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斌

（作者单位：南通机关工委）

张謇（1853年～1926年），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和近代著名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孝若（1898-1935年）为张謇之子，“民国四公子”之一。1913年，张孝若曾在青岛德华大学就读，德华大学即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1909年开办，是第一所设在中国并得到清政府承认的德国大学，前后仅存在了五年。这是张孝若第一次离开家人外出求学，也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临别前，张謇作《儿子怡祖字说》，“孝若”正是这个时候张謇给儿子取的字。“儿于是年十六矣，将往学于青岛。人事之交际将始，循今之宜，不可以无字，乃字之曰‘孝若’”。他引经据典解释说，“孝”是指有涵养，“若”是顺从的意思，要求张孝若在学校“常展《字说》观之，如见父矣。”

张謇此时正走向事业巅峰，在政学商界的影响如日中天，可用的资源很多，他对张孝若的培养极为用心，为何偏偏看中了德华大学？张孝若在德华大学仅上了半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很快离开了青岛？十六年后，张孝若在为其父作的洋洋数十万字的传记中，回忆这件往事时，以“我在青岛上学，过生日，我父亲作诗寄给我”一笔带过。不过，他将父亲这个时期写的30封家书，以“父训卷二，时旅青岛大学”为名，作了分类整理，与其它近百封家书一起修裱成册，用樟木板作为封底和封面，加以保护。这样，我们得以从这些保存下来的史料中，探寻张謇张孝若这对父子和德华大学之间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一

张孝若为何去上德华大学，当时社会上传闻不少。张謇曾给儿子去信说，“有人言，张某儿子嫖赌得不了，故令去青岛”。在张孝若到校后，还有人谣传张謇“因去年实业大失败，故逃去青岛”。熟悉张謇的人对他的这个选择，难免会心存疑虑，因而流言四起。

按理说，可以让张孝若就读的学校很多。张謇除投身实业外，还系统兴办了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如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和南通医学、纺织、农业专门学校等，参与创办或协办了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吴淞商船学校、中国公学等，先后担任江苏教育会会长和中央教育会会长。在当时政坛上，张謇声名显赫，在张孝若去青岛前一年，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实业总长兼两淮盐政总理。长期以来，张謇活动的重心主要在家乡南通及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由此可见，以他办教育的眼光、丰厚的资源和众多的人脉关系，可供选择的名校不在少数，而为何对德华大学情有独钟呢？

一方面，这固然与当时德国在世界上的综合实力、青岛这座城市的特殊性乃至德华大学的影响力有关。一战前，德国国力雄厚，工业发展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是西方屈指可数的强国。青岛1897年被德国侵占，经过十多年的殖民统治，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北方第一大港、国内重要的工业和金融中心。孙中山在1912年参观青岛时，对其城市建设和德国的教育事业很是赞赏，称青岛为“未来中国城市楷模”，还说“从我在世界上所见所闻来看，德国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是我们现成的老师……德国使一切都纳入科学体系中去。这恰恰就是我们同一切传统决裂所需要的东西”。而诞生于清末民初的德华大学，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外政府合办的具有现代规模和学制的综合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开创了现代高等教育之先。从1909年开始，学校便被清朝学部确定为官方开设的24家高等学堂之一。到1913年时，就学者来自全国十五个省及海外，学子们视上德华大学如到德国留学。途经青岛赴东京参加明治天皇葬礼的德国皇太子亨利亲王，及到齐鲁大地视察的孙中山，在1912年9月先后参观学校，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可见学校名声之大。

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也是张謇所秉持的教育理念的体现。张謇认为“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而教育尤为各种政策之根本”，主张要培养年轻一代具有“观察世界之眼光”，尽早了解接触西方文化。“祈通中西”是张謇给南通医科专门学校题写的训词。他也带头身体力行。德华学校特殊的背景，显然成为张謇眼中培育张孝若“祈通中西”的理想平台。再加上，当时与张謇交往甚密的张之洞、韩国均、郑孝胥、许鼎霖等政商要人，纷纷把公子送到德华大学。这自然不会不对张謇产生影响。张謇《儿子怡祖字说》云，“青岛之学，德意志所设东方之大学校也。闻其校正肃”。其实，为人精明的张謇对身边熟悉的学校不是没有作过比选。他从好友赵凤昌儿子赵尊岳就学之事上有感而发，“震旦干涉主义之校也，南洋公学则放任主义之校也。震旦且如此，他校可知。”似乎对自己熟悉的这些学校都不太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德华大学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

张孝若在青岛的半年时间里，张謇前后写了三十多封信，平均下来每周不止一封。在张孝若生日那天，张謇写诗道，“听过江潮听海潮，记儿生日是明朝。老夫对烛频看镜，白发因儿又几条”，张謇对张孝若牵肠挂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为父亲，他严、慈兼具。同时，虽远在千里之外，却承担着张孝若经师和人师的角色。

一是对张孝若学习抓得很紧。他以先贤箴言来勉励张孝若，常在信上引用《论语》的“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老子的“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诗经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等名言，还向张孝若推荐《易经》等名篇。对张孝若的来信，他细心圈改，如“讯中字句有须修改者：第一行‘特别快车’四字可不注，因系父自送登车也。第六行‘皆不连起’句，‘起’字当改‘属’字”等等，通过字斟句酌的评点，帮助张孝若提高文字水平。他给张孝若量身定制“作业”，要求儿子“作文则寄文稿来”，并布置命题作文，“儿可暇时再作一篇《仲尼祖述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论》，寄父再改。”张謇鼓励张孝若作诗，“昨寄去二诗，儿能体会父意否？若有暇，可试和之寄回，父为改好寄去。”同时，传授写作技巧，“凡作诗文，总须避去凡语。避凡语之法，在意不落套，而能转折也”。

二是引导张孝若关心时事。他语重心长地开导儿子，“不能知一国之大势者，不能处一乡。”常把家乡建设的进展及时告知儿子，如“博物苑、图书馆、农校、医院甲及纺织校、马路各工，时须理料指示。不理料则钱费，不指示则工误，”信中谈论更多的则是国事，从黄花岗起义、江苏省议会选举、宋教仁被刺一直说到北洋政府委任自己督办导淮。他与儿子平等交流，从不居高临下。“世道日趋于乱，人心亦趋于恶，君子处之，唯有中正澹退”。张謇认为自己现在所从事的实业和教育是为了救国，也是在做为儿子打基础的工作。“父十余年前谓中国恐须死后复活，未必能死中求活；求活之法，惟有实业、教育……父今日之为，皆儿之基业也。”

三是向张孝若讲解为人之道。张謇注重言传身教，大概有人散布对张謇不利的话，张孝若听到后报告父亲，张謇淡然回复，“初六日讯云云，父心知之。父生平待人坦怀相与，不事机诈。人之以机诈待父者，往往自败。然父仍含容之。”并吩咐，“儿既有所闻，亦止可存于心，不必见于词色。”张謇常用“泛爱众而亲仁”“谨而信”等古训教导儿子，并以慎言为美德，“少年人能讱，定为第一美德”，还分享自己的处事哲学，如“与人坦怀而处，审已而行，无所用防，无所不防”，又如“儿于世事，可先于一事自作一计画之观念，再以后来之事实证验所计画之当否。……议论苟同不可，好异不可，当之为难。”他强调学问和人格养成的重要性，“居今之世，若无学问、常识、声望，如何能见重于人，如何能治事，如何能代父？”特别看重才、德、体，并对儿子寄予厚望，“父在外无日不念及儿之学问、德行、体气。父老矣，只儿一人为父之代也。”

四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张孝若生活。通信成为张謇父子间最重要的交流渠道，他规定儿子“每月两讯……须报告身体状况及所学进步如何。”张孝若初去青岛，张謇因四天没有收到回信，去信连发四问，“盼儿讯不至，何也？寄去二诗，可知父意？……诗尚能作否？岛中气候如何？”爱子之情可见一斑。张孝若身体常不适，张謇在问诊名医后得知，“并非先天不足，乃北方地气高亢，或坐久肺气不舒所致”，提醒儿子要注意饮食，“不可服柔润滋腻之品，如生地、麦冬之类。平时可服杏仁露、枇杷露（用枇杷叶所蒸化者）、冬瓜糖之类”，还传授健体之法，“儿须善养，最简之法，避风静坐，数息运动，能使小汗最好”，从身体不适起因、饮食说到锻炼，事无巨细，舐犊之情溢于纸上。张謇提倡节俭，要张孝若把“钱存校会计处，须有存付之手续。除书籍外，勿浪用”。每次花钱需说明用途，曾在信中询问，“帐列浴资屡见，校无浴所耶？”还要求收钱履行手续，“儿前收廿元，未有收条；以后收到寄款，必须有收条。”

三

德华大学采用的是“德国式”教学内容和“中国化” 教学形式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学校师资队伍很强，不惜重金先后从德国聘请了如克诺普、胡普卡、瓦格纳等名师，还找来在当地工作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中外专家担任兼职实习教师。学校对工科格外重视，德国人在学校开办时认为，英美在华高校多以神学和医理为主，“唯缺工科，如我以办工科为主，就可以同英美竞争。”学校实行的是既有法政科、工科、医科、农林科四个学科，又有预备班、高等班及中文科三个层级的“三级四科”教育建制。张謇对学校的学科设置很感兴趣，尤其看重农学。张謇当时正在苏北推进盐垦事业，还根据人才需求办了农校，他对张孝若说，“校有农学，儿可留意。将来拟令润江去参观。”润江即孙观澜，是南通农校的主任。他吩咐儿子注意把握学习重点，“即学法制、经济，若兼涉猎农学，为用更大。”

查遍资料，对张孝若当时所学专业并无明确记载。他的同窗、后来大名鼎鼎的学者宗白华，当时考入的是中文科。张后来写信给宗说，“我还记得在青岛的时候，和你同房住、同案食。到了没有课的时光，还同到海滨散步。”依此推断，张孝若当年上的应该也是中文科。张謇在看了学校的“功课单”后，给张孝若去信说，“德文课甚重，并无英文。儿口音、文法何如？”并提醒儿子，“国文须自于星期或课余温习，勿使荒落。”有趣的是，张孝若在学校迷上了摄影，还将照片寄回家。因此在张謇信中，出现诸如“昨日得儿摄影，父甚喜慰”，“儿之摄影甚好，所谓另二张想已寄出？”等内容。德华大学因张謇之名而对张孝若分外看重，张謇语重心长地教育儿子，“德人知父而称重，儿好学敦品，则父益重。否则父即重何益”。

德华大学有不少官绅子弟。张謇亲自为张孝若推荐和挑选朋友。郑孝胥是张謇的老朋友，曾支持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两人还共同参与了清末立宪活动。郑孝胥的公子也在德华大学就读，张謇因“闻其毛笔画极能用工，屡考第一二云”，叮嘱说“儿可访与见面”，同时“亦须以文章道义相资也。”他要求张孝若，“对教师须温敬；对同学须谦谨。闻童世兄颇老成，许世兄颇能干，儿须取朋友之所长。”许世兄、童世兄，是张謇老友许鼎霖等的儿子。后任江苏省长的韩国钧的两个儿子当时也在德华大学，张謇考虑准备以后让他俩与张孝若一道，请人补课，但又不放心，因此要张孝若了解韩公子“性行好否，勤学否？”并回信告诉他。看来，张謇对儿子交友还是很看重的，问得很细，把关很严。

德华大学面积很大，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礼堂、化验室、实习工厂等一应俱全，一直延伸到海边。德华给张孝若印象最深的，是海边的景色。在离开学校八年后，他还记得“那海风吹得有条有理。海边的乱石，东一块西一块，好象人家花园里的假山石。那野花红得似鲜血一般，野草绿得比海波还绿，高高下下，点缀起来，更加美丽。”张孝若向宗白华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坐在石上，看海水来得好慢，一层层的高起来。我二人就脱了鞋袜下水，先坐在石头上洗脚，洗得有味，就提起裤脚管，在水里去大跑，一直跑到肚子里饿，才穿起鞋袜来。”他还记得，“我们同住的房，恰好对着海口。睡在床上，可以看见海浪翻腾。月明的时候，那万顷的海波，都似银铺的一样。”宗白华也有同样的感受，只不过他的回忆更加诗化，“青岛海风吹醒我心灵的成年……这时我欢喜海，就像我以前欢喜云。我喜欢月夜的海、星夜的海、狂风怒涛的海、清晨晓雾的海，落照里几点遥远的白帆掩映着一望无尽的金碧的海。有时崖边独坐，柔波软语，絮絮如诉衷曲。”

另外，笔者发现，宗白华上德华大学的时间应为1913年，而非现有资料记载的1914年。据宗白华自己的回忆，“十七岁一场大病之后，我扶着弱体到青岛去求学”，宗白华生于1897年，这里的17岁应指虚岁。他自己说，“青岛的半年没读过一首诗，没有写过一首诗……那年夏天我从青岛回到上海，”可见，宗白华在青岛只呆了半年，由此推断这个时间应是在1913年上半年，否则就不会有与张孝若在德华大学的交集了。

四

张謇并没有实地考察过德华大学。张孝若是由得意门生许泽初送到学校的。等听了许泽初回来介绍学校情况，又与儿子同在德华的郑孝胥见面交谈后，张謇发现并非先前所说的“闻其校正肃”。在与张孝若及了解德华的友人通信和交流后，张謇反而对学校产生“校风不善”“校规不严”“校膳甚劣”等印象。所以，他以自身经历为例教育儿子，“校风虽不善，若儿能自立，能择友，安在不能成学？父童时自十岁以前，日在村塾，所与处者，皆顽劣之儿童也”，又从“校规不严”说到为学之道，“校规即不严，但得自己律身严，则焉往而不可。做人须自做，专恃校规管束，教师督促，非上等人格也。”同时，劝儿子对诸多的不如意要能忍耐，“许大叔来讯言，今年校膳甚劣，另约一二十人自开火食。……似此校风殊不完美，儿且耐之。”字里行间，说明张謇越来越对德华大学乃至自己当初的选择不满意。

事情的起因应是这样的，德华采用西方的教育方式，与中国旧式教育大不相同。学校在引入西方课程的同时，还聘请一些中国教授来讲“四书五经”，不少学生对这些老学究不屑一顾，上课睡觉或者逃课之事屡见不鲜，那些刻板的说教在自由新鲜的学术氛围中黯然失色，不少学生思想越来越活跃，当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传到校园时，学生们纷纷剪掉发辫。这些大约都是张謇所说的“校风不善”“校规不严”的由来吧。

而让张謇担心的还不仅仅于此。在张孝若到校的前几个月，也就是1912年9月底，孙中山乘火车来到青岛，德华大学的学生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拘于传统的“忠君”观念，对孙中山很是不满，而另一派则去车站迎接孙中山。在听了孙中山在学校的演讲，接触到先进思想后，很多德华大学的官宦子弟，在家里也闹起了“革命”。不难想象，张孝若会把学校诸如此类的新鲜事告诉张謇。因而才会有了张謇信上的感触，“得儿六月二日讯，学生意识如此，中国前途甚危”，还认为，“正缘年轻识短，易受人愚，此其罪在鼓惑之人，欲以无数良家子弟，为黄花岗诸少年之续耳，”囿于认识的局限性和所持的社会立场，张謇在政治上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校内有人欲说服张孝若加入国民党组织，张謇告诫儿子，“国民党人大概少年浮动者居多，乌知政党？政党者，先有政而后有党。国民党者，有党而无政” ，并出主意说，“以后若复有强者，儿可云：政党必自己先有政见，余年幼，现方求学，未见面有政见之知识，不敢妄攀” 。经历这些事后，张謇越发觉得“危地不可久居，损友不可久近”，他告诉张孝若“父方谋之耳”，也就是说，张謇这时正想办法让张孝若离开学校。

事实上，这期间张謇一直在忙着为张孝若打听和选择学校。张謇希望张孝若能学好英语，为日后的留学作准备，而留学的目的地是欧美，学习的方向则是实用技术。他曾经的下属，时任中央农事试验场气象观测所所长的汤思斋来信说，“清华塾规好”，张謇认为“尚须再访”。他又“探听上海约翰书院管理、教授都好（管理则不轻许请假，教授则校中相语皆操英语），可毕业后直入美大学，不再考”，并了解到时任江苏民政长的应季中准备送儿子到那里上学。显然，对抱着将来要去欧美留学目的的张孝若而言，其功课中“并无英文”的德华大学，无论是课程设置也好，还是校风校规也好，经过短暂的亲身“试学”，就这样被比下去了。张謇还考虑把应季中、韩子石等诸友的小孩和张孝若集中到一起，请人教外文，其它学科的学习则插入师范班中。

迫使张孝若离开青岛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身体不适应当地气候，时常生病。为此，张謇常去信问询，如“儿既知岛地寒，何以不小心？经言：‘父母唯其疾之忧’……儿今虽愈，正足为戒，后必小心。”同时，远离家庭孤身在外，让年少的张孝若难免郁闷，张謇开导道，“父初作客时孤寂如儿，今日儿去家益远，儿须自重自爱”，“处一切事须有‘振衣千仞，濯足万里流’之概，何至郁闷？父生平得力即在放开怀抱，儿其志之。”其实，张謇内心也很是不舍，“使儿孤身远客，父亦有不得已者在也”。因此，等到放暑假，便要求张孝若在家“调养身体，勿管外事”。1913年9月，张孝若便改学于离家较近的上海震旦学院。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打败德国占领青岛，德华大学被迫停办。

张謇父子所生活的时代，整个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动荡、变革和转型。1913年张謇写给张孝若的书信，以及他们与德华大学的交往，尽管只是这个历史进程里的一个小小插曲，但从中我们却不难发现，面对中外文化和新旧文化的剧烈冲突碰撞，每个人都主动或被动的在思考和抉择，这个过程有时难免会很曲折，其中不乏艰难甚至是痛苦，即使象张謇这样的杰出人物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