现“二者、三者……”时却不用inʧɛqaltə，笔者也不知什么原因；anən“因此、所以”与汉语原文表因果关系连词“是故”完全对应等。可以看出，写本中的虚词与汉语原文虚词（副词在古汉语中列为虚词类）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虚词在语言中与实词相比，就其数量而言，只占有词汇系统较少的一部分，但其重要性和复杂性是实词难以比拟的。一个虚词的词汇义、语法义及语境义往往交织在一起，也易与其他词类混淆，因此能够掌握虚词的人必定有较高的中华文化修养，否则很难将原文中的虚词在译文中准确无误甚至完全一致地翻译出来。从译者精深的文化造诣不难看出，译者只有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具有较高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家园认同，才能准确无误地理解古汉语原文。古汉语对回鹘语的语音和语法也产生了影响，回鹘语出现塞擦音，通过回鹘音可以构拟出中古汉语借词发音，说明回鹘人已经有了一定的训诂学基础，而训诂学素来是传统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不易掌握，可以看出回鹘语与汉语深厚的渊源及译者深厚扎实的中华文化功底。出于翻译的需要，回鹘文有些句式出现了一些固定格式并且语序与汉语语序趋同，甚至译文中的很多格式也是“仿制”汉语原文的格式，这样的例子在写本中比比皆是，如“……ɛrsɛr，……ɛryr”对应汉语原文的“……者，……也”，二者同为肯定句的判断句式；“qajularol……tiptisɛr”对应汉语原文的“云何为”的设问句格式。可以说，古汉语对回鹘语的影响及两种语言之间的接触是深刻的，不仅影响到其表层结构——语音、词汇层面，更影响到其深层结构——语法层。

其六，文学价值。翻译文献是译者的再创造过程，并不完全依据某一个底本，还会加入译者自己的想象和理解。例如，在第四卷中如何获得菩提心，汉文底本只有寥寥几笔，而回鹘文本对每一条都进行了详细解释，阐述相关典故，这些典故充满了夸张与幻想，文本中的人物也有象征和隐喻作用，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结语

《金光明经》回鹘文写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生动的语言素材，引发我们去对回鹘语这种已经“死亡”的文字进行深入的探究。就目前来说，对于回鹘语的研究，多数学者仅停留在文献校勘及简单的语法解释层面，并没有系统而深入地将它进行语言学的阐释。关于回鹘语的语言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继续深入地做其他回鹘文文献的语言研究，同时要与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献进行对比，这样既能开拓研究者的视野，也能将之深入化、全面化。另外，研究者要结合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尤其要将新理论、新方法运用到自己的语言研究中，这样才能使回鹘语研究有更多的新成果，且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