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琳 梁铁军

（1 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2 北京铁路疾病预防医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8）

行为规范，即行为的标准和准则。群体行为规范，也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需要共同遵守的标准和准则。与健康有关的称之为健康行为规范。对人体健康有利的，称之为正健康行为规范；不利的，称之为负健康行为规范。

群体行为，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健康教育的最终目的又是改变人的不良行为。因此，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看到它们之间的制约与互补作用，对拓宽健康教育的思路，丰富完善健康教育理论，既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众所周知，社会生活是人们交互作用影响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互动过程。尽管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千差万别，但都遵循着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来发展。所以，才使得社会生活表现出一定的秩序性，才积淀出一些令人垂范的完善的行为准则。如讲究社会公德，尊老爱幼，乃至数千年的文化沉积而形成的我中华民族的文明礼仪等。这既是人类的巨大奉献，又是人类的共同需求，是一种自然的欲望满足。

用社会行为规范来统一大家的思想、行为，可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违反社会行为规范，轻则阻碍互动与沟通，重则危害他人和社会生活秩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社会行为规范，社会就会失去控制，人类亦将难以正常生活。因此，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一切人都应该在一定的道德、法律、习俗、制度等规范的制约下生活。这犹如不遵守交通规则，容易出车祸；在游泳池着泳装天经地义，而着泳装逛商店会让人贻笑大方一样，这些形式不同的规范，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进而与人们的健康发生着积极的作用。

社会互动，可孕育着新的群体行为规范的萌生；社会互动，又会不断的修正、完善乃至淘汰一些陈旧的群体行为规范。规范是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它一经产生，便会对人的行为起导向和评价作用。

与人类健康有关的群体行为规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及有关部门针对维护人的健康而制定的某些专门法律、法规、条例、守则等，如《食品卫生法》、《环境保护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这些规范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有很强的约束力，越轨就要受到制裁；二是长期社会实践，从其他方面制定或形成的对健康发生间接和直接作用的群体行为规范。如某些风俗规范——过年清扫除尘，沐浴更换新衣等；又如宗教规范——不杀生、不淫邪的“八戒”，暮鼓晨钟，积德杨善，安贫乐道等；又如道德规范——过去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以及现今保护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管理等。这些规范当中的“合理内核”通过各种传播媒介，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与方法，与人的健康发生作用，使人们知道并产生了科学的正确的内在信念，进而对人类的健康起到保护屏障作用，这就是正健康行为规范。它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规范正效应。反之，如果群体行为中的“非合理内核”得到广泛的释放，属于非健康行为肆虐，那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规范负效应。如解放以前在我国的妇女中普遍盛行的缠足；早在上世纪四十五年代日本曾是胃癌大国，但随着其经济的腾飞，电冰箱的普及，如今胃癌在日本已是明显下降；我国某些地方，食管、胃、肝癌高发，后经大量研究证明，与当地人喜食酵制酸菜习俗有关；我国和日本同受封建礼教影响较重，故精神病患者多表现为抑郁、孤僻、少攻击；又如重男轻女近亲结婚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影响等。这些生活方式的、风俗习惯的群体行为规范，都影响了人们的健康，对人类的健康产生了或正在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危害作用，这就是负健康行为规范给人类带来的负效应。

健康教育，是鼓励和诱导人们养成并保持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自觉自愿的从事改进个人和集体的心理、卫生状况，学会寻求自我保健，避免有害行为，从而增进健康的一条重要途径。显然，它与社会密切相关，受群体压力和群体行为规范影响的“可变动性”较大。因此，要影响个体行为，需要从群体行为规范入手，借助群体压力，促使群体成员在良好的环境中采取有利于健康的行为，确立自我保健的目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个体从众倾向——从众行为的具体体现。著名学者莱温曾指出：“要想改变个体行为，与其从个体入手，不如从改变其群体规范入手，这样效果将会更大。否则，只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很可能使这个人在群体中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往往又恢复了原来没改变前的行为。”莱温的讲话很有道理，特别是在那些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顽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如每日抬头可见的吸烟、制造香烟与控烟的矛盾，喝酒与开车的矛盾等。

重视群体行为规范诱导，关键是弘扬并发展正健康行为规范，消减负健康行为因素。其手段应包括：

（一）充分利用宪法、法令、规则、奖惩、批评教育等社会控制机制，发展正健康行为规范，消减负健康行为造成的危害。如保证食品卫生，就需要认证贯彻落实食品卫生法；为更好地贯彻落实食品卫生法，有需要开展检查评比，建立监督监测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手段。当然在有条件的地区或地方，还可以与道德规范一起，为弘扬我饮食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现今全国各地大抓垃圾分类就是这样。

（二）与社会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其协调互促作用，共同推进正健康行为规范的建立和发展。如与妇联、妇幼、文化部门配合，开展优生优育、男女都一样教育；与组织福利部门配合，开展老有所为，老有所养保健教育，使老人余热生辉，强化社会及家庭的安定机制。

（三）与文化、新闻、出版等有关舆论部门配合，抓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群体行为规范教育，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弘扬正气，抵制歪风，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促使正健康行为规范的落实与完善。如人人都要遵守社会公德，公共场所要讲究文明礼貌；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等。

（四）循循善诱，破旧立新，使民俗民风逐步进化、科学化，使其沿着健康向上的轨迹发展。民俗民风有很大的诱惑性，也有很大的诱导性。列宁在《论共产党人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尖锐的指出：“千百万人的旧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而民俗民风大多都经历了若干年的历史积淀所形成，而且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因而循循善诱，建立发展正健康行为规范的民俗民风，消减负健康行为规范的民俗民风，也应成为健康教育在群体行为规范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但有利于人们的心身健康，而且还有利于社会道德规范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移风易俗。如婚丧嫁娶中的负健康行为因素，饮食中的不卫生不科学习俗。戳穿巫婆神汉的诈骗行为，破除愚昧迷信、唯心论，倡导唯物主义辩证法等。

建立良好的群体行为规范，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需要理论上的不断完善。但当前亟需解决的是正确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是千百万人的积极参与，是需要人人都参加的“从我做起”。真正行动起来，不少人往往是“言行不一”，是“知——信——行”不一。不知道吸烟有害的恐怕不多，但每天吸一二包的仍不在少数。橡这种理论上的群体行为规范的“形成”“知道了”，与现实生活中照样“我行我素”现象，实际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悲剧，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应清醒的认识到，要建立一个正健康行为规范，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规范正效应；或消除一个负健康行为规范——规范负效应，就必须学会分析当地经济、文化等社会大环境，弄清其成因及消长过程，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唯此，才能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和谐统一。

重视群众行为规范的作用，并不是忽略从改变个体行为入手的工作方法，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在为了健康这一总目标的大前提下，个体不良行为的转变或良好行为的建立，是群体行为为改变或群体行为规范形成的基础和先导。而群体行为规范的建立，又可为个体行为的改变创造良好的滋养环境，促进个体行为的改变。一些人之所以是“语言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其原因之一便是缺乏良好的群体行为规范环境，这就犹如到了豪华的高级宾馆，一个人毛病再多，他也不会随地吐痰、便溺、垃圾污物乱丢乱放一样，在这里“环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上，又称之为社会顾虑倾向。

社会是不断前进的，其结构也在不断变化，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的变化和人群的重新组合。当然，这必然会引起人们行为规范和行为方法的变迁，也就是规范的变迁。所以，健康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改造相对稳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还要及时观察并掌握社会的发展动向，适时的倡导和建立对人类健康有促进作用的法律、道德、条例、制度等社会调控机制，克服消减健康危险因素，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为良好的群体行为规范的诞生催生助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