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兴武，林芝易，刘 洋，陈 帅

(1.浙江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2.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0 引言

自2015年国务院印发“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以来，以平台型企业为主导的“独角兽”数量骤增，2015年为70家，2016年为131家，2019年则达到206家的高位。2020年当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平台型企业展示了传统企业难以媲美的组织韧性和反脆弱能力。例如阿里、腾讯助力政府上线数字防疫系统平台、疫情监控云屏、健康信息码，丁香园、春雨医生等联动全国医生展开线上问诊、心理援助，盒马鲜活、超级物种、叮咚买菜等客单爆增，发出救人也救己的“共享员工”邀请等。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市值前100强企业至少60%的收入主要来自平台收益[1]，如GAFA、BAT等。平台已被认为是企业管理的基础写照[2]，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驱动商业社会进入平台经济时代，使得“网络效应+零边际成本+长尾”重构范围经济、规模经济与市场边界成为可能[3-4]，平台化物种不断崛起，颠覆了传统的产业边界和传统企业增长模式[5-6]，逐渐成为新商业的主宰者。

平台(platform)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可以被看作是“交易接口”[6]、“技术创新架构”[4]、“中间网络组织”[1]，其共性在于它是一个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向双边(或多边)用户群体提供沟通服务、促进互动与交易的运行空间。尽管现有平台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但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特点使平台研究较为繁杂，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视角多元，使得主题零散、结论不一。如罗珉和杜华勇[5]从实质选择权视角，分析了平台领导战略选择类型、价值形态和形成逻辑；龚丽敏等[7]从战略管理的竞争、资源和动态能力视角，系统梳理了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进展；王节祥等[6]从网络效应视角出发，研究了平台网络演进规律和研究趋势；Thomas等[8]从架构角度出发，研究杠杆与架构开放性的理论逻辑及其对组织能力平台、市场中介平台、产品家族平台和技术系统平台的支撑作用。二是主题研究随时间变迁而发展，因较为分散，限制了学者们的理解与掌握。平台研究起势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新兴技术的兴起[9-10]，至今已有几十年发展历史，但是平台理论的研究热点、演进路径和方法进展仍不清晰。三是现有平台综述研究多采用系统性综述方法，缺乏与计量综述的结合，未能兼顾研究宽度与深度。如Rochet等[11]基于产业组织的双边市场进展报告、Gawer[12]整合经济学与工程设计视角的技术平台综述。

对于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我国来说，开展平台研究更具紧迫感与实践价值。一方面，相对于国内平台企业数量与质量的喜人发展态势，平台理论的梳理相对滞后；另一方面，新兴企业进行“弯道超车”更需要平台理论的指导。因此，本文将利用科学计量工具CiteSpace V，通过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综合运用计量综述(综述宽度)和系统综述(综述深度)，探寻平台研究关键文献，识别知识基础、梳理研究热点，展示主题演进轨迹，搭建平台理论研究框架，最后为中国情境下的平台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文献计量法通过全面挖掘研究基础文献，减少主观信息过滤带来的失真和偏见[13]，而系统性综述则能够提炼出更有价值的文献规律[14]。本文研究步骤遵循CiteSpace Ⅴ的原理及程序，以Web of Science为主要英文期刊数据收集来源。首先，从WoS数据库中设置时间跨度包含所有年份(1900-2019)的筛选主题和标题含有“platform”的SSCI文献，共得到37 498篇文献；然后，精炼文献类型为“article”和“review”，领域类别为“economics”、“management”、“business”，筛选后得到738篇文献(1995-2019)。基于上述文献，在输出数据时录入作者、单位、标题、期刊、关键词、摘要、主要结论等信息，以纯文本格式保存，采用科学计量分析，其中，格式保存的节点类型为参考文献(reference)；最后，再结合领域内高被引率、高质量的专家文献进行数据的二次补充。

2 平台研究知识基础

识别平台研究知识基础旨在通过探寻平台研究关键文献，形成平台理论研究基础。本文分析1995-2019年的738篇文献，将数据导入CiteSpace Ⅴ，得到节点数N=317，连接数E=508，各项数值表明网络聚类效果较好，具体见图1。

(1)半衰期(half-life)分析，即文献持续被引用时间分析，反映了文献影响的持久力。半衰期最大的为2003年Rochet & Tirole(半衰期为7)发表的《双边市场的平台竞争》，该文首次指出大多数市场网络外部性是双边的，平台旨在将市场中的各边拉入同一平台(get both sides of the market on board)，并比较揭示了利润最大化平台和风险共担平台的价格分配、终端用户剩余的决定因素及产出。该文属于双边市场研究的奠基文献，自此双边市场上的平台竞争模式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被持续不断地引用。

(2)突现值(burst)分析，即被引频次增长情况分析，反映了一段时间内文献影响力的正向加速度。Rochet等[15](突现值为13.66)通过对软件、门户、支付和互联网等成功行业平台的观察，发现平台都非常注重吸纳市场中的双边群体，并通过数学推理探讨了不同平台治理结构下的投入和产出；Armstrong等[16](突现值为12.89)认为双边市场均衡理论体现了买卖双方利益的同等性，强调双边市场均衡的应用价值，指出平台偏离均衡的任何偏差必然同等改变平台需求；Rochet等[11](突现值为12.56)发现，具有双边市场结构的平台、商品定价有其独特性，对于双边平台来说，科斯定理是必要而不充分的，因此需要整合成员网络外部性以解释价格模型。上述3篇文献明确了双边平台兼具理论基础和应用研究价值。

(3)共被引频次(co-citation frequency)分析，可以反映学术关系的密切距离及影响力。Tiwana等[17](共被引频次为38)认为平台演化是平台架构与平台治理、环境动态性共演的结果，平台架构选择的商业分歧是长期存在的，平台架构与平台治理交互的内部匹配和环境动态性共同促进平台中心型生态系统形成；Gawer等[18](共被引频次36)将产业平台细分为内部平台与外部平台，总结了平台设计与经济学、战略管理的共同主张，提出在平台生态系统创新中有效平台领导的实现路径。这些研究均表明，产业平台与平台演化作为平台分支研究，受到商业实践的重视。

(4)中心度(centrality)分析，即网络节点之间连接最短路径线占其余节点连接最短路径线数的比值分析，藉此可识别网络连接强弱。Boudreau[19](中心度为0.2)基于手持终端设备案例，检验了创新动机与平台开放性关系，发现由平台企业授权的第三方互补品发展迅速；Eisenmann等[20](中心度为0.13)从动态能力视角发现新进入者能通过平台族群的包络战略替代在位者；Gawer[12](中心度为0.1)将技术平台视为组织的连续体(organizational continuum)，提出整合理论框架，以桥接强调双边市场竞争的经济学视角和强调技术架构创新的工程设计视角。

因此，综合考虑半衰期、突现值、共被引频次和中心度4个主要指标，形成20篇平台关键文献，具体见表1，进而在探寻、阅读和提炼关键文献的基础上识别平台研究知识基础。

图1 文献被引时区

表1 关键文献主要指标

3 平台研究热点演进路径

热点演进分析能够展示知识动态，预测未来研究方向。CiteSpace独特的突现词(burst words)探测技术，可以通过探测高频关键词，图谱化不同时间段共现频次突现值增长的节点，藉此进行前沿趋势分析。将数据导入CiteSpaceⅤ中，聚类节点属性选择Keyword，时间切片设为2年，阈值调谐属性选择top 25 per slice，运行程序选择pathfinder优化网络，采用Timezone呈现形式，得到174个节点，348条连线，见图2。

图2中圆形聚点表示关键词，方形聚点表示突现关键词，方圆形大小表示突现值高低，所处节点位置表示突现年份。通过调整阈值，按年份顺序，出现如图所示的关键词。平台理论研究关键词按主题归纳，分为4个阶段，如表2所示。

根据热点关键词timezone视图，结合上文知识基础，进行主题归纳，可将平台研究划分为4个阶段。

(1) 第一阶段(1999-2004年)，平台理论产生始于尚在萌芽阶段的双边市场研究，关注热点是“创新”、“竞争”、“管理”、“网络外部性”等。

在20世纪90年代，传统经济依然占据主流思想，平台作为新概念，依托互联网发展初露锋芒。从文献发表情况看，平台研究最早关注的是技术与产品创新平台。如Bresnahan等[21]在《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puter industry》一文中，通过对计算机行业近30年的考察指出，计算机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革，以大型机为主导的企业(如IBM)出现衰落，年轻、服务细分市场的小/微型机平台通过非直接进入，挑战了既有平台，并逐渐占据领导地位，这使得整个计算机行业的技术竞争异常激烈；Brunn等[10]认为整合分布式“口袋”的专业知识、形成知识平台能力对技术创新的持续推进至关重要，但信息技术使能的知识平台须嵌入工作流程中，并且组织管理和社会制度混合影响组织技术吸收率。

图2 热点关键词

表2 不同时间段平台研究热点

随着网络经济兴起，产业组织经济学日益成为平台研究主导，平台应用于双边市场交易，因此关注焦点从企业内走向市场交易治理。如Rochet等[15]的《双边市场的平台竞争》成为产业经济学奠基之作，其强调优化价格结构以吸引双边用户，因此平台双边的价格配置受到平台治理、差异性、多归属终端用户成本、网络外部性和平台兼容性的影响；Evans[22]认为平台中介网络是促进双/多边用户的“管道”(conduits)，双/多边平台主要利用定价策略(特别是差异性定价)将市场双/多边拉到平台上，通过集聚两个或多个不同类型用户，实现相互作用与价值交换。这些平台包括软件平台、金融交易、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广告支持媒介和电子商务等；West[23]、Caillaud等[24]分别从计算机平台、软件行业探讨了资产专用性与开源相结合的混合战略、网络市场创新中的竞争，认为适度开放、网络外部性是产业内多样性实现正向回馈的关键。

双/多边平台不仅涉及定价策略，“竞争”、“管理”也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实践关心的重要议题。Lansiti等[25]对Walmart和Microsoft进行剖析，认为Walmart在为供给端提供关于顾客端需求与偏好的实时信息的同时为供应商提供相对竞争对手更具竞争优势的产品，Microsoft在为软件供应商提供标准接口和技术工具的同时获得源源不断的Windows应用软件，并且发现这种平台共生关系使消费者受益、供应商获得收入、平台提供方总体收益提升，为此提出企业成功须依赖组织集体性健康生态战略，并给出了生产率(productivity)、利基创造(niche creation)和鲁棒性(robustness)3个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指标。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平台理论的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2)第二阶段(2005-2010年)，平台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关注热点是“双边市场”、“技术”、“设计”、“模式”等。

双边市场(2 sided market)是指双边能动者通过中介或平台进行交互，每边行动者的决策都会通过网络外部性影响另一边行动者[11,26]。定价和开放度是双边市场的重要战略，定价机制影响每边用户净价值、平台交易数量、用户价值分配，开放度则影响边的数量、竞争性平台的关联与包容[16,27,28]。

技术管理流派将间接网络效应和平台设计战略用于平台中介网络，认为平台本质上是一种促进创新的“技术架构设计”，用于解决个性化定制与规模生产间的矛盾，主要涉及模块化、平台开放、产品技术平台演进等问题[27,29]。平台特征是模块化架构，网络效应的重要驱动器是平台的基本架构[1]，平台规则设计是激励互补性产品、技术与服务创新的关键，产业架构驱动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30]。技术架构设计是产业领导力的重要杠杆，平台与互补品价值将基于网络效应的正反馈循环呈现出指数级增长[31]。

平台商业模式的本质是机会中心型设计(opportunity-centric design)，是特定机会组织架构的实施[20,32]，资源结构与交易结构互动直接创造和实现企业机会价值。“蛋鸡相生问题”越严重，供方互补性程度越高，平台商业模式越有利可图[33]。供方投资激励越大、供方产品质量信息越不对称，用户越会选择平台模式，这种权衡(tradeoff)取决于控制权、跨产品市场溢出、产品搭配等[17,34]。

(3)第三阶段(2011-2014年)，平台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关注热点是“网络”、“战略”、“架构”、“平台”、“双边市场”等。

依托平台属性维度，学界达成一定共性认识，即平台具有双边架构和网络效应的基本属性[8]。“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持续作为平台热点被探讨，在立足于双边群体网络外部性时，其涉及的平台定价、补贴机制和平台领导力等议题[12,35]成为平台竞争战略的重要研究分支。在开展双边交易平台研究时，平台兼容性、平台规则设计、垄断规制等亦获得学者们的重视[36]。

平台战略管理流派立足双边架构对组织生产和创新活动的重构[37]，关注企业与宏观区域、中观产业的互动[38]，主要涉及网络效应、结构特征、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治理。平台被视为存储组织能力的组织结构，其部署资源的开放性架构是通过动态能力实现的[39]，由此产生的产业社区和平台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生命力。Thomas等[8]将杠杆视作价值创造与竞争优势来源的直接驱动因素，阐述了如何使用“架构杠杆”概念来理解平台演化，并通过生产杠杆、创新杠杆和交易杠杆3个杠杆概念来开发杠杆逻辑。随着数字化与智能化管理趋势凸显，数据逐渐成为平台核心资产，其价值随着网络效应增强而提升[40]。

技术管理则通过平台架构重新配置技术资产、接口和标准，分享和推动创新品与互补品协同发展，从而促进产品和服务新价值创造[19]，其网络结构和行为成为比企业规模更有力的战略变量[18]。在解释企业特定行为杠杆网络效应议题时，技术平台发展和管理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企业层面战略，如进入时间、平台质量和策略特征等如何安排未能有效解决[19]；另一方面，技术变革后，在位者、互补性资产价值会随情境因素变化而改变，但关于平台企业控制力、互补品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较少[18]。

(4)第四阶段(2015-2019年)，平台研究趋于成熟，关注“信息”、“互联网”、“社交媒体”等热点。

新技术群已全面渗入社会各领域，“互联网”、“信息”成为研究热点，平台越来越注重对信息流、数据流的掌控[42]。在“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网络效应的激励下，无论是交易类平台、生产类平台，还是制造类平台都急于扩展朋友圈，构建一个高壁垒且防御能力强的平台生态体系[43]。如Amazon从一开始只经营书籍急速扩展到全球商品品类最多的网上零售商；“为发烧而生的”小米从手机起步，快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类IoT物联网平台。

Fuentelsaz等[44]从动态视角发现，平台领导者更擅长通过平台束(multi-platform bundles)包络战略(envelopment strategies)，跨网络进入相关业务领域。平台包络是扩展或夯实平台生态系统的重要形式，即以原有用户基数为基础，围绕用户需求进行多样化逆向建构[45]。鲁棒性生态系统中的企业利用生态系统成员网络关系缓解外部冲击，并借助健康的生态系统创造新利基[46]。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构建平台生态的重要手段[47]。平台网络效应是把“双刃剑”，当用户基数超过临界点规模时会引爆平台，反之则会迅速向内爆裂[43]。当数字信息与社群自媒体相结合时，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方式强化了信息扩散效应[46]，赋予信息流以商业价值。自媒体时代，平台催生了以意见领袖(KOL)和个人网红为主的互联网内容生态，粉丝流量能够直接变现为现实购买力，形成独特的网红经济[4]。

综上所述，从平台热点的演进来看，技术平台、交易平台、战略平台越来越受到关注，平台研究最早关注的是技术管理平台的技术与产品创新、架构创新，涉及模块化、平台开放和交易技术平台演进等；其次是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平台定价、双边市场，涉及竞争策略、网络外部性和垄断规制等，最后是战略管理平台设计、商业模式，涉及网络结构、竞争优势、生态系统治理等。此外，尽管不同流派关注的研究议题、遵循的基础理论和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在网络效应影响、竞争性平台质量、互补品本质与属性等方面的整合趋势越来越明显。

4 平台研究理论框架

基于前文梳理分析，本文构建平台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如图3所示，平台理论框架由核心特征、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3个模块组成。

4.1 平台核心特征：概念、属性与治理性质

(1)定义、内涵与分类。首先，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视角给出了平台定义。如产业组织经济学视角将平台视作双边或多边市场之间的交易接口[11,15]，是从企业内部走向市场的交易治理形式[26]；技术管理视角认为平台是一种促进创新的技术架构[30]，用于解决客户定制化需求与大规模生产间的矛盾[12,29]；战略管理视角则提出平台是连接双/多边用户群体供需匹配的中间网络，是形式化结构的构成场景[1,42]。其次，尽管不同研究视角存在定义分歧，但对平台内涵达成了3点共识：一是平台企业是平台网络搭建者，通过为双边用户群体提供信息、服务或互动机制，促进用户交互作用和相互交易[11,16]。二是平台企业通常并不直接参与交易[26]，而是通过提供参与式架构空间获得“租金”[29]。三是平台某边用户的效用不仅取决于同边用户数量，而且取决于另一边用户规模和异质性[8,22]。最后，不同概念意味着存在不同类型平台，其影响创新过程的方式会有所不同。Economides等[48]依据技术创新架构，将平台划分为开源性平台和专用平台；Gawer[30]依据业务宽度，将平台分为内部平台、供应链平台和产业平台；Evans[49]则按照双边市场类型，将平台划分为交易平台、媒体平台、支付平台和软件平台。

图3 平台研究理论框架

(2)平台特征属性。双边架构与网络效应是平台具有的特征属性[8,22]，凡不具有上述两大属性的都不能谓之平台。一方面，双边架构是平台网络效应的重要驱动器[1]。双边架构反映了用户群体关系的系统性设计[32]，描述了资源束(resources bundles)的连接与配置，其包含用户界面、组件映射和规则设计等。平台开放参与式架构是机会集价值的组织架构实施[8]，能促进双/多边用户相互交易和价值创造互动。平台企业作为双边架构的连接主体，通过定价策略和架构创新，有力应对互动主体商业逻辑间的冲突[36]。另一方面，网络效应是平台的战略内核[17,19]，是平台迅猛发展的关键。平台往往利用网络效应(同边和跨边)实现生态冷启动[12,30]，使双/多边用户群体互动迅速进入良性周期。平台一旦被供需用户采用并形成匹配，当用户数量增长时平台价值会呈现指数级增长，并且吸引更多供方、需方，进一步提升平台价值，从而形成正反馈循环的网络效应[26]。跨边网络效应会面临“蛋鸡相生”问题[24]，但若能成功激活，会极度放大平台系统价值，实现“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11]。当然，由于网络效应累积特征的存在[44]，平台竞争战略还需结合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探讨。

(3)平台治理性质。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群的推动下，由平台企业主导的生态治理成为日益凸显的管理现象，平台双边架构使得平台治理成为一种兼具市场、科层乃至政府特征的新型治理形式[20,50]。由于平台企业与供方用户的“声誉捆绑”关系，平台型网络呈现混合治理形式，平台往往扮演了大量市场与政府的治理角色[50]。如Amazon等平台企业既是市场交易也是产品质量和知识产权监管的主体。在治理基础上，科层治理基于雇佣关系，市场治理基于契约[51]，平台治理则是共享基础下正式结构契约与以信任为内核关系的权衡和互补。在核心机制上，平台治理借助界面标准和开放许可规则[29]，与互补方分工合作并对用户进行结构赋能、数据赋能与声誉赋能[32]，实现价值共创与平台生态目标。在秩序类型上，平台治理则是基于主导架构的设计和市场自组织[12]，即平台的他组织与用户的自组织相结合，使得交易与创新活动有秩序且充盈生命力。

4.2 平台研究理论基础：流派及议题

前文分析表明，平台研究可以划分为产业组织经济学、技术管理与战略管理3个流派。

(1)产业组织经济学(industrial organization economics)流派。主要围绕双边市场、网络效应构建经济学模型，探讨两个议题：一是平台定价。Rysman[28]认为定价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双边交互交易成本的存在、平台对交易群体间定价的约束以及中间商模式的存在，这些因素影响平台交易数量；Weyl[52]考虑到平台竞争、用户归属等状况构建了博弈论模型，通过求解，发现均衡状态下应对单一归属用户收取高价，而对部分多归属用户收取低价或免费；Evans[22]研究发现，引导性定价在产品生命周期初期发挥重要作用，而多样性定价则在扩展后期更加重要；Parker等[26]认为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可能失灵，用户定价不单纯取决于边际成本，企业可能放弃产品在网络市场中的赢利，以激发双边网络效应。二是市场有效性。平台通过提供双边用户互动空间，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供需匹配[15]。Evans[49]认为由平台公共性触发的网络负向外部性可能导致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在应对负向外部性上，私人控制可能比社会控制更加有效。由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柠檬问题(lemons problem)”严重，会导致市场崩溃，因此用户会选择透明定价平台和信息可靠平台[11]。平台则通过适当的定价结构平衡市场各边需求，并通过定价机制，决定如何结构化每一边用户的净价值和最大化平台总价值[46]。

(2)技术管理(technology management)流派。主要围绕模块化创新探讨3个议题：一是平台领导。Gawer等[53]通过对Intel公司的考察，发现“平台企业+互补品”的组织模式易于成为行业领导，即通过提供共享基础区块和开放系统界面，连接双边市场、优化内部组织并协调内外部利益关系，从而达成合作共赢。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平台领导的平台生态规模可以激发网络效应，展示范围经济、提高市场份额，并且提炼出公司范围、技术设计与知识产权、外部关系与内部组织4个战略杠杆[31]；Olleros[54]认为平台领导权的核心在于平衡集权与分权关系，过度集权会影响平台延展性，过度分权则可能失去平台的掌控力；Lee 等[55]则以Flickr和Salesforce.com为例，探讨了平台领导力的影响因素，总结出创新能力、连接、互补、效率和网络效应等5个平台领导力维度。二是架构创新。技术平台的特征是模块化架构[29]，架构创新是技术平台网络效应的重要内驱力[1]。平台通过共同架构提供价值，界面的概念性规范允许生态系统被分割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和模块互补集，以治理核心成员与互补创新的交互[29]。平台模块化架构对激励互补性产品、技术和服务创新至关重要，驱动平台生态创新、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30]。兼具控制和差异化的混合战略往往是平台架构创新成功的关键[23]，授权接入(granting access)相对于移交控制(devolving control)更能促进互补品发展[19]。三是产品平台演进。在高变革的高技术情境下，摩尔定律的作用将使得技术产品持续变得更好、更快和更便宜，暗示着平台架构是动态性与持续演化的[56]。Teece[57-58]认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应将时间因素引入互补性资产，考量主导性设计前后对独占性机制的影响，以修正“从创新中获利”(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的理论框架。技术接入标准差异、互补品异质性等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产品平台能否“赢家通吃”[28]；Tiwana等[17]研究发现，产品平台在平台架构、平台治理与环境动态性的共演中不断演进，“刚好合适”的治理水平可以平衡创新激励与平台控制，理想的架构能够支持目前的多样性和未来演化。

(3)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流派。主要围绕企业战略行为探讨4个议题：一是平台竞争。平台竞争是平台市场的战略权衡(strategic trade-offs)，具有鲜明的情境色彩，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优策略[37]。平台竞争多强调开放策略、价格策略、非价格策略[19,23,28]，以获得用户基数存量、争夺市场份额、提高成交率。面对平台内竞争，平台企业多瞄准两极(最强和最弱)产品或互补品供应商，以分享供应商价值滑移(value sliding)带来的溢出收益，或弥补供应产品的质量短板[27,59]；Cennamo & Santalo[37]考察美国视频游戏平台，发现以相同强度同时支持APP市场竞争和独占性战略将降低平台绩效，而差异化的定位战略有助于提高平台绩效；Zhu[41]发现用户基数(installed base)优势并不总能保护在位者应对新进入者的挑战，在位者须取得具有竞争性产出的平台质量、间接网络效应的驱动器、互补品网络的杠杆效应才能保持竞争优势。二是平台开放与创新。Rysman[28]认为开放度是平台的重要战略之一，开放度涉及“边”的数量，关乎“自制或购买”(make or buy)的垂直整合决策。同时，开放度涉及如何关联竞争性平台，关乎平台兼容性或包容性的横向整合决策；Eisenmann等[56]认为开放度具有“双刃剑效应”，其开放度对于平台打造至关重要，平台开放度决策必须平衡吸纳(adoption)与专用性(appropriability)，兼顾迎合用户细分和掌控平台；West[23]通过考察软件平台发现，混合战略能整合开源软件优势，同时保持控制和差异化，表明平台战略并非只有“非0即1”的选择；Boudreau[19]在研究授权接入和移交控制两种不同开放度对创新的影响时发现，相较于移交控制，授权接入对新设备开发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三是平台商业模式。平台商业模式是一种以平台为载体的商业模式，以平台架构连接用户，平台架构对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具有重要作用，旨在谋求平台生态系统藉以实现更高价值和更灵活应对环境变化[60]。平台架构的开放性，使得平台商业模式相较行业主导逻辑更新颖[47]，核心企业与参与用户的共享共创在价值创造和获取上起决定性作用。“蛋鸡相生”问题越严重，卖方互补性程度越高，平台商业模式越有利可图[33]；卖方投资激励越大、卖方产品质量信息越不对称，用户越重视平台模式选择[58]。George等[32]用创业棱镜重新架构商业模式，强调商业模式是特定机会的组织架构实施，将商业模式潜在维度分为了资源结构、交易结构和价值结构。四是平台生态系统。平台生态系统的根本价值在于多边用户价值主张与价值满足[33]，用户资源的网络效应是撬动平台双边架构的重要利器。平台领导往往立足用户需求，搭建平台基础区块[12]，并通过界面规则，利用同边和跨边网络效应[39]，吸引双/多边用户种群快速进入，在丰富平台中介价值网络的同时努力实现供需匹配、价值闭环。显然，平台生态系统更强调竞合(co-opetition)，平台兼容性有助于价值共享和用户关系维护，最终实现系统性用户能力与价值共演[4,61]。

4.3 平台研究方法：案例为主，其它为辅

在研究中，案例分析成为主导，仿真建模、实验印证成为辅助，近年来开始陆续出现定量研究。三大流派视角的研究脉络与关键议题相互交错，主要涉及竞争力、动态能力、产品开发、模块化、平台治理、平台领导、杠杆战略和价值理论等平台理论基础。其中，不同流派视角的研究方法稍有差异：一是在产业组织经济学视角下多采用案例、仿真建模实验。例如Tatikonda[62]采用上述方法，探究了如何在新产品开发平台中同时实施激进与改良两种工程。二是在技术管理视角下多采用博弈论建模，辅之以案例印证。例如Boudreau[19]利用此方法探讨授权接入和移交控制两种方法对创新率的不同影响。三是在战略管理视角下，研究方法正逐渐从个案研究走向大样本实证。例如Kapoor & Agarwal[61]以Ios和Android手机生态系统中的应用软件开发商为案例，探讨商业生态系统中超级绩效的维持。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利用Citespace Ⅴ科学计量工具描绘了1995-2019年平台研究的知识图谱，识别了平台研究领域的关键文献，展示了平台研究主题演进轨迹，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性构建了平台研究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从主题演进脉络看，平台研究最早关注的是技术管理平台的技术与产品创新、架构创新，其次是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平台定价、双边市场，最后是战略管理的平台设计、商业模式，并且不同流派间在网络效应、竞争性平台质量、互补品协同等方面的交叉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此外，平台研究形成了以概念、属性与治理性质为核心特征，以产业组织经济学、技术管理与战略管理为理论基础，以案例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整体理论框架。

最后，本文认为，未来的平台研究需特别关注中国情境下的平台经济现象。一是如何与疫情“黑天鹅”共舞？“危”中含“机”，“黑天鹅”事件无疑会倒逼企业和政府平台化、数字化转型以及平台生态化治理，因此双边架构搭建、平台架构创新、网络效应激发等问题需要结合中国实践作进一步探讨。二是互联网平台如何进行价值共创？如何治理风险防范？早先的P2P爆雷、共享单车折戟沉沙、互联网扎堆上市的“破发潮”，如今的瑞幸、爱奇艺、好未来等中概股不断被做空，归根结底，只会花钱不会赚钱，资本市场也会泼冷水。因此，未来研究不仅应关注如何数字化互动、实施开放度治理以共同创造价值，“把经济馅饼做大”，而且应关注如何进行价值配置以平衡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中的摩擦，进而获得应对不确定性环境的持续能力。三是平台之间如何进行动态竞争？它们应履行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作为典型平台经济代表的中国，践行着“放权式”、“实验型”改革方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市场可行与制度合法的情境”，平台企业应如何抓住中国情境下的技术、需求和制度机会窗口，采用何种策略与机制，掀起“攻击—反击”、动态竞争、“四季不断的风暴”值得深入探究。相伴随地，平台网络的外部性凸显了平台企业的社会属性，企业社会责任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平台企业的非市场战略，故需进一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平台商业模式共演的互馈、实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