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正加紧从废墟中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面对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战争威胁，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毅然同号称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决战，为新中国赢得了和平建设环境和国际地位，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站住了脚跟，对大国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

最大外部威胁

新中国成立之初，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害和蹂躏之苦的中国人民，倍加渴望和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朝鲜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

抗美援朝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军和苏军在朝鲜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的结果。朝鲜内战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声明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杜鲁门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声称：“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占领福萨摩（指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军队。据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萨摩的任何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这样的野蛮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更为严重的是，从1950年8月27日到11月10日，美国侵略朝鲜部队的军用飞机不断侵犯我国东北领空，扫射轰炸城镇与村庄，杀伤我国居民，损坏我国财产共有90次。战火已经烧到了家门口。

然而，在當时的环境下，敢不敢、能不能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确实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需要下很大的决心。那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百废待兴，困难可想而知。反观对手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号世界强国。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以最能反映综合实力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比较，1950年美国是2800亿美元，而中国仅有100亿美元;以钢产量为例，1950年，美国钢产量是8700万吨，中国是61万吨。如果参战，恢复经济的设想就不得不向战时状态适当转变。从装备上来看，美军一个师有959门火炮、140多辆坦克、3800多辆各种车辆;志愿军一个军只有522门火炮，临时配有100辆左右汽车，没有坦克。在制空权和制海权方面，美国完全控制了制空权和制海权。解放军的第一批空军最快也要到1951年2月才能有300多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更何况，美国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出兵朝鲜的，前后还有15个国家也派兵参战，虽然他们大部分只是象征性出兵，但新中国如果出兵朝鲜，也要考虑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同时，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广阔腹地完全暴露在美军面前，还要防备敌人对大城市和工业基地大规模空袭的风险。战争一旦无法在朝鲜获胜，帝国主义甚至会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大陆。因而，如果仅从综合国力上来看，中国绝对不是美国的对手。

更让人忧虑的是，党内的许多高级干部对是否出兵也意见不一。大部分人提出的不同意见主要有中国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治愈、土地改革还没完成、肃清匪特任务没有完成、军队装备训练尚不充分、部分军民有厌战情绪，这些，也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要冒风险，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如果出兵援助，就要有效解决问题，也就是要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联合国军”。战则必胜，如果没有有效解决问题或者战火蔓延到中国大陆，到时候又该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很难下决心的问题。

但是，要援助朝鲜，这个原则是早已经确定了的。早在1950年6月28日，即朝鲜内战爆发不久，毛泽东就发表讲话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7月13日，中央军委及时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迅速调集20多万野战军，组成东北边防军;同时向苏联订购武器装备，加快空军、炮兵和高射炮兵等特种兵建设，制订防空计划。9月27日，当朝鲜首相金日成还在犹豫要不要向中国方面请求援助之际，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受命向印度政府转达了中国方面的态度：“如果帝国主义者真要发动战争，那么，我们也只有起而抵抗了。”9月30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严重警告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然而美国对此充耳不闻，妄自尊大。“联合国军”的指挥官麦克阿瑟“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是纸老虎，中国在无线电广播里的警告是虚张声势”。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决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仁至义尽的警告。著名党史学家金冲及曾说，这样的风格，“以后在国际上留下很深的印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出兵问题是慎重的。毛泽东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全面估量国内外形势，分析出兵作战的必要和可能。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党内的不同意见这样深情地讲道：“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出兵的必要性在于：如果让美国侵略军占领整个朝鲜，兵临鸭绿江边，我国很难安定地从事建设。正如上海工商界一位人士讲的那样：“邻家被暴徒纵火，我们应该怎么办？协力扑灭呢，还是提了箱笼往外跑？火延烧开来，你自己的屋子保得住吗？”紧急乘飞机从西北赶到北京的彭德怀，力陈出兵的理由：“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起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从历史上看，中国与朝鲜是近邻，朝鲜的安危与中国关系密切。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更是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关联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兵朝鲜，于中国、于亚洲各国都极为有利。抗美援朝实质就是保家卫国。

那么，有没有取胜的可能性呢？这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士气旺盛，兵源充足;“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我军有以劣势装备战胜装备优良敌人的光荣传统，刚刚经历几十年战火的考验，有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不怕牺牲、不畏艰苦的勇敢作战精神;战场背靠我国东北，后勤支援便利;而美国虽然武器先进，但是兵力分散，补给线长，战斗意志不强。我军在朝鲜境内打败侵略者，是有可能的。同时，也料到美军至少可能用空军轰炸中国一些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如彭德懷所说的那样，“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因此，中央政治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出动志愿军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党作出的最艰难的决策。

1950年10月8日，在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待命出动。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秘密进入朝鲜战场。从此，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就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结束了。”

“美国原来并不是像人家所想象

的那样一个强国”

周恩来在1958年曾说：“朝鲜战争不是我们预料的，可是也不应该看成完全不是我们预料的”，“美帝国主义退出中国大陆，被赶出中国大陆，它是不会就此甘心的，必然要和我们较量，这一点我们是看到的。”

那么，到底怎样较量呢？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来没有同全副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美军交过手，同样，美军也从未遭遇过像志愿军这样的对手。在当时，中国国内部分人心中存在一种“恐美”的情绪，认为胜利无望;一些国民党特务更是错误地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趁机捣乱。在这样的环境下，志愿军敢不敢打，能不能打，怎样打，能不能胜利，成为入朝之后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面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行动，“联合国军”指挥官麦克阿瑟“视若无睹”，由于“中国人根本没有留下部队运动的迹象，所以最高统帅部有理由怀疑是否有敌人的大部队存在”。麦克阿瑟“显然忽略了中国军队越过鸭绿江最明显的迹象，或者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他一开始就幻想在大雪来临之前打到鸭绿江边，结束战争。

战机难得！鉴于志愿军隐蔽入朝尚未被敌人发觉，毛泽东、彭德怀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立即发起进攻。10月25日，入朝第一仗打响。首先冒进到鸭绿江边的南朝鲜军第1师、第6师遭到志愿军迎头痛击。据美军回忆：一条令人扫兴的预警消息从寒冷的山区传到东北，“这支中共军队就像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以出色的贴身近战几乎把该团打残”。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仅给“联合国军”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成为敌人难以忘掉的梦魇。曾担任“联合国军”指挥官的李奇微曾在回忆录《李奇微回忆录——北纬三十八度线》中这样写道：“我们要知道，中国军人都是强悍而凶狠的战士，经常是打起仗来不要命。”“一批中国人被打垮，新的一批又冲上来，越过尸体往上爬，继续进攻。”“韩国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怀着深深的敬畏看待中国士兵，近乎迷信。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培养起韩国军队挡住敌军夜袭的信心。”他进一步写到，如果“穿着胶底鞋的中共士兵”突然出现在韩国军队的阵地上，“许多士兵只能仓促应战”。以至于李奇微发出这样的感叹：“战况实在是太让人绝望了。”

尽管如此，美国当局和麦克阿瑟仍然错误地低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认为中国不敢也没有能力与美国较量，他们得出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出现在温井和云山地区的中国军队只是“从中共军队中抽调出来的支援人员，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和增援朝鲜军队，帮助它扼守边境的各通道”，他们还推断，“没有迹象表明中共方面已开始大批整建制部队对朝鲜进行公开的干涉”。麦克阿瑟甚至从东京飞到朝鲜前线，部署“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趁此机会，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再战告捷，重创大批敌军，收复了平壤及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所有地区，朝鲜人民军一部并进至三八线以南部分地区，极大鼓舞了中朝人民的士气，迫使“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扭转了战局。

等美国人反应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历时七个多月，连续进行五次大的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在后面连续两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军动用了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但仍然没有改变局面。敌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同样得不到。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充分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和光荣传统，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作战。他们被中国人民亲切地称为“最可爱的人”。他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突破，敢于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近6000个功臣集体和30多万名英雄功臣。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许许多多像邱少云、杨根思、黄继光、罗盛教、王海等一样的战斗英雄模范，他们的光荣事迹，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典范。如全国人民广为熟知的战斗英雄邱少云，他在执行任务中，在距敌前沿阵地60多米的草丛中潜伏时，敌人突然向潜伏区逼近，为了掩护潜伏部队，指挥所命令炮兵对敌进行打击。敌人遭到打击后出动飞机侦察，并盲目发射侦察燃烧弹，一颗燃烧弹正好落在邱少云身边，飞迸的火星溅落在他的左腿上，烧着了他的棉衣、头发和皮肉。他身旁就是水沟，只要往水沟里一滚，就可以把火扑灭。但为了不暴露潜伏部队，他严守纪律，咬紧牙关，双手深深插进泥土中，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剧痛，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6岁。在上甘岭战役中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堵住敌人枪眼的黄继光，牺牲时也才21岁。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空战的战果同样辉煌。新组建不久的志愿军空军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被击落231架，被击伤151架。许多飞行员取得了突出的空战成绩。如被空军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的王海，带领“王海大队”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仍陈列着一架绘有9颗红星的米格-15歼击机，那就是王海曾驾驶过的功勋飞机。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板门店签字。中国人民志愿军用血肉之躯赢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正如彭德怀在《关于中國人民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美帝国主义者是外强中干的，他们的侵略是完全可以打败的。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在谈到朝鲜战争时，曾被迫宣告：“神话已经破灭了。美国原来并不是像人家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美国的将领们也承认：“海空军的优势决定不了朝鲜的战争”;朝鲜战争是“美国所进行的一次代价最大、流血最多”而又“旷日持久、难于解决的战争”。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伟大的，

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其时间较长，参战的国家很多，实际是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一次严重对抗。

抗美援朝的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正如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讲的那样：美国的武装侵略激起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抗议，“但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人民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经过了这场战争，帝国主义者对新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那就是新中国不可欺，中国人民不可欺，从而迅即改变了近代以来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固有印象。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在战斗间隙，志愿军战士经常帮助朝鲜人民春耕秋收，修渠治水，防疫救灾，并从自己的给养中节约粮食救济朝鲜灾民，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救助朝鲜人民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严格恪守“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的要求，展示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朝鲜、亚洲乃至全世界留下了良好印象。

抗美援朝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国内各社会团体空前团结，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坚定决心，消除了一部分人由于长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所产生的崇美、媚美、恐美心理，使曾经对美帝国主义抱着恐惧和幻想的人们受到深刻教育而觉悟起来。中国各民主党派同仇敌忾，发出联合宣言，全力拥护抗美援朝，《宣言》指出：“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中国全体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摧毁的。”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被极大地激发起来。在全国各地，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城乡出现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场景。在东北，“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忙炒面”，为前线战士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人们提出“工厂即战场、机器即枪炮”的战斗口号，开展劳动竞赛，夜以继日地抓紧生产满足前线需要;广大农村开展爱国增产运动，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各行各业都在为抗美援朝运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抗美援朝为新中国赢得了和平稳定的外部建设环境。抗美援朝密切了中国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谈到过：“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斯大林得知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后，在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

抗美援朝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争取战争胜利，从而汇聚起建设国家经济、推动社会各项改革的强大动力，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进程大大加快。

抗美援朝极大地加速了我国军事现代化转变的进程。一方面，人民军队发扬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以弱胜强的光荣传统，在敌我力量悬殊、极不对称的情况下，经受住了现代化战争的洗礼，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创造了依靠劣势装备打赢现代战争的一系列新经验、新战法。另一方面，这场现代化的战争也使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深感加快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正如毛泽东1953年1月在高级步兵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训词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通过这场战争，人民军队不仅迅速改善和提高了自己的装备和技术水平，组成和壮大了各项新的兵种，而且吸收了现代化战争的丰富经验，从而日益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量。

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抗美援朝战火的硝烟过去已经70年了。反思这场战争，给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