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剑

近年来，经过吕微、户晓辉、王杰文等学者的深入研究和讨论，“实践民俗学”一度成为中国民俗学界的热点话题，这为进一步彰显民俗学的学科意义和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吕微根据康德的理性分析理论，把民俗学划分为三种学术范式：理论理性的学术范式、一般实践理性的学术范式和纯粹实践理性的学术范式，主张民俗学的实践研究最终需要还原到人(民)的纯粹理性的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因此要加强纯粹实践理性对民俗实践和民俗学实践的自由因果性的先验研究或纯粹研究，以确保“人的理性整体性”。(1)吕微：《两种自由意志的实践民俗学——民俗学的知识谱系与概念间逻辑》，《民俗研究》2018年第6期。户晓辉同样认为实践民俗学要把臣民、草民向公民转变作为根本的实践目的，需要从经验实证范式转变为实践理性范式，而所谓实践理性就是以自由法则为行为的主观准则和主导动机，在研究中不能把人仅仅当作手段，人自身就是目的。(2)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61、368页。王杰文在考察各个领域的实践理论基础上，把实践明确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行为；实践民俗学则是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深入理解与阐释，要反思学术研究实践本身，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民众的实践理念提升到一种高于“常识”、连贯一致、具有逻辑的新知识，以便追求一种合意的生活状态。(3)王杰文：《“实践”与“实践民俗学”》，《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

以上论述具有鲜明的终极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精神，他们倡导民俗研究回归到真正意义上的“民学”或“人学”，为实现完整的、自由的理想人格而努力，这些论述都为提升民俗研究的品格提供了更为高远的理论指引。但民俗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文化，始终生成于、扎根于普通民众的日常实践，即使要把普通民众未加反思的常识提升到系统的哲学理念，前提也是要充分理解民众那些庸常的日常实践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理解他们的实践逻辑。(4)王杰文：《“实践”与“实践民俗学”》，《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我们对于理想目标的追求仍要扎根于民众的日常实践，因为终极价值发端于民众的基本需求，生成于他们琐碎的日常实践中，弥散在他们朴素的日常知识和观念中。先进文化的建构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对民众的日常实践进行考察、理解，甚至是介入。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尝试对中国社会民众日常实践的转型进行社会学分析，包括日常实践的社会环境、内容和方式等的转变，并由此分析这种转型对日常生活文化的影响，以及如何重建传统日常生活文化中的积极元素。本文所说的日常实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那些惯例性、重复性、熟悉性的活动，基本涵盖生产劳动、吃穿住用、休闲娱乐等方面，是直接满足人们各个层次需求的活动。生活文化则是指那些模式化、大众化的知识、技能、规范、习俗、信念等，它生成于人们的日常实践，同时也指导和支持人们的日常实践；传统社会的生活文化还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有助于促进人们的社会认同。传统的日常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明显的冲击，原来一个个自主性的生活“场域”遭到了削弱甚至瓦解，日常实践的逻辑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而动摇了传统生活文化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日常实践是分析、反思生活文化嬗变的重要维度，也是重建传统生活文化的重要路径。

一、传统社会日常实践的特点及其意义

传统社会日常实践大多集中在一个自足的、稳定的社区环境中进行，这是一种地方生活场域，相对封闭的环境和固定的成员结成了较为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们的日常实践有较强的互动性、集体性和统一性，从而生成地方色彩鲜明的生活文化。

(一)传统社会日常实践的特点

传统社会即工业化尚未普及的前现代社会，大部分是由高度农业化的村落或乡镇构成，其城市化、市场化和技术化程度较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自然环境充分融合，日常实践有以下特点：

首先，实践主体的亲历性。传统社会的生活水平不高，人们的需求也没那么多样和精致，满足基本需求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因此日常实践的内容比较单一，对知识与技能的要求也不高，大部分日常实践可以由人们亲自完成。这种日常实践的亲历性让人们掌握了丰富的日常知识和经验，并且通过互相学习、代代相传的方式形成较为系统的地方性知识。其中有些日常实践需要较为复杂的知识和技能，必须请专门的行家或能工巧匠来做，这是日常实践中初级形态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其次，实践空间的聚合性。传统社会生产劳动方式处于初级阶段，人们对于土地、水源等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很大，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较为明显。此外，由于工程技术水平有限，道路、住房、水利设施等人工环境资源的价值也异常珍贵，这就导致了生活环境难以置换，人们对既有物质条件的高度依赖使得他们必然安土重迁、很少流动。以生产劳动为主要内容的日常实践的空间基本上限定在社区及其外围区域，人们的吃喝玩乐、生老病死也基本上限定在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各个方面的日常实践的空间是融合在一起的，并没有经常性的、明显的分化。这就使得社区生活比较集中、丰富和活跃，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比较明显。

再次，实践模式的延续性。传统社会在生产劳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比较缓慢，人们的日常实践模式比较稳定，往往可以代代延续下去而仍然有效。这种稳定性和延续性给人们带来日常生活的确定性，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熟悉感和归属感，也有利于形成同质化的生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进而形成稳定、系统的地方性知识。在传统社会，生命带有强烈的循环意味，因为在本质上，每一代人都会再次发现和再次经历前几代人的生活方式。(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8页。人们在如何劳动、如何选择配偶、如何养育子女等重大生命事件中做出决策时，一般都会参照地方社会既有的生活指南，遵循长辈们的经验，这样可以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困扰。

(二)传统社会日常实践的意义

首先，促使社会个体融入地方社会。传统社会的地方性较为明显，不同区域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都有明显差异，因此掌握地方社会的实践规则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尤为重要，人们只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入乡随俗”才能自然而然地与地方社会融合起来。按照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社会个体在参与社会世界的“游戏”中获得经验和感受，形成实践感和习性，“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6)[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83页。。经过长时间不断地实践，个体才有可能掌握特定生活世界的实践逻辑，根据自己的资源和地位形成实践策略和模式，并将其纳入自己的身体和意识之中，建构稳定的实践信念。人们在特定生活区域掌握的实践技能和模式有助于他们与周围环境建立一种默契的关系，从而融入地方社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那种得心应手、自然而言的实践感，周遭的世界对他们而言就是具有丰富意义的生活世界。人们在丰富的体验中建构了“我的世界”，并且在与他人的生命历程的交织过程中建构了“我们共同的世界”，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主体性就这样被确立起来。(7)[奥]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30-231页。

其次，生成生活文化。生活文化是生成于地方社会的知识、价值与符号体系，具有民间性、通俗性、大众化等特点，因此有别于主流的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它大多是朴素的日常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主要用于满足物质性需求、社会性需求和精神性需求。传统的日常实践以其生活化、同质化的特质建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知识和意义系统，在一定的空间区域内具有通用性，也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内具有适用性，成为地方社会相对稳定和成熟的象征系统。一方面，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会有一些实用的知识和经验具有推广价值，主要用于满足物质性需求，包括生产劳动技能、烹饪技能、缝纫技艺、建筑技艺等，这种知识和经验具有较强的通用性，会在生活方式相近的区域传播开来，并借助代际传播得以留存。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的人际关系比较紧密，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度和强度较大，因此人伦秩序在地方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长幼之间、邻里之间、两性之间的关系伦理有明确规定，并内化到人们的意识之中成为大家的共识，最后体现在人们自觉的日常行为中。在熟人社会中，日常实践的内容除了满足物质需求的活动之外，迎来送往、互帮互助等维持亲密关系的活动也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主要用于满足社会性需求。再一方面，在地方文化中有一部分是满足精神需求的，包括休闲娱乐、抒发情感、表达信仰，例如民间艺术、节庆仪式等，这些大多以非物质文化的形式呈现，来自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自发创作，经过民间文化精英的设计和推广得以成型。

再次，构建生活共同体。由于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交织叠加，传统社会的日常实践过程往往也是当地民众频繁互动、深度协作与共享的过程，这个过程建构和维持了地方生活共同体，该共同体一般以家族成员、社区成员为核心圈组建起来。传统社会的技术并不发达，很多生产生活实践必须依靠人力，因此集体协作显得非常有必要，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农作物收割、节庆活动等，协作与共享是传统生活共同体成员互动的核心机制，这既是来自外在的道德压力，也是社区成员内在的自觉意识。如前文所述，传统社会的日常实践空间具有融合性特征，居民的生产劳动方式比较单一，地点也大多离居住地不远，休闲娱乐的空间也大多在社区之中，因此居住空间、劳动空间和休闲空间基本上集中于社区，这就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公共空间，大大增加居民互动的频度。在这个集中的空间中，彼此的协调、合作与共享显得十分有必要，这也成为日常实践的重要内容。人们在共同的时空环境中往往有彼此默契的生活模式和日程，他们彼此相伴的生活历程交织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角色。虽然资源争夺也会引发彼此的矛盾，但是生活上彼此依赖、守望相助仍是共同体的常态。一方面体现在对压力与困难的分担，例如日常生活中的救助、帮工行为等；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福利的分享，例如礼物馈赠行为、共餐行为等。这些日常实践导致传统社会的集体意识比较强大，人们在一系列集体行动中维持他们的生活共同体。

二、城市化和市场化背景下日常实践的分化

随着城市化、市场化和职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的日常实践发生了明显的转型，其内容、主体和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实践空间和实践主体逐渐从地方社区生活中转移出去，不再限于社区中进行，也不再限于由共同体成员亲自承担，实践内容也越来越细化和多样化，因而呈现一种明显的分化态势，其集体性和统一性明显下降。这种分化对于地方文化发展、共同体维系以及社会个体的自我认同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日常实践分化的主要表现

首先，实践空间由融合走向分化。随着职业分工的细化和多样化，现代职业体系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传统的“三百六十行”，人们工作的地点也不可能再局限于社区周边区域，大多是在远离社区的专门场所上班，大部分人成为通勤族。如是，劳动空间和生活空间不再叠合，而是从社区中分化出去。另一方面，随着第三产业的兴盛，大量专门的休闲娱乐场所涌现，人们热衷于出入酒吧、商城、餐馆等各类消费场所。也就是说，人们原先的休闲娱乐空间也从社区中分化出去，社区相较于消费场所而言的吸引力明显不足，社区生活于是变得单一和沉寂。而且，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无须进行面对面的互动，沟通交流不再受限于特定的时空，这就是所谓的脱域化，人们进入社区公共空间的必要性大大下降，社区生活的内容被进一步抽离。

其次，日常实践的外包化。外包化是指把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事务以服务购买的方式交给专门的人员去做，社区成员不再事必躬亲，而提供服务的人很多并不是熟悉的共同体成员，因此社区的互助性集体行动大大减少。这种外包现象在传统社会也存在，但是没有现在这么普遍，职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没现在这么高。前现代社会只会把知识和技术含量较高的活动交给专门人士去做，而现在任何活动都可以花钱请人来做，从简单的水电安装维修到复杂的修路建房都有专门人士提供服务，人们倾向于请人做事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可以享受高质量的专业化服务，因为专门人士服务效果比自己动手做得更好更快。因此在农村社会催生了雇工市场和租赁市场，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帮工模式。某些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比较高，例如做宴席、修建房屋、收割农作物等，一般都是花钱请人来做，理性化的雇佣关系可以不受熟人关系的限制，也可以避免人情因素的干扰。一般情况下，是根据劳动能力高低和劳动内容来确定工资。某些活动则可以用机器来取代人力，尤其在农村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劳动力价格上涨，租用机械设备反而更划算，但大部分村民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购买机械设备，因此就催生了收割机、挖掘机、打井机等设备的租赁市场。

再次，民俗活动的商业化和职业化。民俗活动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日常生活文化和实践，必然会随着日常实践的环境和方式的改变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随着日常实践分化的趋势，民俗的基本要素、意义和功能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民俗活动的商业化和职业化是日常实践分化的典型表现，民俗活动的空间由最初的社区空间转移到商业空间，民俗活动的主体也由社区成员转变为专职的表演者或策划者。民俗活动由社区成员的亲历活动变为购买获得的职业化服务。

空间是民俗活动的核心要素之一，和其它传统日常实践一样，民俗活动的常规区域是人们居住的社区，它发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中进行展演。在自己所属的生活空间进行民俗活动有利于营造熟悉、真实的情境，传统民俗活动的地点选择往往是“就地取材”，在住所或社区公共场所举办祭祀、宴席等活动，这就充分地把民俗活动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融合在一起，保持了民俗活动的地方性、生活化特质。民俗活动空间的在地性给社区成员参与活动创造了便利条件，凸显了他们在活动中的主体性，大部分民俗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由当地居民构成，展演者和旁观者是互相熟悉和亲近的关系。他们在活动中彼此配合，甚至可以进行角色的互换，共同完成那个神圣、欢乐的过程，因此展演者和旁观者的角色是互构关系，也是一体的关系，他们都在民俗活动的过程中自然地保持主体意识。

现代社会商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把民俗活动从社区生活中抽离出来，经过选择、改造之后移植到商业场所，例如酒店、旅游景区等，活动的组织者也由社区成员变为专职从业人员。除了服务购买方，参加活动的人则完全成为了旁观者，因为活动的核心环节已经外包，所以他们不需要深度参与其中。例如现在很多婚礼都外包给婚庆公司在酒店举办，婚礼的策划、组织等环节均由婚庆公司负责，喜宴这个环节则由酒店全部负责，新人和其他参加者只需按部就班地听从安排就行，无需投入很多精力亲力亲为。在社区之外的陌生空间举行民俗活动，造成了活动及其参与者与原生社区的疏离，他们未能在自己所属的空间中自然地演绎日常生活的意义，未能在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之间做到自如切换和充分融合。参与者在一个脱离真实生活场景的空间例行公事，按照程式化的编排去完成那些活动环节，这些活动祛除了地方性和家族性色彩，成为一种大众化、标准化的消费文化。无论是消费场所的人生礼仪活动，还是旅游景区的民俗表演活动，经过商业化操作之后，均成为了非日常的、非原生态的市场行为，民俗活动失去了原本的意义表达和社会认同功能。商业化、舞台化的民俗活动失去了乡土性，过滤了深层文化意义，丧失了生活本身的朴素、生气和活力。(8)徐赣丽：《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

(二)日常实践分化的主要影响

日常实践的分化顺应了现代社会城镇化和市场化的趋势，提高了日常实践的效率和技术水平，使民众可以享受高质量的生活服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常实践的分化也是导致地方社会及其文化衰落的重要动因。

首先，实践空间的分化大大减少了人们互动交流的机会，人们都有各自独立的活动空间而很少有时空的交集，他们忙于各自的生计或社交活动，不再频繁进入社区公共空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而脱域化的互动更是进一步疏远了他们的关系。实践的外包化使得传统的协作变得不再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只需雇请专门人士来解决就足够了，过去那种为了“大事小情”而把亲朋好友召集起来协作的情况越来越少了。随着日常生活中相互依赖程度的降低，社区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也会逐渐淡化，生活共同体也逐渐松散。加上人口流动越来越普遍和频繁，地方社会的成员越来越不固定，因此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和社会整合模式。

其次，实践空间的分化抽空了社区生活的内容和意义，人们把生产劳动和休闲娱乐等重要的活动转到专门的场所，社区的价值和意义大大下降，社区生活被边缘化为可有可无的剩余物。而地方文化生成的大部分基础和动力就是来自丰富的地方生活，人们有了深度的依存关系才会产生富有意义的角色、事件或物品，而社区生活的空洞化导致那些地方性知识、规范和风俗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明显下降，致使地方文化发生、发展的氛围和动力都明显不足。此外，日常实践的外包化减少了人们的生活经验和体验，原来属于地方文化中的知识和技能被专门人士进行专业化和职业化改造，而封存于从业人员之中成为稀缺资本，普通民众掌握的日常生活知识和技能则越来越少。概而言之，人们不再需要亲自掌握实用的生活知识和技能来满足物质性需求，因为可以购买专门人士的专业服务；也不需要去制定和遵循各种繁文缛节去调节社区的社会关系，因为人们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和复杂了；更不需要自创作品来娱乐精神、表达情感，因为有专门的娱乐消遣场所来满足他们的精神性需求，更何况地方社会越来越缺乏可供创作的素材。因此，日常实践的视角可以用来解释地方文化式微的社会机制。

三、日常实践的回归：社区营造的启示

日常实践的回归就是要让人们的日常活动尽可能地在社区空间进行，让社区生活重新活跃起来，鼓励居民亲身参与社区活动，愿意投入时间去改善社区的生活环境，树立主体意识。回归的意义就在于丰富社区生活，增强居民对于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发展和延续当地的生活文化。日常实践回归的首要原则是需求为本，要充分掌握居民的最主要需求是什么，社区能够为他们做什么，社区的功能应该是家庭功能的延展，居民对于家庭的基本需求可以在社区中得到补充或扩大，那么生成积极的、具有生命力的生活文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种生活文化的建构可以汲取传统文化的积极元素，也可以在实际生活中自然创造，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则可以参照社区营造的理念和方法。刘晓春在考察日本和台湾的社区营造实践材料的基础上，探讨了社区营造对中国大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非遗保护的启示，提出了新形势下非遗保护的原则和路径。(9)刘晓春：《日本、台湾的“社区营造”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非遗保护的启示》，《民俗研究》2014年第5期。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来看，民俗学和社区营造这两个不同专业领域有很强的互补性，加强两者的合作与融合在当下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社区营造源于日本，后来在台湾地区得到广泛地推行。社区营造就是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并发动社会多方力量，发掘社区资源，解决社区的问题，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从而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从日本和台湾的实践经验来看，社区营造有自身的特点，一是更加强调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提倡居民自助、互助和自决；二是更加强调人文环境的营造，而不仅仅是硬件设施建设和治理模式建构。社区营造的优势就在于直接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组织者和居民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共同行动，并非仅仅停留在调研、培训和建言献策等外围层面。

笔者曾经深度参与广东湛江市X美术社以及其它多个社工机构的社区营造项目(10)X美术社位于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的一个老街区，是一个从事社区营造、社区艺术活动的民间组织，由一位社区艺术专业的高校教师带领一些学生志愿者发起成立，其行动目标主要是丰富老街文化、服务老街居民。笔者曾长期参与该组织的社区营造项目，同时也参与湛江多个城乡社工机构的社区营造项目。，对于社区营造与生活文化建构进行了一定的观察和思考，以下将通过两个方面来对日常实践的回归进行论述。

(一)回归社区空间，活跃社区生活

传统社区之所以会形成丰富的生活文化，是因为社区空间承载了丰富的日常实践，人们在互动沟通、守望相助的过程中形成了彼此依赖和地方依恋，社区生活因此充满了意义，社区空间也具有了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而随着家庭、社区的功能外化，人们的很多日常实践不得不离开社区来进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种情况进一步深化并成为常态。社区空间成为现代人匆匆路过的景观而非可以依恋的家园，与社区本身关联的日常生活内容和意义逐渐空洞化，生活文化形成的基础也就没有了。因此，要重建稳定的、系统的地方生活文化，首先就要考虑激活社区生活，把人们的日常实践吸引到社区中。

鼓励人们回到社区中开展日常实践，除了观念上的宣导，更要坚持需求为本的原则，在满足居民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形成足够的回归动力。被职业场所、消费场所分割的日常实践如果能回到社区空间，就能增进居民之间的关联度和依赖度，社区就会成为有故事、有情感的空间，生活文化就会丰富起来。

首先，在社区中满足居民的物质需求。在社区营造理论中，利用社区资源发展经济产业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这是居民回归社区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当然也是难度最大的工作。有的农村社工站把村民组织起来建立经济互助小组，争取多方资源，支持他们发展养殖业或种植业；有的把闲置农舍改造成乡村旅社，发展乡村旅游，支持返乡青年创业。在发展生计项目的实践中，社区工作者主要负责资源链接和监督评估，例如帮助村民争取贷款、协助寻找销路、搜集信息和技术培训等。发展经济产业的难度就在于不是每个社区都有合适的资源可以利用，因此难以全面推广，这就要求社区工作者善于带领居民调查社区资源，让居民认识到社区内可利用的社区资源，并能够充分运用这些资源。

除了发展生计项目，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居民平时在超市等商业场所度过的时间比较多，如果在社区内部有合适的消费场所就可以为居民提供公共空间，增进他们之间的交流。社区工作者可以倡议建立社区物资合作社，节省社区居民采购的时间，方便其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增加居民共处的时间；也可以组织建立旧物跳蚤市场，让旧物继续发挥其功能，也让居民获得物美价廉的物品，促进居民的资源再利用和相互分享的意识。

其次，在社区中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电影院、卡拉OK厅、游戏厅等娱乐场所具有难以抵挡的吸引力，取代了传统的娱乐方式，现代人对那些娱乐场所趋之若鹜，这也是传统生活文化衰落的原因之一。因此要延续和发展传统文化，或者创造新民俗新风尚，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创造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把他们吸引回社区中，保护培育地方文化也是社区营造的主要内容之一。可以创设社区节日，设计富有意义的游戏。X美术社在当地的老街承接了两届邻居节，不仅吸引了现住居民参与，也吸引了已经外迁的居民回来参与，还发动驻社区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参加活动，让他们也以“邻居”的身份融入到活动中。活动的设计具有大众化、生活化，以及可参与性、创新性等特点，邀请居民以游戏方式来体验老街，在游戏路线中设置了“老街公共艺术作品”“游戏老街”“老街历史拾遗”“老街吃货”等环节，这些活动都着力凸显老街历史文化的色彩，通过展示老街过去和现在的故事来塑造其“街魂”。

家庭教育是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最关心的事情之一，有的社会工作站点专门为当地居民的孩子设立了一个活动空间，用于课后托管、学业辅导、儿童绘本阅读、电影播放、手工制作课等活动。有的社工站则为有兴趣的居民开设书法班、烹饪班、英语班等，举办社区读书会，营造社区学习氛围，他们与当地的小学协商合作，为当地居民免费开放图书室、体育场等场所，实现资源共享。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内外寻找该工艺的民间高手，在社区内开班讲学，免费传授社区居民传统工艺技术，发掘社区内地方传统工艺。邀请年长的居民回忆本地区的传统祭典，为大家讲解传统祭典的历史与故事，举办传统祭典仪式，邀请居民共同参与，通过传统祭典的恢复，让居民了解本地传统文化，体会前人的信仰，为重建传统社区文化发挥作用。

(二)实践主体归位，提升主体意识

由市场化引发的服务外包现象让日常实践走向商业化、标准化，现代人的生活实践经验和技能则让渡给了市场，货币可以购买产品和服务，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活动不必亲力亲为，造成了生活场域的主体缺位：现代人不是日常生活的主人，而是理性系统中的一个工具而已。按照户晓辉的说法，他们是被各种职业和角色分割并分化之后的片面的“民”，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11)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61页。因此要恢复生活化的人，恢复人的完整性，就要让人们投入日常生活，恢复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生活共同体和社区的信念，形成本土化的、具有我群特征的日常实践模式及其文化。

首先，支持居民发挥自身特长为社区提供生活服务。社区工作者有必要物色社区中的活跃分子担任骨干或领袖，为居民提供各种生活服务，发挥社区积极分子的带动作用，调动居民的参与热情；可以进行社区志愿者人力调查，使得社区居民人尽其才，能够有效率地帮助有需要的人。有的社区成立了专门的鼓乐队、歌舞队、乡厨队、工匠队等，在社区中的红白喜事或重大活动中进行表演、承办宴席、修建设施。这种社区自建的服务队与居民之间不完全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也是一种合作关系，还包含深刻的情感关系，这有助于生活共同体和熟人社会的维系。另外，他们熟悉本地文化，在实践中会很自然地会运用传统的技艺和习俗，这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避免商业因素过度渗入传统文化而导致其异化。

X美术社曾开办社区厨房，在老街租用一间房子作为居民进餐的场所，厨师由社区里的志愿者轮流来担任。一般只提供午餐，主要的服务对象是老街里生活不便的老人、父母没空做饭的中小学生和某些上班族。接受供餐服务的人只需要支付低于市场价的费用，用于购买食材和支付厨师的劳务补贴。社区厨房给有需要的居民提供了一个共餐的空间，管理者要求大家负责洗自己使用的餐具，一起打扫地面和桌椅，共同维护餐厅的清洁卫生，社区厨房强调进餐者的主体意识，营造了“家”的氛围。社区厨房还组织私房菜大展示，邀请社区的妇女们来烹制自己的拿手好菜，她们可以借此机会交流分享厨房趣事、生活琐事，邀请社区的小孩、爸爸和老人一起品尝私房菜。这类活动可以让社区内的妇女走出家庭与其他人交流，不但学会新菜的做法，也扩大她们的生活圈。

其次，深化居民对社区历史和意义的理解，增强其主体意识。居民在充分形成对社区的依赖感和依恋感之后，对于社区的价值和意义会有更加积极的理解，在人-地依恋关系基础上形成地方认同和群体认同。有的社区工作者通过采访当地的老人或搜集文献资料来挖掘社区历史，把当地有价值的人、事、物(包括历史中的，也包括当代的)，通过文献、实物、景观、民俗活动等方式记录、呈现出来，进行意义阐释与共享，形成居民的集体表象和集体记忆，由此建立和维持地方认同。有的社工站招募社区志愿者访谈社区居民，记录她们的生命故事，增进居民彼此了解，居民参与排版、设计生命故事集。这些志愿者也包括社区里的中小学生，他们组成小记者团队，进行乡土调查和历史探索，通过街角观察游戏，使居民留意社区内更多的事物，放慢生活节奏，熟悉自己的社区；探索发现社区内有趣的动物与植物，鼓励居民认领一块区域加以保护，提升其保护生态与爱护家乡的意识。此外，还培养本地的社区解说员，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识，树立社区良好的对外形象。

社区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社会空间和意义空间，它承载着社会关系和精神寄托，地方认同与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进入居民的生活世界，阐释、呈现他们意识中的地方感，描述他们主观世界中的社区图景，阐释社区生活的主观意义。有了丰富的社区生活体验和深刻的情感依恋，地方社会的任何人、事、物都是富有意义的，也是难以取代的。经过代代相传、长期积淀，这些人、事、物就凝练而成为一套独特的符号体系，这是一种与本地社会直接对应的表征体系，可以全面真实地反映居民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对所属的地方会自然地形成一种“亲切的经验和依恋”(12)[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0页。。

四、结 语

现代社会强大的理性系统和市场机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渗透和支配，改变了人们的实践方式，动摇了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日常生活场域毕竟不是纯粹的市场，而应当是一个可以发展个性的自主的场域，应当是一个可以培育完整人格的、免受市场冲击的缓冲区，社区的本质意义就在于此。社区中有了互相关联的人和活动才会有故事，有了故事才会有共同的情感和思想，进而形成共同的生活文化。

日常生活文化本来就是大众化、通俗性的文化类型，是普通民众在日常实践中经过初级层次的加工创作而成的，因此从日常实践的维度来考察生活文化的嬗变，本应是理所当然的路径。但是理论与行动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使得很多文化研究缺少实操性和实验性，大多停留在文化本身而很少介入日常实践。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保存目前最主要的方式还是将其封存在民俗博物馆、舞台等脱离日常生活的空间中，而未能使之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发挥其最初的价值，由此看来对于传统文化原初意义的追求还需要更多行动的魄力和能力，这种行动未必是宏大的制度规划和推行，更多的反而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活动。北师大民俗学专业依托“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在“乡村传统与社会治理”主题下所进行的研究具有了实践理论的特点。(13)萧放：《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这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尝试，但还可以往介入民众生活的方向更进一步，就如某些社区工作者那样与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成为他们中的一部分，直接参与他们的日常实践，从内部影响他们。

既然日常实践是生活文化生成的土壤，那么对生活文化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本身，也不能把传统文化仅仅封存于博物馆和舞台，而是应当研究如何让传统文化回归社区，弥散在日常生活中，内化于人们的日常观念中。“如果说民俗研究与日常生活有关，那就是为了改变日常生活，提高日常生活的文化层次，使之具有文化传统属性。”(14)田兆元：《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与当代转型》，《文化遗产》2014年第6期。在剖析日常实践转变的条件和机制之后我们会发现，全面恢复传统文化的社会生活基础不复存在，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模式，因此我们要努力去做的一方面是发掘保存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介入日常实践，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部分传统文化，并努力创造新民俗，力求“提高日常生活的文化层次”。这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的交流合作，为生成积极的生活文化创造条件，例如社区营造就可以成为不同专业领域共同的试验场，它可以在传统文化继承中发挥积极作用，也可以尝试在社区中倡导积极的新生活方式，从而创造新的生活文化——正如X美术社等组织所尝试的那样。而这需要决心去跨越理论与行动之间的鸿沟，也需要包容心去跨越不同专业间之间的鸿沟。