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政

虞世基、虞世南兄弟出身浙江余姚名门，是隋唐之际两位著名历史人物。兄弟二人并有斐然文采与卓异才华，但在时代大潮与命运关口中，却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由此造就的迥异人生，令人无限感慨。

虞世基与虞世南都曾拜著名学者顾野王为师。据《隋书·虞世基传》记载，虞世基“幼沉静，喜愠不形于色，博学有高才，兼善草隶”。陈朝中书令孔奂初见虞世基时大为惊奇，赞叹“南金之贵，属在斯人”，意思是整个南方的灵气，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了。号称南朝“一代文宗”的徐陵对虞世基的评价更高，称其为“当今潘（岳）陆（机）”，并将侄女许配予他。但遗憾的是，虞世基早年仕途并不顺利，不论是在陈朝或是隋灭陈后入仕隋朝，都只是小官而已。再加上家境贫寒，经常要抄书卖钱，理想的丰满与现实的骨感肯定对虞世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总之他“怏怏不平”。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他的人生观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不知是幸运抑或不幸，隋炀帝即位后，虞世基迎来了仕途的转机与春天。“（炀）帝重其才，亲礼逾厚”，命虞世基等七人共掌选人事务，时称“选曹七贵”。七人中，又以虞世基独专其权，一时炙手可热。但此时的虞世基已不复从前模样了。首先，或许是因为年轻时穷怕了，总算身居高位的虞世基变得贪得无厌、极尽奢靡，与妻子、继子大肆聚敛，将买官卖官运用到了极致，“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金宝盈积”，“（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色而已”。其次，由于深知隋炀帝好谀恶谏的特点，虞世基对隋炀帝“言多合意”，“是以特见亲爱，朝臣无与为比”。特别是在目睹了原北朝重臣高熲等人因为直谏招致杀身之祸的“教训”后，虞世基“惧祸及己，虽居近侍，唯诺取容，不敢忤意”，虽位高权重而无一句谏言。至此，虞世基完成了从洁雅之士向贪官佞臣的转变，种种劣行，使得其“为论者所讥，朝野咸共疾怨”。

隋末农民大起义时期，天下大乱，但虞世基秉承报喜不报忧的一贯做法，将各地奏表全部加以抑损，“不以实闻”。直到有一次在外征战的杨义臣上奏捷报，说降贼数十万，隋炀帝才大惊失色，惊叹“局势如此糟糕，杨义臣竟降了那么多贼！”虞世基却不慌不忙地回答：“小窃虽多，未足为虑。杨义臣拥兵在外，才最非宜。”隋炀帝一听，“卿言是也！”旋即将立下大功的杨义臣所将之兵尽皆遣散。此时起义烈火越燃越旺，越王杨侗派太常丞元善达远赴扬州向隋炀帝告急，请隋炀帝速回长安主持大局。元善达“唏嘘呜咽”，隋炀帝也不禁“为之改容”。虞世基“见帝色忧”，又不失时机地站出来安慰说：“越王年少，被人所骗。若贼情果真如此严重，元善达又怎能到此？”隋炀帝闻言，顿时勃然大怒，说：“元善达小人，安敢欺辱我！”下令派元善达再次穿越火线催运粮草，致使元善达终为起义军所杀。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向隋炀帝进言，也再没有人敢向他报告“贼情”了。

公元618年，宇文化及等在扬州发动兵变缢杀隋炀帝，虞世基也在这次兵变中被杀。隋朝灭亡，固然在于隋炀帝“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但与虞世基等人身为朝廷重臣却罔顾国家安危、只顾个人私利亦脱不了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宇文化及兵变前有人向虞世基告发并催促其早做防备，而虞世基按照惯例，“疑告反者不实，抑而不许”，既未向隋炀帝汇报，也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终于导致兵变无可收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虞世基自己杀了自己。

再来看虞世南。虞世南也曾在隋灭陈后入仕长安，时人将虞氏兄弟比之为“二陆（陆机、陆云）”。但虞世南在隋朝的官运显然没有虞世基亨通，不过长期担任秘书郎一个小官而已。尽管如此，虞世南从未仰仗过其兄的权势为自己助力。他曾写过一首诗《蝉》，可谓其自我写照：“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与虞世基的性格正好相反，虞世南虽然外表柔弱，“若不胜衣”，却“志性抗烈”。隋炀帝曾经很淡定地对虞世南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稍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隋炀帝之所以对虞世南说这番话，显然是知道虞世南的性格，于是先堵住他的嘴，不给他谏言的机会。

唐代隋后，虞世南辗转投入李世民帐下，协助李世民创业建功，迎来了人生的转折。李世民称赞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为“当代名臣、人伦准的”。《贞观政要》里多次记录了唐太宗与虞世南之间的对话，虞世南敢于直谏的特点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体现。唐太宗曾经充满感慨地说：“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贞观十七年，已经去世五年的虞世南仍被唐太宗列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中，可谓“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回看虞氏兄弟跌宕起伏、结局殊异的人生，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所遇不一。虞世基遇到的是隋煬帝，遇到这样的皇帝，恐怕或者做佞臣，或者成比干，或者沉默不语、远走高飞，再无其他选择。虞世南比他的哥哥幸运，遇到的是唐太宗，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虚心纳谏的皇帝。尽管如此，二人自身的选择同样关键，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何同样的起点，却会有不同的终点！

在儒家文化传统下，读书人历来有入仕济世的理想与抱负，如孔子老人家就曾感叹“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但孔子还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显然，虞氏兄弟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对待富与贵、贫与贱的不同态度上。一个为了富贵随波逐流、汲汲以求，不惜自毁名节、自甘堕落;一个却能够铭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始终安贫乐道、坦荡自如。选择随波逐流的最终身名俱灭，选择坚守的最终垂名史册。古人曾说，“无德而富贵，谓之不幸”，这在虞世基身上可以说得到了极致体现。同样，“君子固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虞世南却做到了。如今，在纷纷扰扰的现实生活中，在充满诱惑与浮躁的各种关口面前，惊觉、警惕于虞氏兄弟的迥异人生，当为我们在做出不同抉择时提供了一份镜鉴。

（摘自《察吏：中国古代吏治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