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秀峰

四次遇险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已无人守护的唐墓上的铜制鎏金飞鹰失踪，从此开启了唐墓屡遭破坏的历程。2009年1月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我在翠湖宾馆见到了原云南省主席龙云先生的儿子、从美国回昆办事的龙绳德先生，在谈到云南名人唐继尧在昆的历史遗迹时，龙先生告诉我一个鲜为人知的内情，他说：“五十年代初，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委主任的张冲将军听说某单位正在拆除唐墓，便亲自下去调查。原来，有关部门正在执行一个铲除唐墓的计划，张冲将军立即向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将军反映，陈赓将军立即下令制止了这次“铲除”行动，这是唐墓第一次化险为夷。

第二次拆墓发生在1961年，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头脑“发热”的一些人又要拆毁唐墓，并打算在唐墓拆除后的遗址上建盖一座“聂耳音乐厅”。但恰在此时，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于一川在公务之暇游览圆通山，特意到唐墓去看一看。当他看见一些工人正在拆除唐墓，即当场令秘书去告诉施工方立即停工。返回机关后，于一川又打电话给昆明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查问此事，市委即派人下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向省委写了一份《情况报告》。这份报告系由时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的张一鸣执笔。据张一鸣老先生回忆，当时这份报告的内容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拆除唐墓的方案，有关部门事前并未报告，市委并不知情；第二：唐继尧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拆除其墓是不慎重、不妥当的；第三；市委已责令有关部门立即停止拆墓。已拆除部分应按原样修复。

第三次拆墓是在1964年，在此之前唐墓已屡遭破坏，墓园中的石人、石马、石栏杆等均被损毁。据唐继尧的侄女曾任曲靖市老干书协副会长的唐雪玲老师在2003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披露：“1964年，唐墓石砌的围墙被人挖开，还放上炸药，引线都已安好，势欲将墓炸毁，唐墓危在旦夕。幸好正遇朝鲜的崔庸健委员长访华，专程赴昆明晋谒母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及恩师唐继尧陵墓，当时的省委领导及时向北京的周恩来总理报告了此事，周总理立即下令，云南省委迅速制止了这一破坏行为，唐墓又躲过一劫”。

由于这次崔庸健“顺道”来昆属私人之行，公开报道是重访“母校"云南讲武堂，而为"恩师"唐继尧扫墓则属秘密之行（12月21日），故在次日的《云南日报》（只报道了崔参观讲武堂及到安宁温泉游览的情况）和后来编撰的《云南省志·外事志》中也是根据报纸的报道来记载的。为此我特意向唐雪玲女士求证，唐女士告诉我，在“文革”末期的一天，省委统战部等有关部门在省博物馆组织的一次“文革”查抄物品辨认会上，一位部长向她透露了这次唐墓遇险记，但这位部长叫什么名字，她已记不起来了，毕竟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后来在对唐雪玲老师表达感谢时说，假如没有您写文章披露，那崔庸健祭扫唐墓一事至今仍无人知晓，假如没有那年崔庸健祭扫唐墓的事情发生，唐墓早已不复存在！

“文革”初期的1966年7月29日，昆明市人民委员会向云南省人民委员会递交了《关于拆除圆通山公园唐继尧坟墓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提到了第一次拆墓的情况、报告中写道：“1961年曾由市委统战部负责同志出面召开会议，征得政协意见‘同意拆迁出去。’并由市园林局派人与唐的遗属（唐的四妹唐芸赓）商量，她表示同意迁出，只要求在郊区建个简单的坟墓，将墓内遗物（办公笔砚等）留给她作纪念。当时已拆了一部分，后又修复。引起群众猜疑，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这就是唐墓第二次“拆迁”被叫停“后又修复”的档案记录。

第四次拆除唐墓行动是在1966年“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时候，当时的市人委（市政府）向省人委（省政府）写报告（即前面提到的7·29 报告），报告在阐述了拆墓的若干理由后说：“根据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意见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求，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精神，对圆通公园唐继尧坟墓拟提出如下两个意见：

1、完全拆除，也不另找地址搬迁；

2、指定郊区一空地，由其遗属出面搬迁，如有困难，政府再予补助，这个意见已征得唐的遗属同意。

可否，请省人委批示。”

据张一鸣老先生回忆，这一次拆墓企图又未得逞，原因一是市委不同意。二是省人委未批复。

在市人委“7·29 报告”出台之前，唐墓西侧已被“造反派”打开一道口子，闻风而至“好奇”的昆明人三五成群地进去“参观”。据老昆明李忠义先生回忆说：“当时进去后感觉墓室很高，地面空荡荡的，原有的书房摆设已被歹人洗劫一空。墓顶上垂下四根吊棺椁的铁链子，离地有三米多高；墓室朝北的地方有一夹层通道黑洞洞的，几个小伙伴都不敢进去。女孩子们更是胆子小，只敢站在墓室外面看热闹。据传言说原吊离地面的红毛泥（水泥）棺椁(又有一说是石棺)已被移放在墓室外。后来这具棺椁又被移至接引殿下面往来圆通寺后门的通道上，一直放了二三年”。爱看热闹的李忠义还见证了“文革”期间拆毁金马碧鸡坊和工人文化宫大门的“革命”行动，当时又粗又长的麻绳全派上了用场，那种被后来的社会进步证明是反文明的倒行逆施的大拆大毁场面，令李先生没齿不忘。

在2008年年末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我遇到了我们小学时的体育老师周保荣先生，周老师现在已是一位对地方史有研究且是教育界有名气的书画家了。周老师回忆说：“那是1954年我在圆通小学上五年级的时候，几个男同学相约到圆通山玩。玩到唐墓附近时，见唐墓正中间已被打开一个黑洞洞的门。好奇的我们走近去才发现，正中的大墨石墓碑实际上是一扇可开启的石门。我们进到墓室后发现，墓室上空用四根很粗的铁链吊着一具很大的雕刻精美的石棺，离地二米以上，棺盖的接缝清晰可见。记得已显空荡的墓室里尚有一条茶几和几把明式太师椅。”原来，“文革”初期李先生见到的“水泥”棺椁，实际上是有人故意破坏涂抹上一层水泥所致。周老师回忆说：“当时我们还上到唐墓顶上去玩，还亲手摸了摸翼展约一米金灿灿的飞鹰。”此时，原唐墓周围铁栅栏式的围墙早已不见了踪影。

2009年9月，昆明电视台等部门在云南省博物馆举办了一个昆明老照片展览，在展出的200余张老照片中，我看到了一张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唐墓的照片，照片主角是一个学龄前的小男孩，作为背景的唐墓则隐含了历史的信息。这时唐墓的半圆型装饰的墓头尚且完好，但墓园围墙已被拆除，好奇的市民蜂拥而至，像猴子一样纷纷爬上墓顶“探奇”。在一旁看这张老照片的还有几位60岁光景的老昆明人，其中一位指着照片说：“当时我们上去过，墓顶是镶嵌着“十八颗星”（民国初期代表共和精神的十八星军旗）的半球形，非常壮观，但可惜的是被破坏者全部取走了。”

缅怀与传承

每年的12月25日的“护国起义纪念日”（前后三天），是唐墓一年一度的对外开放日，前来瞻仰凭吊的人们络绎不绝。可谓门庭若市。从目前发现的老照片和相关史料中可以看出，当年人们还会借各种机会晋谒唐墓并留下有纪念意义的照片。1939年，近百位燕京大学校友，集结在“护国三杰”之首唐继尧将军墓前，缅怀先贤、承继护国精神，坚持抗战建国，留下了恍如梦境的画面。

1944年12月25日，时逢“护国起义”二十九周年，由云南民盟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及英专等学校的学生自治会等单位发起的《云南各界纪念护国运动29周年》大会在云南大学西操场召开。大会主席是联大教授潘光旦，李公朴为总指挥。会上先请黄斐章、白小松、由云龙等几位护国元老及唐筱蓂（唐继尧之子，民盟成员）先生发表演讲，接着又请吴晗、闻一多先生发言。大会通过了《云南各界护国起义大会宣言》。《宣言》指出：“护国起义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之所以值得我们纪念，是因为它曾在全民族反对独夫政治、反对封建余毒的胜利中，为我们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宣言最后郑重提出了“结束一党专政、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三项要求。大会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绕城游行。直到傍晚，游行队伍才走回到圆通山，聚集在唐继尧的墓前。这一天的纪念活动表达了社会各界“承续先贤遗志，发扬护国精神，扩大民主运动，争取更大胜利”的决心。大家再次高呼了一遍游行口号后，才宣布游行结束。这次纪念护国起义的民主大游行，在昆明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纪念活动之前，经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者的奔走努力，使云南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决定建议省政府向国民党中央请求，批准恢复12月25日的“护国起义”为全国纪念日，经各方努力最终于护国起义纪念日前三天(12月22日)获得批准，使纪念活动产生了全国性的巨大影响。

1945年9月的一天，刚参加了中国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纪念活动的近20位韩国革命军事干部来到圆通山晋谒唐将军墓，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分三排沿台阶席地而坐，定格下见证中韩友谊的珍贵画面。这张珍贵照片是笔者于2009年12月随云南《百年讲武》历史文献纪录片剧组到韩国采访，在韩国“独立纪念馆”资料室找到的，距照片拍摄时间已过去整整64个年头。

2000年5月，曾经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荣获全国名牌小学评比第二名的昆华小学近百位耄耋校友齐聚圆通山唐墓前，向当年曾在省城全力“创施义务教育”的唐继尧将军在天之灵施礼致敬，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潜台词就是“饮水思源”。

2008年12月25日，正值云南“护国首义”93周年纪念日，昆明城晴空万里，圆通山迎来了五位韩国访问学者，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前来瞻仰唐继尧墓，我作为陪同之一与他们一同拍照留念。历史记载（据2008年末在昆出版的《李范奭将军回忆录》）：从1916年起，唐继尧将军就参与孙中山为韩国（含朝鲜）“复国独立运动”（在云南讲武堂）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的计划，其中就有后来成为韩国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李范奭将军和朝鲜的崔庸健委员长等；有1925年在云南航校第一期第一班毕业被称为韩国“空军祖母”（可能是亚洲首位女飞行员）的权基玉女士等50位学员。1948年8月，大韩民国政府在成立文告中对唐将军列名申谢，以示崇功报德，永志不忘。韩国朋友告诉我，在当年88位“大韩民国建国勋章（大总统章）”受赏者中有中国的唐继尧将军。“唐将军在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我们决不会忘记！”韩国朋友动情地说。这段几近湮没的中韩友谊的重要历史，是在半个多世纪后韩中社科界的学术交流中，由云南社科专家龙东林先生带头揭开的。

2018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和原护国军总参谋长张子贞将军重孙尹仑博士一道去拜访一位旅昆达20年的法国朋友裴逸风先生，裴先生是长期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的昆明华澜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在他公司会议室看到了他从法国淘宝收藏到的一本制作工整的老相册，从相册中意外发现了一张从未见过的唐墓全景照片。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得知，这本相册是1934年至1935年一位名叫古林·路易斯的法国工程师制作的。当年古林·路易斯先生沿滇越铁路一线考察，进入昆明后又游览拍摄了一批昆明的风光名胜照片，这张圆通山唐继尧墓的全景照就位列其中。当时这位法国友人用专业的相机和拍摄手法从"八面风"的角度定格下了这张唐墓全景照片，使我们今天能有幸第一次目睹”有石彻拱顶"完整的唐墓全景照片，支持了曾“登顶"抚摸过唐墓拱顶“石刻十八星旗"的老昆明人的说法，这难道不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幸事吗？

1987年12月21日，于1985年得到初步修复的唐继尧墓与朱德旧居、云南贡院和中共云南省委建党旧址等单位一起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几年前，云南社科界在云南地方特色文化研究中，将唐墓列为云南“护国文化”的一项重要历史遗产。2005年云南“护国首义”90周年前夕，两位研究地方文史的民间学者通过媒体朋友介绍找到我，说要与我谈谈唐继尧与护国运动。回想起那一晚的初次相见，感觉就像是与地下工作者的一次面谈，两位朋友的执着和真诚令我感动。从此，有关云南历史名人的一段历史真相在我们不懈的追寻中逐渐清晰起来；原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唐继尧墓，曾几度险遭拆毁。只是每当拆爆的大锤声响起时，又非常意外地被叫停。近二十年间四次拆毁四次被叫停，其中故事，折射出极左年代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中野蛮与文明，偏执与理性，愚昧与良知的较量，而在1985年省里有关方面决定修复几经受损的唐继尧墓，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拨乱反正带来的一个结果。2008年5月，旅居海外的唐氏后人唐书玮、唐书瑜等一行七人来昆扫墓，对唐墓得到国家的妥善保护和此行受到省、市有关部门的盛情接待表示感谢。但鉴于唐墓多次受到破坏，墓室内部情况不明，对此唐家后人一直耿耿于怀，有关部门若能妥善处之，岂不功德圆满。

2014年8月，我与一同关注唐墓保护状况的云南影视文学作家文天禄先生从省文物局获悉，五华区文管部门得到了一笔省局拨付的唐墓维修经费八十万元。于是，笔者与同样关注此事的原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省政协常委戴抗女士一道，专程到五华区文管所走了一趟，邀请到了省考古所唐墓维修方案起草者的专家在场，向他们提出了维修唐墓的相关想法和建议。针对唐墓存在的墓顶渗水，墓体壁面及碑面污损严重，大小金字脱色和墓体开裂等问题，提出此次维修应以墓体为中心，本着“加固、防渗、清污、描金”的原则进行，用好有限资金，不留遗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恢复唐墓的风貌特色。制定维修方案时应在听取各种意见的基础上，优选论证，按程序通过后方可动工；竣工时应按标准从严验收。2017年春夏之交，在有关部门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努力下，唐墓维修工程在完成正中三块碑的贴金工序后遂告完工。

唐继尧生前曾在《会泽笔记》中写道：“不速使中国富强，凌驾欧美，俯视列强，枉为二十世纪之中华男儿”。唐继尧执政云南近十三年，“创造了云南历史上当之无愧的‘唐继尧时代’。

圆通山唐继尧墓修复及对社会开放至今已有30余年的时间了，在社会文明建设、文脉筑城和扩大与巩固爱国统一战线诸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同样道理，恢复曾屹立滇中名胜大观楼（公园）的唐继尧骑马戎装铜像，同样是弘扬护国运动精神，为历史文化名城争光添彩的一个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