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雷雨》中周朴园对侍萍的爱情是真实存在的，但却是受制于他的个体利益优先原则，即当侍萍的存在不会威胁到周朴园的利益，带给他美好和幸福感受的时候，侍萍对他来说是无害而有益的，便会被接纳，当侍萍的存在不利于或威胁到他的个人利益及其所在的家族利益的时候，便暴露出冷酷的面目，无视甚至牺牲对方最基本的利益诉求。由于历史和环境条件的局限，周朴园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积极爱情观，其爱情悲剧是个体的，同时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关键词：周朴园;侍萍;个体利益原则;爱情观;历史局限性

周朴园走到哪里都带着侍萍使用过的家具，原样摆好，她的照片，她补过的旧衣服，甚至是她坐月子时怕开窗子的习惯都一直保留着。文本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逼走侍萍后娶的有钱人家女子的信息，极大的可能性是因为感受不到周朴园的爱情，甚至遭受了冷遇，最后郁郁而终了;后来他娶了繁漪，繁漪和他结婚时也是17岁，这与当年侍萍和他在一起的年龄相当，这是否意味着他想获得一个侍萍的替代品？周朴园常年在矿上，回家后是家长式的专横，他对繁漪没有爱，同时，剧本中也没有提到他在外的越轨行为，周朴园的两性情感仿佛在侍萍之后便被冻结了。

上述情况说明周朴园对侍萍的爱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分开，不是因为两个人之间有了矛盾，即分开的原因不是爱情本身的矛盾，而是由于外部力量的强力介入导致的，侍萍和出生刚三天的儿子的离去，对周朴园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他有太多的愧疚，所以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封闭起来，对自己的身体，几乎采取了禁欲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愧疚和怀念。

正因如此，很多人无法接受周朴园见到侍萍后的态度变化：从深情地打探、怀念、愧疚，到突然打破温情的怀旧氛围，厉声喝问：“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显示出凶狠的嘴脸。这一点，恐怕周朴园和侍萍都从不曾想到，有一天周朴园也会变得像周家老太太老太爷般残忍。葬送周朴园和侍萍爱情的正是周朴园自己。

那么我们如何解读这种“变化”呢？

也许，霍尔巴赫的观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思路。即：“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人对于和自己同类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1]人们在爱情中从对象身上照见的往往是自己的影子，反射了自己的欲求。

爱尔维修指出：“人并不邪恶，但却是服从于自己的利益”[2]，周朴园有没有恶？当然有，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对于他手下死去的工人，他采取了邪恶的手段。但是，当我们谈到对待侍萍的事情上，我们说他服从于自我利益优先原则，周朴园对侍萍的爱应该被重新审视。

“对自我利益的重视既然是人类的本性，那么为了自我生存而建立的社会集团就成为实现自我利益的保证”[3]，周朴园一出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他的身份归属使得他享有现在的一切，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必须服从这个集团的秩序安排。一旦脱离这个家庭，被他所属的社会集团抛弃，就会和过去的生活做一个整体切割，这对于年轻的周朴园来说是致命的：现有的生活水平得不到保障，秩序的规约还会给他们设置更多的障碍，只要看一看涓生（鲁迅小说《伤逝》的男主人公）遭受的冷遇和被解职，沃伦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男主人公）被排除于他所习惯的社交生活之外的痛苦，就大致可以预见他将来的境遇。

周萍对四凤说：“现在我的心刚刚有点生气了，我能放开胆子喜欢一个女人，我反而怕人家骂？哼，让大家说吧，周家大少爷看上他家里面的女下人，怕什么，我喜欢她。”

从“三十年”后周萍的这段话，大致可以想见当年一个少爷和女仆结合的困难和阻力。

让我们来看看四凤的“家”（鲁贵租的房子）：

“屋子很小，像一切穷人的屋子，屋顶低低地压在头上。床头上挂着一张烟草公司的广告画，在左边的墙上贴着过年时粘上的旧画，已经破烂许多地方......”

这种矮小破旧和周公馆的豪华排场形成巨大的反差。

周朴园应该从未想过要脱离自己家族，更谈不上为此做准备。正如繁漪一直说周朴园和周萍父子两代人欺负了她，周家有多么罪恶，她可以玉石俱焚，但是在这之前，她沒有说要离开这个能提供优渥生活的家庭。

侍萍跟四凤说：

“孩子，我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我的女儿不能再像她妈似的。人的心都靠不住，我并不是说人坏，我就是恨人性太软弱，太容易变了。”

太软弱是真，但她从未真正了解周朴园。周朴园一开始放弃侍萍就带有利益的考量，最后，他成为社会上有头脸的人物，为了保护自己的颜面和利益，露出凶狠面目是重商主义者本性的表现。头脑和观念中的人不会带来现实危害，带着时空的距离回望过去总是美的，一旦这个距离消失，则会避之唯恐不及。

要弄清周朴园与侍萍爱情关系的本质，有必要探讨一下周朴园的爱情观。

弗罗姆说：“爱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情绪。一般说来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即爱情首先是给而不是得”[4]，“一个人究竟应该给什么呢？他可以把他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他的生命给予别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是他应该把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应该同别人分享他的欢乐、兴趣、理解力、知识、幽默和悲伤……”[5]。

年轻时的侍萍有动人的美丽;心灵手巧，周朴园的衣服破了，就在上面绣上梅花;秉性清高，四凤对鲁贵说“妈不像您，见钱就忘了命”，她也不像繁漪为了留住周萍，让四凤一起来住，也能接受。她是一个宁折不弯，非常坚强的女性[6]。这样的女孩子，无疑具有十分吸引人的魅力。在他们相处的三年时光里，双方一定从对方的给予中，获得到幸福和满足。但是，如果谈到“兴趣、理解力、知识、幽默”，虽然侍萍也读过一些书，但他们能达到的一致程度还是极为有限，作为女佣的侍萍一定是较多迎合了周朴园，他们的地位注定不会是完全基于平等基础上的爱情。虽然周朴园给过侍萍爱和关心，但那显然极为有限。

弗罗姆还进一步指出：“爱情的积极性除了有给的要素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是所有爱的形式共有的，那就是：关心、责任心、尊重和了解”[7]。

周朴园和侍萍交往的时候，侍萍17岁，周朴园25岁，三年后侍萍被迫离开周家的时候，周朴园28岁，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已接近“而立之年”的周朴园，表现出了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缺乏担当的不成熟状态。侍萍说：“为了娶有钱人家的女儿，你们把我赶了出来。”这里的“你们”，自然包括周家长辈，同时也包括周朴园。所以侍萍被迫离开，周朴园显然也是低头顺从了长辈意愿，否则侍萍不会绝望到跳湖自杀。

这是不是说明周朴园是封建家庭培养出来的巨婴？

在年三十晚上，天寒地冻，侍萍抱着他们刚出生三天的孩子，而且这个孩子当时还受了伤（侍萍告诉周朴园：由于你的不小心，这个孩子少了一个脚趾）走出周家大门，他应该想到侍萍可能会做出极端的事情：其一，一个20岁的穷人家的女孩子，且不说她刚刚生产，被迫和自己年仅一岁的大儿子分开，抱着另一个非婚生子从主顾家被赶出来，承受着多大的心理压力和生存压力，她有什么出路;其二，他了解侍萍，再次见面，侍萍不要他一分钱，唯一的要求是要看一眼儿子，并且承诺不会给他们增添任何麻烦，剧中写道，周朴园说：“你的性情还是没有多大改变”，这样刚毅的女子，遭受到背叛、羞辱，在伤心、绝望之时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周朴园是不知道，还是不作为？

“爱情的每一个理论必须要以人的理论、人的生存理论为前提”[8]，周朴园的爱绝不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基于尊重，有责任担当的。他后来对侍萍的怀念：搬家也会带着侍萍喜欢的家具，保留着她坐月子时不喜欢开窗子的习惯，但正如周朴园自己所言，是为了表达忏悔，因为侍萍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是没有做成月子的，保留这些，既是怀念，也是提醒自己犯下的过错，通过赎罪获得安慰，这已经与侍萍本人无关。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周朴园生于1869年，他的成长教育中没有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等现代爱情观，两性情感在家庭中一直是居于从属地位[9]。

所以，一个少爷和女佣一起生活了三年，正正规规地坐月子，还生了两个孩子，相较于托尔斯泰《复活》中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引诱了姑妈家女仆玛丝洛娃，使她怀孕并被赶出家门，周朴园对侍萍的爱情是真诚的，他对侍萍的思念和忏悔也是真诚的，至于他后来见到侍萍后那么绝情，也正如后来聂赫留朵夫在法庭见到玛丝洛娃后态度转变，要和玛丝洛娃结婚一样，符合人物成长发展的“心灵辩证法”。

总之，对于周朴园来说，无论是个体利益的选择，赓续家族的愿望，还是“持守”爱情的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个体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构成强大的“合力”，他没有能力成为一个超越时代的“英雄”与“叛逆者”，做出满足我们期望的理想抉擇。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神圣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69.

[3]汪宏.一首穿越时空的爱情悲歌——《伤逝》悲剧内蕴之再读[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2）：84–88.

[4][5][7][8]弗罗姆.爱的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7，19，20，5.

[6]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83.

[9]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