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对近代中国日趋加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呈现的一盘散沙的状况，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提倡民众大联合的主张，以期整合社会资源，增强中国应对危机的力量，并实现“社会根本改造”。为此，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思想启蒙，组织新式社团和政党，确立追求新式民主的目标。民众大联合主张的提出对近代中国社会整合产生了积极影响，找到了社会变革的新动力，促进了社会进步，推动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

【关键词】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民众大联合;社会整合;社会改造

【中图分类号】K26;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5-0062-08

五四时期如何应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成为事关中华民族生存的大问题。为此，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倡导民众大联合，力图构建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以期实现“社会根本改造”，振兴中华民族。

对于民众大联合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多关注毛泽东《民众大联合》一文，或就文章本身进行分析①，或从中分析毛泽东的统战思想等政治思想②。美国学者沃马克通过对《民众大联合》文中一段有关马克思与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的文字进行分析，指出此时的毛泽东更倾向于是一个温和的无政府主义者，而非马克思主义者。③美国学者施拉姆通过分析毛泽东《民众大联合》一文，也认为此时的毛泽东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毛泽东这个时候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已经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④学术界还有一个普遍的认识，那就是把民众大联合当作毛泽东一个人的主张。事实上，民众大联合在五四时期并非只有毛泽东一人提倡，而是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主张。另外，学术界对民众大联合主张的研究多强调其政治性，而对民众大联合主张产生过程及社会影响等问题关注不够。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将社会整合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探讨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民众大联合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一、民众大联合思想的形成

近代“联合”的主张在晚清产生，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表达的一种社会整合观。五四时期的“民众大联合”，不仅表達了新的社会整合主张，而且与社会根本改造紧密相关。

首先，联合的主张最早萌芽于清末民初。在晚清民族危机日渐加深之际，进步知识分子在提出“合群”主张的同时，也倡导“联合”主张。戊戌维新时期有人主张“联合士气，互相师法，庶几合天下为一群，合一群以振中国”⑤。1903年《大公报》社论指出，专制制度造成国家内忧外患已达到极点，鼓吹“图治之根源，首在立宪法，予民权。如此则上下相安，君民一德，联合大群以防外患之来，则中国之前途或犹可补救于万一”①。1903年梁启超在介绍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思想时也使用了“联合”一词，“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②。1906年有人提出：“要救中国，先要联合中国的人心。要联合中国的人心，先要统一中国的言语，这才是变弱为强的下手第一着。”③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中，张謇等人于1909年10月发起组织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并于次年8月正式成立。

辛亥革命时期及其后，“联合”主张及实践与国家构建联系起来。中华民国云南军都督府布告中要求“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④。孙中山也提出联合主张，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指出：“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亦同此。”⑤这一时期中国还产生了一些以“联合会”命名的组织。这些政治主张及政治组织中所提出的“联合”大多只涉及民族间、政治派别之间或社会中上层的联合。另外，这一时期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介绍马克思的思想及第一国际活动时，也提及联合问题，如廖仲恺指出：“万国劳动者同盟为万国联合运动之第一步。”⑥

除有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介绍第一国际时涉及无产者或工人联合外，清末民初有关联合的主张基本上未明确与广大民众的内在联系。这些主张虽对社会组织化程度提升有一定的推动，但从总体的实践效果来说，并未能实质性地促进当时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

其次，民众大联合主张在五四运动后成为时代最强音。戊戌维新时期及其后，先进中国知识分子为振兴中国提出合群、联合的主张，但由于合群主体的依附性、领导力不足及其内部的分化，加之内外环境的复杂和严峻，以致他们提出的合群、联合的主张及其实践并未实现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应运而生。

五四时期毛泽东积极推动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的成立，他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⑦1919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⑧是知识分子联合思想转换的重要标志。此文在国内进步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一些报刊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从中也可反映毛泽东的文章确实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心声。李大钊在同年12月间写了题为《大联合》的短论，对其予以高度评价，并提出“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⑨的愿望。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在1919年也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大联合，是民众活动和民众政治实行的第一步。”⑩陶行知认为：“倘使要把三百六十行的‘上智联合起来，称为知识阶级，再把三百六十行的‘下愚联合起来，称为无知识阶级，那就是一件很勉强很不自然的事了。”k他主张“上智”与“下愚”的联合。李大钊提出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使“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①陈独秀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号召劳动团体和各校学生联合会接近，吁请学生帮助劳动者联合起来，号召学生“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友”。②就连改良主义者胡适也曾高度肯定民众联合主张，他在《每周评论》第36期《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中评论：“《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③甚至国民党的理论家也主张民众联合。1920年元旦戴季陶呼吁“有知识的心力劳动者应与智识缺乏的体力劳动者联合一致，组织无产阶级的大同盟，以最善的努力谋全劳动阶级地位的向上”④。可见，五四时期民众大联合与社会改造主张紧密相连。

最后，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唯物史观后，更加注重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李大钊在介绍Bolsheviki时指出，“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劳工联合的会议决定和处理一切事务，同时将要联合世界无产庶民，形成“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⑤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工人联合”的主张。《劳动音发刊词》指出：“介绍世界的智识，普通的学术及专门的技能，又纪述世界劳动者运动状况，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⑥玄庐在《劳动与妇女发刊大意》中呼吁：“弟兄们，姊妹们！快快自己打开觉悟的门联结起团体来，努力前进！”⑦陈独秀在《伙友发刊词》中呼吁商店里的伙友们联合起来，并与工厂矿山劳动者、交通劳动者合成一个大团体。⑧恽代英在接受唯物史观后主张群众“联合起来，向掠夺阶级战斗”，认为“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全世界没有可以对敌的”，“劳动者，集合起来，占优势的资本家，不能不屈服”，“赤俄革命的成功即是明证”。⑨1920年周恩来提出：“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并把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的中国。”⑩

二、民众大联合思想形成的依据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民众大联合思想是先进知识分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立足于中国现实、关注世界发展潮流的基础上提出的，同时也是先进知识分子追求真正民主共和理想的内在逻辑演进的结果。

第一，中国与世界革命的经验教训是先进知识分子民众大联合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一方面，先进知识分子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产生这一结局的原因在于民众联合的缺失，“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k。吴玉章指出，“辛亥革命只在知识分子和军人中进行活动，恰恰是没有把下层民众动员、组织起来”，今后“革命新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下层民众”。l这说明先进知识分子已认识到：民众只有实现自己的联合，才能求得中国根本的改造和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先进知识分子总结法俄革命的经验。毛泽东指出：“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取得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政治改革”随之而起;“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社会改

革”。①孙中山也指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是军人与工农联合的结果，“苏俄军人有主义，有目的，所以能与工农联合而造成新国家”②。

第二，民众觉醒及其组织化是先进知识分子民众大联合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时期的社会变革促进了社会思想观念解放，引发社会组织结构的新变化。毛泽东指出，在打倒袁世凯后，平民已感觉了自己的力量，“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各种组织建立起来，“都是近来因政治开放，思想开放的产物，独夫政治时代所决不准有不能有的”。③李大钊指出：“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④五四时期工人阶级还以种种方式表达了祈望有人为之指路的愿望。有的工人在反映工人情况的报告中明确要求知识分子把“知识道德”灌输给工人，指导工人扫除种种不平等，使工人脱离苦海。⑤有的工人在全国学生会上说，经过五四运动，希望同进步知识分子打成一片，学点知识。⑥五四前后民众的主体性增强，促进了民众联合的愿望生成与行动选择，五四运动是个明证。许德珩说：“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参加者也不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所以一经爆发就很快地成为全国性的普遍运动。”⑦

第三，先进知识分子的自觉担当为民众大联合思想的形成提供主导力量。中国由于长期处于小农经济和行政权力支配之下，民众之间既缺乏联合的思想基础，又缺失联合的组织力量，但这一问题在五四时期得到初步解决。这是因为，一批主张与工农相结合、为工农谋利益的新式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五四时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们在实现历史观由英雄史观向平民史观、唯物史观转变以后，自觉承担了组织民众的责任。他们主张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打破现成社会秩序，用社会的根本改造取代曾经的伦理革命、思想革命。与此同时，他们放弃了曾经热衷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五四运动增强了知识分子联合民众的自觉性，“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⑧。先进知识分子投身五四运动，并在五四运动中发现了民众联合的威力，进一步坚定他们联合民众改造中国的信心。上海学联发布告同胞书：“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而“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是故救国之业，学生可以鼓吹，而实行之责，实在我商工界同胞”。⑨正因为先进知识分子正确地认识了自己，又把握了社会变动的脉动，在五四运动之后，他们自觉投身工人群众当中，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现代工会，推动民众联合。

第四，域外进步思想的引介为先进知识分子民众大联合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任何组织都需要思想纽带，五四时期原有的中国传统思想已无法整合社会，从西方传入的近代民权观念也无法实现社会整合。因而进步知识分子经比较，选择了平民主义、互助论和马克思主义等思想资源。特别是有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们拥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利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强调民众的地位和作用。邵力子批评知识阶级的自私行为：“知识阶级对于劳农的同情心太薄，眼见他们受着极大的痛苦，总不代他们竭诚呼吁。”他还指出：“现代的英雄不再可以离开群众而自为了，群众也不能专让一二英雄去作战了，一国的命运就在英雄与群众的关系上决定了。”①1920年8月，李大钊指出，“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他相信民众只要联合起来就能创造新的历史，“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各项工作生活上的需要，創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②

因此，唯物史观为先进知识分子民众大联合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实现民众大联合的路径选择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涣散，民族危机深重。究其原因，1916年8月陈独秀在致胡适的信中说：“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③毛泽东认为：“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④如何进行社会根本改造？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倡导以民众大联合为应对之策。

第一，强调实现民众大联合须寻求民众间共同利益。毛泽东指出民众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因为我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进而形成新的追求，在新追求基础上实现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象（像）研究学问是我们学生分内的，就组成我们研究学问的联合。象（像）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⑤什么是共同利益呢？联合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进而解决社会根本改造的解放、自由问题。共同利益是建立在身份认同基础上的，因为民众作为“官”的对立面，代表着社会下层，这是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眼光向下的反映。寻找共同利益是实现民众大联合的前提。

第二，主张通过政治运动推进民众大联合。毛泽东认为：“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和真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⑥这是试图通过政治动员促进民众政治参与，寻求民众利益共识和思想基础，激发其共同情感，进而推动并巩固民众大联合。政治参与是大联合的有效手段。

第三，通过组织新型团体、政党作为民众大联合的纽带。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主张民众联合起来创造新的历史，为此他们首先进行自我组织。他们创立了很多新式社团，并对民国初期的一些政党持猛烈批判态度，认为民国以来的政党“既无政党之精神，也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⑦。蔡和森认为五四运动中，知识阶级“对于以前的政党如进步党、研究系、国民党都失望了”，“中国革命需要组织各派力量以反对帝国主义而引导革命的党了”。①五四运动后组建新型政党成为民众大联合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事实上，在民众大联合基础上，有的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建立新式政党。张闻天认为：“新社会组织的产生全靠从旧制度中解放出来，觉醒转来的个人团结成死党去实行社会活动，去解决这混乱。”②邵力子在1920年呼吁：“劳动者应该尽国民监督政治的天职，劳动团体也可以有政治的活动，但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不要利用别的政党，也不可以为别人的政党所利用。”③新的联合必须是“主义”的结合。李大钊强调通过选择明确的“主义”以“齐一全体之心志”，“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④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等5位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主张由情感的结合变成“主义”的结合，而且他越来越认识到“主义”的重要，强调以“主义”的结合代替感情的结合，因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⑤。新型政党和新式团体的成立为实现先进知识分子与劳动阶级的联合以及争取革命的同盟者奠定了最坚实的组织基础。

此外，先进知识分子主张由各界的小联合走向全国的大联合。民众大联合在组织上的表现首先是大量群众性小社团的成立，“原来我们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而求到我們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合”⑥。小联合就是农民、工人、学生、妇女、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成立组织维护其利益的各种小联合，如各行各业的公会，各种学会、研究会等，纯粹是平民及学者的联合。至于新式的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则是为对付国内外强权而起的一种民众的联合。五四时期这些小联合可以促进大联合，毛泽东说：“我以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的动机，实伏于此。”⑦李大钊也持相同的观点，“各种民众的自治联合，也从此发轫了。将来学生有学生的联合，教职员有教职员的联合，商界有商界的联合，工人有工人的联合，农民有农民的联合，妇女有妇女的联合，乃至各行各业都有联合”⑧。各种小联合是促成大联合的现实基础。

民众大联合思想主要是重新整合社会底层民众，其目的是在寻找社会发展新动力的基础上，明确社会改造的新手段、新目标。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造的主张有一个转变过程，即由改良向“阶级战争”转变。毛泽东在反复观察社会后，感叹“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决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⑨。1919年12月1日他写信给蔡和森等人，认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只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认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⑩蔡和森致信毛泽东，强调“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k。毛泽东在比较了社会上提倡的各种主义之后，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l。1919年6月9日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强调：“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①1920年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公开强调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中国“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除阶级战争外都是枝枝节节的问题”，主张“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②

四、民众大联合思想的深远影响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民众大联合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探索国家出路的深化，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关心国家民族前途与人民利益的体现，是先进知识分子阶级意识形成的重要环节。先进知识分子将社会整合和社会改造统一起来，找到中国革命的新动力、新方法，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新目标，对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促进近代中国社会整合模式的转变。传统社会整合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突出君主与士大夫的主导作用，由小农经济、君主专制政治及三纲五常伦理构建的三位一体模式。这一模式对中国封建王朝政治和社会长期延续起了积极作用，但在近代中国被动卷入世界体系后，伴随着传统知识危机（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政治主体（统治阶级）与士大夫群体创新能力的衰竭及其分化，这一模式在近代中国新陈代谢进程中走向崩溃。晚清新式知识分子提出合群主张，试图通过成立新式组织、传播新思想和实践新的政治制度以重建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但未能把广大民众整合起来，未能形成有效参与，结果成效甚微。而民众大联合是晚清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国民意识向五四后阶级社会、阶级意识转变的重要过渡主张，它将未来社会整合建立在阶级分层、官民分离的基础上，通过促使民众的阶级意识觉醒，形成民众的阶级归属与新的阶级政治认同，在新的社会整合进程中实现社会根本改造。民众联合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并成立新型政党来主导。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眼光向下”，将社会整合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的探索在日后的革命实践中获得了最终成功。

第二，促成中国近代新式社团和中国共产党的生发。民众大联合推动了近代中国许多新式社会团体（如现代工会、农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政党组织的发展。这些新式社团的发展，在政治与社会组织结构方面开始取代家族及传统行业组织的地位，扮演着重要角色。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考虑创建基于阶级意识基础上的新的革命政党。一批像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赞成俄国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已有的政党都不满意，主张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人民的斗争，争取民族解放。李大钊主张成立“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③。毛泽东指出“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④。蔡和森指出“在‘五四以后，证明过去指导革命的党是不行了，要求有新的政党、新的方法来团结组织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以使中国革命运动进行到底，并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这即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应担负的使命，所应有的政治的责任”⑤。所以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及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催生作用。中共成立为社会改造提供了新的主导力量。

第三，推动新式民主政治发展目标的转换。近代中国先进人士追求的民主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资本主义议会制民主，民众大联合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民主追求有了新的变化。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对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①，这清楚反映了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这一思想开始重视社会底层民众阶级意识的觉醒，强调社会的根本改造，并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主张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争取劳动阶级的民主，争取国家生存和民众自身的权利。陈独秀在1919年12月发表《告北京劳动界》，指出：“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②他断定中国劳动阶级要摆脱奴隶的地位，必须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③。这就为中国新型民主政治发展找到了进步的主导力量、深厚的社会基础、先进的指导思想。劳动阶级的民主目标成为民众大联合主张的内在自然逻辑。

第四，初步明确了社会改造的新动力与新方法。社会改造依靠什么力量，运用什么方法，民众大联合思想给出了答案，即动力是民众，方法是主义的联合。孙中山在评价五四运动时指出：“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④民众大联合给先进知识分子探索社会根本改造提供了新启发。毛泽东后来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⑤五四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和市民群众的大联合对这场斗爭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民众由此成为现代社会基础。民众大联合思想促成先进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新型政党的创建。民众大联合是日后中共统一战线的历史先导和联合政府主张最初的思想源头。

第五，强化了近代中国集体主义伦理价值和民族复兴的立场。晚清知识分子“合群”主张奠定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为基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取向。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民众大联合思想出于应对深重民族危机的需要，进一步强调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体现他们重国家独立自由、民众整体自由胜于个人独立自由的观念。五四时期民众大联合所促进的“主义”选择及新型政党的成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识也有一定的发展，它是面向现实和未来的。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相信中华民族会有美好的未来，“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⑥。民众大联合最终凸显了以社会主义为基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明确了近代中国社会整合的思想伦理基础、价值纽带和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价值立场。

（章征科，历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