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明

杜甫，乃唐代诗坛的超级巨星，有“诗圣”之誉，其诗“地负海涵，包罗万汇”，在中国文学史上唯一被定性为“诗史”。自宋代千家注杜诗以来，杜甫研究一直在所有唐代诗人研究中遥遥领先，几乎没有什么没有说到的了，因此，杜甫研究最难的就是选题了。

《博览群书》本期所推出的这几篇文章，在选题上均有所出新，力避老话题而云人所云。《“家书抵万金”的文化影响力》属于接受研究的写法，爬梳很见功夫；《杜甫的画像及画像题诗》角度出人意表，另辟蹊径论杜诗，属于“跨学科”研究；《杜诗的三大特点》短文谈老杜，深入浅出，言出有据；《〈登高〉魅力何在》老话题新解读，较有新意。

—文学教授、唐诗学者、王维专家 王志清

壹

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说：“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总萃焉。”又说：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此是说杜甫诗歌创作成就超轶前修所有。不惟如此，从其思想内容而言，也是包总万象，无所不有，且多为创格。尚无人，也没有什么软件，对杜甫诗歌的创造力、创作影响力，作一个整体的评价。主观臆测，应该是位居第一。

比如书信，这是流传两千多年的人际交流的一种文字样式。有人用诗代书，称为“代书诗”。到了杜甫手里，有了更多的出新。

杜甫晚年，遭遇战乱。辗转秦陇，漂泊西南，流荡湖湘，亲人故旧的音讯信息，对杜甫来说，是莫大的慰藉。唐代宗大历五年（770）秋，是杜甫生命的最后时刻，在湘江来回漂荡的一叶小船上，诗人写下了一生之中的最后一首诗，也就是“绝笔诗”，写到最后，还在期盼着“书信”。其《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末尾说：

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

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

戰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首《杜诗凡例·杜诗编年》说此诗“本大历五年秋作”。卷末《杜工部年谱》系于“大历五年庚戌”，视为绝笔诗。《杜诗详注》卷二三说：

此慨叹乱离时事也。公孙、侯景，指当时叛将。中原指洛阳，北斗指长安。畏人问俗，言到处可忧。战血、军声，伤南北兵乱。公孙恃险，应指蜀中事：永泰元年，崔旰杀郭英乂，据成都；大历四年，杨子琳杀夔州别驾张忠，据其城。侯景未擒，臧玠失讨。……《唐书》：“大历四年冬十一月，吐番复寇灵州。”又冯崇道、朱济时反广南，故有“干戈北斗”“战血”“军声”等句也。

“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杜甫一生忧国悯己，将国家命运与个人遭际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句诗就是典型写照。杜甫对晚年生活本当有一个美好的祈愿与憧憬，这就是其“生平第一首快诗”所设计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下洛阳”路线图。遗憾的是，天不遂愿。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现实竟是如此残酷：国都长安辽远，干戈深重；故乡洛阳阔绝，书信不见。诗人绝望了。“书信中原阔”的“书信”是并立结构词，“书”指书札，“信”是信使。

无论国家，无论个人，战乱悲剧的祸首是“安史之乱”。

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安禄山在东京洛阳称帝，安史叛军一路向西。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幸蜀，叛军攻入长安，西京沦陷。七月，太子李亨即位灵武，改元至德，是为肃宗。杜甫闻讯，安置妻子儿女于鄜州羌村，只身投奔行在，被叛军所获，俘至长安。二载（757）春，杜甫目睹国都残破，虽山河犹在，春光依旧，而草木荒凉，一派败落景象。对花迸泪，听鸟惊心。战火连绵于三月，担忧妻儿老小安危，那个时候，杜甫期盼的不是“书信”，而是“家书”，但却音讯全无。此时一封家书，不啻胜过万金。愁绪万端，诗人写下千古不朽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五在诠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时说：“‘中原‘北斗，仇指洛阳、长安。盖是家破而国不宁之谓。”（中华书局1981年版，P817）“家破而国不宁”，“国破”同样意味着“家破”，早到迟到而已。宋末元初方回《瀛奎律髓》卷三二选录杜甫《春望》，方回评论说：“此第一等好诗。想天宝、至德以至大历之乱，不忍读也。”

贰

“家书”一词，出现很早，最早是在东晋。《太平广记》卷十三引晋葛洪《神仙传》：

[王]敦曰：“吾昨夜梦在石头城外江中，扶犂而耕，占之。”[郭]璞曰：“大江扶犂耕，亦自不成反，反亦无所成。”敦怒谓璞曰：“卿命尽几何 ”璞曰：“下官命尽今日。”敦诛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见璞家载棺器及送终之具，已在坑侧。两松树间上有鹊巢，璞逆报家书所言也。

《宋书·武帝纪中》载司马休之上表说：

皇后寝疾之际，汤药不周；手与家书，多所求告。皆是朝士共所闻见，莫不伤怀愤叹，口不敢言。

《全唐诗》卷一六〇孟浩然《登万岁楼》：万岁楼头望故乡，独令乡思更茫茫。天寒雁度堪垂泪，日落猿啼欲断肠。曲引古堤临冻浦，斜分远岸近枯杨。今朝偶见同袍友，却喜家书寄八行。

这些涉及“家书”的文字时间都在杜甫之前。

更早一点，范围更宽一点，类似的词语在西晋初已经出现。《文选》卷二四陆机《赠冯文罴一首》：“愧无杂佩赠，良讯代兼金。夫子茂远猷，颖诚寄惠音。”“良讯”“惠音”，就是指美好的讯息；“兼金”指价值倍于常金的好金子。意思有了，但没有像“家书抵万金”如此夸张，所以，与杜甫相比，其影响力也就如“兼金”与“万金”之比。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杜甫诗歌，人称“无一字无来历”。“家书抵万金”一句，也不例外。

宋黄希原本、黄鹤补注《补注杜诗》卷十九：“苏曰：‘王筠久在沙场，得家书，抵得万金。颜师古曰：王筠意思真堪笑，却把家书抵万金。”元阴时夫《韵府群玉》卷八下平声十一尤：“万金杜：‘家书抵万金。注：‘王筠久在沙场，得家书，曰：抵得万金尔。”其他类书则纯引王筠之事。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六《人事部·书简·家书抵万金》：“王筠久在沙场，一日，偶得家书，曰：‘抵得万金耳。”又见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四八《人事门·书问·偶得家书》、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三二《书问·家书抵万金》等。明张岱《夜航船》卷八《书简》：“家书万金 王筠久住沙阳。一日，得家书，曰：‘抵得万金也。杜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久在沙场”误作“久住沙阳”。不管怎么说，这“家书抵万金”还是王筠说出来的。而这王筠，不是别人，而是赫赫有名的南朝齐、梁之际的“永明体”代表作家，杜甫也是景仰的，其《百忧集行》题下原注：“王筠诗：‘百忧俱集断人肠。”只是人们根本没有牵记王筠，好像是有意无意要将王筠忘记似的，明清以来，直到当今，几乎所有注本都没有提到王筠之事、之语。这“苏曰”是苏轼曰，仇兆鳌《杜诗详注》卷首《杜诗凡例》将此斥为“伪苏注”。“苏注”有伪，而王筠之事、之语不必有伪。伪书伪在作者，兼及书名，而内容、史料大多是真实可靠的。

叁

“家书抵万金”作为秀句，我们作横断纵切考察，发现对唐、五代的创作影响力几乎是零。这是由于唐五代诗人一般很少用“今典”，包括事典与语典。宋代以降，诗作多有应用、引用。从修辞角度观视，属于“用典”中的语典。诗歌的样式，与用典的修辞，是十分衡称的。

我们将蒐辑到的宋代相关诗作稍举几例如下：

郑獬《郧溪集》卷二七《次韵酬项城姚子张到县感事》：

来篇喜见万金字，厚报恨无双玉盘。

莫就白云买烟艇，磻溪久已弃鱼竿。

刘攽《彭城集》卷十四《与倪秀才酒》：

学子青青佩与衿，湘中携手一伤心。

君为壮者我白首，家在秦州书万金。

苏辙《栾城集》卷十三《次韵王适上元夜二首》二：

老罢逢春无乐事，梦回孤枕有乡情。

重因佳句思樊口，一纸家书百镒轻。

彭汝砺《鄱阳集》卷四《武冈路中》：

复岭重冈烟霭深，晚年多病觉难任。

他乡一日如三岁，远路家书抵万金。

杨时《龟山集》卷三八《久不得家书》：

有如在空谷，岁久想足音。

竹篇一行书，贵可抵万金。

李廌《济南集》卷四《王子立寄三绝句云常诣夏颐吉卜云宜见君子子立作诗廌次韵》之三：

三首新诗慰病躯，万金何必是家书。

隔年已有游嵩约，玉趾何时过敝庐

邹浩《道乡集》卷十《怀黄元晖》：

远托同门寄好音，夫君不改岁寒心。

因思明月共千里，亦似家书抵万金。

《锦绣万花谷》后集卷十六引宋高荷诗一首：

故人情亲在千里，万金不如一番纸。

望断云边鸿影稀，似听枝间鹊声喜。

《全宋诗》作者9079人、247183首诗，与之相比，用典数量不多不少，而且语言形式比较丰富。除“家书抵万金”外，有“家书万金值（直）”“抵万金”“直万金”“书万金”“万金家信”“万金纸”“万金字”，最多的是“万金书”。

杜诗的魅力无比巨大。我们以王昶《古典诗词曲名句鉴赏》为例，其中精选杜甫名句21联（李白15联），占全书的7%；如果从诗中名句统计，占比将近十分之一。此后，作者又有扩增，成《诗词曲名句赏析》，其中杜甫选取52+1联（李白43联）。占全书的5.3%，占比超过二十分之一。而《春望》一诗，前三联都被选取。

杜诗本身的魅力，加上宋代诗人的用典，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家书文化。家书文化还流播到域外。朝鲜南龙翼《箕雅》卷七成石磷《在固城寄舍弟》：

举目江山深复深，家书一字抵千金。

中宵见月思亲泪，白日看云忆弟心。

兩眼昏花春雾隔，一簪华发晓霜侵。

春风不觉愁边过，绿树莺声忽满林。

（[朝鲜]南龙翼《箕雅校注》，中华书局2008版，P708）

以上诗作，从北宋到南宋，从和平年代到战争年代，诗人在诗作中表现对家书的期盼，似乎没有任何界限。《春望》可以明显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与心理创伤；但宋代诗人的作品，似乎已经看不到，感受不到这一点。唯独剩下的，是对于家书的期盼。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民族心理”。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两句最为痛切，1260多年来，不说战乱年代，即使和平时期，都不知触碰抚动过多少人的脉搏心弦。杜甫《春望》的出现，“家书”一词，进入《春望》，才被重新激活，“家书万金”留播在民间，流传在老百姓口中，居然变成了“俗语”，不过，后来又变成了“成语”。杜甫《春望》影响力之大，无法想象。最有意义的影响力是，从杜甫对“家书”的期盼，转而形成民族心理的同震共鸣。杜甫在中国书信文化发展史上的不朽功绩及巨大影响力，在宋代诗歌创作中开始展现。“家书”一词，进入人们的视野；与此同时，“家书万金”定格，成为成语。

“家书”作为一种特殊的中国文化符号，加上转而形成民族心理的同震共鸣，形成了中国书信文化。几乎绝大多数的学者，在谈论杜甫《春望》“家书抵万金”时，都会不约而同，毫无例外地说到这一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今斯通。“家书抵万金”的出现，是中国书信文化史的重大转折点，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从此以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又多了一个“家书文化”固定符号，横亘古今，贯穿往来。

（作者系鲁东大学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